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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赋能”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使命。职业教育的全民性、时代性和跨界性是其“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基于当前职业教育在乡村的实践，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有三类实践路径：“输入技能”“引入产能”和“循环智能”。通过对三类路径的实践主体、服务对象、运作方式及成效表现等方面的比较和分析，可知当前实践中的不足：实践主体协同性差、实践内容渗透力弱、运作方式难再循环。因此，可以从构建协同框架、开辟融合路径及融入数字乡村等方面，实现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实践策略的优化。
关键词 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实践路径;赋能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3-0059-06
作者简介
瞿晓理（1981- ），女，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人力资源（苏州，215009）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人工智能 X’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研究”（ECA190482），主持人：王佳;2021年度江苏省“青蓝工程”青年骨干培养资助对象中期考核成果之一，资助对象：瞿晓理
在脱贫攻坚期，职业教育开展多种实践，“赋能”三农，助力决胜小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教育部随即颁布“办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相关政策，积极部署“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计划;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又提出职业教育应“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等要求;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更是强调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乡村振兴“赋能”依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探讨职业教育如何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应然是各界关注的内容。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绝不仅是我国政策的要求，在国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均体现出服务“三农”的功能。在美国，以“扶持农民、协助农场主致富”为主要目的的职业技能教育项目已有多年历史，也为美国的乡村发展培养了大批职业农民群体[1][2]。在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用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治理发展，一方面，针对乡村人口，构建了提升农业经营能力的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鼓励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入驻乡村，通过聘请乡村本土的传统技艺掌握者，推进文化传承和保护，因地制宜治理乡村[3]。印度的“喀科运”实践经验，是职业技术教育服务“三农”的代表，通过成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推广农业技术及职业技术、教育立法等手段，推进了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取了显著成效[4]。由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可见，职业教育具备面向“三农”的特有优势，而这种优势源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也构成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一）职业教育的“全民性”，是实践的前提条件
职业教育是一类“全民性”的教育，其可以是学历性的教育，也可以是非学历性的培训。学历性职业教育对象的来源途径有两种，一部分来自选拔性的招考途径，另一部分来自非选拔的注册途径[5]。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且建成一定数量的职业教育机构，培育了一定规模的职教资源。低门槛的入学条件和规模性的教育资源，成就了职业教育的“全民”属性。同时，我国农村人口占极大比重，并且这一群体的各类资本均呈现偏于弱势的状态，使得他们通过选拔招考途径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偏小。事实上，走精英路线的普通教育，受其教育定位和资源的限制，也无法支撑和承担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教育问题。而职业教育的“全面性”恰恰能够应对这一问题，这也成为职业教育能直接面向“三农”的前提条件。
（二）职业教育的“时代性”，保证了实践的方向
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从事职业的种类、内容及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作为指向“职业”的职业教育，也随时代的进步而革新发展，“时代性”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特征之一。
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落后贫困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对外封闭。因此，农村要实现脱贫致富，必须要获取外界信息，打破封闭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通过教育、培训、宣传、咨询等多种手段，向农村引入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拓展了农产品对外的消费市场，传播和保护了乡村的风俗文化，增强了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能力，开阔了农村人口的眼界，促进了乡村社会的与时俱进[6]。而“時代性”特征，也让职业教育在乡村教育实践中，始终能引导乡村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回顾过去的实践成效，职业教育能推进农村人口的职业身份转变，实现由传统农民到职业农民再到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型;能促进农村人口职业技能的更新，实现由手工农具到机械农具再到数字农具的升级。
（三）职业教育的“跨界性”，为实践提供了资源
