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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在性质、目的、生产方式等方面与私有企业的差异性决定二者在效率效益上没有简单可比性。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论是西方经济学封闭系统方法论的一般性产物。而在中国，它的产生与形成还具有近因效应、光环效应、代表性启发式思维等唯心主义认识论影响，也是在事物（效率效益）分析上逻辑简单化、极端化、矫枉过正、用事物现象代替事物本质等方法论作用的结果。这些方法论的运用在企业效率效益衡量上形成了带有资本主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双重标准范式，其逻辑关系就是试图证明私有化才是唯一提高效率效益的手段。而整体主义、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则揭示出这种论点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伪科学性。
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效益；认识论；方法论；中国经济学建设；近因效应；光环效应；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35-10
一、引言
笔者系列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 —— 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以下简称《一评》）①、《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以下简称《二评》）②的逻辑、实证与反证分析表明，无论从事物（效率效益）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还是从中国事物的特殊性看，1949—1980年，中国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无论中西方）因社会与经济目的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管理方式不同，操作模式不同，分配与交换关系不同，其市场结构、功能与目的不同，“资本”结构、功能与运作方式不同，在效率效益问题上不存在简单可比性。任何使用西方理论、方法和要素来简单、孤立、割裂地对它们进行效率效益比较、鉴定、衡量，都会出现合理性、可靠性问题；具体方法越是复杂、高深，逻辑性问题就越严重，片面性就越大，科学性就越低。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称“低下论”）正是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理论误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在中国形成并在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宣传界产生普遍性影响呢？它又为什么对中国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的改革的一些政策、方法产生普遍性影响呢？这里既有方法论问题，又有与方法论相关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无论是这种封闭系统方法论下产生的“低下论”理论误区，还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三驾马车”③，无论是西方要素框架下的“增长率”比较研究，还是带有价值观、意识形态性质的“私有化”潮流，都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建设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不无关系。鉴于此，笔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角度剖析“低下论”形成并产生影响的原因与根源，运用交叉科学和整体主义方法证伪“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的逻辑方法，并从方法论角度揭示“低下论”带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双重标准范式。毕竟，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不发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而发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又不可能不研究国有企业，研究国有企业又不能不运用整体主义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而不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证伪“低下论”，并揭示其根源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这一切皆免谈。
二、“低下论”的认识论问题
（一）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的认识论影响
近因效应指一个社会刚刚发生的重大经历或事件使随后对事物的认识、判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决策和行为产生偏见性（如对事物整体认识的忽略）、极端性、非科学的权重性影响。④文革十年里，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受阻，企业正常生产停滞，原有规章制度被废除，诸如管理机制、激励机制、质量提高、级别评审、技术改进等一整套制度受到破坏，效率效益自然受到严重影响，“大锅饭”现象自然产生，供求差异性自然扩大。这种供求缺口并非公有制下国有企业不能生产足够商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文革10年里这种“需求”本身都受到批判），而是特殊时期里政治运动直接、全面冲击经济生产而与此同时实际需求不断扩大（人口从1966年的6.5亿增加到1976年的10亿）从而造成的“短缺”后果。显然，这既不是科尔奈的“社会主义短缺”，也不是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短缺”。然而，当“文革”结束时，一方面这种特殊时期的现象受到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种带有情绪的、简单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乏客观、整体主义分析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观点也就应运而生了（这里暂且不谈那些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直持否定态度的观点）。
（二）光环效应（Hallo Effect）的认识论影响
光环效应指因受某一事物表象的“耀眼”部分影响而丧失对其客观、全面的认识，丧失对其条件/环境/时空差异性的唯物主义认识，从而导致对该事物认识的片面性、简单化甚至极端化。首先，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以“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主要特征，而西方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鼻祖”。尤其是，文革10年中国经济发展受阻，西方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使原来就有巨大差异的生活水平、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更加拉大了，加上近因效应，就使西方市场经济、西方经济理论、西方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耀眼光环。其次，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西方经济学界一方面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称为市场经济的“奇迹”，另一方面把苏联、东欧、中国发展引证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这些因素，加上意识形态作用，与西方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极端自由化、市场化、利润化思潮一起，使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光环效应被更加放大了。最后，这一时期，西方一些经济学流派因其技术手段的计量化、数理化而被称为“主流经济学”，⑤其普适/世性、“科学真理”的光环也被放大了，而它所蕴含的极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非科学性成分则被遮掩了。结果，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际影响就顺理成章了，中国自身在衡量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功能、运行领域）上用它们代替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代表性启发式思维（Representative Heuristics）的认识论影响
这种思维方式指当受到某种因素的作用、影响、启示而在两种没有必然联系的事物之间建立起关联性甚至因果性关系，从而导致主观上对事物、现状、形势或环境的认识错位。⑥正是上述中国文革的“近因效应”和西方理论的“光环效应”交织作用，对企业效率效益分析上的观点、认识、认知产生了这种“启发式”效应。比如，有观点把西方经济发达完全归咎于其“科学理论”“尊重市场规律”、讲究效率效益、私有化程度高，而把中国经济落后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低效率低效益。从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到各类科研机构的研究看，从大众媒体到学术期刊看，从宣传领域到决策机构看，这种启发式思维的影响无处不在。也比如，西方经过五百多年资本主义历程而逐步发展、建立的市场经济私有制理论（包括建立在私有资本——雇佣劳动力关系基础上的效率效益要素、“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市场均衡”“产权明晰”等）蜂拥而入，导致在西方私有制——市场化——资本化——商业化—利润化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方法论及其研究模式而被推崇、敬奉为“科学真理”“普适真理”“唯一真理”。在这种代表性启发式思维作用下，用这些西方五百多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理论来衡量、鉴定中国17年（1949—1966）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可谓天经地义，一个公式、一个方法、一个定律就可以否定一个理论，就可以推翻一个信仰、改变一个主义，一个封闭系统下产生的数理模型就可以改造一个经济制度，原有根据自身社会制度、条件、现状、国情、价值观、信仰、理论等发展起来的反映自身民族精神、独特优势的管理制度、规章制度、质量改进、职称评审、技术提高以及激励机制等就在这种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厚此薄彼、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方法论指导下受批判、被诋毁。当文革的“近因效应”更加放大了西方理论的“光环效应”时，在评价、衡量由中国几亿人、几代人、几十年在高建设、高积累、高发展、低收入、低生活、低消费（“三高三低”）条件下艰苦创业、历尽牺牲“最大化”、奉献“最大化”、国家与民族利益“最大化”所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之效率效益时，自身历史、发展路径、实际国情、具体条件、国际环境、价值观体系、战争威胁、一穷二白、贫困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基础薄弱、社会福利、保障、公益事业领域的建设需求等各种各类与西方几百年建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异性都可以忽略，都可以不顾。
再比如，当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典型特征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这个大环境加重上述“光环效应”时，受影响者不仅对市场经济崇拜、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全盘接受”，而且在分析自身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上产生错位，完全放弃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自身的一分为二研究。⑦比如，颇得中国学界青睐的匈牙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理论”使用部分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病”，许多观点却落入“封闭系统”陷阱，⑧即把“经济”和其自身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特殊条件/环境因素割裂开来，即认为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经济发达、商品丰富程度是否像西方一样与其发展的历史、文化、人口、资源、生产力、价值观、受剥削压迫和被殖民以及遭受侵略奴役的经历等因素无关，与一个国家、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如军事包围、战争威胁、经济封锁等）无关，自然也就无法理解1949—1980年的中国为什么不首先大力发展商品经济。⑨其实，西方经济学理论流派众多，因角度、方法、研究背景、对象和/价值观而不同，并对不断出现的新环境、新问题而产生不尽相同的新观点。⑩在多元理论影响下，当“封闭系统”为西方理论界被摒弃时，西方社会也对“资本效率效益最大化”做出相应调整，如罗斯福的“新政”，加拿大的税收，日本的劳资政策，法国等国家在一些企业所实行的“四天工作日”或“三十小时工作周”（即在经济萧条时不由市场调节来决定劳动力供需并避免失业和下岗）或西方国家的劳工保护法案等等。美国作为“极端资本主义”从20个世纪起就在竞争、市场、公司治理、人力资源、垄断、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市场、兼并、收购、税收、分配、能源、自然资源、环保、劳资关系等许多经济发展的功能领域和行业/产业颁发了几千条法律、法令、法规、法则。更不用说欧美“民权运动”的“经济分配、经济政策、经济利益调整”这一实质，更不用说它们在经济领域里针对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体重、高矮、胖瘦、残疾、政治信仰、劳动保障条件等各种社会属性/非经济属性特征（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定义的话）所颁布的法律、法规、法则。{11}
