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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高尔基奖”的由来,到重构认识俄国文学的历程,再到开拓接受俄国文学价值的路径;以这样三个视角深刻剖析俄罗斯文化与近代中国文化之间广泛交流与合作,为两国及两国人民在全球化背景下加深友谊及互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高尔基奖;重构;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4 — 0119 — 02
俄罗斯民族的创作才能在文学领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鲜明。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众多文学艺术大师的赞叹。俄罗斯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影响意义广大、深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与效模作用。
一、“高尔基奖”的由来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享誉世界的无产阶级作家、剧作家、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政论家,是“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是俄罗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的创作反映了俄罗斯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追求,促进了前苏联新文化的建立。他的创作对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高尔基,这位被列宁称赞为“反抗群众的天才表现者”和“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发扬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殚精竭力,披荆斩棘,为开创俄罗斯无产阶级文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当今在价值观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俄国无力再单方面向中国推销苏俄价值观的文化战略,因而才有需要体现中俄双方意愿的“高尔基奖”问世。从事俄国问题研究、俄国文化交流、俄罗斯语言文学教育和翻译的专业人士,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历史情势:鲁迅兄弟、茅盾、耿济之、戈宝权、曹靖华等大力引进俄国文学,从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中国在深受苏俄影响的同时,也给中国成为让国际社会普遍接纳的文明强国带来了许多麻烦。近30多年来所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要革除苏俄的影响,如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党政不分、以牺牲效率去实现公平等。由此,中俄关系也得到了重建——变意识形态同盟或敌对关系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由两国高层达成双方互设“国家年”,其10个方面的交流活动也陆续展开。而俄罗斯作协向中国方面颁发的“高尔基奖”,是其中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
二、重新认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程
高尔基以其非凡的文学才华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不仅受到给予《老橡树之歌》以否定批评的老作家柯罗连科的赏识,而且在文学界的关系也大大扩大了。还在19世纪90年代,高尔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契诃夫便同情地关注着他的作品,不久,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亲密的私交,书信来往不断。在1901年至1902年这两年间,高尔基跟列夫·托尔斯泰同住在克里米亚,两人过从甚密,经常聚会,共同探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道路。
1902年,俄罗斯文学院为表彰高尔基卓越的文学功绩,推选他为名誉院士,警察署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立即写了一份12年间监视高尔基的详细报告,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极力加以阻挠。这份报告经内政大臣转呈沙皇尼古拉二世,惹起这位暴君的震怒,他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选举高尔基之事要撤销”。几天后,在《政府公报》上以科学院本身的名义宣布选举无效。早两年被选为名誉院士的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对沙皇政府这种肆虐行为和对科学院那班老爷的软弱无能感到无比愤慨,公开发表声明,放弃自己名誉院士的称号,表现了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上互相支持的崇高友谊。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里,高尔基一面挥笔创作,对黑暗的旧制度提出有力的控诉,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为方兴未艾的群众斗争助威呐喊,一面加紧联系,广泛团结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如绥拉菲莫维奇、魏列萨耶夫(1867-1945)、安德烈耶夫(1871-1919)、库普林(1870-1938)等,同反动、颓废、堕落的文学相抗衡。他把组织民主主义文学视为同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因而在1903年,主持编辑了《知识》文学丛刊,列宁称赞这套丛刊是一套“力图集中文艺的一切优秀力量的文集”。
始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在得益于尝试欧美经济发展模式和大量接受欧美现代文化的同时,也受益于反思苏联模式、从观念和理论上突破研究苏俄文学的僵化思维。1982年,夏仲翼率先打破僵局,翻译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章节译文,正面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深刻叙述现代性问题的复杂作家,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进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随后,白春仁和钱中文很快就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而当欧美文论迅速席卷中国知识界之际,俄苏文学研究界也推出俄国文学理论经典著作,包括刘宗次译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宁译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方珊等译的《形式主义文论》等。这些译作,让中国读者看到了俄国文学理论的另一侧面及其魅力,和欧美现代文论一道促使国人走出苏联主流理论所制造的误区。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重建俄国文化史,不再把俄苏文学看作苏俄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延伸,刘宁和程正民的《俄苏文学批评史》、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彭可巽主编的《苏联文艺学派》、汪介之和张杰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等著作,尝试用中国人眼光建构俄国文学批评史,呈现出俄国人的文学观念远比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争要复杂得多的情状,诸如包括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象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多种。与文学观念解放相呼应,吴元迈的《苏联文学思潮》、彭可巽的《苏联小说史》、薛均智的《回归》、张捷和李辉凡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刘文飞的《20世纪俄语诗史》等力作,分别重构了苏联文学思潮、文学史、小说史等。