职业教育是一个涉及“职业界”“教育界”“技术界”及“产业界”等多领域的复杂系统[7][8]。横跨多界的特性，使得职业教育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多种发展资源。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其在赋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的同时也稳定了乡村社会。农村职业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村人口对教育的诉求，提升乡村社会人口的整体素质。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乡村社会的现代农业技术水平获得提升，传统农民转型为职业农民。职业教育还能通过产教融合的途径，推进乡村社会的产业兴旺发展。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能促进乡村社会的教育、人口、经济及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黄炎培先生曾指出，职业教育具备“社会性”特征，认为职业教育活动就是一种社会活动[9]。而本文在这里作出补充，社会活动是涉及多领域的活动，职业教育是横跨多领域的教育，两者在“多领域”上的重合，使得职业教育契合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因此，“跨界性”使职业教育具备“赋能”乡村社会的多样实践资源。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基于国内实践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
1.路径一：输入技能
“输入技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最基本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农村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以“输入”为主。此后，通过开办县级职教中心、设立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点、送“技能下乡”和送“技能上门”等实践举措，职业教育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技能培训。时至今日，“输入技能”依然是我国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从全国范围来看，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农村地区的技能培训达到395.2万人次;而據教育部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职业院校面向农村地区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培训累计近万场次，培训人次约达99.3万。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依据自身资源条件，将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输送入乡”，形成了富有成效的路径模式。以苏州地区为例，一方面，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本地各农村合作社，形成网格化技能培训点，聘请苏州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农业专家、涉农企业家等为讲师团，定期向各乡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传统手工艺、现代农业管理”等内容的培训;另一方面，在苏州地区的职业院校，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每年定期开展“技能下乡”活动，面向苏州农村地区提供现代农业技术、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物联网等内容的培训和咨询服务。通过地方政府和职业院校的合力“送技能”，苏州打造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符合地方产业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赋予了“鱼米之乡”的时代活力，也为苏州后续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2.路径二：引入产能
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内容是产业振兴，职业教育要“赋能”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在乡村“引入产能”的主要做法有：一是引入产业技术，如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打造“航空生态牧场”，利用现代科技技术，创新建立了生产性实训基地，将先进产业技术引入四川阿坝洲的乡村地区，扶持当地农牧产业的发展。二是引入产业项目，如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通过“科技特派员 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模式，助力江苏涟水县陈师镇红旗村成为雷允上药业公司的定点供应商，打造了红旗村“中药原材”的产业名片。三是引入企业，如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聘请农业领域经营管理专家，在湖南官溪村成立官溪洣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鼓励村民入股，改革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动力。四是引入产业资金，如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与宜昌市国土资源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昌分行等单位合作，利用当地政策，入股苏家河村农产业种植基地，推进当地猕猴桃、羊肚菌等产业的规模发展。除此之外，职业院校还通过引入产业专家和产业市场等做法，“赋能”乡村振兴。
3.路径三：循环智能
“循环智能”的路径，是职业教育打破农村封闭状态，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手段，让农村人口“走出去、返回来”，整个过程中让他们获得外界的“能量”，高质量地参与乡村建设。2015年国家号召广大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职业教育通过“循环智能”路径“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不断涌现。如：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项目，定向培养农村高职大学生，学生们学成后返乡创业，成为村“两委”的后备力量，带动更多村民走致富之路。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利用“东西协作”模式，每年定期选派大三学生进入东部协作院校的企业开展顶岗实习，学习东部发达地区的技术和经验，之后学校引导和激励西藏学子返藏建设，助力西部乡村振兴。除此之外，过去我国劳务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山西等，如今都已成为享受返乡创业红利的大户。据国家人社部门估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人数约达1300万人，成为乡村建设中的“精英”和“能人”。而无论是劳务输出还是返乡创业，职业教育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培训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二）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分析
上述三类“赋能”路径是对当前职业教育在乡村实践的归纳，本研究从实践主体、服务对象、运作方式及成效表现等四个方面，分别总结它们的实践特征，见表1。
第一，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主体构成均呈现多元的特征。职业教育横跨产业界、技术界、教育界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的主体构成了各类路径的实践主体;也就是说，主体的多元特征，本质是职业教育跨界性逻辑的实践表征。此外，由于不同路径涉及的领域不同，导致构成它们的实践主体也不同，其中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主要载体，参与了每一类“赋能”路径，成为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
