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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上海瑞金二路272号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了六七年，那时所长为方学武同志（担任过民进市委秘书长）。同在所内工作的有：徐铸成、孔另境（孔明珠父亲）、刘哲民、尚丁、何满子、金性尧、钱君匋等。有时，民进召开组织活动，方学武、孔另境、刘哲民、尚丁、钱君匋、金性尧、林炜等均参加讨论。
此文说说何满子先生。
何满子先生的书房名为“一统楼”，取意于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安静的“一统楼”不仅有读书写作的地方，还有客厅、饭厅、课室。房中挂着聂绀弩、赵朴初的字，陈从周的画，一件件说起来都有亲朋同乡之缘。
由聂绀弩的字说到他的旧体诗，不免感慨。何满子曾诗赠聂绀弩：“先生越老越风流，千首诗轻万户侯。不独文章惊海内，更奇修炼出人头。”回忆起来，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就认识了，聂绀弩当时在《桂林日报》当副刊编辑。“‘文革’结束后我们才重新见面。他吃的苦比我们多。他后来不写杂文，写旧体诗，其实诗也是杂文。”何满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号“江湖散人”，笑道：“聂绀弩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
何满子先生以“杂文家”名世，他自幼博览群书。13岁发表散文《东北的炮声》，18岁投入抗日，30岁组建大众书店编辑部，编辑出版许多文学、历史、教育方面的书籍，令上海出版界刮目相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五杂侃》《人间风习碎片》《狗一年猪一季》《如果我是我》《鸠栖集》《三五成群集》《远年的蔷薇》等杂文集。
杂文，曾经被视作“匕首”，一刀见血，但优秀的杂文家却是屈指可数。何满子对此深表担忧：“这种现象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讲话，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讲，深刻的话未必能全讲；讲深刻的话，联系到更广大、深刻的问题，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杂文应该是表现得恰到好处，讲到痛处，于是它成了不容易写。”
说起人生历程，何老显得非常坦然：“我的一生平庸之极，不平凡只是我所寄生的这个时代。”
何满子1951年调入贾植芳先生任主任的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文艺批评及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因这层关系，他就与震旦大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那些后来被判为“胡风分子”的王元化、梅林、耿庸、张中晓等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有了来往，从此结下了友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孰料，震旦中文系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样，是“胡风反党集团”冤案的“重灾区”，在这里，胡风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大多被打成“胡风分子”。
期间，何满子一口气写下了三本谈《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的著作，并由刘哲民主持的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他开始研究民俗学。
后来全国院系调整，何满子因为不想被派到安徽一所大学，就和赵景深、王运熙等人被派到上海高中师资训练班。1955年，高中师资训练班停办，他没事做便呆在家里。不料，胡风事件发生了，他就被抓起来了。何满子先生回忆说：“在胡风事件出来之前，我跟胡风基本没有什么联系。我解放前在衡阳的时候，听过一次胡风的演讲。后来，我把我自己写的诗寄给他，他回信说我写的诗不像诗。还让我到一个出版社去工作，我没有去。此前，我和他没有什么来往。贾植芳几次让我到胡风家里去，我想我也不写诗了，就没去。因为经常到老贾家里喝酒，倒是和经常带着孩子到老贾家里来的胡风的妻子梅志比较熟。”
其实，对胡风及其文学理论的论争，何满子先生自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态度是：“一，无论胡风的是非如何，我认为总还是属于文学上的论争问题，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扩大到哪里去。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延安的‘抢救运动’有过失败的经验教训，可说是有史可鉴的。二，我想这场论争与我不会有什么牵连。这不仅因为我的生活历程中，与胡风本人毫无瓜葛，也不像有的朋友那样早年就跟胡风主办的《七月》《希望》有密切的关系。还因为，我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我自己的看法。比方他对‘批判现实主义’概念的认同，在创作方法及作家世界观的关系等问题，对照我所倾服的马克思的文艺观，觉得胡风是受到苏联庸俗社会学一些影响的，这不大合我的口味。但是，比起那些批判胡风的人完全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我更倾向于胡风。三，我对文艺圈内的论争和是非，绝不想介入。我始终倾心于学术研究，而不愿陷入文学实践活动太深。何况明知文艺界的一些问题，在一方是统治者，一方是被统治者的形势下，是很难弄清楚的。”
但是何满子的估计和推想完全错了。形势越来越紧张。1952年舒芜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着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何满子对舒芜的做法颇有反感：你走你的阳关道，把朋友抛出来算啥名堂！至于胡风上三十万言书的事，何满子从朋友的闲谈中隐约知道一点，但他仍然觉得与己无关。
因此，在大灾难的前夜，何满子是毫无思想准备的。1955年5月13日，在这一天，报纸绝对显著的位置，发表了舒芜揭发“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这是舒芜从胡风和他多年交往期间往来书信中，掐头去尾摘录出来加上按语编出来的。但同时见到报上胡风的检讨文章，何满子以为这事也许到此可以基本结束了，那些与胡风交往密切的朋友免不了要作检查，以后自然还要“肃清余毒”。他在想，自己该抱什么态度呢？……很难！
