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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1895-1984)，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一代宗师。他晚年在老朋友的建议下撰写回忆录，每天想到什么写什么，多则几百字。少则几十字，从1981年到1983年断断续续地写了100个片断，内容涉履与他交往密切的老朋友、个人经历和治学活动，以及生活情趣等等。这些回忆，对于我们了解金岳霖和他同代学者的思想与情趣、了解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都十分珍贵，读起来也极为有趣。
同毛主席吃饭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四次饭。
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就给我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散后，在归途车子里想到章先生那句话不是可以对“东里子产润色之”吗？当其时若想到了，说出来，主席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惜我想得不够快，失去了当面作对联的机会。
大人物章士钊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
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做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那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这道理的确很简单。
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巳。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粱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时写
我的时代已经进入通家时代。所谓朋友，十之八九是男女都是朋友。对于好些朋友，我是分别旧忆的，对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时写。王蒂澂女士是吉林人，对马天人的斗争中，锻炼出相当突出的机智与灵活。周先生是很好的物理学家，在清华他很快就当上了行政人员，我想好些人觉得可惜。王女士不只是觉得可惜而已。她知道周先生不笨，学问很好。但是，是不是太“傻”了一点呢？王本人是否真有此思想我不知道，我认为她有。根据这一看法，我就解释说，这不是傻，是急功好义。学校有要紧事，总是周公出来办理，他总是从保护学校出发来办的；这是出于公，不是私。王蒂澂知道有人有此看法，也就不太当心了。
我不大懂胡适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
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1944年，赵元任、杨步伟、饶树人同我都在纽约胡适家里，讨论胡适到哈佛大学去讲学的事。赵主张胡租住一所有设备并可找临时厨师的房子，为期三个月。胡适说三个月不到。赵说，那就找一个人顶替房子。我说，这样一个人不好找。赵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赵说“替自己打算为什么不行”。我说：“他大概会认为太……”说到这里，我做难说姿态。赵追问“太”什么？我说：“太伊于胡底了呀！”我们四个人都大笑。赵笑得特别厉害，说好得很，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胡适没有笑。
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
“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侯开始准确的？”
胡适答不出来。
那位考官先生说：
“《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自此我们成了同学。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
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 woman（有女人味的女人），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澂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张奚若的主要点是民主革命，至少开头是这样。他曾同我说过，“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着他走下去了”。这大概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胡适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帮助过张奚若学英文，胡适一直说张奚若是他的学生。而张奚若并不承认，他的英文也不是从胡适那里学的，同盟会中帮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将军。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
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我有好几次利用了“东西、春秋”四个字在中文里的特别用法。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寅恪先生教给我的。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他表示了自己站在粱启超一边，还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郭老（郭沫若）曾去拜访过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问他和寅恪先生谈了些什么学术问题。郭老说：“谈了李白，也谈了巴尔喀什湖。”这在当时一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问。
(摘自《作家文摘》2011.9.23)B②
同毛主席吃饭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四次饭。
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就给我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散后，在归途车子里想到章先生那句话不是可以对“东里子产润色之”吗？当其时若想到了，说出来，主席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惜我想得不够快，失去了当面作对联的机会。
大人物章士钊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
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做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那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这道理的确很简单。
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巳。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粱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时写
我的时代已经进入通家时代。所谓朋友，十之八九是男女都是朋友。对于好些朋友，我是分别旧忆的，对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时写。王蒂澂女士是吉林人，对马天人的斗争中，锻炼出相当突出的机智与灵活。周先生是很好的物理学家，在清华他很快就当上了行政人员，我想好些人觉得可惜。王女士不只是觉得可惜而已。她知道周先生不笨，学问很好。但是，是不是太“傻”了一点呢？王本人是否真有此思想我不知道，我认为她有。根据这一看法，我就解释说，这不是傻，是急功好义。学校有要紧事，总是周公出来办理，他总是从保护学校出发来办的；这是出于公，不是私。王蒂澂知道有人有此看法，也就不太当心了。
我不大懂胡适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
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1944年，赵元任、杨步伟、饶树人同我都在纽约胡适家里，讨论胡适到哈佛大学去讲学的事。赵主张胡租住一所有设备并可找临时厨师的房子，为期三个月。胡适说三个月不到。赵说，那就找一个人顶替房子。我说，这样一个人不好找。赵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赵说“替自己打算为什么不行”。我说：“他大概会认为太……”说到这里，我做难说姿态。赵追问“太”什么？我说：“太伊于胡底了呀！”我们四个人都大笑。赵笑得特别厉害，说好得很，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胡适没有笑。
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
“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侯开始准确的？”
胡适答不出来。
那位考官先生说：
“《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自此我们成了同学。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
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 woman（有女人味的女人），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澂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张奚若的主要点是民主革命，至少开头是这样。他曾同我说过，“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着他走下去了”。这大概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胡适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帮助过张奚若学英文，胡适一直说张奚若是他的学生。而张奚若并不承认，他的英文也不是从胡适那里学的，同盟会中帮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将军。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
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我有好几次利用了“东西、春秋”四个字在中文里的特别用法。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寅恪先生教给我的。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他表示了自己站在粱启超一边，还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郭老（郭沫若）曾去拜访过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问他和寅恪先生谈了些什么学术问题。郭老说：“谈了李白，也谈了巴尔喀什湖。”这在当时一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问。
(摘自《作家文摘》2011.9.23)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