综上所述，在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认识问题上，一方面，近因效应放大了光环效应，二者又一起导致了代表性启发式思维，在事物认识上产生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联系，即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短缺，进而把大锅饭、效率效益低下当成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一般性规律。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与矫枉过正的心理基础产生了一种既定的唯心主义的联系：既然要提高效率效益，那就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就要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进行私有化改造。
三、“低下论”的方法论问题
上述认识论问题导致了对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分析、衡量上的方法论科学性问题。这些方法论问题在当前中国改革、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分析、研究与讨论中带有一定普遍性。
（一）把分析、判断事物（效率效益）关系的逻辑简单化、极端化
类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宁要私有化的高效率高效益，不要公有制的低效率低效益”，都是这类对事物分析简单化的表现，而命题自身就蕴含一种逻辑荒谬性和方法极端性。首先，它对事物概念、内涵做强加定性，如首先确定“资本主义必然、只能产生苗，社会主义必然、只能产生草”；“私有制必然产生高效率高效益，公有制必然效率效益低下”；“我的方案再不完美也是改革，与我不同就只能是反对改革、导致危机”。其次，它制造了一个非“A”即“B”、黑白分明的逻辑结构，任何观点、思想只有两种选择，这样结论也就简单了——谁不要“不完美的改革”就一定是要“不改革的危机”，谁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一定是要“社会主义的草”，谁不要私有化的高效率效益，就是要公有制的“大锅饭”，从而使任何改革方法、手段科学性的讨论都成了生死选择，如同文革时期“要不要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最后，在上述前提下，“改革”的内涵、性质、目的与手段、方法的一致性分析被代替或取消了，对后者的科学性分析也被代替或取消了，“改革”口号下的任何方法、手段、模式、政策只能是正确的，与它们不同的观点、意见只能是错误的。用这种荒谬、极端的“宁要”方法论下产生的命题来划定范畴、逼迫选择、来对与己不同者“戴帽子”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法并非没有先例，文革中就有“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命题。这种方法论极端化下产生的“非此即彼”“唯我独尊”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纵观中国历史，正是这种方法论及其结果屡屡给社会、民族、民众带来心理的伤害、思想的混乱、理论的脆弱、信心的丧失、价值观的矛盾、前进的迂回和发展的挫折。 （二）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方法论
就事物（如效率效益）发展、衡量来说，某个理论、政策、方法、手段自身之科学性不是建立在对过去的全面否定之上。然而，光环效应、近因效应、启发式思维常常伴随“矫枉过正”，导致对事物的认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昨天社会主义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越商越好，越私越好”；昨天认为私有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今天它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美丽天使”；{12}昨天“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炼钢”，今天就是“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经商”；文革中为批“唯生产力论”就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为了GDP、“政绩”或其他目的就“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社会主义的草”；昨天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标志，今天则成了“效率效益低下”“大锅饭”“失败”的代名词，再把文革中“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与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之间建立起简单线性关系（手段），再继而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失败”（目的）。上述表现手法或观点可以截然不同甚至表面相反，但方法论本质却一脉相承。比如，在割裂、孤立、封闭状态下通过利润率比较来证实“低下论”，就是这种极端化方法论的典型表现。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依靠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方法论”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征。纵观中国历史，正是这种极端化方法论及其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结果，屡屡给社会、民族、民众带来心理的伤害、思想的混乱、理论的脆弱、信心的丧失、价值观的矛盾、前进的迂回和发展的挫折。
（三）把不同观点、声音推向荒谬极端
这是一种在事物（效率效益）的讨论中，对不同观点、意见、声音进行妖魔化处理（即文革中的“戴帽子、打棍子”）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方法论手段。比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问题上，对与己不同的观点、具体问题（如改革方法）的讨论立即戴上“极左”“要走回头路”“要吃大锅饭”“要回到计划经济年代”，或干脆就是“要反对改革”的帽子。首先，从逻辑上看，这种方法论的荒谬性、简单性和极端性在于，设A不等于C，如果B不等于A，那B就必然等于C；既然我是正确的极端（A），谁要与我不一样（如B），或凡是与我不一样的，必然只能是荒谬与错误的极端（C）。正是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国有企业被定性为失败、效率效益低下，因此才搞改革开放、出售转让；谁要客观、唯物主义、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那必然是反对改革开放。{13}其次，从特征上看，这种荒谬、简单、极端方法论常常为了“充分”证实某个事物的伟大、英明、正确把另一事物加以否定并推向错误极端（文革逻辑常常如此）。为此，“依据”可以是概念化、模糊化、推断化、延伸化、扭曲化的“实事”（如经济发展停滞就可以说成是“崩溃边缘”；文革中出现的“大锅饭”通过启发式思维可以延伸、改变后变成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再次，从目的上看，把与己不同的观点、思想推向错误极端就可以“上纲上线”，上纲上线就可排除异己，排除异己就可唯我独尊，唯我独尊就可矫枉过正，无论什么手法、手段都不为过。它们把不同的意见、相反的观点、批评的声音、问题的揭示、矛盾的分析，统统推到极端错误和荒谬极限，从而来证实自己的极端手法、激情无比正确与“无限革命（改革）”。最后，从话语体系看，这种方法论下的观点表面与文革不同，但方法论本质一样，那就是它们都带有某种目的，非跳到极端而不能达到，或非对过去做全面的否定而不能推行（文革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大有“妖魔化”语言）。这种方法论极端化、简单化也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纵观中国历史，正是这种极端化方法论及其结果，屡屡给社会、民族、民众带来心理的伤害、思想的混乱、理论的脆弱、信心的丧失、价值观的矛盾、前进的迂回和发展的挫折。
（四）用事物现象代替事物本质
这种方法论在事物分析上用带有选择性的或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现象代替或来证明其一般性本质规律，无论是用文革时期出现的“大锅饭”还是某个私有企业的增长率证实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都是其典型表现。再比如，一些理论简单、片面地用改革后GDP增长来证实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失败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低下。这种由A（1949—1980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产生B（改革的基础条件）再由B产生C（GDP增长）的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中国国情的逻辑关系，变成了用C否定A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方法论下的逻辑关系。
首先，从《一评》《二评》中的逻辑、实证和反证分析看，1952—1980年，尽管发生了“大跃进”、文革（长达13年），尽管国有企业在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条件下发展，GDP增长速度并不慢，平均年增长率达6.7%。{14}如果考虑到《一评》中13个作用关系和《二评》中所分析的其他差异性、特殊性因素作用，即在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来衡量国有企业的发展，其效率效益是高的。{15}如果抛开这些作用关系和差异性、特殊性因素，仅用西方市场条件下产生的衡量西方企业效率效益的因素来孤立、封闭地比较某个或某几个西方私有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这个效率效益是“低下”的。不过，再用西方市场条件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因素来孤立、封闭地衡量中国私有经济的效率效益结果又会怎样呢？中国1980—2012年GDP增长10余倍，其中技术效应占多大比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现代科学管理效应又起到多大作用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起到多大作用呢？现代市场结构与功能（如内需市场的合理性、科学性等）又起到多大作用呢？产品/服务的多维创新、革命又起到多大作用呢？现代物流、运行管理的价值创造又起到多大作用呢？资本追加的实际效率效益又起到多大作用呢？都与GDP一样成为世界第二了吗？如果没有，那么，世界最大日用品市场+世界最大廉价劳动力大军+世界规模最大的资源耗费+世界最大生态破坏等效应在这个“GDP世界第二”中又起到多大作用呢？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GDP持续增长也不能说明是私有化提高了效率效益。这样看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充裕、廉价劳动力在中国GDP增长中起了主要作用。 其次，从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关系看，一个现象可以反映不同本质特征。因此，以一分为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事物本质尤为重要。比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是经济增长的标志之一，其本身不证明“高效率高效益”。应该看到，在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占第92位。如果考虑到百姓实际收入与物价指数、核心消费（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开支比例变化，考虑到私有资本的暴利率，考虑到国家资产、资源、资本产生效益后少数人所占的分配比例，最广大普通劳动者在这个GDP中所享受到的实际效益又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也应看到，“GDP增长”可以由许多不同手段来实现；既可能依靠现代科学管理、科技运用、资本效益、劳动力素质提高、产品质量与创新、内需市场的合理性提高等因素，也可能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本的简单且大幅度追加、资源的耗竭性使用、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一些行业领域政策支持等因素，或兼有依靠过去几十年西方因发展模式转型把劳动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性、生态破坏型的日用商品、加工工业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形成了低廉商品的国际市场空间。还应看到，中国依靠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所带来的GDP增长本身就是权宜之计。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裕”（过剩）以及因此产生的“廉价”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西方经济学从未有过这样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是“比较优势”，那么在三十多年世界最大规模的日用品廉价出口后，为什么没有日用品在世界市场上是依靠质量、设计、功能、特色等因素而站立的呢？为什么中国内地那么多日用品的价格在绝对值上高于西方的国内价格呢？为什么在中国市场上，西方的日用品又是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好几倍呢？设想日本市场上的普通欧美汽车价格是日本的好几倍会有需求吗？仍应看到，即便GDP增长源于技术、管理、劳动生产率等西方理论所划定的作用要素，也不代表中国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效率效益。否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了。如果只看事物现象而忽略本质，或用现象代替本质，或用一个现象掩盖多重性本质，或否定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那“效率效益”就成了一个伪科学命题。这样看来，既然GDP增长本身不能代表高效率高效益它又怎样能够用来说明、佐证、鉴定中国1949—1980年的公有制和企业的效率效益高低呢？
