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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崇安县以其独特的区位条件以及社会发展在闽北地区物流业发展的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民国时期的崇安县是中国近代物流发展的一个缩影。文章通过对崇安县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研究，总结制约与促进民国时期崇安县物流发展的因素。
关键词：民国时期;崇安县;物流;物流史;中国物流
1 民国时期以前崇安县物流发展情况的概述
放眼中国物流发展的历程，早在先秦时期，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必需品的物流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思想中。管子提出“重储思想”的主张，此后物流一直随著历史长河来到今天。本文主要以研究民国时期崇安县的交通运输为主，仓储及装卸搬运为辅，对影响崇安县物流的社会及自然因素进行分析。
宋朝以前，武夷山市尚未建置为崇安县，长期隶属于建阳地区的管辖。由于战乱、王朝的频繁更迭等诸多原因，人口流动及货物流动尚未形成大潮，导致该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经济较为落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商业活动较少。这一时期的崇安县尚未形成规模化的物流。
至北宋时建置，崇安县才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格局，逐渐开放，经济、文化及政治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期，武夷岩茶开始渐渐被世人所熟知，逐渐形成向国内销售的局面。至此，崇安县茶叶为主要输出商品的物流活动开始渐渐发展起来。
到了建阳元年，南宋政府迁都临安，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以临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交通渐趋发达。据史书记载，由崇安县至铅山甚至一度出现“车马之声，昼夜不息”①的情况，与浙江和江西毗邻的崇安县逐渐成了比较重要的一个物流节点。
元朝时期，据《武夷山市志》描述：“元朝，武夷茶名闻遐迩，创建御茶园于四曲畔。”②曾经主要用于自产自销的武夷茶开始渐渐传向全国各地。伴随崇安县与各地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崇安县也由原来只承担商品的中转渐渐过渡到了商品的集散一体化。伴随着崇安县的茶叶及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以及晋商的到来，崇安县的销售对象也逐渐发展到国外，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紧邻崇阳溪及赤水溪的星村镇和赤石村，借助河流运输的天然优势，加上自身高品质的茶叶，逐渐形成了2个颇具规模的小物流节点。
2 民国时期崇安县物流发展的自然因素
崇安县西部、北部和东部以侵蚀构造地貌为主。这一地貌对于崇安县的交通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崇阳溪侵蚀下切作用下逐渐形成的沟壑可以节省人工劈山凿路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土壤特性和险峻、陡直的地貌，容易在雨季形成泥石流，对道路造成损坏，阻碍交通，增加道路养护的成本。结合社会环境、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考虑后，民国时期的崇安县政府对贯穿崇安县南北向的两条古道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筑和完善，体现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修建建阳至崇安公路，至民国二十四年1月修通。民国二十八年3月又修通崇安至分水关公路，始有公路通往外省。”③公路的修通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崇安县物流的发展。打通了崇安县的南北运输交通，使崇安至分水关段成了出入福建重要的交通干线。
崇安县境内主要以丹霞地貌为主，在其地表裸露着大量的沙砾岩。民国时期的崇安县政府就地取材，采用砾土、黄土对道路进行铺装。根据《崇安县新志》对崇阳公路的记载“无甚迂回及崎岖之地”和对同时期、不同方向道路的记载“路甚迂回”，①更进一步印证了地形、地貌对道路的影响很大。除去2条交通干线外，民国时期的崇安县共有东西向由土石砌成的道路7条。这些道路的主要特点是通行能力弱，只可肩挑步行并且道路曲折崎岖。
崇安县境内的崇阳溪是闽江的主要支流。西北—东南走向的闽江，其中、下游段在历朝历代福建省的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将处于深山中的崇安、建宁等地同沿海的福州相连接。
整理《武夷山市志》中对水运的记载后可以发现：崇安县主要有崇阳溪航道、东溪航道、梅溪航道及九曲溪航道等4个主要航道，每条航道只可通过承载量较小的竹筏或木船。由于崇安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多雨、冬季少雨，河流有明显的汛期和旱期。以崇阳溪为例，在枯水期，航道深度难以支持船运，礁石、浅滩暴露，航道较窄，给行船带来了不便;在丰水期，航道径流量大，河流流速快，容易给行船带来潜在危险。在气候、地形因素影响下，崇安县的水运运输能力较弱，但由于其拥有相对低廉的运输成本、相对稳定的运输时间，民国崇安县主要以水运为主。
崇安县境内的河流支流众多、河网密集，给陆路运输带来了极大不便。自清朝起正式设置津渡约18个，并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根据河流流速及河水的深度、宽度划分，分别选用运输能力较强的木船和运输能力一般的竹筏，极大地为人们出行和货物转运提供了便利。