第二，综合三类“赋能”路径的服务对象，有职业农民、农村子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多类人群，而这几类人群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人口的类别，也说明职业教育在农村是面向全员的教育。这正呼应了职业教育“全民性”的实践逻辑，也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对“三农人口”的意义所在。
第三，比较三类“赋能”路径的运作方式发现，如果说“输入技能”和“引入产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单向”运作，那么“循环智能”则是双向通道，并且是一种“双循环”的运作，见图1。三类“赋能”路径的运作方式，均是来自时代的需求。其中，“输入技能”是最早实施的，是基于20世纪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背景所采纳的。而如今，这种运作方式可以高效率地完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任务，依然是时代的选择。“引入产能”是基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时代发展要求，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必然呈现的一种运作方式。而“循环智能”的双向运作，更是基于时代发展的现实背景：职业院校向农村兜底招生，是脱贫攻坚期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要求;地方政府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是现代都市发展的需求，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号召大学生返乡建设，号召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是乡村振兴的要求。因此，无论是单向还是双向，职业教育时代性的实践逻辑催生了不同的运作方式。 第四，从整体来看现有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已经实现了对乡村“五大振兴”内容的全覆盖;同时，每一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表现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其中，“输入技能”路径的目标是为乡村地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实践成效主要表现在人才振兴;进一步来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参与当地乡村的产业建设，传承传统手工艺文化，因此辅助成效表现为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引入产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一条关键路径，将技术、项目、企业及资金等一系列生产要素引入乡村社会，助推乡村的产业发展，即主要实践成效是产业振兴。在职业院校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引入的新技术、新制度等又推动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智能循环”是职业教育“賦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其让农村人口的脑子“活络”起来，通过“双循环”的运作为乡村振兴提供“智能”，因此主要的实践成效是人才振兴;而返乡大学生成为乡村组织的后备力量，返乡创业农民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间接体现了组织振兴和产业振兴的实践成效。
三、思考与优化
（一）现有三类“赋能”路径不足的思考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表明，职业教育面向“三农”是具备基础和优势的，但是现有的三类“赋能”路径依然存在不足。
1.实践主体虽然多元，但协同性不高
如上文所述，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是多元的，从三类路径的实践主体构成来看，有职业院校、职教培训机构、各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力量;但回归具体实践，多元的实践主体在整个运行中的定位和分工并不清晰。如“输入技能”路径采用了政府和学校联合的方式，政府组织，院校开展培训，分工非常明确。但是，依然以苏州地区为例，却出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院校”两套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政府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造成职教资源的浪费。在“引入产能”路径中，虽然是以“产教融合”为抓手，但事实上都是以“职业院校”为主在积极推进，而社会产业力量作为实践主体之一，实践自觉性偏低[10]。还有在“智能循环”路径中，出现“输出—流入”两地政府的责任不清晰、相互推诿，而职业院校单方面又不能完全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循环”中风险和保障的问题[11]。由此可见，当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虽然是多元的，但协同性不高。
2.实践覆盖虽然全面，但渗透力偏弱
综合职业教育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呈现出对乡村振兴战略中“五大振兴”的全覆盖，并且在“五大振兴”的独立维度上，职业教育的实践成效显然是各有侧重的。人才振兴的成效显示最高，产业振兴其次，而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及组织振兴等维度的成效并不显著。实践成效的各有侧重是常态现象，但进一步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振兴”维度是存在逻辑关系的，即产业振兴是根本，人才振兴是关键，文化振兴是动力，生态振兴是发展，组织振兴是保障[12]。“五大振兴”是相互支撑、有机渗透的。
本研究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每一类路径所指向的实践成效内容，均都不能完整地支撑乡村“五大振兴”体系。而且，在“引入产能”路径中，其实践成效只是指向了“产业振兴”，而依托“产教融合”的乡村人才培养，在众多实践中居然没有获得显现。此外，对教育而言，人才和文化是其系统内两个重要的组成[13];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有密切的联系，并呈现在实践成效中。但本研究中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未能显现此类联系。上述各类问题充分说明当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渗透力偏弱。
3.“赋能”通道虽然双向，但再循环较难