在上述各种极端化方法论的共同作用下，在近因、光环效应、代表性启发式思维的共同作用下，三十多年来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少有对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形成一种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唯物主义、敢于接受不同声音的讨论。{16}结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几代人、几亿人在几十年“三高三低”条件下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以及因此创造的经济成果被一笔勾销。结果，这些艰苦创业的成果一方面一夜间成为私有化后企业“效率效益”的重要基础与来源，另一方面又被作为原来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论据、证据。结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以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为理论基础。而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基础”，一些“矫枉过正”、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且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手段、模式应运而生了。
四、低下论的伪逻辑方法——“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
在上述认识论、方法论作用下，在割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的条件下，一个“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的伪逻辑概念在对中国国有企业衡量、鉴定中形成。毕竟，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总是以私有企业为比较对象、为鉴定标杆的。而从实践角度看，无论是20世纪90代后期开始对中国99%的国有企业、行业、产业（包括大量赢利企业、行业、产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出售转让”）还是提出要对仅剩的数量不到1%的大型国企在进行私有化改造，都是围绕“效率效益”问题，从而为这种逻辑方法提供了“实证依据”。它在封闭条件下孤立、简单对比几个国有企业和几个私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以及利润增长率，完全忽略《一评》中13个作用关系和《二评》《三评》中其他差异性、特殊性因素作用，从而得出“私有化等于高效率效益”的结论。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链条就形成了：（A）改革就是要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B）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效益；因此，要达到（A）只能依靠（B），而只有（B）才能产生（A）。这种逻辑似乎要证实私有化才是唯一提高企业效率效益的手段，而实际上它已经在把私有化作为目的了。让我们从交叉科学角度，从事物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性方面，来看一下这个颇有影响的逻辑链条是怎样缺乏逻辑性的。
1. 私有化本身与效率效益之间从来就没有简单、单一因果关系。如果有，那么西方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发展了500年仍然存在企业效率效益、通涨、危机、不均衡、破产倒闭等问题又作何解释呢？美国在企业和质量管理上不如日本效率效益高，是否也是因为前者私有化不如后者呢（事实恰恰相反）？这样看来，效率效益是一个动态性、发展性、有条件性、具有相对性的事物。脱离此，割裂式的横向比较只能导致理论的荒谬性和方法上的不合理性。
2. 从西方现代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企业创新学看，企业规模与效率效益具有明显相关性，大型企业（包括垄断行业、企业）效率效益（即增长率）因各种原因普遍低于中、小企业，但从来不是因为前者私有化程度不如后者所造成的（比如，西方大型企业普遍没有中小企业增长率高）。因此，从西方理论和事物一般规律性看，中小企业的效率效益不能用来衡量大型企业，二者没有可比性。比如，一个从零开始、运行了几年的乡镇私有企业与一个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几十年的国有企业在封闭条件下、选定的年份里的利润率、增长率没有可比性；一个个体户第一年收入是成本的2倍（很容易做到），而海尔集团没有相同的增长率也不能说明效率效益低下。
3. 再从事物的一般规律性看，中国国有企业因其性质、发展背景、经济目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资本性质、积累过程及其分配方式和目的等，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本质，都与西方私有企业具有根本差异性；而中国因其经济和政治制度、发展路径、基础设施、历史文化、价值观、人口总量、人均资源、生产力水平以及国家、社会所面临的首要经济任务、目的等方面也与西方国家具有根本差异性。这两大差异性，决定了私有企业（无论大小）的效率效益（如利润增长率）不能简单用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对这一点，客观的西方学者并不否认，见《一评》文献回顾）。这些决定关系使任何试图用国有与私有企业的利润对比来证实私有化与效率效益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的研究丧失了科学性。 4. 也从中国事物发展的特殊性看，大量私有企业的资本积累、发展过程本身就具有带封建色彩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又使它产生了另一个结果特征，即创造了人类历史和平时期贫富差别、两极分化的程度与速度两大记录）。显然，这两大特征就决定了这类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与私有化本身无关，与西方私有化市场经济的效率效益要素无关（除非说私有化可以使私人老板直接用自身企业资产、资金、股份作为行贿资本与手段而国有企业不具备这一“市场”优势条件）。这种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效率效益”既不能说明“私有化”的效率效益奇迹，也与国企效率效益毫无可比性。
5. 中国私企利润增长率过去30年远远高于西方私企。但从效率效益一般作用因素和规律看，导致前者创世界纪录的“高效率高效益”是因其某种技术能力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了吗（如Apple）？是因其产品/服务的质量或设计而创出某种世界品牌了吗（如Sony）？是因其发展了某种先进管理理论/模式（如TQM）从而使管理、决策科学程度高于西方企业了吗？是因其资本的市场效益、成本效应达到了世界优化水平了吗？是因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科学化、合理化程度极高从而创造了世界水平的价值链效应吗？是因其劳动力素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吗？是因其EMBA管理知识对企业利润发挥了创造性效率效益作用吗（还是富有之后再来读EMBA）？似乎这种“高效率高效益”既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对有些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奇迹来说，这个答案并不复杂。设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出售转让”中，以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的成本（其中还不乏国有银行贷款）贱购了一个经过几十年积累、资产良好、市场稳定、机械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原材料供应廉价而稳定且基础性、边缘性、辅助性经济设施完全建立的国有企业，从而获得的西方资本主义史从未有过的资本、技术、劳动力、资金、资产、基础性、辅助性经济基础设施的“原始资本积累”，再裁减掉1/2的工人，降低福利待遇（剩下的工人因考虑就业不得不接受），再由政府出资安置下岗人员，再由政府出资进行搬迁改造，再由政府帮助获得优惠银行贷款，再加上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资助，再加上世界最大的市场，发展中最大的、最为廉价的劳动力，这样的“私有化”效率效益能不高吗？但它有四大代价。一是由中国人民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在“三高三低”条件下创建、积累的国有资产流失；二是1/2的“主人”下岗、失业，并与在岗工人一起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大军；三是这个企业从此的效率效益首先是为私有资本服务，四是这个私有化改造过程本身成为带有普遍性、结构性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的原始滋生地。可以说，这四个代价构成许多中国私有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基础来源。
6. 再从事物特殊性看，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在西方“效率效益”理论驱使下，不仅中国国有企业、行业、产业为“提高效率效益”被私有化了，而且原本属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域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也都部分或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了。而恰恰在过去100年时间里，被作为“效率效益鼻祖”的西方国家却在这些领域里加强了“国有”“社会”“集体”管理性质。比如，西方国家因价值观取向（如不能利用生命自然产生和结束本身让私有资本“盈利”）而把墓地管理作为社会的事业管理领域（由政府或社区管理），而中国（恰恰是世界人口最多国家）却让私有资本在埋葬逝者中获取利润！可以说，以不同产业、行业、事业领域的自由化、私有化程度、规模、范围为衡量，中国的自由化、私有化程度超过西方国家。能用这些来说明中国私有化程度高所以产生了比西方更高的效率效益了吗？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使作为“效率效益鼻祖”的西方在这些领域转而采取“效率效益”低下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呢？是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里的管理效率效益远远低于西方政府而不得不依靠私有化来保证效率效益吗？是因为中国改革的性质或社会制度所体现的价值观与西方不同所以要用私有化来提高这些领域的效率效益吗？
7. 再从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一般市场经济规律看，也从中国事物的特殊性看，企业提高效率效益的手段方法成百上千，案例成千上万。中国是否只有私有（资本）化一个方法来“提高”其效率效益呢？比如，既然大型国企、银行既不缺乏资产、资金、资本、技术，也不是因为没有私有化而效率效益低下，又不是对其实行宏观管理的政府没有人力、物力、财力（比如，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全世界最高，又是全世界具有博士学位的政府人员最多的国家），到底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非要用这种降低企业资本、资产效率效益的手法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呢？既然私有资本/企业家已经在富有程度、速度上创造了历史记录，既然中国存在贫富差别、两级分化，既然提出要“共同富裕”，为什么又要私有资本到属于最广大普通劳动者共同享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再分享一勺价值创造呢？是为了后者的效率效益最大化吗？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基于上一轮国企“出售转让”产生的私有资本原始积累和随之而来的“效率效益”、暴富效应，基于上一轮国企“出售转让”中出现、形成的社会性、结构性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当这些既得利益者打着“坚持改革”“市场经济”、国企效率效益太低、国企垄断利润太高等各种旗号对国企及其行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时，秘诀之一就是私有化、“市场经济”再加上带有封建色彩的权力“资本”与私有资本“交易”机制，就构成了官商勾结之基础、获利之源泉、暴富之空间。毕竟，90%以上的劳动力已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大军，再加上自然资源的私有资本权、价值创造权、开采使用权以及利润享有权，再加上各种政策性支持手段，再加上一些地方的政府——银行——老板的“三位一体”模式，再加上社会性、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再加上现时存在的金钱开道、权力通行各种潜规则机制（这种机制在历史上曾有最完善、最缜密、最根深蒂固封建传统文化和权利特征的中国死灰复燃不是一件耸人听闻的怪事），对那些属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每一个可能私有化、“市场化”的领域都是千载难逢的发财致富机遇。而一些官员热衷这种“市场经济”、GDP增长、支持民营发展、用私有化提高国企“效率效益”等等，无非都是这种机制下的行为特征{17}。如此看来，把私有化等同于“效率效益”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受到最大的损害，无论这个被私有化的企业创造出什么震惊世界的“效率效益”来。 从上述7个方面的交叉科学检验来看，从事物的一般规律性和中国事物的特殊性来看，把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是价值观驱使下产生的伪逻辑方法，也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封闭系统、还原主义方法论影响，其荒谬性与为解决消瘦问题就强调全身包括眼耳鼻喉、五脏六腑在内的一切功能、部位都以脂肪增长为中心一样，就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看到国民党占据大城市共产党也就制定“一切以城市暴动为中心”一样。
五、低下论的伪科学方法——带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双重标准范式
