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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故步自封的年代，当一群拖着长辫子、身着长袍马褂的孩子越过大洋登上旧金山码头时，传奇就此开始。
1872年至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年龄在9~15岁的学生赴美求学，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在当时递给朝廷的奏折中，此番壮举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开启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
从此，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詹天佑即是其中的一位。
按照现代人的想法，官费留学十五年，绝对是件“抢破头”的好事。但在一百多年前，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却需要过人的眼光与勇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根深蒂固，把自家骨肉送往远在天涯、祸福难料的“花旗国”，无异于现在的人们上火星探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留美幼童”中没有一个八旗子弟。
詹天佑祖籍徽州婺源县，天资聪颖，酷爱学习。承蒙詹家好友谭伯村引荐，12岁时考入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班。同治十一年（1872年），詹天佑随容闳由香港到上海，进入预备学校接受训练，由在刑部当了二十年主事的陈兰彬教汉文课，容闳教授英文课。
与如今国家公派留学需签订的《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相似，清政府当年也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由学生家长签署保证书，以示凭证。条文规定留学人员不准半途而废，不准加入外国籍，不准自谋职业。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也许在优越的现代人看来，一百多年前的镀金要求实在苛刻残忍。詹天佑当时的保证书就是由其父詹兴洪签字画押的。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登上轮船，启程赴美。在纷乱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天，这件事，被载入史册。它标志着封闭的中国正在打开国门，了解世界，开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
在没有民航的年代，想要穿越太平洋到地球另一边的神秘国度绝非易事。历经30天的海上漂泊后，第一批“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旧金山。上岸前，他们换好崭新的华服：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引得观者如云。当时的《纽约时报》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昨日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志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
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1829年，英国人乔治·史蒂芬逊驾驶其创制的“火箭号”蒸汽机车行驶于铁轨之上，视为世界铁路运输之始。当“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
由于要前往纽约学习，幼童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旧金山，搭上了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此时的中国尚无铁路，交通运输依然是古旧的车马驿道、舟楫水运。驰骋的火车在詹天佑和同学们眼中实属新奇，就连随队护送的清朝官员也未曾见过。他们这样描绘着眼前喷云吐雾的钢铁巨兽：“火车，其下两面，用相思缝铁条。中垫以木，度距尺横一木。车轮相辅铁条而行。转弯外形如叉。前后有铁钩，可层层以接。车头尾设火炉二，有水柜二。一舱大如蒲鞋船，中间行走之处约尺余。设对面座，长六尺，阔如一人榻……”于是，这群稚气未脱的孩子便成为了最早乘坐火车的“中国团”。
经过6天6夜的行程，火车到达终点站——位于康涅狄格河畔的斯普林菲尔德，中国人给这座城市起了个清新的名字：春田。大作家马克·吐温一家就居住于此。为了让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由于当地居民报名踊跃，有幸获得批准的“Host Family”（负责接待的家庭）便成为詹天佑远渡重洋的第二个家。
1873年，詹天佑考入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小学读书，寄住在校长诺索布家中。在这段时间里，詹天佑主要学习英文，熟悉和适应美国的风俗习惯。两年后，他考入纽哈芬的希尔豪斯中学，各科名列前茅，不仅掌握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尤以数学成绩优异，而且还在课余时参加了“东方人”棒球队，技艺娴熟，令人称道，可谓学习休闲两不误。最后，詹天佑以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的成绩高中毕业。