“循环智能”路径构建了双向通道，让农村人口“走出去，返回来”，成为外界“能量”的载体，助力乡村发展。但是这种双通道的“赋能”路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实施的。对于“输出通道”的形成，一方面，是来自20纪90年代以来沿海发达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化发展，创造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机会[14]。而对于“返乡通道”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工业智能化的发展，“机器换人”降低了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另一方面，三、四线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使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就创业”的政策。在双向通道的两个循环中，“农村子女→返乡大学生”的循环规模，要远小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的循环规模;但“农村子女→返乡大学生”循环的可持续性相对较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的循环，是依靠时代背景驱动的，但时代背景是不可复制的，也意味着这种路径的再循环较难实现。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优化
1.构建主体协同框架：明确目标、厘清责任、共享信息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确立了职业教育多元主体的实践表征;同时要深入推进乡村社会的产教融合，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提质升档，离不开多元实践主体的协同。学界对该类问题的探讨颇多，并提出推进主体协同的各种策略，主要有：提升职业院校水平，增强其协同能力[15];出台相关政策，激发企业自觉性[16][17];强化行业组织建设，发挥其桥梁作用[18]等。
除上述推进主体协同的优化策略外，需构建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实践的“多元”主体协同框架，而协同框架的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由上到下”明确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目标体系，即将“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逐级分解、不断细化，由此可以确立多元主体的实践目标清单，以确保子目标和整体目标的一致性，作为协同框架的基础。第二层，“由小到大”厘清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责任体系。一是要明确各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如政府是引导者和保障方，院校是教育者和执行方，企业是生产者和执行方，行业是协调者和技术方等，并进一步分析各主体的功能。二是对应各主体的功能，分配实践目标清单中的子目标，明确每一个小目标的责任方，由小职责汇集成大任务，由此厘清各主体在实践中的责任。第三层，“由点到面”共享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信息体系。要实现协同，实践信息必然要共享。打破原有实践主体间“点对点”的单一信息传递方式，创立共享信息面板，将有利于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各主体方，能及时依据外界环境调整自身决策，保持与其他主体的一致性。 2.开辟“赋能”融合路径：集聚资源、集成举措、集约治理
如前文所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五大振兴”内容是一个有机逻辑系统，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因此，开辟一条既指向人才振兴又服务产业振兴，同时推动文化、生态及组织振兴的“融合路径”是可行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第一，在探索融合路径中，首要解决资源融合问题。跨界性使得职业教育在乡村实践中拥有诸多资源禀赋，这些资源横跨教育、职业、技术、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只有理顺这些资源的关系，将教育链延伸至产业链、职业链、技术链及文化链，巩固各条“资源链”的节点，才能集聚各类资源的最大“能量”。第二，开辟“融合的路径”需要“融合的举措”作支撑。在本文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中，职业教育采用了技能培训、创业教育、新建基地、服务项目、技术咨询、研发工艺等多类举措;事实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文教融通”的理念，表明实践举措的叠加将获得“1 1
关键词 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实践路径;赋能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3-0059-06
作者简介
瞿晓理（1981- ），女，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人力资源（苏州，215009）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人工智能 X’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研究”（ECA190482），主持人：王佳;2021年度江苏省“青蓝工程”青年骨干培养资助对象中期考核成果之一，资助对象：瞿晓理
在脱贫攻坚期，职业教育开展多种实践，“赋能”三农，助力决胜小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教育部随即颁布“办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相关政策，积极部署“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计划;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又提出职业教育应“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等要求;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更是强调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乡村振兴“赋能”依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探讨职业教育如何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应然是各界关注的内容。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绝不仅是我国政策的要求，在国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均体现出服务“三农”的功能。在美国，以“扶持农民、协助农场主致富”为主要目的的职业技能教育项目已有多年历史，也为美国的乡村发展培养了大批职业农民群体[1][2]。在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用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治理发展，一方面，针对乡村人口，构建了提升农业经营能力的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鼓励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入驻乡村，通过聘请乡村本土的传统技艺掌握者，推进文化传承和保护，因地制宜治理乡村[3]。印度的“喀科运”实践经验，是职业技术教育服务“三农”的代表，通过成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推广农业技术及职业技术、教育立法等手段，推进了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取了显著成效[4]。由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可见，职业教育具备面向“三农”的特有优势，而这种优势源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也构成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一）职业教育的“全民性”，是实践的前提条件