对民国时期崇安县的气候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发现：民国时期崇安县的气温和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崇安县对外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大米及笋干等为主，这些商品储存的基本条件是防潮和防热。在崇安县夏季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如果商品储存不当，极容易发生损坏。民国时期，崇安县大多数的私营商业采用仓店一体或前店后仓的经营模式，既方便了店主对商品进行定期保养维护，又可以将商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在仓库内直接提货，提高了交易的效率。由于常年湿度较大，私营商业的官栈人员还要在晴天时对商品进行翻晒，如茶叶等易潮货物，增加了工作人员的负担。
3 民国时期影响崇安县物流业发展的社会因素
“物流经济环境是对物流业产生影响的重要行业环境，如农业环境、工业环境、流通产业环境等。这些行业环境的存在及发展所派生出的物流需求是物流发展的重要基础。”②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物流发展的走向。本节以时间发展为脉络，从农业环境与流通环境入手，着重分析民国时期其对崇安县物流发展产生的影响。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是地主剥削和军阀统治两座大山。如“土地比较集中，万丘朱潘为崇安四大地主，他们的土地多在东北乡，因此东北乡的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仇恨较北乡为甚。③东北乡的农民成分也多以佃农占多数”。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民国三年前，崇安县存在的问题是土地兼并，全县大部分的土地集中于地主手里，地主豪绅通过田租及典当等方式对农民进行压榨。当时的田租方式分为活租和定租，地主不管农民的当年收成、生存问题对其进行剥削，阻碍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六年，军阀的割据混战、战争征兵等再次加重了崇安县人民的生活负担。在军阀统治的时期，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便是对商人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敲诈和勒索的所得，即“名为保护，实则敲诈”。④军阀和政府的强征捐税增加了商人的负担，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如：“厘虽抽之商而其实仍取之民，天下断无甘心亏本之商人，多方取赢，物价遂朝增暮改……最苦者力作之寒民……终日勤动，所得不及百钱……”⑤表面上军阀与政府是对商人进行剥削，实际上最后负担是直接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的，再次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以当时崇安县的主要商品茶叶为例，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生产者无力对土壤质量等耕作方式进行改良，导致茶叶的品质逐渐逊色于印度、日本等国的茶叶。同时税收的增加也直接增加了生产销售茶叶的成本，使茶叶的售价不断攀升。既无法保障品质，又无法获得价格优势，成为后期崇安县的武夷茶在外国市场上逐渐失去竞争力的原因之一。伴随着商品需求的降低，在此时期的物流发展受到抑制，既没有出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又没有出现物流技术的革新。这段时期的崇安县物流业除了维持基本的商贸活动以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发展。
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三年，崇安县是苏维埃政府的执政时期，县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规范管理。自民国二十年伊始，政府开始在管辖范围内对市场进行治理，如“允许商业自由，同时严禁商人投机与提高物价”，①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这一时期崇安县传统的行业，如造纸业和木材业等，进行贸易的商品销量连年上涨，物流活动渐趋频繁，物流發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日本对福州附近的海港进行了侵占与封锁，以出口为导向的木材业、茶叶及造纸业遭受了严重打击。在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及税收加重的影响下，不少行业厂商纷纷倒闭、停业。由于木材业主要是扎成木排后顺崇阳溪、经闽江运输至福州，再在福州进行分销。在木材运输的物流活动中，其涉及的物流主要职能为装卸搬运。由于木材业的凋敝，导致许多在崇安县港口从事装卸搬运的“脚夫”生活困难，面临失业。崇安县的“脚夫”分布行业较广，在通过陆路对货物进行运输过程中，“脚夫”主要承担了搬运职能;在通过水运对货物进行运输过程中，“脚夫”主要以承担装卸职能为主，少数情况下会在装卸工作完成后将货物搬运到雇主的指定地点。崇安县长期存在按地域及行业划分的行帮，并且各行帮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竞争关系，这些“行帮”对码头搬运、船筏运输等物流行业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加上行帮垄断了大部分的市场，所以新加入的“脚夫”只能加入以把头为中心的行帮。
