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主权争端最新的发展是，争端已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外交议题，也深入地演化为两国社会内部的激烈话语攻防，在日本，最引人注目的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号召捐资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最新报道称，他已经获得10亿日元的捐助。石原是所谓日本右翼，其言行颇多雷人，回顾日本百年以来历史，其实此等以爱国为号召的人物并非罕见。石原的言行很容易使人们想起日本现代史上的另一个狂热“爱国者”。
　　1936年2月26日，在中国“西安事变”发生前差不多十个月的一个清晨，东京正下着百年一遇的大雪，在茫茫雪花中，一些少壮军官指挥1400名士兵包围了皇宫，派出分队突击了内阁诸大臣的府邸，袭击了首相，杀害了包括内大臣斋藤实在内的高级官员。政变者称自己的目标是“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简言之，这就是日本版的“啤酒馆政变”，是以建立日本法西斯体制，从而解决日本当时的严重社会危机的运动。4天后，政变被平息，追查政变策动者的司法活动判处了日本现代最著名的浪人北一辉死刑。
　　北一辉的思想核心是主张“纯正社会主义”，他认为明治维新后建立的体制是正确的，当时日本社会的凋敝和经济困难，原因都在于维新元老背叛了维新的精神，导致天皇与人们分隔，土地财阀和军阀攫取了非法利益。因此，他主张以暴力手段进行社会革命，对所谓危害国家的“国贼”实行天诛，即直接屠杀，以此来“清君侧”，从而根本“改造日本”。国家利益至上是他的主要口号，他认为革命后的日本有权对他国进行侵略扩张，从而实现人人平等的“世界革命”。
　　必须承认，北一辉这种极端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暴力社会革命论，在当时的日本具有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日本维新成功后，在“奉还版籍”、建立统一的政策下，直接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一大批过去的士族与其追随者—武士成了失去社会认同感的人群，也就是所谓浪人，这一群体有强烈社会抱负、同时也是维新的利益受损者，富有古老的野蛮政治理念，对暴力有狂躁的痴迷心理，这一群体迎合贫富分化造成的民众不满，用简单、浪漫却响亮的旗号为号召，对当时日本知识界和军队中的下层具有巨大吸引力。
　　造就北一辉的也有日本军事史的两个原因。其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军事超越国家防御的用途，强化了日本上下对军事力量的迷信，认为日本无敌的思想非常普遍，但签订《马关条约》后，德、法、俄以半威胁的“友好劝告”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俄战后的《普斯茅斯和约》，日本放弃了赔款条款，这些都被日本社会充满挫折感的中下民众认为是出卖了胜利。其二，维新后日本实行征兵制，普通士兵和中下层军官来自社会底层的工农劳动大众，他们感受到家人生活的艰辛，政治不公的痛苦，因而军人追求政治话语权就不可避免，这就给北一辉之类的浪人提供了应运而生的机会。可以说，包括德国纳粹在内，凡造成腥风血雨的极端政治运动的兴起，社会内部的基本状况都是前提性的，北一辉与“二二六兵变”也是如此。
　　北一辉早年支持中国革命，甚至反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但后来，为了迎合社会和军队中下层的激烈民族主义情绪，他变为一本正经地论证“纯正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合理性了。可见，与历史上很多政治野心家一样，他并没有自己真正坚固的理论主张，有的只是无边的权力意志，在权力野心的支配之下，理论和口号都不过是随时翻新的道具而已。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北一辉思想教唆和影响的“二二六兵变”，尽管他们打着“尊皇讨奸”的旗号，天皇却大表震怒，支持进行镇压。更讽刺的是，尽管北一辉多年声嘶力竭呼唤法西斯军事政变，但当兵变真的发生，其门人子弟在漫天大雪中“恭行天诛”，真实的枪炮声和飞迸的热血却吓坏了他本人，当门人报告他兵变的消息，他竟然暧昧地拒绝去兵变现场。当然，这种临阵的怯懦并未使他逃脱悲惨的下场。1937年8月19日，在日本全面侵华的枪炮声中，他因教唆政变而被处以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