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可能拥有的天赋去赌一把”

　　安德烈·普列文（André Previn）一生最大的恐惧之一是在音乐会后出席庆功晚宴。“两百个人都抬着饮料，举着一根串着小虾的牙签。我会逃到一个角落，汗水浸透后背。”但在指挥台上，他是绝对王者，靠温文克制的指挥风格激起情绪风暴。他的第四任妻子希瑟·斯奈德曾表示，对安德烈来说，音乐就是他的情妇，他永远受这股力量驱使。
　　和很多位列殿堂级的大师不同，普列文的私生活总是成为媒体焦点。他是9个孩子的父亲，所有前妻都是他“最好的朋友”：包括爵士歌手贝蒂·贝内特;歌手兼词作者多莉·兰艮;电影演员米亚·法罗;外交官的女儿希瑟·斯奈德;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60年代，普列文在休斯顿交响乐团担任音乐总监期间突然被解雇，媒体分析，部分原因就是他穿着牛仔裤和米亚·法罗在镇上游行。
　　那挥之不去的好莱坞做派或许源于他最早的工作经历。上高中时，他给当地电台节目做策划，成功吸引了米高梅的注意力，于是得到了全职工作的机会。16年内，他因电影原创音乐获得了11次奥斯卡提名，4次获奖。只要他愿意，他已经可以在贝弗利山庄的游泳池边养老。
　　有一种说法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古典乐作曲家都去成就电影业了：比如莫里康内、约翰·威廉姆斯。这个名单里还可以加上安德烈·普列文。但他直言，自己那些年是在为“无穷无尽的廉价电影”做“商业爆米花音乐”。“你知道你能赚钱……但对我的雄心而言，那就是一条死胡同。我想用我可能拥有的任何天赋去赌一把。”
　　从5岁那年要求父亲送他上钢琴课起，安德烈·普列文就深深着迷于音乐的魅力。他的父亲杰克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也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发现了儿子早慧的乐感。6岁，普列文进入柏林音乐学院学习，3年后因为犹太血统被逐出学院。1939年，他10岁，一家人从柏林经巴黎逃到洛杉矶。在路上，有的流亡者来自管弦乐队，在废弃的学校大厅演奏室内乐，让他爱上了莫扎特、拉威尔、勃拉姆斯、普罗科菲耶夫、贝多芬和舒伯特。他自己也组建了一支年轻的三重奏乐队。

　　在米高梅，他在优秀音乐家的熏陶下学会了高效谱曲、指挥、排演。32岁，他告别了那里，6年后进入休斯顿交响乐团任首席指挥——转型很难，“你进过电影业，对他们来说就跟杀过人一样。”但他干得很棒，1年后，就成为了伦敦交响乐团（LSO）的首席指挥。
　　时年39岁的普列文被《时代》杂志评价“几乎可比肩伯恩斯坦”。

不只是“洛杉矶浪漫主义”

　　普列文在很多国家生活过，但他最想念英格兰。在19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米亚·法罗住在萨里郡一座田园诗般的房子里。也是在这儿，他为后来几十年的国际声誉打下了基础。
　　“在我有幸与他一起演奏之前很久，安德烈的音乐就让我激动不已;当我演奏的时候，他在管弦乐队中的气场……令人心荡神驰。”普列文的朋友、LSO的首席单簧管演奏家安德鲁·马里纳日前回忆。
　　在任期的11年内，普列文和LSO平均每年可以录制15张专辑，“我们无休止地巡回演出，建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LSO和我是一个团队。我很幸运，（那时）要想在LSO音乐会上找到一个好座位，比在伦敦西区更难。”
　　《经济学人》评价普列文“在一周内吸引的观众比伦敦交响乐团演奏65年吸引的人还要多”。他是个具有现代感的指挥，留着披头士的发型，喜欢穿高领毛衣。70年代，他在BBC主持过一档名为“安德烈·普列文音乐之夜”的节目，身着夹克，握着超大号眼镜，和另一位学者或演奏家向观众介绍古典乐和戏剧，大受欢迎。在1971年的喜剧节目《摩尔坎贝与怀斯秀》（“Morecambe and Wise”）中，他扮演“Andrew Preview”，一个严肃刻板的钢琴家，指责摩尔坎贝弹琴荒腔走板，结果被对方提着领教训：“我弹的所有音符都是对的，但不代表要按照正确的顺序弹！”这个短剧效果极好，以至于他晚年到英国，出租车司机都会对他说： “Hello， Mr. Preview！”
　　《紐约时报》认为，普列文和莱纳德·伯恩斯坦一样，是个“伟大的大众主义者”，“他给人一种感觉，一切事物都可以被了解，继而被爱上。”
　　但批评家们看到的是普列文作秀的一面。“这位指挥家似乎比音乐本身重要。”“他是风格胜于实质的完美范例。”他们说。他的职业道路称得上狡猾：他走到哪里都有狗仔队和歌迷埋伏，这样的名声让唱片业的高管们相信他的唱片会畅销;渴望观众的管弦乐队给了他丰厚的报酬;电视公司纷纷抛来橄榄枝。他指挥拉赫玛尼诺夫过于温柔，他写的弦乐太浮华伤感，他热衷搞爵士乐三重奏，这些成了他“洛杉矶浪漫主义”标签的一部分，哪怕他指挥了伦敦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匹兹堡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争议仍然如影随形。
　　普列文蔑视那些评价。他血液里同时流淌的古典主义、好莱坞气质和爵士精神，使他成为了20世纪最有才华的全能音乐家之一。
　　评论家马丁·伯恩海默称普列文是“二流音乐的一流指挥家”，因为他在一次上台前收到噩耗，随后将自己的悲伤倾注到指挥棒中，让整个乐队的演奏无与伦比。爵士乐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特德·乔亚认为普列文是一位“有说服力、动人的爵士音乐家”，“他的手指以极其精确的方式展示了他的洞察力。”1969年，普列文根据可可·香奈儿的事迹为百老汇剧目《可可》谱曲，获得了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近70岁时，他又转向歌剧，成为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歌剧版的曲作者。 　　他因为古典乐、电影音乐和爵士乐的成就共获得十次格莱美奖。1996年，他被授予大英帝国荣誉骑士勋章。2010年，又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普列文去世后，负责颁发格莱美奖的美国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表示：“他创作音乐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毫不费力结合音乐流派的能力将继续影响我们的行业。”
　　但普列文并不追求像贝多芬那样不朽。“我不为下一代创作任何东西，”他说，“我不在乎人们现在对它的看法，也不在乎一百年后对它的看法。我只是想让人们演奏罢了。”

