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雷颐先生《背景与错位》(《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一文，获益匪浅，因为中国的先锋雄鹰们往往立身于本土高山呈现出飞向西方现代神殿的意念和姿态，而使他们过多地失去了“哲学—文化”的家园感。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能否转变成“身在曹营心在曹”的忠贞情怀(即“中国化”)，大抵上可以看作雷颐先生述说中国的“后殖民”、“后现代”的焦虑心态和言语所指。真的，中国陆地上经常飘洒着西方的阵雨和暴雨，以至于无数枝桠在赏心悦目的春日里开满了被嫁接的异国花蕾——生存背景与语词错位在露天舞台上成为尽情表演的拿手戏。这是随处可见的场景和节目。先锋派的理论大典昼夜呈“吃掉”传统的势态。为此，我赞赏雷颐先生！
　　但是，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切忌自身犯霸权主义的错误。我们在谈到西方话语语境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语词问题。创造话语的语词尽管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等文化背景因素，但语词也能成为客观化的言语符号，成为传达理论思维的物质工具。张之洞之所以如文中所述，盖缘于此。既然这样，就应当允许语词超越文化背景而成为同一个世纪同一个理论平面的纵向接轨和横向比较。接轨、比较是一种转换，是一种扩充，是一种深入。就是因为语词的客观性，才形成犹如西药也能治疗我国人之病的可能性。这算得上一种语词操作的“拿来主义”！再者，不必惊悸于语词的“他者化”，反之，则容易使批评语言回归到另一种权威性的制约和捆绑(这并非陌生化)。抛开“后殖民”、“后现代”等时间概念，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学语词的移植并未破坏中国本土文化的生长，王国维之所以能具有“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缪语)的权威性，是因为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语)，这就是说王国维从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等人处移植了包涵思想的语词，否则，仅凭《人间词话》，恐怕上述结论难以成立。现在关注的视域就是要把中国传统中曾经出现的这种现象，放到转型期中国文化建设的背景中来审视，就不证自明了。否定“后现代者”及其传达思想的语词，人及物都会被放逐。若此，是否属于语言的消解呢？更何况，“后现代”者只能成为有限的个别，无限的普遍“寻根”者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日理万机地进行着正位工作。因此，简单的否定使用语词，易于形成保守主义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