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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深入虎穴
1946年3月,陈修良接到党对她的新任命——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首府”,扼住南京,便扼住了国民党的命脉。
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南京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8任市委书记都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南京已很难找出地下党员。尽管此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开始恢复,但在这“铁桶一般的城市”,开展地下工作仍然险象环生。
党将如此重任赋予陈修良,看重的是她的忠诚、胆识与经验。陈修良受命后,告别了在上海的家人,奔赴南京。她佯装为贵妇人张太太,先是住进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家中,后又以“姑妈”的身份住进地下党员柏焱和柯秀珍家。
“姑妈”张太太每次出门定会精心打扮一番——着旗袍,戴墨镜。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在南京政坛翻起了惊涛骇浪。陈修良赴任后,首要的工作是重建中共南京市委,重整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华中分局的具体指示,陈修良使南京党组织得以保存和发展壮大。3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工人、学生、小学教员、公务员等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在镇江、芜湖、宣城等地区建立了1个工委和几个支部。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分布于国民党党、政、军和各行各业中,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应时而动,开辟“第二条战线”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国统区危机四伏,尤其是物价暴涨。“反饥饿”成为国统区人民的共同心愿,反内战成为时人的共同心声。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在国统区以“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要求生存的权利”为口号,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接到命令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斗争,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由南京先突破。
接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后,陈修良马不停蹄,立即向南京市委和“学委”传达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1947年,在南京市委和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学生开始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随着南京学生游行活动的开展,陈修良也在思考下一步行动。5月20日,约5000名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反内战”“反饥饿”口号响彻南京城。
中共中央对南京市委领导的这次学生运动评价极高。5月23日,新华社评论指出,此次运动足以与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相媲美。
惊天动地,海陆空大策反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如酵母菌一样悄然发酵,影响愈深。为了顺利解放南京,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南京地下党“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争取更多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迎接解放。
陈修良首先关注的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陈修良了解俞渤的背景后,确认可以争取,于是遣人转告俞渤,共产党欢迎他,希望他能影響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弃暗投明。俞渤颇受鼓舞,立刻联络了其他5名飞行员,于1948年12月16日晚驾机北去。俞渤一行人原计划投弹炸毁“总统府”,结果由于天色影响,偏离了目标。蒋介石虽毫发未损,但也吓得不轻。俞渤驾机起义的消息在国民党内传开后,一些飞行员纷纷效法,西安、杭州、上海、香港等地接连发生起义。
“空中雄鹰”奔向光明后,陈修良开始准备海上舰队的策反工作。“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刚正不阿,早就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舰上水兵大多学生出身,赤子情深,爱国甚笃,对国民党所作所为亦是心灰意冷,早就滋生了投奔共产党的念头。知此情况后,陈修良毫不迟疑,同意起义的十条计划,欢迎“重庆号”投奔组织。1949年2月25日凌晨,“重庆号”驶出南京,开向葫芦岛,十条计划全获成功。
海、空两军起义后,陈修良又将目光投向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国民党第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通过多方了解,陈修良获悉王晏清为人正直,对国民党当局已失去信心,于是决定策反他。在王晏清舅舅攻心之下,王晏清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愚忠”心理。陈修良与王晏清见面后,王晏清被陈修良的诚意感动,坚定了起义决心。
97师起义后,陈修良大喜过望,作七绝诗一首:“山连古阙江南春,豺狼狐兔遍地荆。大军横渡到来日,看尔还能露狰狞。”
里应外合,迎接南京解放
1948年10月,南京市委收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京沪虽临解放前夜,还要经一段艰苦斗争。当前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和准备接管京沪而奋斗。”在此指示下,组织民众,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巢穴,被陈修良提上了日程。
在充分调研后,陈修良发现,南京国民党警察中,有很多来自重庆、贵阳、河南等地的初、高中毕业生对现实不满,可以争取。于是,南京市委和陈修良决定成立“警察运动委员会”,并派人“打入”国民党13个警察分局。这些地下党员在警察中争取了大量的进步力量。
在重点打入警察局的同时,南京地下党员还深入其他单位,开展群众工作。在广大群众的努力下,国民党没有达到破坏目的。电灯、自来水、电信、轮船、火车、汽车交通等在解放南京时均未停过。渡江战役总前委进入南京后,致电中央军委时还专门提到:“此次南京破坏不大,房屋一般完好”“各机关保护尚好,秩序尚未大乱,主要得力于秘密市委,他们工作做得很好”。
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渡江战役也越来越近。此时的陈修良也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帮助解放军筹集渡江船只。自国民党3月宣布“封江”以来,解放军在江北已很难找到船只。于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在4月23日下午,也就是解放军35军赶到江北浦口之时,南京市委支援渡江船只。
收到命令,陈修良立刻部署。当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等地下党支部组织工人将2艘运输艇、3艘巡逻艇及轮渡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开到了浦口。次日凌晨4点,35军1.5万人马全部渡江。南京回到了人民怀抱。
陈修良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奋笔写下了解放南京的新闻稿:“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奋勇出击,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全部解放……”就在这则新闻稿回响在南京上空时,陈修良赶到35军军部,与曾和自己一起打过游击的老战友、35军政委何克希见面。在何克希介绍下,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终于见到了陈修良的“庐山真面目”。他握着陈修良的双手,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
摘编自《学习时报》《南京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