上述任何一种极端化方法论或逻辑框架下产生的理论都经不起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检验。于是，在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问题时（无论是1949—1980年还是改革时期）一种典型的中国“范式”就产生了，其特征就是在效率效益问题的原因探求和解决方法上的双重标准。不是吗？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问题是公有制问题，而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问题却是管理、技术和市场问题；社会主义的企业“垄断”是因为没有注入私有资本、没有私有化，而资本主义的企业垄断却是“有利有弊”的组织结构和竞争问题；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就是奴役、先天的无效率，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则只有外部性等一时失灵问题，可以用其他市场机制来弥补（如科斯的外部性内部化策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所以出售转让、上亿人可以下岗失业，而私有企业不盈利、濒临破产可以用“保就业”的名义来“维持、注资、债务重组”（破产、失业本是市场经济规律之一，但这时私有化推崇者就避而不谈效率效益和市场规律了；当然“维持、注资”等过程可以构成中国官商勾结的另一个平台、空间）；国有企业出一个事故就提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私人企业发生众多事故最多关门、罚款或惩罚个人了事；私有制下的带有封建色彩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利益集团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不完美改革”或中国的“初级阶段”，而国有企业问题就会导致“改革危机”“亡党亡国”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如果国有企业一有问题就用私有化来解决，私有企业问题不断，{18}是否用公有化、国有化来解决呢？当然，这时那些私有化推崇者就会说，“私有财产（指生产资料、资本）神圣不可侵犯”，无论效益效率高还是低。那么公有财产、公有生产资料是否无论效率效益高低都可以来神圣侵犯呢？这里除了双重标准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用还有别的解释吗？正是在这里，这个双重标准范式一方面先验地断定私有企业效率效益或其他任何问题与私有制无关或干脆无需有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基础上再来孤立地谈企业效率效益。而另一方面，它又先验地断定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或其他任何问题只能是公有制所致，再用孤立、封闭的比较方法在所有制和效率效益上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国企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而且，结论简单了，解决方法也就简单了：无论怎样都必须对社会主义工商业、农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即使具体“理由”在逻辑上相互矛盾也在所不惜。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99%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出售转让）的理由是“效率效益太低”，而今天要对仅剩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造的理由却是“它垄断利润太高”（即效益太高）。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所以要私有化；其效率效益太高，所以要私有化。这两个逻辑结合在一起就是，无论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高低，都必须私有化。这岂不成了实际上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吗？设想本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消瘦被诊断为癌症所致，在医疗方案和过程中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显然，在这个双重标准范式下，国有企业无论规模大小、效率效益高低，都因本身“国有性质”被私有化判了“死刑”。而实际上，这种双重标准下产生的“理由”有时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中都难以成立。比如，“低下论”认为，“大型（国有）企业因垄断效率效益太高所以要注入私有资本”。从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战略学、市场学常识看，不同所有者的资本融合有各种原因。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一个大型企业在本身具有技术、资产、资本、资源优势且在盈利的企业为“提高效率效益”而采取外来资本进入、改变原有股权结构的手段，因为这本身就是自身技术、资产、资本、资源效率效益降低的表现！如果这样一个西方大型企业管理者打着“提高效率效益”的幌子（当然会有“私下交易”），让某个或某几个中小企业投入一些资本就给其占有股份，他/她在第一时间就会被董事会解雇并被送上法庭。
上述表明，方法论的逻辑荒谬性和极端性必然导致具体问题（如效率效益）分析、原因探究、解决方法上的双重标准，又常常用研究方法的技术性（如西方封闭系统下产生的针对西方市场经济效率效益分析使用的计量方法等）来掩盖其极端私有化价值观倾向性和目的性。可以说，用双重标准来分析、解释中国昨天（1949—1980年）和今天的国有企业问题正是这种带有价值观倾向性的目的所驱使，与“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的伪逻辑方法殊途同归。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用双重标准衡量企业效率效益从而得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观点中间，有一类并非真要西方市场经济的那种私有化，因为中国私有资本的“暴利”在今天西方市场经济私有制下根本不可能获得。前者是在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行为表现、特征种类、形成原因等分析见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一书分析）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与方法“有选择”地引进再与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结机制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特殊“市场效应”的结果，其中一大特征就是，“双赢”才能共存、“均沾”才能平衡，而唯有“暴利”才能实现“双赢、均沾”，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勾结行为准则几千年如此。在这种“改革”价值观面前，那国有企业和它们的性质、目的自然本身就成了阻碍，至于效率效益高低与否、利润大小与否都不过是“欲加之罪”罢了。
六、结论：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是中国自身经济学建设的科学方法论
习近平最近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怎样才能做到“不离开中国具体实际”、不“盲目照搬照套”呢？ 首先，本文分析表明，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性是今天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时不“离开中国具体实际”、不“盲目照搬照套”的关键。而“低下论”正是在光环效应、近因效应、代表性启发式思维等认识论与简单化、极端化、矫枉过正等方法论作用下离开了中国具体实际、盲目照搬照套西方理论，成为一个理论误区。而且，这些认识论、方法论的极端化、简单化特征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看，由于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事物分析、认识受到事物本身变化性、发展性制约，其方法论则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对象、领域、范畴以及相应规范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这是与自然科学有所相同的地方）；而对不同国家、社会、民族（空间概念）与不同发展阶段（时间概念）来说，其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发展、形成又具有自身特性、特点（这是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的地方），即它与诸多时空特性、个性因素相关，如（1）与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路径、方向性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和因此形成的信仰、价值观体系紧密相关；（2）与生产力水平、人口、资源、技术条件、生活/消费方式以及因此形成的经济行为特征紧密相关。笔者对“低下论”所表现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性质和问题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分析与衡量中，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在封闭系统条件下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市场500年发展的实证基础上产生的一些理论、方法、要素来简单衡量中国，否则必然落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还原主义的陷阱。{19}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比较、鉴定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军队的战斗力的道理一样，即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军事学理论从而用人数、装备、资源、待遇、机械化能力等这些表面看起来带有共性的要素来决定二者的“效率效益”，也不能经过这种封闭性条件下的要素比较从而认为共产党的军队应该按照国民党军队来建设、来确立发展模式，更不能因此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效率效益”没有国民党高、资源配置没有国民党的科学从而得出结论共产党就是要用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建设模型、发展模式来对共产党的军队进行改革和改造。
其次，本文分析还表明，“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西方理论与方法有时不仅只是一个方法论科学性的问题，而且也会表现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又是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的地方）。比如，“低下论”的产生除认识论、方法论根源外，也是极端私有化的价值观使然。无论“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还是效率效益衡量的双重标准范式，不仅在方法上存在合理性、可靠性、逻辑性问题，而且都带有明确的“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目的性。然而，本文分析表明，无论从事物发展、形成的一般性还是特殊性规律看，中国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在效率效益上没有简单可比性。而“低下论”通常正是在价值观、目的性驱使下来做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分析，从而把国有企业的任何问题都与公有制建立起直接、唯一、根本的因果关系，是典型的伪科学论证方法。实际上，在这种伪科学方法指导运用西方市场条件下、封闭系统框架下产生的西方要素理论来衡量、对比国有与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的研究以及得出的结论，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也会受到质疑。
“低下论”在中国的形成与影响既源于主观上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也有客观上的原因。（1）中国还未能根据自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内外部因素以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来科学、全面、系统地建立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无论是在理论还是方法论上），因此较难对自己经济体制进行“一分为二”的优劣势分析；（2）面对西方封闭主义方法论下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效率效益要素”，缺乏根据《一评》中所设立的13个作用因素及其效率效益关系来客观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从自身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来分析、衡量、鉴定企业效率效益；（3）缺乏这个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对国有企业存在问题的客观、全面、一分为二的认识。这样，“舶来品”一来就被“大师”“哈佛”“诺贝尔”光环吓倒了，“短缺”一来，就立刻感觉一种至高无上的真理，信心不足、信仰动摇、理论怀疑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西方经济发达、物质丰富、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就简单成为否定中国国有企业、“一切私有化”的理论和信仰基础了。这样，失去自我就更容易使近因效应、光环效应放大，就更容易“矫枉过正”、诉诸极端化方法，就更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了。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这个以“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国有企业问题是公有制问题、私有企业问题是管理、市场、均衡问题”为典型特征的“低下论”理论误区就形成了。从方法论看，这与当年那种要套用苏联方式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把毛泽东诬蔑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历史证明，一个国家、民族不怕贫困，不怕战争，不怕灾害，不怕挑战，不怕犯错误（如文革），不怕有失误、走弯路（如大跃进），不怕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就怕没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思想，就怕没有自身价值观，就怕没有自身的坚定信念，就怕没有自身恒定的信仰，就怕没有自身的与价值观、信念、信仰相一致的指导理论和发展目的。没有自身理论、信念、信仰和价值观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事物现象代替事物本质的国家、民族，不管其历史多么辉煌、多么悠久，无论其GDP总量怎样领先于他国，将无法科学把握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站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沿。纵观近现代史，那些仅仅沉溺于物质满足、经济增长率的民族无不被主宰强国的价值观、信念、主义的洪流席卷而去、顺漩涡而下并最终丧失自我。