职业教育是一类“全民性”的教育，其可以是学历性的教育，也可以是非学历性的培训。学历性职业教育对象的来源途径有两种，一部分来自选拔性的招考途径，另一部分来自非选拔的注册途径[5]。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且建成一定数量的职业教育机构，培育了一定规模的职教资源。低门槛的入学条件和规模性的教育资源，成就了职业教育的“全民”属性。同时，我国农村人口占极大比重，并且这一群体的各类资本均呈现偏于弱势的状态，使得他们通过选拔招考途径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偏小。事实上，走精英路线的普通教育，受其教育定位和资源的限制，也无法支撑和承担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教育问题。而职业教育的“全面性”恰恰能够应对这一问题，这也成为职业教育能直接面向“三农”的前提条件。
（二）职业教育的“时代性”，保证了实践的方向
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从事职业的种类、内容及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作为指向“职业”的职业教育，也随时代的进步而革新发展，“时代性”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特征之一。
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落后贫困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对外封闭。因此，农村要实现脱贫致富，必须要获取外界信息，打破封闭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通过教育、培训、宣传、咨询等多种手段，向农村引入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拓展了农产品对外的消费市场，传播和保护了乡村的风俗文化，增强了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能力，开阔了农村人口的眼界，促进了乡村社会的与时俱进[6]。而“時代性”特征，也让职业教育在乡村教育实践中，始终能引导乡村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回顾过去的实践成效，职业教育能推进农村人口的职业身份转变，实现由传统农民到职业农民再到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型;能促进农村人口职业技能的更新，实现由手工农具到机械农具再到数字农具的升级。
（三）职业教育的“跨界性”，为实践提供了资源
职业教育是一个涉及“职业界”“教育界”“技术界”及“产业界”等多领域的复杂系统[7][8]。横跨多界的特性，使得职业教育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多种发展资源。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其在赋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的同时也稳定了乡村社会。农村职业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村人口对教育的诉求，提升乡村社会人口的整体素质。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乡村社会的现代农业技术水平获得提升，传统农民转型为职业农民。职业教育还能通过产教融合的途径，推进乡村社会的产业兴旺发展。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能促进乡村社会的教育、人口、经济及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黄炎培先生曾指出，职业教育具备“社会性”特征，认为职业教育活动就是一种社会活动[9]。而本文在这里作出补充，社会活动是涉及多领域的活动，职业教育是横跨多领域的教育，两者在“多领域”上的重合，使得职业教育契合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因此，“跨界性”使职业教育具备“赋能”乡村社会的多样实践资源。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基于国内实践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
1.路径一：输入技能
“输入技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最基本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农村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以“输入”为主。此后，通过开办县级职教中心、设立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点、送“技能下乡”和送“技能上门”等实践举措，职业教育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技能培训。时至今日，“输入技能”依然是我国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从全国范围来看，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农村地区的技能培训达到395.2万人次;而據教育部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职业院校面向农村地区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培训累计近万场次，培训人次约达99.3万。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依据自身资源条件，将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输送入乡”，形成了富有成效的路径模式。以苏州地区为例，一方面，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本地各农村合作社，形成网格化技能培训点，聘请苏州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农业专家、涉农企业家等为讲师团，定期向各乡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传统手工艺、现代农业管理”等内容的培训;另一方面，在苏州地区的职业院校，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每年定期开展“技能下乡”活动，面向苏州农村地区提供现代农业技术、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物联网等内容的培训和咨询服务。通过地方政府和职业院校的合力“送技能”，苏州打造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符合地方产业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赋予了“鱼米之乡”的时代活力，也为苏州后续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2.路径二：引入产能
