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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杨得志和大哥同23名修路工在郴州修路时参加了湘南起义，跟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他进步很快，在1928年10月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他严格要求自己，打仗非常勇敢，很快由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到1932年，他已经是团长了。红军长征时，他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的團长，简称“红一团”，当时被称为“天下红军第一团”。
流泪给儿女讲战斗英雄故事
杨得志和他的十九兵团，是1950年10月初接到赴朝作战命令的。中央军委限他们12月5日前赶到兖州一带，而他们于10月下旬就从西安到了兖州。1951年2月16日，他们跨过鸭绿江，杀上最前线。
1952年夏，杨得志改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当时，因为担任司令员的彭德怀不在朝鲜，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开城谈判桌上，所以彭德怀特意给杨得志打电话，要他主要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杨得志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是1954年10月。
上甘岭战役于1952年10月14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历时43天，战斗异常激烈。那是10月间美军单方面中止停战谈判，并向中朝人民军队坚守的上甘岭地区发起进攻，企图攻占上甘岭两侧高地，进而夺取五圣山，以改变金化地区的攻防态势，迫使中朝人民军队后退，营造他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我志愿军一部，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打垮敌人数百次冲击。敌人逐次投入兵力达六万多人，向仅3.7平方公里的我军阵地，投下了几千颗重磅炸弹，山头被削低两米，阵地数次失而复得。
我军在杀伤大量敌人后，转入坑道坚持战斗。随后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经过反复争夺，终于恢复了已失的阵地。那次战斗，共歼敌两万五千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所谓“金化攻势”。
杨得志每每向儿女讲上甘岭，都会讲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故事。往往是讲着讲着，他就情不自禁地老泪横流……
68岁再上战场
1979年在中越边界反击战的前夕，中央领导找杨得志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征求他能不能去前线担任指挥官的问题。
杨得志当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要在高原作战，怕他身体吃不消。所以，先征求他个人的意见。杨得志毫不犹豫地就表了态：“能。一切服从中央！”
后来，有人对他的女儿杨秋华说：你父亲的这种做法，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可理解——他17岁参军，南征北战几十年，早已战功卓著，并于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和最高勋章，还时任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如果这次仗打得好，人们会说是本来就在情理之中，最多属于锦上添花；若万一打不好，那可就有损他的威名，将在他光辉的战斗历程中留下一大缺憾。
杨得志听女儿说了这番话后，说，那一刻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切。他想，作为军人，现在是祖国需要自己挺身而出的时候；作为父亲，现在是用实际行动为后辈做出榜样的时候。
三天后，杨得志就到了昆明。他说，当时他有三个不熟悉：云南地形不熟悉；敌人的情况不熟悉；参战部队不熟悉——他即将指挥的部队，不是他的老部队。
杨得志吃不下，睡不着，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熟悉地形，做到心中有数，他天天坐着吉普车在边界上跑，冒着敌人时不时打来的黑枪看地形，看部队。很快，作战方案制定出来了，并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
2月17日，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也就是在这一天，杨得志开始感觉身体不适，胃疼。但他跟谁都没说，自己吃了止疼药，继续指挥作战。20日，在前线指挥所里，刘志坚政委发现杨得志脸色不对，虽然是在南方，但毕竟是大冬天，怎么头上会有大颗大颗的汗珠呢？刘志坚这才知道杨得志的胃病犯了，他是疼得直冒汗。
刘志坚要向中央报告，杨得志不同意；刘志坚劝他去医院诊治，他也不同意。他说：“现在是关键时刻，部队刚开出去，总指挥怎么能不在前指呢？”就这样，杨得志继续坚持指挥部队作战。
2月25日，这已经是杨得志胃痛第八天了。战斗进程非常好，各部队均按计划打到了指定地域，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反击作战任务。就在这一天，杨得志病倒了，胃出血，一连十几次便血。很快，他呼吸微弱，脸色苍白，浑身虚汗，衣服都湿透了。27日，杨得志刚刚脱离危险，就要求将电话架到床头，他要与前指直接通话。
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作战结束，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后撤。杨得志在病床上指挥部队安全撤回……
杨家的一些“潜规则”
杨家还有一张照片，是1991年在山东胶县照的。那年，杨得志已是80岁的老人。和家人来到山东青岛后，他提出想见见他的老炊事员张师傅。老张师傅家住离青岛一百余公里的胶县乡下。当时，有人提出：“叫张师傅来青岛看您吧。”杨得志说：“不，他住乡下，交通不方便，来趟不容易，还是我去看他吧！”于是，他们驱车到了胶县，在县招待所里请张师傅吃了饭，照了这张照片。
事后，小外孙女问外公：“您的腿脚不好，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去看他呢？”杨得志说：“你小，你不知道，你妈妈小的时候就是吃他做的饭长大的！”
“我想，这是父亲的一种感恩之情——他对所有为他服务过的人，都心存感激，都想着报答。我们这些后辈也都以他为榜样，不忘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这渐渐成了我们的家风。”杨秋华说，“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平和、朴实、厚道的人。”
杨得志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儿女。
在杨家，从孩子们记事起，就觉得家里有规则，比如：谁也不准在学校说父亲是谁；谁也不能坐父亲的车上学；谁也不能用发给父亲工作用的铅笔、橡皮和本子……
杨得志夫妇生怕孩子们有什么特权思想，从而脱离群众。杨得志和夫人有6个孩子，20世纪60年代，6个孩子在山东济南上学。杨得志夫妇没有送他们上“干部子弟学校”，而是上的普通学校，跟一般市民的孩子在一起长大。