就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科学技术出现了突破性进展：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78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l879年又发明了造福人类的电灯。而在中国，依旧是没有一条铁路，没有一根电线，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1876年，美国人为了纪念建国l00周年，在费城举办博览会，容闳带领中国留学生前往参观。博览会上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成就，其中就包括铁路机车的现场表演。机器的轰鸣，开放的思想，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猛烈撞击着詹天佑的心灵，对他未来的求学方向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岂智力不若欧美，而史蒂芬逊之流，何不能产生于中国耶？”这是少年詹天佑发自内心的不甘。
詹天佑中学毕业时17周岁。远远优于当时封建教育的先进教育制度，使得他与中国国内的同龄人相比，更加博学、开放。在监护人诺索布夫人的鼓励和支持下，1878年7月，詹天佑考入耶鲁大学雪非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路专业。
在他就读的1878班有个拉丁文座右铭：在实践中求希望。正是秉承了这句座右铭所表达的思想和意志，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詹天佑刻苦攻读，先后学习了德文、英文、法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工程制图、球面三角学、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等角投影绘图学、微分学、测量学、投影几何学、积分学、地形测量学、野外工程学、铁路路线勘测学、路基土方计算、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凿岩工程学、地质学、矿冶学、蒸汽机动力工程学、水力学、天文测量学等三十余门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学习不到的东西。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报国为己任的詹天佑没有辜负那个时代的要求。他成绩突出，大学一、二年级两次获得数学奖，并通过实地调查完成了《码头起重机研究》的毕业论文，成为继容闳之后，又一名耶鲁大学的中国毕业生。对他来说，自幼远渡重洋、身居异邦的留学生涯，就是为了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知识，使其传入中国，并发展创新，为国家富强所用。
就在詹天佑刚刚毕业后，由于清政府极其愚昧地听信保守势力对留学事业的歪曲，加之美国政府排华的逆流，尽管容闳从中斡旋，甚至美国著名文学大师马克·吐温也发出呼吁，清政府仍然自食其“不准半途而废”的规定，下令留学生全部撤回。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留美学生被迫回国后，愚昧的清政府非但不给予重用，发挥他们的专长和才智，还把海归们看作是危险的异类。一起归国的黄开甲曾在书信中悲叹道：“我们这些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犯人’，被水兵一路押送，禁闭在以‘格致’命名的书院中。”（格致即“格物致知”，清朝末年把“格致”作为物理、化学等科学的总称）
报国无门，何其痛哉！詹天佑在忍耐、痛苦和期待中，熬过了7年的蹉跎岁月，终于在l888年有了转机。经留美同学邝孙谋推荐，中国铁路公司总经理伍廷芳聘请詹天佑由广州到天津，在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司。从此之后的31年里，詹天佑把他的毕生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并且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系列的卓越成就。
从12岁到20岁，詹天佑所见到的世界处在巨大的反差中。一边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每年修建一万公里铁路的美国，而另一边则是极端愚昧、落后、挨打，处在封建统治中的满清王朝。在他看来，任何国家铁路事业的发展程度，都制约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兴衰，大国尤其如此。他曾对同窗挚友说：“我很幸运能得到当前的职务。中国正在觉醒，已感到需要铁路。”
詹天佑一生参与、主持修建的铁路中，最艰巨且最著名的就是京张铁路。在此之前，愚昧的国人视铁路为“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的不祥之物。直至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才标志着我国近代工程建设的开始。
1905年，正当英、俄两国激烈争夺中国华北路权时，为摆脱两国的纠缠，清政府硬着头皮决定由中国自己出资，自己勘测、设计、修筑和管理京张铁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面对侵略者的冷言恶语和封建官僚的嘲笑议论，詹天佑毅然挑起重担，从当年5月开始，亲自率领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骑着毛驴，背上标杆，勘测线路。地处延庆的军都山（又称南口山，其主峰为世界闻名的八达岭）横亘在北京西北部，威严地拦着去路。想要战胜这里的崇山峻岭、千沟万壑，既要开凿坚硬的岩石，又需凿穿极长的山洞。许多外国人公然宣称，中国工程师不可能担任如此艰巨的铁路工程。此时的詹天佑虽然只有44岁，却已拥有l7年的筑路经验。在反复勘探京张全线的一山一丘，一沟一壑后，经过精密测算，他最终选定关沟段为最佳线路，并于10月开工建设。经过4年奋战，1909年9月全线胜利完工。由于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在中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朝野对詹天佑一致推崇，清政府授予詹天佑工科进士第一名，这也是中国科考制中最后一年的进士。