民国二十三年是崇安县物流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节点。由于日本对港口进行封锁等诸多原因，使崇安县原先较为发达的水路运输业日显惨淡。而传统的公路运输则在政府的主导下，分别于民国二十三年和民国二十八年修建了2条南北向的公路，将江西和福建连接了起来，很大程度上为崇安县公路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中后期，国民党崇安县政府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通货膨胀、货币崩溃和原材料短缺，加上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和社会动荡，导致崇安县的各行各业均呈停滞萎缩状态，民生凋敝。由于口岸封锁，导致内地市场萎缩、商品的流通量下降，最终使崇安县的物流发展再次受挫。
4 总结
自然因素里的地形地貌、水文特征及气候的条件上决定了道路修筑的难易程度、河流的通航能力以及货物的储存方式。换而言之，自然因素在前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流的流向、数量及方式，所有的物流活动都要以自然因素为条件来展开。而社会因素里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及人口因素，决定了社会上人们的物流需求、物流从业人员的生存状况以及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流的繁荣程度、物流的近代化程度以及物流的发展潜力。即使到了现代，在评判选址依据时，物流设施的选址依然是首先对诸如气候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等自然因素进行考察，然后才是对诸如政府政策等社会因素进行考虑。
从自然和社会因素两个角度入手，对影响民国时期崇安县物流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民国时期物流的发展情况，以及阻碍或促进物流发展的因素，对于近现代物流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其背后蕴藏的道理对现代物流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武夷山市志编纂委员会.武夷山市志[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2]刘超然，潘拱辰，钱鸿文，等.崇安县新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3]贾杉.中国物流近代化研究（1840-1949年）[D].西安：西北大学，2009.
[4]符必春.民国时期四川区域物流地理（1912-1945）[D].重庆：西南大学，2013.
[5]潘健.辛亥革命前后福建近代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84-89.
[6]赵莉.中国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2013.
[7]戴一峰.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3）：89-98.
[8]戴一峰.再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57-64，69.
[9]林星.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D].厦门：厦门大学，2004.
关键词：民国时期;崇安县;物流;物流史;中国物流
1 民国时期以前崇安县物流发展情况的概述
放眼中国物流发展的历程，早在先秦时期，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必需品的物流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思想中。管子提出“重储思想”的主张，此后物流一直随著历史长河来到今天。本文主要以研究民国时期崇安县的交通运输为主，仓储及装卸搬运为辅，对影响崇安县物流的社会及自然因素进行分析。
宋朝以前，武夷山市尚未建置为崇安县，长期隶属于建阳地区的管辖。由于战乱、王朝的频繁更迭等诸多原因，人口流动及货物流动尚未形成大潮，导致该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经济较为落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商业活动较少。这一时期的崇安县尚未形成规模化的物流。
至北宋时建置，崇安县才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格局，逐渐开放，经济、文化及政治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期，武夷岩茶开始渐渐被世人所熟知，逐渐形成向国内销售的局面。至此，崇安县茶叶为主要输出商品的物流活动开始渐渐发展起来。
到了建阳元年，南宋政府迁都临安，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以临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交通渐趋发达。据史书记载，由崇安县至铅山甚至一度出现“车马之声，昼夜不息”①的情况，与浙江和江西毗邻的崇安县逐渐成了比较重要的一个物流节点。
元朝时期，据《武夷山市志》描述：“元朝，武夷茶名闻遐迩，创建御茶园于四曲畔。”②曾经主要用于自产自销的武夷茶开始渐渐传向全国各地。伴随崇安县与各地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崇安县也由原来只承担商品的中转渐渐过渡到了商品的集散一体化。伴随着崇安县的茶叶及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以及晋商的到来，崇安县的销售对象也逐渐发展到国外，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紧邻崇阳溪及赤水溪的星村镇和赤石村，借助河流运输的天然优势，加上自身高品质的茶叶，逐渐形成了2个颇具规模的小物流节点。
2 民国时期崇安县物流发展的自然因素
