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保定将成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消息流传开来，让长期默默无闻的河北保定突然成了关注焦点。追溯历史，“直隶”这个词始于明朝，即直接隶属于京师的地区，1928年才改省名为河北。曾是直隶省会的保定，始终是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位于保定市内的直隶总督署仍在证明其昔日的辉煌。作为北京的“南大门”，保定的含义就是“永保大都安定”。到了今天，从地图上看，河北就像一个粽子包裹着北京和天津，这两个直辖市像两颗耀眼的红枣嵌在糯米里。
　　3月26日，河北省出台《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其中对保定、廊坊、唐山等市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功能定位、发展重点进行了初步规划，将保定定位为“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对此，河北省发改委表示，目前河北只是根据各个城市的特点和功能定位编制方案，而政策能否落地，还要看北京、天津是否认可，更取决于国家大规划的出台。就京津冀一体化的走向是否明朗及未来趋势，3月25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广东佛山举行的“狮山论坛”上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
　　“规划不是算命”
　　上世纪80年代，李晓江大学毕业后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河北省唐山市的总体规划。作为震后重建的城市，唐山当时被公认为规划较好，而重工业的蓬勃发展，也令其一度成为渤海湾经济圈的龙头城市之一。而如今，唐山却面临着发展瓶颈，经济转型缓慢、城市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规划不是算命，无法预测过于长久的未来。我们只能对已有的经验和能够预见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李晓江坦率地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当时的规划者已经尽可能做了开阔性、前瞻性的研究。“但当时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后来20多年中会如此之快，也没有办法预见到中国会快速进入一个机动化的社会。”
　　李晓江回忆，当时他们设想的城市交通主要依靠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而事实上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机动化进程一下加快了，私人小汽车迅速普及。“这个趋势在西方国家都发生过，但当时我们认为中国不应该走这条路，应该以发展公交为主。实践证明这种规律我们很难改变。”李晓江说。不过，他预计中国未来的城市交通还会回归理性。“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国际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在发展中都经历过一个人人拥有小汽车的阶段，但最后都回归到更加合理的交通结构。我相信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国目前的这种交通局面会逐渐改善的。”
　　另一个规划项目则在经济发展方面留下了更多的经验。2003年至2005年，李晓江参与主持了建设部、广东省政府组织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现在回过头来看，李晓江认为有几点是值得总结的：
　　“第一，在珠三角的产业发展模式上，我们当时就提出了产业升级和产业体系的构建，过去10年，珠三角地区从一个外延性的、以进口加工为主的结构，逐步转向了一个自成体系、不断完善的产业结构。第二，在产业布局上，我们当时做出了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在珠三角的核心区不应再继续发展污染型的企业，包括钢铁、石化等重型高消耗、高排放企业。第三，我们提出珠三角的城镇化发展应该更加聚集。最后一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珠三角的规划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生态和绿色空间系统，为后来珠三角的绿道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首都的基本功能无法疏解
　　环球人物杂志：最近的热议话题是把保定打造成行政副中心。您认为北京的城市功能应该如何拆分，才能促进其良性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
　　李晓江：最终的政策还没有明确，很多消息都属于猜测。但这涉及首都职能的问题。我们在2003年开展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北京作为首都的基本功能是无法否定的，要把中央机关、各大高校、军队总部这些单位搬到河北，并不现实。
　　我们曾经做过研究，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联邦制的国家几乎都是“小首都”，比如美国华盛顿、加拿大渥太华、澳大利亚堪培拉，不承载经济中心功能；但单一民族的大国首都却都是经济中心，比如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俄罗斯莫斯科。因为单一民族的政权相对强势，而联邦制国家的政治是分权的，这种制度往往不允许其政治中心成为经济中心，不允许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美国各州的州府都很小，但州内通常会有一个很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比如洛杉矶、芝加哥、纽约。所以我们最后论证的结果很清楚，要让北京承载纯粹的首都功能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集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经济中心为一体的大城市。
　　环球人物杂志：北京的经济功能与其他经济中心城市有什么区别？
　　李晓江：当然有区别。北京作为经济中心应该发展什么？重工业、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就不要发展了，比如钢铁、煤炭、汽车、啤酒这些都应该迁出去。北京应该作为经济管理中心存在，政策制定的功能是一定要有的，这不可规避，也疏解不出去。