注释：
①龙斧、王今朝：《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 —— 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22-32页。
②王今朝、龙斧：《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33-40页。
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效益；认识论；方法论；中国经济学建设；近因效应；光环效应；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35-10
一、引言
笔者系列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 —— 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以下简称《一评》）①、《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以下简称《二评》）②的逻辑、实证与反证分析表明，无论从事物（效率效益）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还是从中国事物的特殊性看，1949—1980年，中国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无论中西方）因社会与经济目的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管理方式不同，操作模式不同，分配与交换关系不同，其市场结构、功能与目的不同，“资本”结构、功能与运作方式不同，在效率效益问题上不存在简单可比性。任何使用西方理论、方法和要素来简单、孤立、割裂地对它们进行效率效益比较、鉴定、衡量，都会出现合理性、可靠性问题；具体方法越是复杂、高深，逻辑性问题就越严重，片面性就越大，科学性就越低。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称“低下论”）正是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理论误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在中国形成并在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宣传界产生普遍性影响呢？它又为什么对中国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的改革的一些政策、方法产生普遍性影响呢？这里既有方法论问题，又有与方法论相关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无论是这种封闭系统方法论下产生的“低下论”理论误区，还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三驾马车”③，无论是西方要素框架下的“增长率”比较研究，还是带有价值观、意识形态性质的“私有化”潮流，都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建设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不无关系。鉴于此，笔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角度剖析“低下论”形成并产生影响的原因与根源，运用交叉科学和整体主义方法证伪“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的逻辑方法，并从方法论角度揭示“低下论”带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双重标准范式。毕竟，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不发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而发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又不可能不研究国有企业，研究国有企业又不能不运用整体主义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而不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证伪“低下论”，并揭示其根源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这一切皆免谈。
二、“低下论”的认识论问题
（一）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的认识论影响
近因效应指一个社会刚刚发生的重大经历或事件使随后对事物的认识、判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决策和行为产生偏见性（如对事物整体认识的忽略）、极端性、非科学的权重性影响。④文革十年里，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受阻，企业正常生产停滞，原有规章制度被废除，诸如管理机制、激励机制、质量提高、级别评审、技术改进等一整套制度受到破坏，效率效益自然受到严重影响，“大锅饭”现象自然产生，供求差异性自然扩大。这种供求缺口并非公有制下国有企业不能生产足够商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文革10年里这种“需求”本身都受到批判），而是特殊时期里政治运动直接、全面冲击经济生产而与此同时实际需求不断扩大（人口从1966年的6.5亿增加到1976年的10亿）从而造成的“短缺”后果。显然，这既不是科尔奈的“社会主义短缺”，也不是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短缺”。然而，当“文革”结束时，一方面这种特殊时期的现象受到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种带有情绪的、简单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乏客观、整体主义分析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观点也就应运而生了（这里暂且不谈那些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直持否定态度的观点）。
（二）光环效应（Hallo Effect）的认识论影响
光环效应指因受某一事物表象的“耀眼”部分影响而丧失对其客观、全面的认识，丧失对其条件/环境/时空差异性的唯物主义认识，从而导致对该事物认识的片面性、简单化甚至极端化。首先，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以“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主要特征，而西方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鼻祖”。尤其是，文革10年中国经济发展受阻，西方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使原来就有巨大差异的生活水平、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更加拉大了，加上近因效应，就使西方市场经济、西方经济理论、西方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耀眼光环。其次，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西方经济学界一方面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称为市场经济的“奇迹”，另一方面把苏联、东欧、中国发展引证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这些因素，加上意识形态作用，与西方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极端自由化、市场化、利润化思潮一起，使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光环效应被更加放大了。最后，这一时期，西方一些经济学流派因其技术手段的计量化、数理化而被称为“主流经济学”，⑤其普适/世性、“科学真理”的光环也被放大了，而它所蕴含的极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非科学性成分则被遮掩了。结果，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际影响就顺理成章了，中国自身在衡量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功能、运行领域）上用它们代替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代表性启发式思维（Representative Heuristics）的认识论影响
这种思维方式指当受到某种因素的作用、影响、启示而在两种没有必然联系的事物之间建立起关联性甚至因果性关系，从而导致主观上对事物、现状、形势或环境的认识错位。⑥正是上述中国文革的“近因效应”和西方理论的“光环效应”交织作用，对企业效率效益分析上的观点、认识、认知产生了这种“启发式”效应。比如，有观点把西方经济发达完全归咎于其“科学理论”“尊重市场规律”、讲究效率效益、私有化程度高，而把中国经济落后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低效率低效益。从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到各类科研机构的研究看，从大众媒体到学术期刊看，从宣传领域到决策机构看，这种启发式思维的影响无处不在。也比如，西方经过五百多年资本主义历程而逐步发展、建立的市场经济私有制理论（包括建立在私有资本——雇佣劳动力关系基础上的效率效益要素、“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市场均衡”“产权明晰”等）蜂拥而入，导致在西方私有制——市场化——资本化——商业化—利润化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方法论及其研究模式而被推崇、敬奉为“科学真理”“普适真理”“唯一真理”。在这种代表性启发式思维作用下，用这些西方五百多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理论来衡量、鉴定中国17年（1949—1966）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可谓天经地义，一个公式、一个方法、一个定律就可以否定一个理论，就可以推翻一个信仰、改变一个主义，一个封闭系统下产生的数理模型就可以改造一个经济制度，原有根据自身社会制度、条件、现状、国情、价值观、信仰、理论等发展起来的反映自身民族精神、独特优势的管理制度、规章制度、质量改进、职称评审、技术提高以及激励机制等就在这种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厚此薄彼、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方法论指导下受批判、被诋毁。当文革的“近因效应”更加放大了西方理论的“光环效应”时，在评价、衡量由中国几亿人、几代人、几十年在高建设、高积累、高发展、低收入、低生活、低消费（“三高三低”）条件下艰苦创业、历尽牺牲“最大化”、奉献“最大化”、国家与民族利益“最大化”所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之效率效益时，自身历史、发展路径、实际国情、具体条件、国际环境、价值观体系、战争威胁、一穷二白、贫困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基础薄弱、社会福利、保障、公益事业领域的建设需求等各种各类与西方几百年建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异性都可以忽略，都可以不顾。
再比如，当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典型特征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这个大环境加重上述“光环效应”时，受影响者不仅对市场经济崇拜、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全盘接受”，而且在分析自身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上产生错位，完全放弃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自身的一分为二研究。⑦比如，颇得中国学界青睐的匈牙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理论”使用部分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病”，许多观点却落入“封闭系统”陷阱，⑧即把“经济”和其自身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特殊条件/环境因素割裂开来，即认为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经济发达、商品丰富程度是否像西方一样与其发展的历史、文化、人口、资源、生产力、价值观、受剥削压迫和被殖民以及遭受侵略奴役的经历等因素无关，与一个国家、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如军事包围、战争威胁、经济封锁等）无关，自然也就无法理解1949—1980年的中国为什么不首先大力发展商品经济。⑨其实，西方经济学理论流派众多，因角度、方法、研究背景、对象和/价值观而不同，并对不断出现的新环境、新问题而产生不尽相同的新观点。⑩在多元理论影响下，当“封闭系统”为西方理论界被摒弃时，西方社会也对“资本效率效益最大化”做出相应调整，如罗斯福的“新政”，加拿大的税收，日本的劳资政策，法国等国家在一些企业所实行的“四天工作日”或“三十小时工作周”（即在经济萧条时不由市场调节来决定劳动力供需并避免失业和下岗）或西方国家的劳工保护法案等等。美国作为“极端资本主义”从20个世纪起就在竞争、市场、公司治理、人力资源、垄断、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市场、兼并、收购、税收、分配、能源、自然资源、环保、劳资关系等许多经济发展的功能领域和行业/产业颁发了几千条法律、法令、法规、法则。更不用说欧美“民权运动”的“经济分配、经济政策、经济利益调整”这一实质，更不用说它们在经济领域里针对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体重、高矮、胖瘦、残疾、政治信仰、劳动保障条件等各种社会属性/非经济属性特征（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定义的话）所颁布的法律、法规、法则。{11}
综上所述，在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认识问题上，一方面，近因效应放大了光环效应，二者又一起导致了代表性启发式思维，在事物认识上产生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联系，即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短缺，进而把大锅饭、效率效益低下当成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一般性规律。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与矫枉过正的心理基础产生了一种既定的唯心主义的联系：既然要提高效率效益，那就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就要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进行私有化改造。