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内容是产业振兴，职业教育要“赋能”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在乡村“引入产能”的主要做法有：一是引入产业技术，如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打造“航空生态牧场”，利用现代科技技术，创新建立了生产性实训基地，将先进产业技术引入四川阿坝洲的乡村地区，扶持当地农牧产业的发展。二是引入产业项目，如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通过“科技特派员 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模式，助力江苏涟水县陈师镇红旗村成为雷允上药业公司的定点供应商，打造了红旗村“中药原材”的产业名片。三是引入企业，如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聘请农业领域经营管理专家，在湖南官溪村成立官溪洣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鼓励村民入股，改革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动力。四是引入产业资金，如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与宜昌市国土资源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昌分行等单位合作，利用当地政策，入股苏家河村农产业种植基地，推进当地猕猴桃、羊肚菌等产业的规模发展。除此之外，职业院校还通过引入产业专家和产业市场等做法，“赋能”乡村振兴。
3.路径三：循环智能
“循环智能”的路径，是职业教育打破农村封闭状态，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手段，让农村人口“走出去、返回来”，整个过程中让他们获得外界的“能量”，高质量地参与乡村建设。2015年国家号召广大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职业教育通过“循环智能”路径“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不断涌现。如：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项目，定向培养农村高职大学生，学生们学成后返乡创业，成为村“两委”的后备力量，带动更多村民走致富之路。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利用“东西协作”模式，每年定期选派大三学生进入东部协作院校的企业开展顶岗实习，学习东部发达地区的技术和经验，之后学校引导和激励西藏学子返藏建设，助力西部乡村振兴。除此之外，过去我国劳务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山西等，如今都已成为享受返乡创业红利的大户。据国家人社部门估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人数约达1300万人，成为乡村建设中的“精英”和“能人”。而无论是劳务输出还是返乡创业，职业教育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培训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二）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分析
上述三类“赋能”路径是对当前职业教育在乡村实践的归纳，本研究从实践主体、服务对象、运作方式及成效表现等四个方面，分别总结它们的实践特征，见表1。
第一，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主体构成均呈现多元的特征。职业教育横跨产业界、技术界、教育界等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的主体构成了各类路径的实践主体;也就是说，主体的多元特征，本质是职业教育跨界性逻辑的实践表征。此外，由于不同路径涉及的领域不同，导致构成它们的实践主体也不同，其中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主要载体，参与了每一类“赋能”路径，成为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
第二，综合三类“赋能”路径的服务对象，有职业农民、农村子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多类人群，而这几类人群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人口的类别，也说明职业教育在农村是面向全员的教育。这正呼应了职业教育“全民性”的实践逻辑，也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对“三农人口”的意义所在。
第三，比较三类“赋能”路径的运作方式发现，如果说“输入技能”和“引入产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单向”运作，那么“循环智能”则是双向通道，并且是一种“双循环”的运作，见图1。三类“赋能”路径的运作方式，均是来自时代的需求。其中，“输入技能”是最早实施的，是基于20世纪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背景所采纳的。而如今，这种运作方式可以高效率地完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任务，依然是时代的选择。“引入产能”是基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时代发展要求，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必然呈现的一种运作方式。而“循环智能”的双向运作，更是基于时代发展的现实背景：职业院校向农村兜底招生，是脱贫攻坚期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要求;地方政府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是现代都市发展的需求，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号召大学生返乡建设，号召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是乡村振兴的要求。因此，无论是单向还是双向，职业教育时代性的实践逻辑催生了不同的运作方式。 第四，从整体来看现有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已经实现了对乡村“五大振兴”内容的全覆盖;同时，每一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表现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其中，“输入技能”路径的目标是为乡村地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实践成效主要表现在人才振兴;进一步来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参与当地乡村的产业建设，传承传统手工艺文化，因此辅助成效表现为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引入产能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一条关键路径，将技术、项目、企业及资金等一系列生产要素引入乡村社会，助推乡村的产业发展，即主要实践成效是产业振兴。在职业院校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引入的新技术、新制度等又推动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智能循环”是职业教育“賦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其让农村人口的脑子“活络”起来，通过“双循环”的运作为乡村振兴提供“智能”，因此主要的实践成效是人才振兴;而返乡大学生成为乡村组织的后备力量，返乡创业农民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间接体现了组织振兴和产业振兴的实践成效。
三、思考与优化
（一）现有三类“赋能”路径不足的思考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表明，职业教育面向“三农”是具备基础和优势的，但是现有的三类“赋能”路径依然存在不足。
