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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的，为了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和行动，便通过立誓缔约的方式相互结盟，亦称会盟或盟会。盟，亦称盟礼，实际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宾礼”中的一种礼仪，始于西周时期。
根据西周礼仪制度的规定，盟礼即“莅牲曰盟”。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注：“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即在举行盟礼时，先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坑；在坑上宰杀用于祭祀的牺牲，割其左耳置于珠玉装饰的盘中，牲血盛入玉制的容器中；随后，蘸着牲血书写盟书（亦称载辞）；之后，由盟主与会盟者一起饮牲血，或用手指蘸牲血涂抹于嘴上；再在盟主的带领下，对神宣誓盟书（亦称盟誓）。意在借助神的力量约束所有的会盟者，如有违约就将受到神的惩罚。
宣誓盟书后，盟书就成为会盟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行动的准则。盟书一般要书写两份，一份在盟誓后，与宰杀的牲畜一起埋入地下或沉于河中；另一份则由盟府（掌管盟约的官府）负责收藏，由司盟官掌管保存。
1965年，在山西侯马的一处晋国遗址中出土了5 000余枚春秋晚期的玉石片，形状多为上尖下方的圭状，长10～32厘米，宽2～3.8厘米，厚0.2～0.9厘米（图1）。玉石片上有毛笔书写的篆书字体，颜色多为红色，亦有少量黑色。每枚玉石片上的文字数量多少不一，多者220余字，少者仅十余字，一般多为三五十字至百余字。这批玉石片上书写的大部分内容就是盟誓，所以这批玉石片便被称为“侯马盟书”。
春秋后期，晋国内部兴起了韩、赵、魏、范、智、中行氏六家新兴的势力，其中，以晋国正卿（类似后代的丞相）赵鞅为代表的赵氏势力相对较强。为了与赵氏的分支邯郸赵氏以及范氏、中行氏相对抗，赵鞅召集族人会盟，举行盟礼。出土的侯马盟书即是这次会盟的遗存。根据盟誓的性质，侯马盟书可分为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等几类，内容主要包括：强调会盟后，所有会盟者必须效忠于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要与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阻止其重返晋国；会盟者自愿将自己抵押给新的盟主，衷心效力；会盟者于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对某些罪行严加谴责；记载盟誓时的月、日、天象以及“卜牲”时使用的龟卜及筮占文辞等。这批盟书作为会盟宣誓的誓词，实际是为了统一和约束所有会盟者的行动和行为，增强宗族内部的团结和力量。
在侯马盟书出土的遗址中共发现401个坎，绝大多数的坎为长方形竖坑，大小、深浅不一，一般长1米，宽0.5米，深0.4～6米。坑底多埋有牺牲，多为羊，极少为牛、马。在大部分坎坑的北壁下部掏挖有一个小龛，龛内陈放有一件或数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这些祭玉的器形包括璧、环、瑗、璋、璜、圭、玦、珑（图2）等。这一考古发现证明侯马会盟与文献资料记载的盟誓方式是基本一致的。
侯马盟书反映的是家族性质的会盟，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更多的还是诸侯国之间的会盟。春秋时期，实力日渐强盛的诸侯们趁周王室衰微，极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伐灭或吞并周围的小国，导致战争频繁爆发。在诸侯国的相互争战中，会盟也成为一些诸侯国壮大实力、扩充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春秋战国时期的会盟通常是由一国最先提出建议或请求，再派使臣前往他国约请或游说；或经第三国的斡旋、撮合，最终促成两国或多国同意会盟，并约定会盟时间和地点。之后，各诸侯国国君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举行会盟的地点；并按照盟礼的规定，通过歃血、宣誓盟书正式订立盟约，从而形成结盟的关系。通过盟礼，旨在使与会的各诸侯国形成一种共同的利益关系，实现在目标、策略与行动等方面的相互协调，一致对外，从而组成一个同盟整体。会盟中的首领或主持盟会的人即成为盟主，盟主作为各个盟国的核心，实际具有号令或指挥其他盟国的权力。
不过，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会盟大多出于战争或战略的需要，所以多具有军事同盟或联盟的性质。尽管会盟使各盟国形成共同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但盟国之间绝非平等关系。一些大诸侯国凭借自己的实力，强迫甚至胁迫小国与自己会盟，理所当然地成为盟主。而一旦订立盟誓后，小国实际又成为大国的附庸，一切必须听命于大国的号令。会盟的盟主利用结盟的形式，实际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军事集团。凭借着这个军事集团，盟主又开始向更大的空间发展，成为称雄一方甚至天下的霸主。“春秋五霸”（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即通过会盟的方式，先后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由于盟主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因而在盟会上时常发生争夺盟主地位的事件。公元前3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会盟时，就曾与晋定公为争做盟主而发生争执。春秋后期，晋国和楚国争霸，连年征战不仅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给诸多的弱小诸侯国带来沉重的灾难，各国都希望能尽快“弭兵”，即停止战争。公元前546年，经宋国大夫向戎与晋、楚两国国君协商，最终决定于宋都（今河南商丘）举行“弭兵”会盟，共有14个诸侯国同意参加。但晋、楚两国国君并非真心停战，而是想借会盟之机成为盟主，以号令对方。
结盟、盟约、盟国这些名称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生活中仍然使用。尽管今天的会盟不再采用中国古代盟礼的仪式，但签订盟约与中国古代的盟誓在性质和作用上还是完全相同的，特别是借助会盟的形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壮大自己的实力，进而确立本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更是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王 凯