三、“低下论”的方法论问题
上述认识论问题导致了对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分析、衡量上的方法论科学性问题。这些方法论问题在当前中国改革、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分析、研究与讨论中带有一定普遍性。
（一）把分析、判断事物（效率效益）关系的逻辑简单化、极端化
类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宁要私有化的高效率高效益，不要公有制的低效率低效益”，都是这类对事物分析简单化的表现，而命题自身就蕴含一种逻辑荒谬性和方法极端性。首先，它对事物概念、内涵做强加定性，如首先确定“资本主义必然、只能产生苗，社会主义必然、只能产生草”；“私有制必然产生高效率高效益，公有制必然效率效益低下”；“我的方案再不完美也是改革，与我不同就只能是反对改革、导致危机”。其次，它制造了一个非“A”即“B”、黑白分明的逻辑结构，任何观点、思想只有两种选择，这样结论也就简单了——谁不要“不完美的改革”就一定是要“不改革的危机”，谁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一定是要“社会主义的草”，谁不要私有化的高效率效益，就是要公有制的“大锅饭”，从而使任何改革方法、手段科学性的讨论都成了生死选择，如同文革时期“要不要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最后，在上述前提下，“改革”的内涵、性质、目的与手段、方法的一致性分析被代替或取消了，对后者的科学性分析也被代替或取消了，“改革”口号下的任何方法、手段、模式、政策只能是正确的，与它们不同的观点、意见只能是错误的。用这种荒谬、极端的“宁要”方法论下产生的命题来划定范畴、逼迫选择、来对与己不同者“戴帽子”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法并非没有先例，文革中就有“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命题。这种方法论极端化下产生的“非此即彼”“唯我独尊”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纵观中国历史，正是这种方法论及其结果屡屡给社会、民族、民众带来心理的伤害、思想的混乱、理论的脆弱、信心的丧失、价值观的矛盾、前进的迂回和发展的挫折。 （二）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方法论
就事物（如效率效益）发展、衡量来说，某个理论、政策、方法、手段自身之科学性不是建立在对过去的全面否定之上。然而，光环效应、近因效应、启发式思维常常伴随“矫枉过正”，导致对事物的认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昨天社会主义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越商越好，越私越好”；昨天认为私有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今天它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美丽天使”；{12}昨天“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炼钢”，今天就是“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经商”；文革中为批“唯生产力论”就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为了GDP、“政绩”或其他目的就“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社会主义的草”；昨天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标志，今天则成了“效率效益低下”“大锅饭”“失败”的代名词，再把文革中“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与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之间建立起简单线性关系（手段），再继而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失败”（目的）。上述表现手法或观点可以截然不同甚至表面相反，但方法论本质却一脉相承。比如，在割裂、孤立、封闭状态下通过利润率比较来证实“低下论”，就是这种极端化方法论的典型表现。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依靠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方法论”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征。纵观中国历史，正是这种极端化方法论及其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结果，屡屡给社会、民族、民众带来心理的伤害、思想的混乱、理论的脆弱、信心的丧失、价值观的矛盾、前进的迂回和发展的挫折。
（三）把不同观点、声音推向荒谬极端
这是一种在事物（效率效益）的讨论中，对不同观点、意见、声音进行妖魔化处理（即文革中的“戴帽子、打棍子”）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方法论手段。比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问题上，对与己不同的观点、具体问题（如改革方法）的讨论立即戴上“极左”“要走回头路”“要吃大锅饭”“要回到计划经济年代”，或干脆就是“要反对改革”的帽子。首先，从逻辑上看，这种方法论的荒谬性、简单性和极端性在于，设A不等于C，如果B不等于A，那B就必然等于C；既然我是正确的极端（A），谁要与我不一样（如B），或凡是与我不一样的，必然只能是荒谬与错误的极端（C）。正是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国有企业被定性为失败、效率效益低下，因此才搞改革开放、出售转让；谁要客观、唯物主义、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那必然是反对改革开放。{13}其次，从特征上看，这种荒谬、简单、极端方法论常常为了“充分”证实某个事物的伟大、英明、正确把另一事物加以否定并推向错误极端（文革逻辑常常如此）。为此，“依据”可以是概念化、模糊化、推断化、延伸化、扭曲化的“实事”（如经济发展停滞就可以说成是“崩溃边缘”；文革中出现的“大锅饭”通过启发式思维可以延伸、改变后变成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再次，从目的上看，把与己不同的观点、思想推向错误极端就可以“上纲上线”，上纲上线就可排除异己，排除异己就可唯我独尊，唯我独尊就可矫枉过正，无论什么手法、手段都不为过。它们把不同的意见、相反的观点、批评的声音、问题的揭示、矛盾的分析，统统推到极端错误和荒谬极限，从而来证实自己的极端手法、激情无比正确与“无限革命（改革）”。最后，从话语体系看，这种方法论下的观点表面与文革不同，但方法论本质一样，那就是它们都带有某种目的，非跳到极端而不能达到，或非对过去做全面的否定而不能推行（文革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大有“妖魔化”语言）。这种方法论极端化、简单化也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纵观中国历史，正是这种极端化方法论及其结果，屡屡给社会、民族、民众带来心理的伤害、思想的混乱、理论的脆弱、信心的丧失、价值观的矛盾、前进的迂回和发展的挫折。
（四）用事物现象代替事物本质
这种方法论在事物分析上用带有选择性的或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现象代替或来证明其一般性本质规律，无论是用文革时期出现的“大锅饭”还是某个私有企业的增长率证实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都是其典型表现。再比如，一些理论简单、片面地用改革后GDP增长来证实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失败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低下。这种由A（1949—1980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产生B（改革的基础条件）再由B产生C（GDP增长）的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中国国情的逻辑关系，变成了用C否定A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方法论下的逻辑关系。
首先，从《一评》《二评》中的逻辑、实证和反证分析看，1952—1980年，尽管发生了“大跃进”、文革（长达13年），尽管国有企业在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条件下发展，GDP增长速度并不慢，平均年增长率达6.7%。{14}如果考虑到《一评》中13个作用关系和《二评》中所分析的其他差异性、特殊性因素作用，即在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来衡量国有企业的发展，其效率效益是高的。{15}如果抛开这些作用关系和差异性、特殊性因素，仅用西方市场条件下产生的衡量西方企业效率效益的因素来孤立、封闭地比较某个或某几个西方私有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这个效率效益是“低下”的。不过，再用西方市场条件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因素来孤立、封闭地衡量中国私有经济的效率效益结果又会怎样呢？中国1980—2012年GDP增长10余倍，其中技术效应占多大比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现代科学管理效应又起到多大作用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起到多大作用呢？现代市场结构与功能（如内需市场的合理性、科学性等）又起到多大作用呢？产品/服务的多维创新、革命又起到多大作用呢？现代物流、运行管理的价值创造又起到多大作用呢？资本追加的实际效率效益又起到多大作用呢？都与GDP一样成为世界第二了吗？如果没有，那么，世界最大日用品市场+世界最大廉价劳动力大军+世界规模最大的资源耗费+世界最大生态破坏等效应在这个“GDP世界第二”中又起到多大作用呢？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GDP持续增长也不能说明是私有化提高了效率效益。这样看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充裕、廉价劳动力在中国GDP增长中起了主要作用。 其次，从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关系看，一个现象可以反映不同本质特征。因此，以一分为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事物本质尤为重要。比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是经济增长的标志之一，其本身不证明“高效率高效益”。应该看到，在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占第92位。如果考虑到百姓实际收入与物价指数、核心消费（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开支比例变化，考虑到私有资本的暴利率，考虑到国家资产、资源、资本产生效益后少数人所占的分配比例，最广大普通劳动者在这个GDP中所享受到的实际效益又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也应看到，“GDP增长”可以由许多不同手段来实现；既可能依靠现代科学管理、科技运用、资本效益、劳动力素质提高、产品质量与创新、内需市场的合理性提高等因素，也可能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本的简单且大幅度追加、资源的耗竭性使用、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一些行业领域政策支持等因素，或兼有依靠过去几十年西方因发展模式转型把劳动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性、生态破坏型的日用商品、加工工业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形成了低廉商品的国际市场空间。还应看到，中国依靠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所带来的GDP增长本身就是权宜之计。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裕”（过剩）以及因此产生的“廉价”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西方经济学从未有过这样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是“比较优势”，那么在三十多年世界最大规模的日用品廉价出口后，为什么没有日用品在世界市场上是依靠质量、设计、功能、特色等因素而站立的呢？为什么中国内地那么多日用品的价格在绝对值上高于西方的国内价格呢？为什么在中国市场上，西方的日用品又是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好几倍呢？设想日本市场上的普通欧美汽车价格是日本的好几倍会有需求吗？仍应看到，即便GDP增长源于技术、管理、劳动生产率等西方理论所划定的作用要素，也不代表中国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效率效益。否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了。如果只看事物现象而忽略本质，或用现象代替本质，或用一个现象掩盖多重性本质，或否定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那“效率效益”就成了一个伪科学命题。这样看来，既然GDP增长本身不能代表高效率高效益它又怎样能够用来说明、佐证、鉴定中国1949—1980年的公有制和企业的效率效益高低呢？
在上述各种极端化方法论的共同作用下，在近因、光环效应、代表性启发式思维的共同作用下，三十多年来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少有对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形成一种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唯物主义、敢于接受不同声音的讨论。{16}结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几代人、几亿人在几十年“三高三低”条件下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以及因此创造的经济成果被一笔勾销。结果，这些艰苦创业的成果一方面一夜间成为私有化后企业“效率效益”的重要基础与来源，另一方面又被作为原来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论据、证据。结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以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为理论基础。而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基础”，一些“矫枉过正”、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且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手段、模式应运而生了。