杨得志80岁生日的时候，再次给儿女讲长征故事。当他讲到一个班的战士因瘴气中毒全部牺牲的时候，他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他哽咽地说：“他们没有活到解放，他们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是他们，用牺牲换来了我们的生存……”
（摘自《大家文摘报》）
流泪给儿女讲战斗英雄故事
杨得志和他的十九兵团，是1950年10月初接到赴朝作战命令的。中央军委限他们12月5日前赶到兖州一带，而他们于10月下旬就从西安到了兖州。1951年2月16日，他们跨过鸭绿江，杀上最前线。
1952年夏，杨得志改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当时，因为担任司令员的彭德怀不在朝鲜，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开城谈判桌上，所以彭德怀特意给杨得志打电话，要他主要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杨得志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是1954年10月。
上甘岭战役于1952年10月14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历时43天，战斗异常激烈。那是10月间美军单方面中止停战谈判，并向中朝人民军队坚守的上甘岭地区发起进攻，企图攻占上甘岭两侧高地，进而夺取五圣山，以改变金化地区的攻防态势，迫使中朝人民军队后退，营造他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我志愿军一部，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打垮敌人数百次冲击。敌人逐次投入兵力达六万多人，向仅3.7平方公里的我军阵地，投下了几千颗重磅炸弹，山头被削低两米，阵地数次失而复得。
我军在杀伤大量敌人后，转入坑道坚持战斗。随后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经过反复争夺，终于恢复了已失的阵地。那次战斗，共歼敌两万五千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所谓“金化攻势”。
杨得志每每向儿女讲上甘岭，都会讲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故事。往往是讲着讲着，他就情不自禁地老泪横流……
68岁再上战场
1979年在中越边界反击战的前夕，中央领导找杨得志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征求他能不能去前线担任指挥官的问题。
杨得志当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要在高原作战，怕他身体吃不消。所以，先征求他个人的意见。杨得志毫不犹豫地就表了态：“能。一切服从中央！”
后来，有人对他的女儿杨秋华说：你父亲的这种做法，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可理解——他17岁参军，南征北战几十年，早已战功卓著，并于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和最高勋章，还时任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如果这次仗打得好，人们会说是本来就在情理之中，最多属于锦上添花；若万一打不好，那可就有损他的威名，将在他光辉的战斗历程中留下一大缺憾。
杨得志听女儿说了这番话后，说，那一刻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切。他想，作为军人，现在是祖国需要自己挺身而出的时候；作为父亲，现在是用实际行动为后辈做出榜样的时候。
三天后，杨得志就到了昆明。他说，当时他有三个不熟悉：云南地形不熟悉；敌人的情况不熟悉；参战部队不熟悉——他即将指挥的部队，不是他的老部队。
杨得志吃不下，睡不着，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熟悉地形，做到心中有数，他天天坐着吉普车在边界上跑，冒着敌人时不时打来的黑枪看地形，看部队。很快，作战方案制定出来了，并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
2月17日，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也就是在这一天，杨得志开始感觉身体不适，胃疼。但他跟谁都没说，自己吃了止疼药，继续指挥作战。20日，在前线指挥所里，刘志坚政委发现杨得志脸色不对，虽然是在南方，但毕竟是大冬天，怎么头上会有大颗大颗的汗珠呢？刘志坚这才知道杨得志的胃病犯了，他是疼得直冒汗。
刘志坚要向中央报告，杨得志不同意；刘志坚劝他去医院诊治，他也不同意。他说：“现在是关键时刻，部队刚开出去，总指挥怎么能不在前指呢？”就这样，杨得志继续坚持指挥部队作战。
2月25日，这已经是杨得志胃痛第八天了。战斗进程非常好，各部队均按计划打到了指定地域，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反击作战任务。就在这一天，杨得志病倒了，胃出血，一连十几次便血。很快，他呼吸微弱，脸色苍白，浑身虚汗，衣服都湿透了。27日，杨得志刚刚脱离危险，就要求将电话架到床头，他要与前指直接通话。
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作战结束，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后撤。杨得志在病床上指挥部队安全撤回……
杨家的一些“潜规则”
杨家还有一张照片，是1991年在山东胶县照的。那年，杨得志已是80岁的老人。和家人来到山东青岛后，他提出想见见他的老炊事员张师傅。老张师傅家住离青岛一百余公里的胶县乡下。当时，有人提出：“叫张师傅来青岛看您吧。”杨得志说：“不，他住乡下，交通不方便，来趟不容易，还是我去看他吧！”于是，他们驱车到了胶县，在县招待所里请张师傅吃了饭，照了这张照片。
事后，小外孙女问外公：“您的腿脚不好，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去看他呢？”杨得志说：“你小，你不知道，你妈妈小的时候就是吃他做的饭长大的！”
“我想，这是父亲的一种感恩之情——他对所有为他服务过的人，都心存感激，都想着报答。我们这些后辈也都以他为榜样，不忘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这渐渐成了我们的家风。”杨秋华说，“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平和、朴实、厚道的人。”
杨得志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儿女。
在杨家，从孩子们记事起，就觉得家里有规则，比如：谁也不准在学校说父亲是谁；谁也不能坐父亲的车上学；谁也不能用发给父亲工作用的铅笔、橡皮和本子……
杨得志夫妇生怕孩子们有什么特权思想，从而脱离群众。杨得志和夫人有6个孩子，20世纪60年代，6个孩子在山东济南上学。杨得志夫妇没有送他们上“干部子弟学校”，而是上的普通学校，跟一般市民的孩子在一起长大。
杨得志80岁生日的时候，再次给儿女讲长征故事。当他讲到一个班的战士因瘴气中毒全部牺牲的时候，他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他哽咽地说：“他们没有活到解放，他们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是他们，用牺牲换来了我们的生存……”
（摘自《大家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