崇安县西部、北部和东部以侵蚀构造地貌为主。这一地貌对于崇安县的交通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崇阳溪侵蚀下切作用下逐渐形成的沟壑可以节省人工劈山凿路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土壤特性和险峻、陡直的地貌，容易在雨季形成泥石流，对道路造成损坏，阻碍交通，增加道路养护的成本。结合社会环境、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考虑后，民国时期的崇安县政府对贯穿崇安县南北向的两条古道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筑和完善，体现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修建建阳至崇安公路，至民国二十四年1月修通。民国二十八年3月又修通崇安至分水关公路，始有公路通往外省。”③公路的修通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崇安县物流的发展。打通了崇安县的南北运输交通，使崇安至分水关段成了出入福建重要的交通干线。
崇安县境内主要以丹霞地貌为主，在其地表裸露着大量的沙砾岩。民国时期的崇安县政府就地取材，采用砾土、黄土对道路进行铺装。根据《崇安县新志》对崇阳公路的记载“无甚迂回及崎岖之地”和对同时期、不同方向道路的记载“路甚迂回”，①更进一步印证了地形、地貌对道路的影响很大。除去2条交通干线外，民国时期的崇安县共有东西向由土石砌成的道路7条。这些道路的主要特点是通行能力弱，只可肩挑步行并且道路曲折崎岖。
崇安县境内的崇阳溪是闽江的主要支流。西北—东南走向的闽江，其中、下游段在历朝历代福建省的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将处于深山中的崇安、建宁等地同沿海的福州相连接。
整理《武夷山市志》中对水运的记载后可以发现：崇安县主要有崇阳溪航道、东溪航道、梅溪航道及九曲溪航道等4个主要航道，每条航道只可通过承载量较小的竹筏或木船。由于崇安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多雨、冬季少雨，河流有明显的汛期和旱期。以崇阳溪为例，在枯水期，航道深度难以支持船运，礁石、浅滩暴露，航道较窄，给行船带来了不便;在丰水期，航道径流量大，河流流速快，容易给行船带来潜在危险。在气候、地形因素影响下，崇安县的水运运输能力较弱，但由于其拥有相对低廉的运输成本、相对稳定的运输时间，民国崇安县主要以水运为主。
崇安县境内的河流支流众多、河网密集，给陆路运输带来了极大不便。自清朝起正式设置津渡约18个，并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根据河流流速及河水的深度、宽度划分，分别选用运输能力较强的木船和运输能力一般的竹筏，极大地为人们出行和货物转运提供了便利。
对民国时期崇安县的气候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发现：民国时期崇安县的气温和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崇安县对外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大米及笋干等为主，这些商品储存的基本条件是防潮和防热。在崇安县夏季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如果商品储存不当，极容易发生损坏。民国时期，崇安县大多数的私营商业采用仓店一体或前店后仓的经营模式，既方便了店主对商品进行定期保养维护，又可以将商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在仓库内直接提货，提高了交易的效率。由于常年湿度较大，私营商业的官栈人员还要在晴天时对商品进行翻晒，如茶叶等易潮货物，增加了工作人员的负担。
3 民国时期影响崇安县物流业发展的社会因素
“物流经济环境是对物流业产生影响的重要行业环境，如农业环境、工业环境、流通产业环境等。这些行业环境的存在及发展所派生出的物流需求是物流发展的重要基础。”②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物流发展的走向。本节以时间发展为脉络，从农业环境与流通环境入手，着重分析民国时期其对崇安县物流发展产生的影响。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是地主剥削和军阀统治两座大山。如“土地比较集中，万丘朱潘为崇安四大地主，他们的土地多在东北乡，因此东北乡的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仇恨较北乡为甚。③东北乡的农民成分也多以佃农占多数”。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民国三年前，崇安县存在的问题是土地兼并，全县大部分的土地集中于地主手里，地主豪绅通过田租及典当等方式对农民进行压榨。当时的田租方式分为活租和定租，地主不管农民的当年收成、生存问题对其进行剥削，阻碍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六年，军阀的割据混战、战争征兵等再次加重了崇安县人民的生活负担。在军阀统治的时期，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便是对商人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敲诈和勒索的所得，即“名为保护，实则敲诈”。④军阀和政府的强征捐税增加了商人的负担，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如：“厘虽抽之商而其实仍取之民，天下断无甘心亏本之商人，多方取赢，物价遂朝增暮改……最苦者力作之寒民……终日勤动，所得不及百钱……”⑤表面上军阀与政府是对商人进行剥削，实际上最后负担是直接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的，再次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以当时崇安县的主要商品茶叶为例，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生产者无力对土壤质量等耕作方式进行改良，导致茶叶的品质逐渐逊色于印度、日本等国的茶叶。同时税收的增加也直接增加了生产销售茶叶的成本，使茶叶的售价不断攀升。既无法保障品质，又无法获得价格优势，成为后期崇安县的武夷茶在外国市场上逐渐失去竞争力的原因之一。伴随着商品需求的降低，在此时期的物流发展受到抑制，既没有出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又没有出现物流技术的革新。这段时期的崇安县物流业除了维持基本的商贸活动以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发展。
