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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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周瘦鹃汉译《简爱》的言情化改写及其大规模策划出版古今中外的“言情”作品行为，不仅呈现出《简爱》在译入语境中的变异形态，译者所属的文化派别及其文学观念如何操纵着他对译本及其作者形象的建构和改编，更揭示出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关于恋爱婚姻所形成的“言情”和“爱情”，旧与新的两套话语，并由此梳理和辨析了言情小说发展的线索及其与五四爱情作品的根本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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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周瘦鹃汉译《简爱》的言情化改写及其大规模策划出版古今中外的“言情”作品行为，不仅呈现出《简爱》在译入语境中的变异形态，译者所属的文化派别及其文学观念如何操纵着他对译本及其作者形象的建构和改编，更揭示出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关于恋爱婚姻所形成的“言情”和“爱情”，旧与新的两套话语，并由此梳理和辨析了言情小说发展的线索及其与五四爱情作品的根本性区别。
其他文献
内容提要方苞有关桐城派古文的理论虽然见诸很多文章，但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引录方苞的一节论述古文的话语不仅时代较早，而且正面提出了“义法说”和“雅洁”说，具有一定的纲领意义。方苞以“破”带“立”，对吴越间遗老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的创作风气进行了批评，提出学行与文章并重，反对将语体与文体错杂而带来的文体变异。方苞以儒家思想和唐宋古文为古文文体本位，立论既有时代背景，也有理论高度，对于桐城文派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内容提要王静安（国维）与吴瞿安（梅）在20世纪昆曲文献学研究上树立了彼此不同但相互补充的两种典范。前者能够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为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文献学研究开拓出一条前景广阔的康庄大道。其典范之处在于通过严守文献学研究规范，借文献以存“史”，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相对于王国维自身对昆曲文献“目验过寡”，且缺乏内在性了悟，吴梅昆曲文献学研究则能够向着更深层次、更“本位”与“本色”的研究领域扩展。同时，他独特且丰厚的昆曲文献学研究实绩也说明，在20世纪昆曲文献学研究中出现过“吴氏典范”，亟需重新认识
2013年5月25—26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文学评论》杂志社、西藏大学联合主办，西藏大学文学院承办的“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新问题与新方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西藏拉萨成功举行。这是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在西藏自治区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也是西藏大学首次举办的全国性文学类学术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就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生态
从百年学术思想史角度，把《陈寅恪诗集》读作“文化神州”的心灵史记，要害是在甄别陈寅恪为人格符号的“文化神州”只具学术性（学统），不具纲纪性（道统）。前者植根于“自由、独立”人文价值，后者则依傍“君为臣纲”、“君辱臣死”。由此不难体悟陈在其最后二十年（1949-1969）势必会惊愕于体制化“学废人亡”：是“去自由”的“宗朱颂圣”导致了“学废”，“改女造男”的“去独立”则铸成“人亡”即学界“传人难遇”。陈寅恪1954-1964年间所以“颂红妆”，其内驱力恰恰在于想从已被天壤遗忘的“奇女气”中，既为学术史，同时
20世纪前期，正值中国近现代学术体系生成之际，钱基博本着不必“执古”，不可“骛外”的态度参与文学学科的建构。他从“辨章集部之源流”入手，阐明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由集部到文学学科赓续的必然性以及转型的可能性；立足于探讨“今之所谓文学者”，确定文学学科基本的知识构成；基于“古今学术升降一大转机”的情势，建构区别于传统集部的、新的文学统序。钱基博辨析了文学学科与集部之间的延续与对接关系，推动了中国文学谱系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五四”时代，由于北大各个学科之间存在差异，蔡元培的北大改革有着不同的路径、目标，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具体来说，蔡元培一方面确立起“纯粹研究学问”的宗旨，贬抑了作为“应用之学”的法科，从而以大学场域内的“学”、“术”之别将五四知识分子与官僚政治的身份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通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将文科开辟成讨论社会问题的言论空间，使知识分子获得了不同于“政论”的言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文科和法科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新文化运动”，这种不同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性质，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文从辨析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相关言说入手，探讨其儒家论述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周氏以“爱智者”的姿态言说儒家“情理”、“中庸”和“事功”，不仅与其思想构成有关，而且与其自我更新及自我辩解有关；此外，周氏的儒家论述融合了古希腊、现代科学以及道家、释家等古今中外多种思想资源，与“五四”以来各种批判儒家的激进思想和文化保守思潮多所不同；周氏带有“寻求差别”意义的儒家论述，为其在文化场域中争取到更多象征性资本的同时，也呈现了动乱时代知识者思想言说的复杂性。
在丸山舁的鲁迅研究视野中，鲁迅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不是从非革命到革命的变化，变化的其实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承担者与实现过程的认识，鲁迅的进化论不但不是与革命对立的，而且也不是与阶级意识对立的。丸山异的这一论点启发我们重新理解鲁迅自述的“进化论”思路及其“轰毁”到底是何含义。本文以鲁迅作品文本为主要依据，梳理了鲁迅“进化论”思路的轨迹，认为：鲁迅在人类社会范畴中讲的“进化”始终是指“伦理进化”，进化途中的“人”，正是“从旧垒中来”的“革命人”。
1978年2月到4月的《诗刊》分三期发表了郭小川的遗作《学习笔记》，2000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又根据手稿将该笔记收入。对照两个文本，会发现《诗刊》对郭小川的原初立场、观点和个性表达做了极大的修改。《诗刊》通过删削修改郭小川的笔记而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学批评文本，也由此刻意地修订出了郭小川的新形象。同时，该笔记与1975年郭小川致胡乔木的“文艺意见书”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该“文艺意见书”又直接影响了诗人的人生起落乃至生死荣辱，而这些信息都隐伏潜匿于《学习笔记》的背后，共同铸刻了“时代的烙印”。
对《阿Q正传》的主题释读，需破除启蒙和革命两种后设话语的迷执。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革命臆想症，根源即在其身处羞辱文化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他作为受辱者的应对世界的方式，革命臆想症则是基于“坏的羞辱感”而产生的仇恨意志和报复力量。阿Q的羞辱感产生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并与晚清以降中国殖民主义危机息息相关。鲁迅在阿Q形象的塑造中，融入了个人生命经验世界的耻辱记忆，两种羞辱感互为感通，故而达到一种“国民性”批判的切己感和深刻性。作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阿Q正传》和阿Q形象需要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重建展开对话，方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