1.实践主体虽然多元，但协同性不高
如上文所述，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是多元的，从三类路径的实践主体构成来看，有职业院校、职教培训机构、各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力量;但回归具体实践，多元的实践主体在整个运行中的定位和分工并不清晰。如“输入技能”路径采用了政府和学校联合的方式，政府组织，院校开展培训，分工非常明确。但是，依然以苏州地区为例，却出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院校”两套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政府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造成职教资源的浪费。在“引入产能”路径中，虽然是以“产教融合”为抓手，但事实上都是以“职业院校”为主在积极推进，而社会产业力量作为实践主体之一，实践自觉性偏低[10]。还有在“智能循环”路径中，出现“输出—流入”两地政府的责任不清晰、相互推诿，而职业院校单方面又不能完全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循环”中风险和保障的问题[11]。由此可见，当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虽然是多元的，但协同性不高。
2.实践覆盖虽然全面，但渗透力偏弱
综合职业教育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呈现出对乡村振兴战略中“五大振兴”的全覆盖，并且在“五大振兴”的独立维度上，职业教育的实践成效显然是各有侧重的。人才振兴的成效显示最高，产业振兴其次，而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及组织振兴等维度的成效并不显著。实践成效的各有侧重是常态现象，但进一步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振兴”维度是存在逻辑关系的，即产业振兴是根本，人才振兴是关键，文化振兴是动力，生态振兴是发展，组织振兴是保障[12]。“五大振兴”是相互支撑、有机渗透的。
本研究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每一类路径所指向的实践成效内容，均都不能完整地支撑乡村“五大振兴”体系。而且，在“引入产能”路径中，其实践成效只是指向了“产业振兴”，而依托“产教融合”的乡村人才培养，在众多实践中居然没有获得显现。此外，对教育而言，人才和文化是其系统内两个重要的组成[13];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有密切的联系，并呈现在实践成效中。但本研究中三类“赋能”路径的实践成效，未能显现此类联系。上述各类问题充分说明当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渗透力偏弱。
3.“赋能”通道虽然双向，但再循环较难
“循环智能”路径构建了双向通道，让农村人口“走出去，返回来”，成为外界“能量”的载体，助力乡村发展。但是这种双通道的“赋能”路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实施的。对于“输出通道”的形成，一方面，是来自20纪90年代以来沿海发达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化发展，创造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机会[14]。而对于“返乡通道”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工业智能化的发展，“机器换人”降低了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另一方面，三、四线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使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就创业”的政策。在双向通道的两个循环中，“农村子女→返乡大学生”的循环规模，要远小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的循环规模;但“农村子女→返乡大学生”循环的可持续性相对较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的循环，是依靠时代背景驱动的，但时代背景是不可复制的，也意味着这种路径的再循环较难实现。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优化
1.构建主体协同框架：明确目标、厘清责任、共享信息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确立了职业教育多元主体的实践表征;同时要深入推进乡村社会的产教融合，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提质升档，离不开多元实践主体的协同。学界对该类问题的探讨颇多，并提出推进主体协同的各种策略，主要有：提升职业院校水平，增强其协同能力[15];出台相关政策，激发企业自觉性[16][17];强化行业组织建设，发挥其桥梁作用[18]等。
除上述推进主体协同的优化策略外，需构建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实践的“多元”主体协同框架，而协同框架的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由上到下”明确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目标体系，即将“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逐级分解、不断细化，由此可以确立多元主体的实践目标清单，以确保子目标和整体目标的一致性，作为协同框架的基础。第二层，“由小到大”厘清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责任体系。一是要明确各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如政府是引导者和保障方，院校是教育者和执行方，企业是生产者和执行方，行业是协调者和技术方等，并进一步分析各主体的功能。二是对应各主体的功能，分配实践目标清单中的子目标，明确每一个小目标的责任方，由小职责汇集成大任务，由此厘清各主体在实践中的责任。第三层，“由点到面”共享职业教育乡村实践的信息体系。要实现协同，实践信息必然要共享。打破原有实践主体间“点对点”的单一信息传递方式，创立共享信息面板，将有利于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各主体方，能及时依据外界环境调整自身决策，保持与其他主体的一致性。 2.开辟“赋能”融合路径：集聚资源、集成举措、集约治理
如前文所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五大振兴”内容是一个有机逻辑系统，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因此，开辟一条既指向人才振兴又服务产业振兴，同时推动文化、生态及组织振兴的“融合路径”是可行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第一，在探索融合路径中，首要解决资源融合问题。跨界性使得职业教育在乡村实践中拥有诸多资源禀赋，这些资源横跨教育、职业、技术、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只有理顺这些资源的关系，将教育链延伸至产业链、职业链、技术链及文化链，巩固各条“资源链”的节点，才能集聚各类资源的最大“能量”。第二，开辟“融合的路径”需要“融合的举措”作支撑。在本文归纳的三类“赋能”路径中，职业教育采用了技能培训、创业教育、新建基地、服务项目、技术咨询、研发工艺等多类举措;事实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文教融通”的理念，表明实践举措的叠加将获得“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