1912年9月6日，踌躇满志的孙中山从北京乘坐火车视察京张铁路。到达张家口火车站时，孙中山发表演说，高度褒扬了詹天佑创造的这一为民族增光的惊世之作。
有人把詹天佑的爱国精神形容为一见到洋人就吹胡子瞪眼睛、剑拔弩张的“爱国英雄”，甚至将他的爱国举措演绎成“排外主义”的战斗故事。事实上，詹天佑憎恶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工程师的轻视和排斥，而他对于国外同行和美国同学一直怀有深厚情谊。在现今保留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在修建京张铁路时经常与美国同学和老师书信讨论，表示自己很想再去美国看望大家并考察美国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他在给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布雷肯里奇的信中说，他从老朋友那里得到全班同学的合影和名单，很高兴大家都生活得非常精彩。
詹天佑把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称为“我的老亲人”，对她充满了真挚的感激之情。他怀念与诺索布一家共同生活的时期，难忘那些已成为过去的欢乐日子。1906年，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詹天佑，依然像儿子一样向这位老亲人汇报自己的近况。他在信中写道：“我现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三女四男。现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本路为第一条全部由中国工程师负责兴建之铁路，企望吾人能顺利完成！特附上剪报一份，使您知道当年在您监护下的一位中国幼童，现在已完成和将来继续要完成的任务。他早期的教育完全受惠于您！”
作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先驱者，詹天佑被人们称作中国铁路之父。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在中国法学上也拥有立章建制的伟大创举。
詹天佑不仅是一位高级工程技术专家，还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早在1905年京张铁路修筑之初，他便制订各级工程师和工程学员的工资标准并与考核制度结合施行，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的。
1916年，作为交通部技监的詹天佑在主持全国交通会议时制定了130项包括勘测全国铁路、统一路政、制订标准、人才考绩管理以及整顿交通财政在内的决议案。由于詹天佑为我国早期铁路标准化和法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17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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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至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年龄在9~15岁的学生赴美求学，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在当时递给朝廷的奏折中，此番壮举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开启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
从此，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詹天佑即是其中的一位。
按照现代人的想法，官费留学十五年，绝对是件“抢破头”的好事。但在一百多年前，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却需要过人的眼光与勇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根深蒂固，把自家骨肉送往远在天涯、祸福难料的“花旗国”，无异于现在的人们上火星探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留美幼童”中没有一个八旗子弟。
詹天佑祖籍徽州婺源县，天资聪颖，酷爱学习。承蒙詹家好友谭伯村引荐，12岁时考入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班。同治十一年（1872年），詹天佑随容闳由香港到上海，进入预备学校接受训练，由在刑部当了二十年主事的陈兰彬教汉文课，容闳教授英文课。
与如今国家公派留学需签订的《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相似，清政府当年也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由学生家长签署保证书，以示凭证。条文规定留学人员不准半途而废，不准加入外国籍，不准自谋职业。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也许在优越的现代人看来，一百多年前的镀金要求实在苛刻残忍。詹天佑当时的保证书就是由其父詹兴洪签字画押的。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登上轮船，启程赴美。在纷乱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天，这件事，被载入史册。它标志着封闭的中国正在打开国门，了解世界，开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