孰料就在第四天，5月17日清晨，发生了可怖的一幕：何满子刚刚起床，他太太吴仲华准备洗脸去上班。公安局来人，手拿武器，在家人极度惊恐中抓走了他，就这样他作为“胡风分子”被关押……
被羁押一年后，何满子才被放出来，但是却没有结论。
何满子不能再教书了，因为社长李俊民的赏识，他被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何满子因为有胡风事件的前科，被划为“右派”，并起诉到卢湾法院，最终被“开除公职，机关管制”。以前何满子在震旦大学时，每个月二百块钱，因为胡风案件被放出来以后，降五级使用，每月拿一百零四块，属于十七级即科长一级。此次被“机关管制”之后，单位每月给他八十块钱的生活费。1958年，何满子一家被下放到宁夏。
1964年，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何满子在北京找了包括夏衍在内的很多人。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写信给上海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石西民。石西民以前当过《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何满子给《新华日报》写过稿子，后来他办《群众》，也给他写过稿子。何满子跟他说，这里不要我，我没有办法了，准备带着地图，沿着内蒙古出国。假如被抓起来枪毙，你于心何忍？这时，何满子已经豁出去了，心想大不了就是一死。石西民收到信后，马上给宁夏那边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回来。同时命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调他，就被派到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把何满子送回了浙江老家劳动改造。在这不堪回首的二十多年当中，何满子吃足了苦头，他认为比起物质上的窘困来，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饥渴。他忆述道：“打从我懂事的年龄起，除了1955年因胡风案株连坐牢一年半，1960年在宁夏又因错案服劳役约一年，其余年代的所有时间，哪怕是流亡中和拉板车的劳动中，都几乎没有一天不接触书本的。不单是为了求知，我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和生命不能分离的必需。在被囚禁、被服劳役时没有书读，那是特殊环境下无可奈何的事。‘文革’下乡后整整十年，人身自由是有的，却没有书读，那种精神饥渴实在难以忍耐，难以形容。我回乡之前，手头的书籍被红卫兵抄得一本不剩；妻子从宁夏带回去的两箱子书，老家里先辈留下来的一大橱书，都被乡下的造反派抄去，当废纸卖掉，或变成了包花生米之类的包装纸。唯一留下来的是‘红宝书’和几本鲁迅的书，马克思著作也仅残留一二册。劳动之余只好呆呆地看着光阴白白流失，简直就是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直到1978年年底，何满子才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工作到1992年退休。从1979年往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何满子先生出版了五十多本著作。
那场惊动全国的冤案共触及两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原先互相并不认识，直到三十年后在胡风的追悼会上才见面。1986年1月16日，何满子专程赴京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后，幸存的难友在胡风寓所会面，大家唏嘘不已……
何满子2009年5月8日在瑞金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此文说说何满子先生。
何满子先生的书房名为“一统楼”，取意于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安静的“一统楼”不仅有读书写作的地方，还有客厅、饭厅、课室。房中挂着聂绀弩、赵朴初的字，陈从周的画，一件件说起来都有亲朋同乡之缘。
由聂绀弩的字说到他的旧体诗，不免感慨。何满子曾诗赠聂绀弩：“先生越老越风流，千首诗轻万户侯。不独文章惊海内，更奇修炼出人头。”回忆起来，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就认识了，聂绀弩当时在《桂林日报》当副刊编辑。“‘文革’结束后我们才重新见面。他吃的苦比我们多。他后来不写杂文，写旧体诗，其实诗也是杂文。”何满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号“江湖散人”，笑道：“聂绀弩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
何满子先生以“杂文家”名世，他自幼博览群书。13岁发表散文《东北的炮声》，18岁投入抗日，30岁组建大众书店编辑部，编辑出版许多文学、历史、教育方面的书籍，令上海出版界刮目相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五杂侃》《人间风习碎片》《狗一年猪一季》《如果我是我》《鸠栖集》《三五成群集》《远年的蔷薇》等杂文集。
杂文，曾经被视作“匕首”，一刀见血，但优秀的杂文家却是屈指可数。何满子对此深表担忧：“这种现象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讲话，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讲，深刻的话未必能全讲；讲深刻的话，联系到更广大、深刻的问题，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杂文应该是表现得恰到好处，讲到痛处，于是它成了不容易写。”
说起人生历程，何老显得非常坦然：“我的一生平庸之极，不平凡只是我所寄生的这个时代。”
何满子1951年调入贾植芳先生任主任的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文艺批评及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因这层关系，他就与震旦大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那些后来被判为“胡风分子”的王元化、梅林、耿庸、张中晓等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有了来往，从此结下了友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孰料，震旦中文系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样，是“胡风反党集团”冤案的“重灾区”，在这里，胡风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大多被打成“胡风分子”。
