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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他们的一封信引起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共鸣。
寒意潜入。星巴克的玻璃旋转门再一次被推动。
一位女士进入，张望片刻，迟缓地走到跟前，起初，脸上挂起应酬的笑容：“您是那位《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吧?我就是黄晓菊。”
口气如同电话里，“采访时间一个小时够了吧?”
尽管如此，应酬中也暗藏着她的精心：整齐打理的发型、两道描绘过重的眉、一抹浅浅的唇红，还有，她眼中的精气。
不远处，80后侍应生陌然看着。咖啡店里，青春洋溢与年过五旬，交相对映。
80后，又有多少人知道黄晓菊“红”在1980?
28年前，她也曾推动过一扇“门”——一代青年的思想闸门
起因是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的主要执笔，便是黄晓菊。
“一个关于人生观讨论的选题”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封面上，湛蓝天空下，一枝白玉兰春意盎然，蜜蜂在花瓣上飞舞。干净、朴素，没有“导读”与“要目”。
“我敢断言，至今仍有上百万人珍藏这期杂志，‘潘晓来信’代表了他们的青春与共鸣。”《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笃定地说
2000年，他参与编辑《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一书，从而查阅了大量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档案，采访了一个个当事者：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时，青年中流行的口号是‘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它成为杂志的选题，交由编辑马丽珍主持。那时，领导干部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讲实惠’搞不好就牵扯到这上面，比较敏感，不好收场。所以，她不想做。 她想到从群工部收集来的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个新话题要产生。”
《中国青年》杂志社早期办公地点在北京三里屯，马丽珍和时任总编关志豪住在同一单元，回家路上，马向关表示想开展一个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中国青年》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编辑马笑冬共同完成，接下来，“二马”每天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青年人的思想充满困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在1978年被确立，旧的意识形态已受到了怀疑，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青年人穿喇叭裤，被批判成学西方颓废派，有些单位直接在门口设岗，见谁穿就把谁的裤腿剪掉；穿衣、夫妻关系，再到就业、离职，政府无不干预；政府一方面说青年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现实生活却是日复一日地毫无生气；政府宣传要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
也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座谈会，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寻过短见，可以和他聊聊。
“潘晓”出炉
“一系列座谈会后，马笑冬她们从中选了十多人写稿，我是其中之一。”黄晓菊说。
小钢勺在咖啡杯中舒缓搅动，回忆如涟漪泛起。
“那会儿，我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正在小汤山疗养院养病。人在生病时，容易思考人生，十几间病房就我一人，静极了。”
她拉上病房的窗帘，跪在地上，把病床当桌，“‘掏心掏肺’地写呀写，早忘了约稿的要求，一个劲在那儿倾诉。”
“我母亲响应号召，远赴内蒙支边，与当地一名解放军结婚。身为长女，我从小患上小儿佝偻病，被送回北京，在外祖父家长大。什么是血缘?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情?虽然后来结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过程，但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
“我天生就没有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有一颗敏感而近乎神经质的心。”
她痛感：同龄的好朋友对我的痛苦给予过真切的同情，但说不上真正理解；社会的说教空洞而虚伪令人徒生反感；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更没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维艰；低陋的街道小厂里与一群命运对之不公的残疾人为伴……这些就是我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
缠线球是“主客观环境”里的具体工作。对于生存能力，黄晓菊特别自信，“不管多难的活，我保准干得又快又好。”
干完活后，她就跑去问同事，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
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对她忍无可忍，她偏干让他们堵心的事。
“有一次，眼瞅着变天了，暴雨即将来临。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车间主任拍板放我们早点回家。一个厂领导却偷偷躲在暗处，把早走的人记在本上，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我们的当月奖金。”
在场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我觉得这事不对，在开厂会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能说两句么?”