四、低下论的伪逻辑方法——“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
在上述认识论、方法论作用下，在割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的条件下，一个“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的伪逻辑概念在对中国国有企业衡量、鉴定中形成。毕竟，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总是以私有企业为比较对象、为鉴定标杆的。而从实践角度看，无论是20世纪90代后期开始对中国99%的国有企业、行业、产业（包括大量赢利企业、行业、产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出售转让”）还是提出要对仅剩的数量不到1%的大型国企在进行私有化改造，都是围绕“效率效益”问题，从而为这种逻辑方法提供了“实证依据”。它在封闭条件下孤立、简单对比几个国有企业和几个私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以及利润增长率，完全忽略《一评》中13个作用关系和《二评》《三评》中其他差异性、特殊性因素作用，从而得出“私有化等于高效率效益”的结论。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链条就形成了：（A）改革就是要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B）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效益；因此，要达到（A）只能依靠（B），而只有（B）才能产生（A）。这种逻辑似乎要证实私有化才是唯一提高企业效率效益的手段，而实际上它已经在把私有化作为目的了。让我们从交叉科学角度，从事物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性方面，来看一下这个颇有影响的逻辑链条是怎样缺乏逻辑性的。
1. 私有化本身与效率效益之间从来就没有简单、单一因果关系。如果有，那么西方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发展了500年仍然存在企业效率效益、通涨、危机、不均衡、破产倒闭等问题又作何解释呢？美国在企业和质量管理上不如日本效率效益高，是否也是因为前者私有化不如后者呢（事实恰恰相反）？这样看来，效率效益是一个动态性、发展性、有条件性、具有相对性的事物。脱离此，割裂式的横向比较只能导致理论的荒谬性和方法上的不合理性。
2. 从西方现代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企业创新学看，企业规模与效率效益具有明显相关性，大型企业（包括垄断行业、企业）效率效益（即增长率）因各种原因普遍低于中、小企业，但从来不是因为前者私有化程度不如后者所造成的（比如，西方大型企业普遍没有中小企业增长率高）。因此，从西方理论和事物一般规律性看，中小企业的效率效益不能用来衡量大型企业，二者没有可比性。比如，一个从零开始、运行了几年的乡镇私有企业与一个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几十年的国有企业在封闭条件下、选定的年份里的利润率、增长率没有可比性；一个个体户第一年收入是成本的2倍（很容易做到），而海尔集团没有相同的增长率也不能说明效率效益低下。
3. 再从事物的一般规律性看，中国国有企业因其性质、发展背景、经济目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资本性质、积累过程及其分配方式和目的等，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本质，都与西方私有企业具有根本差异性；而中国因其经济和政治制度、发展路径、基础设施、历史文化、价值观、人口总量、人均资源、生产力水平以及国家、社会所面临的首要经济任务、目的等方面也与西方国家具有根本差异性。这两大差异性，决定了私有企业（无论大小）的效率效益（如利润增长率）不能简单用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对这一点，客观的西方学者并不否认，见《一评》文献回顾）。这些决定关系使任何试图用国有与私有企业的利润对比来证实私有化与效率效益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的研究丧失了科学性。 4. 也从中国事物发展的特殊性看，大量私有企业的资本积累、发展过程本身就具有带封建色彩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又使它产生了另一个结果特征，即创造了人类历史和平时期贫富差别、两极分化的程度与速度两大记录）。显然，这两大特征就决定了这类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与私有化本身无关，与西方私有化市场经济的效率效益要素无关（除非说私有化可以使私人老板直接用自身企业资产、资金、股份作为行贿资本与手段而国有企业不具备这一“市场”优势条件）。这种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效率效益”既不能说明“私有化”的效率效益奇迹，也与国企效率效益毫无可比性。
5. 中国私企利润增长率过去30年远远高于西方私企。但从效率效益一般作用因素和规律看，导致前者创世界纪录的“高效率高效益”是因其某种技术能力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了吗（如Apple）？是因其产品/服务的质量或设计而创出某种世界品牌了吗（如Sony）？是因其发展了某种先进管理理论/模式（如TQM）从而使管理、决策科学程度高于西方企业了吗？是因其资本的市场效益、成本效应达到了世界优化水平了吗？是因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科学化、合理化程度极高从而创造了世界水平的价值链效应吗？是因其劳动力素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吗？是因其EMBA管理知识对企业利润发挥了创造性效率效益作用吗（还是富有之后再来读EMBA）？似乎这种“高效率高效益”既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对有些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奇迹来说，这个答案并不复杂。设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出售转让”中，以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的成本（其中还不乏国有银行贷款）贱购了一个经过几十年积累、资产良好、市场稳定、机械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原材料供应廉价而稳定且基础性、边缘性、辅助性经济设施完全建立的国有企业，从而获得的西方资本主义史从未有过的资本、技术、劳动力、资金、资产、基础性、辅助性经济基础设施的“原始资本积累”，再裁减掉1/2的工人，降低福利待遇（剩下的工人因考虑就业不得不接受），再由政府出资安置下岗人员，再由政府出资进行搬迁改造，再由政府帮助获得优惠银行贷款，再加上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资助，再加上世界最大的市场，发展中最大的、最为廉价的劳动力，这样的“私有化”效率效益能不高吗？但它有四大代价。一是由中国人民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在“三高三低”条件下创建、积累的国有资产流失；二是1/2的“主人”下岗、失业，并与在岗工人一起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大军；三是这个企业从此的效率效益首先是为私有资本服务，四是这个私有化改造过程本身成为带有普遍性、结构性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的原始滋生地。可以说，这四个代价构成许多中国私有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基础来源。
6. 再从事物特殊性看，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在西方“效率效益”理论驱使下，不仅中国国有企业、行业、产业为“提高效率效益”被私有化了，而且原本属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域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也都部分或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了。而恰恰在过去100年时间里，被作为“效率效益鼻祖”的西方国家却在这些领域里加强了“国有”“社会”“集体”管理性质。比如，西方国家因价值观取向（如不能利用生命自然产生和结束本身让私有资本“盈利”）而把墓地管理作为社会的事业管理领域（由政府或社区管理），而中国（恰恰是世界人口最多国家）却让私有资本在埋葬逝者中获取利润！可以说，以不同产业、行业、事业领域的自由化、私有化程度、规模、范围为衡量，中国的自由化、私有化程度超过西方国家。能用这些来说明中国私有化程度高所以产生了比西方更高的效率效益了吗？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使作为“效率效益鼻祖”的西方在这些领域转而采取“效率效益”低下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呢？是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里的管理效率效益远远低于西方政府而不得不依靠私有化来保证效率效益吗？是因为中国改革的性质或社会制度所体现的价值观与西方不同所以要用私有化来提高这些领域的效率效益吗？
7. 再从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一般市场经济规律看，也从中国事物的特殊性看，企业提高效率效益的手段方法成百上千，案例成千上万。中国是否只有私有（资本）化一个方法来“提高”其效率效益呢？比如，既然大型国企、银行既不缺乏资产、资金、资本、技术，也不是因为没有私有化而效率效益低下，又不是对其实行宏观管理的政府没有人力、物力、财力（比如，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全世界最高，又是全世界具有博士学位的政府人员最多的国家），到底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非要用这种降低企业资本、资产效率效益的手法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呢？既然私有资本/企业家已经在富有程度、速度上创造了历史记录，既然中国存在贫富差别、两级分化，既然提出要“共同富裕”，为什么又要私有资本到属于最广大普通劳动者共同享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再分享一勺价值创造呢？是为了后者的效率效益最大化吗？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基于上一轮国企“出售转让”产生的私有资本原始积累和随之而来的“效率效益”、暴富效应，基于上一轮国企“出售转让”中出现、形成的社会性、结构性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当这些既得利益者打着“坚持改革”“市场经济”、国企效率效益太低、国企垄断利润太高等各种旗号对国企及其行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时，秘诀之一就是私有化、“市场经济”再加上带有封建色彩的权力“资本”与私有资本“交易”机制，就构成了官商勾结之基础、获利之源泉、暴富之空间。毕竟，90%以上的劳动力已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大军，再加上自然资源的私有资本权、价值创造权、开采使用权以及利润享有权，再加上各种政策性支持手段，再加上一些地方的政府——银行——老板的“三位一体”模式，再加上社会性、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再加上现时存在的金钱开道、权力通行各种潜规则机制（这种机制在历史上曾有最完善、最缜密、最根深蒂固封建传统文化和权利特征的中国死灰复燃不是一件耸人听闻的怪事），对那些属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每一个可能私有化、“市场化”的领域都是千载难逢的发财致富机遇。而一些官员热衷这种“市场经济”、GDP增长、支持民营发展、用私有化提高国企“效率效益”等等，无非都是这种机制下的行为特征{17}。如此看来，把私有化等同于“效率效益”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受到最大的损害，无论这个被私有化的企业创造出什么震惊世界的“效率效益”来。 从上述7个方面的交叉科学检验来看，从事物的一般规律性和中国事物的特殊性来看，把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是价值观驱使下产生的伪逻辑方法，也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封闭系统、还原主义方法论影响，其荒谬性与为解决消瘦问题就强调全身包括眼耳鼻喉、五脏六腑在内的一切功能、部位都以脂肪增长为中心一样，就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看到国民党占据大城市共产党也就制定“一切以城市暴动为中心”一样。
五、低下论的伪科学方法——带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双重标准范式