期间，何满子一口气写下了三本谈《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的著作，并由刘哲民主持的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他开始研究民俗学。
后来全国院系调整，何满子因为不想被派到安徽一所大学，就和赵景深、王运熙等人被派到上海高中师资训练班。1955年，高中师资训练班停办，他没事做便呆在家里。不料，胡风事件发生了，他就被抓起来了。何满子先生回忆说：“在胡风事件出来之前，我跟胡风基本没有什么联系。我解放前在衡阳的时候，听过一次胡风的演讲。后来，我把我自己写的诗寄给他，他回信说我写的诗不像诗。还让我到一个出版社去工作，我没有去。此前，我和他没有什么来往。贾植芳几次让我到胡风家里去，我想我也不写诗了，就没去。因为经常到老贾家里喝酒，倒是和经常带着孩子到老贾家里来的胡风的妻子梅志比较熟。”
其实，对胡风及其文学理论的论争，何满子先生自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态度是：“一，无论胡风的是非如何，我认为总还是属于文学上的论争问题，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扩大到哪里去。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延安的‘抢救运动’有过失败的经验教训，可说是有史可鉴的。二，我想这场论争与我不会有什么牵连。这不仅因为我的生活历程中，与胡风本人毫无瓜葛，也不像有的朋友那样早年就跟胡风主办的《七月》《希望》有密切的关系。还因为，我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我自己的看法。比方他对‘批判现实主义’概念的认同，在创作方法及作家世界观的关系等问题，对照我所倾服的马克思的文艺观，觉得胡风是受到苏联庸俗社会学一些影响的，这不大合我的口味。但是，比起那些批判胡风的人完全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我更倾向于胡风。三，我对文艺圈内的论争和是非，绝不想介入。我始终倾心于学术研究，而不愿陷入文学实践活动太深。何况明知文艺界的一些问题，在一方是统治者，一方是被统治者的形势下，是很难弄清楚的。”
但是何满子的估计和推想完全错了。形势越来越紧张。1952年舒芜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着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何满子对舒芜的做法颇有反感：你走你的阳关道，把朋友抛出来算啥名堂！至于胡风上三十万言书的事，何满子从朋友的闲谈中隐约知道一点，但他仍然觉得与己无关。
因此，在大灾难的前夜，何满子是毫无思想准备的。1955年5月13日，在这一天，报纸绝对显著的位置，发表了舒芜揭发“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这是舒芜从胡风和他多年交往期间往来书信中，掐头去尾摘录出来加上按语编出来的。但同时见到报上胡风的检讨文章，何满子以为这事也许到此可以基本结束了，那些与胡风交往密切的朋友免不了要作检查，以后自然还要“肃清余毒”。他在想，自己该抱什么态度呢？……很难！
孰料就在第四天，5月17日清晨，发生了可怖的一幕：何满子刚刚起床，他太太吴仲华准备洗脸去上班。公安局来人，手拿武器，在家人极度惊恐中抓走了他，就这样他作为“胡风分子”被关押……
被羁押一年后，何满子才被放出来，但是却没有结论。
何满子不能再教书了，因为社长李俊民的赏识，他被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何满子因为有胡风事件的前科，被划为“右派”，并起诉到卢湾法院，最终被“开除公职，机关管制”。以前何满子在震旦大学时，每个月二百块钱，因为胡风案件被放出来以后，降五级使用，每月拿一百零四块，属于十七级即科长一级。此次被“机关管制”之后，单位每月给他八十块钱的生活费。1958年，何满子一家被下放到宁夏。
1964年，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何满子在北京找了包括夏衍在内的很多人。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写信给上海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石西民。石西民以前当过《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何满子给《新华日报》写过稿子，后来他办《群众》，也给他写过稿子。何满子跟他说，这里不要我，我没有办法了，准备带着地图，沿着内蒙古出国。假如被抓起来枪毙，你于心何忍？这时，何满子已经豁出去了，心想大不了就是一死。石西民收到信后，马上给宁夏那边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回来。同时命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调他，就被派到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把何满子送回了浙江老家劳动改造。在这不堪回首的二十多年当中，何满子吃足了苦头，他认为比起物质上的窘困来，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饥渴。他忆述道：“打从我懂事的年龄起，除了1955年因胡风案株连坐牢一年半，1960年在宁夏又因错案服劳役约一年，其余年代的所有时间，哪怕是流亡中和拉板车的劳动中，都几乎没有一天不接触书本的。不单是为了求知，我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和生命不能分离的必需。在被囚禁、被服劳役时没有书读，那是特殊环境下无可奈何的事。‘文革’下乡后整整十年，人身自由是有的，却没有书读，那种精神饥渴实在难以忍耐，难以形容。我回乡之前，手头的书籍被红卫兵抄得一本不剩；妻子从宁夏带回去的两箱子书，老家里先辈留下来的一大橱书，都被乡下的造反派抄去，当废纸卖掉，或变成了包花生米之类的包装纸。唯一留下来的是‘红宝书’和几本鲁迅的书，马克思著作也仅残留一二册。劳动之余只好呆呆地看着光阴白白流失，简直就是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直到1978年年底，何满子才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工作到1992年退休。从1979年往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何满子先生出版了五十多本著作。
那场惊动全国的冤案共触及两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原先互相并不认识，直到三十年后在胡风的追悼会上才见面。1986年1月16日，何满子专程赴京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后，幸存的难友在胡风寓所会面，大家唏嘘不已……
何满子2009年5月8日在瑞金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