最后，她索性越级，一状告到领导的上级那儿，6元钱的奖金发下来了，她却从此成了厂子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3天后，一篇8000字的长文，分“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4部分，一蹴而就。
不久，黄晓菊和潘祎的稿子送到了编辑部。
记者一直无法联系到潘祎。彭明榜说，“他的个性不太好打交道。也不喜欢记者采访。”
于是，我们只能从潘所写的《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寻找当日行踪。
潘祎的父母都在青海，上中学时，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总体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80年，他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
1979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校园墙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墙内漆黑一团，偌大个校园，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火，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于是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地熬过了那个春节，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直至是年五月，到处歌舞升平，我却情绪越来越恶化。31日，我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里喝下了那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系里让我去参加……可就在会议要开之际，团委书记李庆堃来把我叫了出来，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
在办公室里，《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问我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我跟她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六点多钟。
周日，潘祎被马丽珍请到家中，马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他答应了。
“再到她家，她说，编辑部已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我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拿去便是。……不久后，‘潘晓’出笼了。”
大讨论
3年前，马笑冬罹患老年痴呆症，已无法与人交流。
她曾告诉彭明榜，看到黄晓菊的稿子时，她大吃一惊，特别是那段“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啊?没想到她感悟力这样好。”她以黄的来稿为主，糅进了潘祎的一些话，还有座谈会上听来的一些东西，再将潘黄二人的名字，各取其一，合成“潘晓”，就这样“潘晓来信”完成了。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
同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黄晓菊。”
“那期杂志发行了397万份，算是《中国青年》的高峰。”办公室内，彭明榜颇是感喟。
此后，他不再作声。环顾四周，90年代的黄漆家具，老式的布面沙发，破旧的背椅，地上的脚印斑斑驳驳。
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
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
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对此，胡耀邦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虽然不再“大肆翻腾”，但“提高认识”的检查还是要做：原社长关志豪已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一个反”。
“潘”“晓”的命运
“当年袒露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80年代初真会被看成异端、另类、大逆不道，还真得需要点勇气，犯点傻，才能豁得出去。”黄晓菊微笑说。
那封信让她“一夜成名”。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的“存在主义”。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 这让厂里很为难，“放进来不行，可老待在门口也不是个事。”
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
“在展开人生观讨论以后，黄晓菊在各大学做报告。在北京化工学院做报告时，她结识了台下很崇拜她的一个大学生，后来，这男生成了她的丈夫。”
潘祎记道，1980年5月末，他被人带去了北京安定医院检查。
“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他人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让我出诊室。很久以后，我才看到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诊断，勒令潘祎休学1年。其后他一直为复学，“陷入与校方复杂而艰苦的纠缠里不可自拔”。
1981年3月20日，潘祎正式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退学决定。“就这样，我在不知情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当中，又在不知情下，被学校轰出校门。”
得知退学是父母与学校的共谋，他异常愤怒，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
他只身回京，到处流浪。“黄晓菊曾为我介绍到三里河铁二区一个残疾人自建的窝棚里居住，那个残疾人又瘸又瞎，正用盲文写作，我去住的条件是帮他将盲文改写成普通文字。”
“潘祎是来找过我。他总说我们是‘潘晓’，应该如何如何。可我不这样想，有没有‘潘晓’，我都是我。”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他常问我，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半夜里，她常从焦虑中惊醒。她暗忖，先把儿子全托，然后下海南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拉广告应求着人家吧?我不。被人晾在一边，我就直接上前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行不行啊?”拿到700元业务费后，黄晓菊一度回到北京。 儿子在幼儿园里天天盼她，攒着两块糖舍不得吃，放在口袋里都化了，说要留给她。想想自己从小远离父母，儿子又步了她的老路，黄晓菊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为了生存，我必须离开。”这一次，她去了深圳。
在深圳找工作，跑烂两双鞋后，黄晓菊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女佣”在当地叫“搞家”，“我长这么大，从没一片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屋檐，婚姻也没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怀着满腔无奈，她走进了日本人的家。男主人是一家工厂厂长，有位韩国籍太太，叫索荣花。
“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坚韧的韩国女人。为了养家，她没有名分地跟着腿部残疾，比自己年纪大一轮的老男人。并且，真心诚意地爱他，照顾他。她知道我不会干家务，却没有告发过我，而是手把手地教我。”
索荣花让她对自身有了反省，“我觉着自己过去空谈理想，骄矜而浮躁。”
“我每天跟着索荣花，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件家务，内心开始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人也变得平和。”
1年后，日本人被炒鱿鱼，台湾人顶了他的职。
“得到他们夫妇恩惠的女工，纷纷辞职，表示不满。只有我左思右想，最后选择留下。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么办?”
索荣花走了，再也没联系过她，“我这一生，从没一个人像她那样无条件地对我好。”
转眼间，她的眼圈红了，“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她噙着泪，苦笑着重复当日的“经典话语”。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捣腾起服装生意。做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不算成功，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若要出面应酬，她勉强答应后，走在半路中，又会折回去。
有时，她坐在店里某个角落，安静地看点书，“年轻那会，读到可心的句子，会使劲抄啊，与人分享。现在兴奋了，也想拿起电话，可打给谁呢?”