上述任何一种极端化方法论或逻辑框架下产生的理论都经不起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检验。于是，在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问题时（无论是1949—1980年还是改革时期）一种典型的中国“范式”就产生了，其特征就是在效率效益问题的原因探求和解决方法上的双重标准。不是吗？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问题是公有制问题，而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问题却是管理、技术和市场问题；社会主义的企业“垄断”是因为没有注入私有资本、没有私有化，而资本主义的企业垄断却是“有利有弊”的组织结构和竞争问题；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就是奴役、先天的无效率，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则只有外部性等一时失灵问题，可以用其他市场机制来弥补（如科斯的外部性内部化策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所以出售转让、上亿人可以下岗失业，而私有企业不盈利、濒临破产可以用“保就业”的名义来“维持、注资、债务重组”（破产、失业本是市场经济规律之一，但这时私有化推崇者就避而不谈效率效益和市场规律了；当然“维持、注资”等过程可以构成中国官商勾结的另一个平台、空间）；国有企业出一个事故就提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私人企业发生众多事故最多关门、罚款或惩罚个人了事；私有制下的带有封建色彩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利益集团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不完美改革”或中国的“初级阶段”，而国有企业问题就会导致“改革危机”“亡党亡国”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如果国有企业一有问题就用私有化来解决，私有企业问题不断，{18}是否用公有化、国有化来解决呢？当然，这时那些私有化推崇者就会说，“私有财产（指生产资料、资本）神圣不可侵犯”，无论效益效率高还是低。那么公有财产、公有生产资料是否无论效率效益高低都可以来神圣侵犯呢？这里除了双重标准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用还有别的解释吗？正是在这里，这个双重标准范式一方面先验地断定私有企业效率效益或其他任何问题与私有制无关或干脆无需有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基础上再来孤立地谈企业效率效益。而另一方面，它又先验地断定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或其他任何问题只能是公有制所致，再用孤立、封闭的比较方法在所有制和效率效益上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国企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而且，结论简单了，解决方法也就简单了：无论怎样都必须对社会主义工商业、农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即使具体“理由”在逻辑上相互矛盾也在所不惜。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99%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出售转让）的理由是“效率效益太低”，而今天要对仅剩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造的理由却是“它垄断利润太高”（即效益太高）。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所以要私有化；其效率效益太高，所以要私有化。这两个逻辑结合在一起就是，无论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高低，都必须私有化。这岂不成了实际上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吗？设想本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消瘦被诊断为癌症所致，在医疗方案和过程中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显然，在这个双重标准范式下，国有企业无论规模大小、效率效益高低，都因本身“国有性质”被私有化判了“死刑”。而实际上，这种双重标准下产生的“理由”有时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中都难以成立。比如，“低下论”认为，“大型（国有）企业因垄断效率效益太高所以要注入私有资本”。从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战略学、市场学常识看，不同所有者的资本融合有各种原因。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一个大型企业在本身具有技术、资产、资本、资源优势且在盈利的企业为“提高效率效益”而采取外来资本进入、改变原有股权结构的手段，因为这本身就是自身技术、资产、资本、资源效率效益降低的表现！如果这样一个西方大型企业管理者打着“提高效率效益”的幌子（当然会有“私下交易”），让某个或某几个中小企业投入一些资本就给其占有股份，他/她在第一时间就会被董事会解雇并被送上法庭。
上述表明，方法论的逻辑荒谬性和极端性必然导致具体问题（如效率效益）分析、原因探究、解决方法上的双重标准，又常常用研究方法的技术性（如西方封闭系统下产生的针对西方市场经济效率效益分析使用的计量方法等）来掩盖其极端私有化价值观倾向性和目的性。可以说，用双重标准来分析、解释中国昨天（1949—1980年）和今天的国有企业问题正是这种带有价值观倾向性的目的所驱使，与“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的伪逻辑方法殊途同归。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用双重标准衡量企业效率效益从而得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观点中间，有一类并非真要西方市场经济的那种私有化，因为中国私有资本的“暴利”在今天西方市场经济私有制下根本不可能获得。前者是在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行为表现、特征种类、形成原因等分析见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一书分析）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与方法“有选择”地引进再与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结机制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特殊“市场效应”的结果，其中一大特征就是，“双赢”才能共存、“均沾”才能平衡，而唯有“暴利”才能实现“双赢、均沾”，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勾结行为准则几千年如此。在这种“改革”价值观面前，那国有企业和它们的性质、目的自然本身就成了阻碍，至于效率效益高低与否、利润大小与否都不过是“欲加之罪”罢了。
六、结论：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是中国自身经济学建设的科学方法论
习近平最近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怎样才能做到“不离开中国具体实际”、不“盲目照搬照套”呢？ 首先，本文分析表明，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性是今天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时不“离开中国具体实际”、不“盲目照搬照套”的关键。而“低下论”正是在光环效应、近因效应、代表性启发式思维等认识论与简单化、极端化、矫枉过正等方法论作用下离开了中国具体实际、盲目照搬照套西方理论，成为一个理论误区。而且，这些认识论、方法论的极端化、简单化特征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看，由于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事物分析、认识受到事物本身变化性、发展性制约，其方法论则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对象、领域、范畴以及相应规范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这是与自然科学有所相同的地方）；而对不同国家、社会、民族（空间概念）与不同发展阶段（时间概念）来说，其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发展、形成又具有自身特性、特点（这是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的地方），即它与诸多时空特性、个性因素相关，如（1）与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路径、方向性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和因此形成的信仰、价值观体系紧密相关；（2）与生产力水平、人口、资源、技术条件、生活/消费方式以及因此形成的经济行为特征紧密相关。笔者对“低下论”所表现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性质和问题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分析与衡量中，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在封闭系统条件下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市场500年发展的实证基础上产生的一些理论、方法、要素来简单衡量中国，否则必然落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还原主义的陷阱。{19}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比较、鉴定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军队的战斗力的道理一样，即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军事学理论从而用人数、装备、资源、待遇、机械化能力等这些表面看起来带有共性的要素来决定二者的“效率效益”，也不能经过这种封闭性条件下的要素比较从而认为共产党的军队应该按照国民党军队来建设、来确立发展模式，更不能因此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效率效益”没有国民党高、资源配置没有国民党的科学从而得出结论共产党就是要用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建设模型、发展模式来对共产党的军队进行改革和改造。
其次，本文分析还表明，“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西方理论与方法有时不仅只是一个方法论科学性的问题，而且也会表现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又是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的地方）。比如，“低下论”的产生除认识论、方法论根源外，也是极端私有化的价值观使然。无论“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还是效率效益衡量的双重标准范式，不仅在方法上存在合理性、可靠性、逻辑性问题，而且都带有明确的“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目的性。然而，本文分析表明，无论从事物发展、形成的一般性还是特殊性规律看，中国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在效率效益上没有简单可比性。而“低下论”通常正是在价值观、目的性驱使下来做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分析，从而把国有企业的任何问题都与公有制建立起直接、唯一、根本的因果关系，是典型的伪科学论证方法。实际上，在这种伪科学方法指导运用西方市场条件下、封闭系统框架下产生的西方要素理论来衡量、对比国有与私有企业的效率效益的研究以及得出的结论，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也会受到质疑。
“低下论”在中国的形成与影响既源于主观上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也有客观上的原因。（1）中国还未能根据自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内外部因素以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来科学、全面、系统地建立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无论是在理论还是方法论上），因此较难对自己经济体制进行“一分为二”的优劣势分析；（2）面对西方封闭主义方法论下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效率效益要素”，缺乏根据《一评》中所设立的13个作用因素及其效率效益关系来客观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从自身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来分析、衡量、鉴定企业效率效益；（3）缺乏这个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对国有企业存在问题的客观、全面、一分为二的认识。这样，“舶来品”一来就被“大师”“哈佛”“诺贝尔”光环吓倒了，“短缺”一来，就立刻感觉一种至高无上的真理，信心不足、信仰动摇、理论怀疑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西方经济发达、物质丰富、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就简单成为否定中国国有企业、“一切私有化”的理论和信仰基础了。这样，失去自我就更容易使近因效应、光环效应放大，就更容易“矫枉过正”、诉诸极端化方法，就更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了。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这个以“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国有企业问题是公有制问题、私有企业问题是管理、市场、均衡问题”为典型特征的“低下论”理论误区就形成了。从方法论看，这与当年那种要套用苏联方式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把毛泽东诬蔑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历史证明，一个国家、民族不怕贫困，不怕战争，不怕灾害，不怕挑战，不怕犯错误（如文革），不怕有失误、走弯路（如大跃进），不怕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就怕没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思想，就怕没有自身价值观，就怕没有自身的坚定信念，就怕没有自身恒定的信仰，就怕没有自身的与价值观、信念、信仰相一致的指导理论和发展目的。没有自身理论、信念、信仰和价值观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事物现象代替事物本质的国家、民族，不管其历史多么辉煌、多么悠久，无论其GDP总量怎样领先于他国，将无法科学把握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站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沿。纵观近现代史，那些仅仅沉溺于物质满足、经济增长率的民族无不被主宰强国的价值观、信念、主义的洪流席卷而去、顺漩涡而下并最终丧失自我。
注释：
①龙斧、王今朝：《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 —— 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22-32页。
②王今朝、龙斧：《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3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