没有人听古典乐了

　　2008年，英国《留声机》杂志授予普列文终身成就奖，因为他是“一位富有想象力且始终如一的艺术家”。普列文那时还没满80岁，对《卫报》开玩笑地表示，“终身成就奖”就像上赶着的讣告一样。他拼命强调：“我还在写！”
　　80岁以后，他不仅还在写，也还在指挥。虽然他的身体已经有些虚弱，谢幕鞠躬对他来说变得困难，但是，“有一个安德烈·普列文永远被锁在70年代的时间胶囊里。你会发现他穿着迷幻衬衫，指挥着LSO，利用他的明星身份向所有人宣传古典音乐。”Classic FM记者在LSO采访他后写道。

　　普列文在职业上表现得像个时代弄潮儿，但在生活中奉行保守主义。他一直不用手机，“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工作的。”这是他对所有科技的态度。他的一个儿子是个摇滚吉他手，而他并不认识这种乐器。他对如今古典乐的市场营销方式感到不适应，比如郎朗——“他是个了不起的钢琴家，对于一个古典音乐家来说，他可能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票房成功。但我一分钟也看不下去……总是有一些人愿意获得公众的关注。”
　　普列文的音乐品味在少年时期就基本定型了：他最后一次为新的曲子激动是十几岁，听到巴托克·贝拉的《管乐队协奏曲》的时候。少年时代，他的一个梦想是有朝一日踏上激发沃恩·威廉姆斯灵感的群山，再看一看让布里顿写出第一部歌剧《彼得·格莱姆斯》的那片海。他一生为那些经典旋律兴奋。前几年，他在大都会歌剧院听完《彼得·格莱姆斯》后依然说，“这简直使我不知所措。天哪，多美妙的曲子！”
　　但古典乐已然衰落。现在，一个顶级乐团一年也只会录制一两张专辑。“有人告诉我，经典唱片在唱片销售中只占不到1%。所以我说，我们别老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了，让我们来点梅西安什么的。但是，谁会买那个东西？没人再买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就是这个行业不可避免的沮丧一面。身处其中，免不了面对音乐政治化、商业化，和董事会斡旋……诸如此类的麻烦。但对普列文而言，这些打扰不了他。 终其一生，他都在追逐伟大的交响乐，再没有什么比音乐更好的了。他赠予这个世界五百多张专辑，包括音乐剧、歌剧、爵士乐、室内乐、协奏曲。在晚年，他每天都握笔思索，如同在好莱坞工作的年月一般。有几件重要的事始终萦绕于心：德彪西在不做笔记的情况下写出了《牧神的午后》;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的开篇令他潸然泪下;还有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无可比拟的宁静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他最终承认自己是一个百分百的浪漫主义者。有一次普列文和知名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聊天，布列兹说，他想把所有演奏者从音乐中赶走，让曲子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布列兹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但我对他说，‘皮埃尔……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话，请原谅我。’我去看普契尼的歌剧，被深深打动了。这对布列兹是炼狱，但只有智力填充的作品让我厌烦。”
　　北京时间2019年3月1日，安德烈·普列文在位于曼哈顿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他的管理机构IMG Artist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近年来，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作曲上，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在不知疲倦地为新的合约工作。”
　　普列文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说：“没有音乐的一天等于浪费了的一天。”他用一生踐行了这一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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