另一个主人公潘祎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我保密。”
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4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人事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
“后来据说，他出国了，大约去了挪威。”彭明榜不敢肯定。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找他妻子去了。”黄晓菊猜测道。这又是一个谜。
寒意潜入。星巴克的玻璃旋转门再一次被推动。
一位女士进入，张望片刻，迟缓地走到跟前，起初，脸上挂起应酬的笑容：“您是那位《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吧?我就是黄晓菊。”
口气如同电话里，“采访时间一个小时够了吧?”
尽管如此，应酬中也暗藏着她的精心：整齐打理的发型、两道描绘过重的眉、一抹浅浅的唇红，还有，她眼中的精气。
不远处，80后侍应生陌然看着。咖啡店里，青春洋溢与年过五旬，交相对映。
80后，又有多少人知道黄晓菊“红”在1980?
28年前，她也曾推动过一扇“门”——一代青年的思想闸门
起因是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的主要执笔，便是黄晓菊。
“一个关于人生观讨论的选题”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封面上，湛蓝天空下，一枝白玉兰春意盎然，蜜蜂在花瓣上飞舞。干净、朴素，没有“导读”与“要目”。
“我敢断言，至今仍有上百万人珍藏这期杂志，‘潘晓来信’代表了他们的青春与共鸣。”《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笃定地说
2000年，他参与编辑《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一书，从而查阅了大量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档案，采访了一个个当事者：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时，青年中流行的口号是‘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它成为杂志的选题，交由编辑马丽珍主持。那时，领导干部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讲实惠’搞不好就牵扯到这上面，比较敏感，不好收场。所以，她不想做。 她想到从群工部收集来的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个新话题要产生。”
《中国青年》杂志社早期办公地点在北京三里屯，马丽珍和时任总编关志豪住在同一单元，回家路上，马向关表示想开展一个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中国青年》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编辑马笑冬共同完成，接下来，“二马”每天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青年人的思想充满困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在1978年被确立，旧的意识形态已受到了怀疑，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青年人穿喇叭裤，被批判成学西方颓废派，有些单位直接在门口设岗，见谁穿就把谁的裤腿剪掉；穿衣、夫妻关系，再到就业、离职，政府无不干预；政府一方面说青年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现实生活却是日复一日地毫无生气；政府宣传要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
也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座谈会，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寻过短见，可以和他聊聊。
“潘晓”出炉
“一系列座谈会后，马笑冬她们从中选了十多人写稿，我是其中之一。”黄晓菊说。
小钢勺在咖啡杯中舒缓搅动，回忆如涟漪泛起。
“那会儿，我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正在小汤山疗养院养病。人在生病时，容易思考人生，十几间病房就我一人，静极了。”
她拉上病房的窗帘，跪在地上，把病床当桌，“‘掏心掏肺’地写呀写，早忘了约稿的要求，一个劲在那儿倾诉。”
“我母亲响应号召，远赴内蒙支边，与当地一名解放军结婚。身为长女，我从小患上小儿佝偻病，被送回北京，在外祖父家长大。什么是血缘?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情?虽然后来结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过程，但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
“我天生就没有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有一颗敏感而近乎神经质的心。”
她痛感：同龄的好朋友对我的痛苦给予过真切的同情，但说不上真正理解；社会的说教空洞而虚伪令人徒生反感；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更没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维艰；低陋的街道小厂里与一群命运对之不公的残疾人为伴……这些就是我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
缠线球是“主客观环境”里的具体工作。对于生存能力，黄晓菊特别自信，“不管多难的活，我保准干得又快又好。”
干完活后，她就跑去问同事，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
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对她忍无可忍，她偏干让他们堵心的事。
“有一次，眼瞅着变天了，暴雨即将来临。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车间主任拍板放我们早点回家。一个厂领导却偷偷躲在暗处，把早走的人记在本上，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我们的当月奖金。”
在场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我觉得这事不对，在开厂会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能说两句么?”