在没有民航的年代，想要穿越太平洋到地球另一边的神秘国度绝非易事。历经30天的海上漂泊后，第一批“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旧金山。上岸前，他们换好崭新的华服：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引得观者如云。当时的《纽约时报》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昨日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志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
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1829年，英国人乔治·史蒂芬逊驾驶其创制的“火箭号”蒸汽机车行驶于铁轨之上，视为世界铁路运输之始。当“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
由于要前往纽约学习，幼童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旧金山，搭上了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此时的中国尚无铁路，交通运输依然是古旧的车马驿道、舟楫水运。驰骋的火车在詹天佑和同学们眼中实属新奇，就连随队护送的清朝官员也未曾见过。他们这样描绘着眼前喷云吐雾的钢铁巨兽：“火车，其下两面，用相思缝铁条。中垫以木，度距尺横一木。车轮相辅铁条而行。转弯外形如叉。前后有铁钩，可层层以接。车头尾设火炉二，有水柜二。一舱大如蒲鞋船，中间行走之处约尺余。设对面座，长六尺，阔如一人榻……”于是，这群稚气未脱的孩子便成为了最早乘坐火车的“中国团”。
经过6天6夜的行程，火车到达终点站——位于康涅狄格河畔的斯普林菲尔德，中国人给这座城市起了个清新的名字：春田。大作家马克·吐温一家就居住于此。为了让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由于当地居民报名踊跃，有幸获得批准的“Host Family”（负责接待的家庭）便成为詹天佑远渡重洋的第二个家。
1873年，詹天佑考入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小学读书，寄住在校长诺索布家中。在这段时间里，詹天佑主要学习英文，熟悉和适应美国的风俗习惯。两年后，他考入纽哈芬的希尔豪斯中学，各科名列前茅，不仅掌握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尤以数学成绩优异，而且还在课余时参加了“东方人”棒球队，技艺娴熟，令人称道，可谓学习休闲两不误。最后，詹天佑以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的成绩高中毕业。
就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科学技术出现了突破性进展：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78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l879年又发明了造福人类的电灯。而在中国，依旧是没有一条铁路，没有一根电线，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1876年，美国人为了纪念建国l00周年，在费城举办博览会，容闳带领中国留学生前往参观。博览会上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成就，其中就包括铁路机车的现场表演。机器的轰鸣，开放的思想，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猛烈撞击着詹天佑的心灵，对他未来的求学方向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岂智力不若欧美，而史蒂芬逊之流，何不能产生于中国耶？”这是少年詹天佑发自内心的不甘。
詹天佑中学毕业时17周岁。远远优于当时封建教育的先进教育制度，使得他与中国国内的同龄人相比，更加博学、开放。在监护人诺索布夫人的鼓励和支持下，1878年7月，詹天佑考入耶鲁大学雪非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路专业。
在他就读的1878班有个拉丁文座右铭：在实践中求希望。正是秉承了这句座右铭所表达的思想和意志，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詹天佑刻苦攻读，先后学习了德文、英文、法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工程制图、球面三角学、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等角投影绘图学、微分学、测量学、投影几何学、积分学、地形测量学、野外工程学、铁路路线勘测学、路基土方计算、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凿岩工程学、地质学、矿冶学、蒸汽机动力工程学、水力学、天文测量学等三十余门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学习不到的东西。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报国为己任的詹天佑没有辜负那个时代的要求。他成绩突出，大学一、二年级两次获得数学奖，并通过实地调查完成了《码头起重机研究》的毕业论文，成为继容闳之后，又一名耶鲁大学的中国毕业生。对他来说，自幼远渡重洋、身居异邦的留学生涯，就是为了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知识，使其传入中国，并发展创新，为国家富强所用。
就在詹天佑刚刚毕业后，由于清政府极其愚昧地听信保守势力对留学事业的歪曲，加之美国政府排华的逆流，尽管容闳从中斡旋，甚至美国著名文学大师马克·吐温也发出呼吁，清政府仍然自食其“不准半途而废”的规定，下令留学生全部撤回。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留美学生被迫回国后，愚昧的清政府非但不给予重用，发挥他们的专长和才智，还把海归们看作是危险的异类。一起归国的黄开甲曾在书信中悲叹道：“我们这些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犯人’，被水兵一路押送，禁闭在以‘格致’命名的书院中。”（格致即“格物致知”，清朝末年把“格致”作为物理、化学等科学的总称）