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三年，崇安县是苏维埃政府的执政时期，县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规范管理。自民国二十年伊始，政府开始在管辖范围内对市场进行治理，如“允许商业自由，同时严禁商人投机与提高物价”，①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这一时期崇安县传统的行业，如造纸业和木材业等，进行贸易的商品销量连年上涨，物流活动渐趋频繁，物流發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日本对福州附近的海港进行了侵占与封锁，以出口为导向的木材业、茶叶及造纸业遭受了严重打击。在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及税收加重的影响下，不少行业厂商纷纷倒闭、停业。由于木材业主要是扎成木排后顺崇阳溪、经闽江运输至福州，再在福州进行分销。在木材运输的物流活动中，其涉及的物流主要职能为装卸搬运。由于木材业的凋敝，导致许多在崇安县港口从事装卸搬运的“脚夫”生活困难，面临失业。崇安县的“脚夫”分布行业较广，在通过陆路对货物进行运输过程中，“脚夫”主要承担了搬运职能;在通过水运对货物进行运输过程中，“脚夫”主要以承担装卸职能为主，少数情况下会在装卸工作完成后将货物搬运到雇主的指定地点。崇安县长期存在按地域及行业划分的行帮，并且各行帮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竞争关系，这些“行帮”对码头搬运、船筏运输等物流行业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加上行帮垄断了大部分的市场，所以新加入的“脚夫”只能加入以把头为中心的行帮。
民国二十三年是崇安县物流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节点。由于日本对港口进行封锁等诸多原因，使崇安县原先较为发达的水路运输业日显惨淡。而传统的公路运输则在政府的主导下，分别于民国二十三年和民国二十八年修建了2条南北向的公路，将江西和福建连接了起来，很大程度上为崇安县公路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中后期，国民党崇安县政府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通货膨胀、货币崩溃和原材料短缺，加上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和社会动荡，导致崇安县的各行各业均呈停滞萎缩状态，民生凋敝。由于口岸封锁，导致内地市场萎缩、商品的流通量下降，最终使崇安县的物流发展再次受挫。
4 总结
自然因素里的地形地貌、水文特征及气候的条件上决定了道路修筑的难易程度、河流的通航能力以及货物的储存方式。换而言之，自然因素在前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流的流向、数量及方式，所有的物流活动都要以自然因素为条件来展开。而社会因素里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及人口因素，决定了社会上人们的物流需求、物流从业人员的生存状况以及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流的繁荣程度、物流的近代化程度以及物流的发展潜力。即使到了现代，在评判选址依据时，物流设施的选址依然是首先对诸如气候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等自然因素进行考察，然后才是对诸如政府政策等社会因素进行考虑。
从自然和社会因素两个角度入手，对影响民国时期崇安县物流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民国时期物流的发展情况，以及阻碍或促进物流发展的因素，对于近现代物流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其背后蕴藏的道理对现代物流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武夷山市志编纂委员会.武夷山市志[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2]刘超然，潘拱辰，钱鸿文，等.崇安县新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3]贾杉.中国物流近代化研究（1840-1949年）[D].西安：西北大学，2009.
[4]符必春.民国时期四川区域物流地理（1912-1945）[D].重庆：西南大学，2013.
[5]潘健.辛亥革命前后福建近代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84-89.
[6]赵莉.中国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2013.
[7]戴一峰.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3）：89-98.
[8]戴一峰.再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57-64，69.
[9]林星.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D].厦门：厦门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