最后，她索性越级，一状告到领导的上级那儿，6元钱的奖金发下来了，她却从此成了厂子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3天后，一篇8000字的长文，分“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4部分，一蹴而就。
不久，黄晓菊和潘祎的稿子送到了编辑部。
记者一直无法联系到潘祎。彭明榜说，“他的个性不太好打交道。也不喜欢记者采访。”
于是，我们只能从潘所写的《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寻找当日行踪。
潘祎的父母都在青海，上中学时，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总体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80年，他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
1979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校园墙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墙内漆黑一团，偌大个校园，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火，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于是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地熬过了那个春节，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直至是年五月，到处歌舞升平，我却情绪越来越恶化。31日，我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里喝下了那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系里让我去参加……可就在会议要开之际，团委书记李庆堃来把我叫了出来，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
在办公室里，《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问我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我跟她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六点多钟。
周日，潘祎被马丽珍请到家中，马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他答应了。
“再到她家，她说，编辑部已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我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拿去便是。……不久后，‘潘晓’出笼了。”
大讨论
3年前，马笑冬罹患老年痴呆症，已无法与人交流。
她曾告诉彭明榜，看到黄晓菊的稿子时，她大吃一惊，特别是那段“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啊?没想到她感悟力这样好。”她以黄的来稿为主，糅进了潘祎的一些话，还有座谈会上听来的一些东西，再将潘黄二人的名字，各取其一，合成“潘晓”，就这样“潘晓来信”完成了。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
同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黄晓菊。”
“那期杂志发行了397万份，算是《中国青年》的高峰。”办公室内，彭明榜颇是感喟。
此后，他不再作声。环顾四周，90年代的黄漆家具，老式的布面沙发，破旧的背椅，地上的脚印斑斑驳驳。
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
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
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对此，胡耀邦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虽然不再“大肆翻腾”，但“提高认识”的检查还是要做：原社长关志豪已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一个反”。
“潘”“晓”的命运
“当年袒露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80年代初真会被看成异端、另类、大逆不道，还真得需要点勇气，犯点傻，才能豁得出去。”黄晓菊微笑说。
那封信让她“一夜成名”。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的“存在主义”。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 这让厂里很为难，“放进来不行，可老待在门口也不是个事。”
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
“在展开人生观讨论以后，黄晓菊在各大学做报告。在北京化工学院做报告时，她结识了台下很崇拜她的一个大学生，后来，这男生成了她的丈夫。”
潘祎记道，1980年5月末，他被人带去了北京安定医院检查。
“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他人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让我出诊室。很久以后，我才看到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诊断，勒令潘祎休学1年。其后他一直为复学，“陷入与校方复杂而艰苦的纠缠里不可自拔”。
1981年3月20日，潘祎正式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退学决定。“就这样，我在不知情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当中，又在不知情下，被学校轰出校门。”
得知退学是父母与学校的共谋，他异常愤怒，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
他只身回京，到处流浪。“黄晓菊曾为我介绍到三里河铁二区一个残疾人自建的窝棚里居住，那个残疾人又瘸又瞎，正用盲文写作，我去住的条件是帮他将盲文改写成普通文字。”
“潘祎是来找过我。他总说我们是‘潘晓’，应该如何如何。可我不这样想，有没有‘潘晓’，我都是我。”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他常问我，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半夜里，她常从焦虑中惊醒。她暗忖，先把儿子全托，然后下海南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拉广告应求着人家吧?我不。被人晾在一边，我就直接上前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行不行啊?”拿到700元业务费后，黄晓菊一度回到北京。 儿子在幼儿园里天天盼她，攒着两块糖舍不得吃，放在口袋里都化了，说要留给她。想想自己从小远离父母，儿子又步了她的老路，黄晓菊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为了生存，我必须离开。”这一次，她去了深圳。
在深圳找工作，跑烂两双鞋后，黄晓菊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女佣”在当地叫“搞家”，“我长这么大，从没一片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屋檐，婚姻也没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怀着满腔无奈，她走进了日本人的家。男主人是一家工厂厂长，有位韩国籍太太，叫索荣花。
“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坚韧的韩国女人。为了养家，她没有名分地跟着腿部残疾，比自己年纪大一轮的老男人。并且，真心诚意地爱他，照顾他。她知道我不会干家务，却没有告发过我，而是手把手地教我。”
索荣花让她对自身有了反省，“我觉着自己过去空谈理想，骄矜而浮躁。”
“我每天跟着索荣花，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件家务，内心开始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人也变得平和。”
1年后，日本人被炒鱿鱼，台湾人顶了他的职。
“得到他们夫妇恩惠的女工，纷纷辞职，表示不满。只有我左思右想，最后选择留下。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么办?”
索荣花走了，再也没联系过她，“我这一生，从没一个人像她那样无条件地对我好。”
转眼间，她的眼圈红了，“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她噙着泪，苦笑着重复当日的“经典话语”。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捣腾起服装生意。做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不算成功，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若要出面应酬，她勉强答应后，走在半路中，又会折回去。
有时，她坐在店里某个角落，安静地看点书，“年轻那会，读到可心的句子，会使劲抄啊，与人分享。现在兴奋了，也想拿起电话，可打给谁呢?”
另一个主人公潘祎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我保密。”
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4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人事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
“后来据说，他出国了，大约去了挪威。”彭明榜不敢肯定。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找他妻子去了。”黄晓菊猜测道。这又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