报国无门，何其痛哉！詹天佑在忍耐、痛苦和期待中，熬过了7年的蹉跎岁月，终于在l888年有了转机。经留美同学邝孙谋推荐，中国铁路公司总经理伍廷芳聘请詹天佑由广州到天津，在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司。从此之后的31年里，詹天佑把他的毕生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并且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系列的卓越成就。
从12岁到20岁，詹天佑所见到的世界处在巨大的反差中。一边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每年修建一万公里铁路的美国，而另一边则是极端愚昧、落后、挨打，处在封建统治中的满清王朝。在他看来，任何国家铁路事业的发展程度，都制约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兴衰，大国尤其如此。他曾对同窗挚友说：“我很幸运能得到当前的职务。中国正在觉醒，已感到需要铁路。”
詹天佑一生参与、主持修建的铁路中，最艰巨且最著名的就是京张铁路。在此之前，愚昧的国人视铁路为“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的不祥之物。直至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才标志着我国近代工程建设的开始。
1905年，正当英、俄两国激烈争夺中国华北路权时，为摆脱两国的纠缠，清政府硬着头皮决定由中国自己出资，自己勘测、设计、修筑和管理京张铁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面对侵略者的冷言恶语和封建官僚的嘲笑议论，詹天佑毅然挑起重担，从当年5月开始，亲自率领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骑着毛驴，背上标杆，勘测线路。地处延庆的军都山（又称南口山，其主峰为世界闻名的八达岭）横亘在北京西北部，威严地拦着去路。想要战胜这里的崇山峻岭、千沟万壑，既要开凿坚硬的岩石，又需凿穿极长的山洞。许多外国人公然宣称，中国工程师不可能担任如此艰巨的铁路工程。此时的詹天佑虽然只有44岁，却已拥有l7年的筑路经验。在反复勘探京张全线的一山一丘，一沟一壑后，经过精密测算，他最终选定关沟段为最佳线路，并于10月开工建设。经过4年奋战，1909年9月全线胜利完工。由于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在中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朝野对詹天佑一致推崇，清政府授予詹天佑工科进士第一名，这也是中国科考制中最后一年的进士。
1912年9月6日，踌躇满志的孙中山从北京乘坐火车视察京张铁路。到达张家口火车站时，孙中山发表演说，高度褒扬了詹天佑创造的这一为民族增光的惊世之作。
有人把詹天佑的爱国精神形容为一见到洋人就吹胡子瞪眼睛、剑拔弩张的“爱国英雄”，甚至将他的爱国举措演绎成“排外主义”的战斗故事。事实上，詹天佑憎恶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工程师的轻视和排斥，而他对于国外同行和美国同学一直怀有深厚情谊。在现今保留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在修建京张铁路时经常与美国同学和老师书信讨论，表示自己很想再去美国看望大家并考察美国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他在给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布雷肯里奇的信中说，他从老朋友那里得到全班同学的合影和名单，很高兴大家都生活得非常精彩。
詹天佑把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称为“我的老亲人”，对她充满了真挚的感激之情。他怀念与诺索布一家共同生活的时期，难忘那些已成为过去的欢乐日子。1906年，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詹天佑，依然像儿子一样向这位老亲人汇报自己的近况。他在信中写道：“我现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三女四男。现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本路为第一条全部由中国工程师负责兴建之铁路，企望吾人能顺利完成！特附上剪报一份，使您知道当年在您监护下的一位中国幼童，现在已完成和将来继续要完成的任务。他早期的教育完全受惠于您！”
作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先驱者，詹天佑被人们称作中国铁路之父。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在中国法学上也拥有立章建制的伟大创举。
詹天佑不仅是一位高级工程技术专家，还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早在1905年京张铁路修筑之初，他便制订各级工程师和工程学员的工资标准并与考核制度结合施行，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的。
1916年，作为交通部技监的詹天佑在主持全国交通会议时制定了130项包括勘测全国铁路、统一路政、制订标准、人才考绩管理以及整顿交通财政在内的决议案。由于詹天佑为我国早期铁路标准化和法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17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