根据西周礼仪制度的规定，盟礼即“莅牲曰盟”。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注：“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即在举行盟礼时，先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坑；在坑上宰杀用于祭祀的牺牲，割其左耳置于珠玉装饰的盘中，牲血盛入玉制的容器中；随后，蘸着牲血书写盟书（亦称载辞）；之后，由盟主与会盟者一起饮牲血，或用手指蘸牲血涂抹于嘴上；再在盟主的带领下，对神宣誓盟书（亦称盟誓）。意在借助神的力量约束所有的会盟者，如有违约就将受到神的惩罚。
宣誓盟书后，盟书就成为会盟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行动的准则。盟书一般要书写两份，一份在盟誓后，与宰杀的牲畜一起埋入地下或沉于河中；另一份则由盟府（掌管盟约的官府）负责收藏，由司盟官掌管保存。
1965年，在山西侯马的一处晋国遗址中出土了5 000余枚春秋晚期的玉石片，形状多为上尖下方的圭状，长10～32厘米，宽2～3.8厘米，厚0.2～0.9厘米（图1）。玉石片上有毛笔书写的篆书字体，颜色多为红色，亦有少量黑色。每枚玉石片上的文字数量多少不一，多者220余字，少者仅十余字，一般多为三五十字至百余字。这批玉石片上书写的大部分内容就是盟誓，所以这批玉石片便被称为“侯马盟书”。
春秋后期，晋国内部兴起了韩、赵、魏、范、智、中行氏六家新兴的势力，其中，以晋国正卿（类似后代的丞相）赵鞅为代表的赵氏势力相对较强。为了与赵氏的分支邯郸赵氏以及范氏、中行氏相对抗，赵鞅召集族人会盟，举行盟礼。出土的侯马盟书即是这次会盟的遗存。根据盟誓的性质，侯马盟书可分为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等几类，内容主要包括：强调会盟后，所有会盟者必须效忠于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要与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阻止其重返晋国；会盟者自愿将自己抵押给新的盟主，衷心效力；会盟者于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对某些罪行严加谴责；记载盟誓时的月、日、天象以及“卜牲”时使用的龟卜及筮占文辞等。这批盟书作为会盟宣誓的誓词，实际是为了统一和约束所有会盟者的行动和行为，增强宗族内部的团结和力量。
在侯马盟书出土的遗址中共发现401个坎，绝大多数的坎为长方形竖坑，大小、深浅不一，一般长1米，宽0.5米，深0.4～6米。坑底多埋有牺牲，多为羊，极少为牛、马。在大部分坎坑的北壁下部掏挖有一个小龛，龛内陈放有一件或数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这些祭玉的器形包括璧、环、瑗、璋、璜、圭、玦、珑（图2）等。这一考古发现证明侯马会盟与文献资料记载的盟誓方式是基本一致的。
侯马盟书反映的是家族性质的会盟，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更多的还是诸侯国之间的会盟。春秋时期，实力日渐强盛的诸侯们趁周王室衰微，极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伐灭或吞并周围的小国，导致战争频繁爆发。在诸侯国的相互争战中，会盟也成为一些诸侯国壮大实力、扩充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春秋战国时期的会盟通常是由一国最先提出建议或请求，再派使臣前往他国约请或游说；或经第三国的斡旋、撮合，最终促成两国或多国同意会盟，并约定会盟时间和地点。之后，各诸侯国国君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举行会盟的地点；并按照盟礼的规定，通过歃血、宣誓盟书正式订立盟约，从而形成结盟的关系。通过盟礼，旨在使与会的各诸侯国形成一种共同的利益关系，实现在目标、策略与行动等方面的相互协调，一致对外，从而组成一个同盟整体。会盟中的首领或主持盟会的人即成为盟主，盟主作为各个盟国的核心，实际具有号令或指挥其他盟国的权力。
不过，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会盟大多出于战争或战略的需要，所以多具有军事同盟或联盟的性质。尽管会盟使各盟国形成共同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但盟国之间绝非平等关系。一些大诸侯国凭借自己的实力，强迫甚至胁迫小国与自己会盟，理所当然地成为盟主。而一旦订立盟誓后，小国实际又成为大国的附庸，一切必须听命于大国的号令。会盟的盟主利用结盟的形式，实际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军事集团。凭借着这个军事集团，盟主又开始向更大的空间发展，成为称雄一方甚至天下的霸主。“春秋五霸”（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即通过会盟的方式，先后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由于盟主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因而在盟会上时常发生争夺盟主地位的事件。公元前3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会盟时，就曾与晋定公为争做盟主而发生争执。春秋后期，晋国和楚国争霸，连年征战不仅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给诸多的弱小诸侯国带来沉重的灾难，各国都希望能尽快“弭兵”，即停止战争。公元前546年，经宋国大夫向戎与晋、楚两国国君协商，最终决定于宋都（今河南商丘）举行“弭兵”会盟，共有14个诸侯国同意参加。但晋、楚两国国君并非真心停战，而是想借会盟之机成为盟主，以号令对方。
结盟、盟约、盟国这些名称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生活中仍然使用。尽管今天的会盟不再采用中国古代盟礼的仪式，但签订盟约与中国古代的盟誓在性质和作用上还是完全相同的，特别是借助会盟的形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壮大自己的实力，进而确立本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更是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