　　环球人物杂志：河北省《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提出将保定打造为“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您怎么看这个定位？
　　李晓江：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首都的基本功能是不能疏解的。我认为，保定的规划，应该着眼于工业和经济配套功能。2008年，我们曾经与保定市政府和保定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出台过一个《保定城市总体规划》，将保定定位为：积极融入京津冀城市价值链体系，成为世界级城市密集地区——京津冀城镇连绵带的有机组成部分，建成华北内陆地区向沿海开放的桥头堡，并继续发挥生态屏障作用。它要成为承接京津项目扩散和科技成果转化、以节能节水型企业为主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成为京津绿色农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以及京南现代物流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环球人物杂志：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布局调整会有哪些好处？
　　李晓江：首先是改善环境。比如首钢的搬迁，对北京环境的改善就有巨大帮助，因为周边地区的空气容量更大，人口相对稀少。其次，企业搬迁实际上也是重建，产业结构更合理，污染防治的水平也会提高。第三，在区域上有更加合理的布局，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前不久还有一个热议的话题，是让“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外迁。
　　李晓江：北京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一方面整个城市的发展成本很高；另一方面，除了房价外，北京居民的生活成本在中国所有大城市里是最低的，因为政府补贴非常高。我算过一笔账，在北京乘坐一次公交车，背后有政府3块钱的补贴。这种相对低成本的运行导致了一些北京首都功能以外的衍生功能，甚至是一种寄生功能。像“官园批发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这类产业，80%以上的人员和业务跟北京是没有关系的，但它们借助了北京交通枢纽的地位和人口聚集的优势，运行成本比较低。对于这些功能，我觉得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
　　不能让河北无路可走
　　环球人物杂志：普遍认为，河北省这些年一直在为京津，尤其是北京的发展做贡献。
　　李晓江：这些年北京的发展确实很快，而反过来看，围绕北京的河北省又太弱太惨，这种反差太大了。我经常说，北京天津干了河北的事，让河北无路可走，最后不得不去发展污染最重、排放最大的产业，反过来又影响到北京天津。
　　环球人物杂志：京津冀地区跟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差距还比较大。
　　李晓江：确实。京津冀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的太高，低的太低，体系完整性不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就是两座“炮楼”，自身发展很快，但周边都是洼地，河北省“大树底下不长草”“灯下黑”的效应很明显。这需要一个过程来调整、培育。河北省为京津做贡献没问题，但不应该是单向的，如果河北为京津保住了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应该得到补偿。
　　我曾经举例，北京用了10年时间减少了1000万吨的燃煤，几乎用掉了全国所有的天然气，北方地区大部分的天然气都保证北京使用；但河北省10年之间增加了1亿吨的燃煤，造成整个区域污染严重。过去北京煤改气，以为改完环境就好了，最后发现没有一个大的区域协同，还是照样掉到雾霾陷阱里。河北的城市都围在北京周边，雾霾最严重的10个城市里河北占了7个，北京空气怎么可能好？
　　河北有7000万人口，整个京津冀地区的1亿多人口必须是一个和谐、协调的发展。不能在北京感觉是个国际大都市，出去了感觉是个大农村。前些年国际上还炒作过中国“环首都贫困带”的概念，就是因为北京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差太大了。京津地区过去10年的发展证明，任何大城市，离开了区域发展都不能独善其身。你挤占了别人的发展机会，最后你的发展也要受影响、付出代价。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现在能否找到一个前瞻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方案？
　　李晓江：这只能是渐进的，因为中国发展太快、太急，任何事情都是有惯性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很长的距离。虽然科学发展观已经讲了10年，但很多领导甚至专业人员的思维仍然停留在10年前。中国一线城市20年前犯过的错误现在二、三线城市还在犯，明明看到国外的教训，还是无法避免重复。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什么？
　　李晓江：根源还是我们的发展思路：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结果一定是失衡的。土地财政也好，GDP导向也好，发展模式不从根本上去改变，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就一定会继续。一个社会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熟、淡定，但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还看不到这种迹象。一直说GDP能够保证就业，但不同产业的发展对就业的促进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实上，这几年投资带动的就业比例已经很低了，而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完善社会治理都是稳定就业很重要的方面。我认为，单一的就经济论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头了。
　　环球人物杂志：国外的城市发展模式有没有适合中国的？
　　李晓江：没有。可能我们在某一个方面和某个国家有点相像，但中国就是中国。其实现在要摸索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不难，因为各种问题已经非常明显，该怎么做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才能让进步的过程更快一点，花费的时间更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