与理论重建、文学史重构同步,不少学人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俄苏文学:一方面钱诚、夏仲翼、刘宗次、曹国维、石枕川和许贤绪等翻译家,大胆译出了被苏联官方所查禁的大量作品,包括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马格丽特》和《白卫军》、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布罗茨基的诗歌等,以及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与牧女》和《鱼王》、《普里什文文集》等苏联的经典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一大批中青年学人着力翻译和研究白银时代文学和文论、哲学,出现了《白银时代精品文库》、《俄罗斯优秀作家散文译丛》、《白银时代丛书》、《茨维塔耶娃文集》等丛书,以及《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俄国象征派文学理论建树 》等研究力作。这些贡献,让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了俄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貌。
总的来说,由于与国内思想文化变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国学者在80年代逐步跟上了苏俄方面重构文学体系的步伐,敏锐捕捉到时代的文学思潮,并借助苏俄文学的脉动及其力量,给中国的思想解放输入新鲜血液。
三、开拓接受俄国文学价值的路径
近20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开始逐渐用中国人眼光,不再根据俄国人的标准跟踪当代俄国文学,吴泽霖选编的《玛利亚,你不要哭:新俄罗斯短篇小说精选》、刘文飞主编的《布克奖丛书》、白春仁主持的《当代俄罗斯实验小说系列》等作品,消除了对当代俄国文学完全衰落的误解。不仅如此,学术界还积极引进并运用西方斯拉夫学界成果,扩大认识俄国文学的视野,《欧美学者论俄苏文学》、《西方视野中的俄国白银时代》、《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等,一定程度地续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世界格局中看俄国文化的传统。而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史》、汪介之的《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汪剑钊的《中俄文字之交》等,在不同程度上反思和总结中国接受俄国文化的历程。特别是,高莽先生以其多方面才华推出了涉及俄国诗人、作家、艺术家的独特著述,呈现出俄国文艺的多种风采。
不过,所有这些学术进步,连同对俄国宗教、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研究和翻译,都必须依赖出版和学术杂志生产出来,并且要有行家组织规划研究和出版。我们必须关注到接续商务印书馆作为引进俄国文学主阵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建社不久就设立苏联东欧文学编辑室,金人、刘辽逸、许磊然、蒋路、伍孟昌等著名译者很快就加盟其中,而且这种翻译家式的编辑队伍作为传统延续至今,由此成就了《普希金文集》、《托尔斯泰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高尔基文集》、《肖洛霍夫文集》等一套套大型俄国文学集,主要是面对俄苏文学研究界的《阿波罗文丛》、包括俄国作家作品在内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等,这样的出版业绩成就了孙绳武、卢永福、张福生等一代代俄苏文学出版家。与此相应的还有,《苏联文学》、《俄罗斯文艺》、《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国外文学》等期刊从不同方面促成了中国知识界对俄国文学问题的重视。还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有效规划了有关俄国文学研究选题,大大提升了当代知识界认识俄国文学的深度。
我们这代人的那点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情结,到底系结于什么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通常对俄罗斯大师们的崇尚,并不全在于艺术和审美,更多的是那样一种倾心,是对于大师们表现出的那种要为全世界受难的弥塞亚精神,那种对于人类道德良知坚毅的探索,那种近乎迷狂的宗教式心灵虔诚。曾以“肩住黑暗的匣门”自勉的鲁迅先生,当年显然深深感受到这虔诚和精神对于我们的重要和必要,他据此慨叹过:“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没有。”至今,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可当年那个没有的已经有了吗,还是仍然没有。我的渴望交流,大概也包涵了很想知道,在文学的世界走向中,在传统的现代延伸和现代变异中,俄罗斯还有“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么?他们的文学实践,是否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跟斯拉夫民族那种伟大的传统精神相遇相通呢?在他们那里,还可以给我们提供几多启示和借鉴吗?
高尔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前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并继续赢得广大读者的爱戴。
总之,在价值观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俄国无力再延续当年借助所谓共同意识形态,单方面向中国推销苏俄价值观的文化战略,因而“高尔基奖”的意义是加深两国文化的互相了解,推广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同时促进专业人士的责任意识,令其在俄国同行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故不会与中国有关部门设立的表彰中国俄语相关学者的奖项产生冲突。通过“高尔基奖”的设立,不仅促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为以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林精华.高尔基文学奖迫使我们思考〔J〕.南风窗,2006,(07).
〔2〕包丹虹.草婴:在国人与托尔斯泰之间架起一座桥〔N〕.北京晚报,2007-01-17.
〔3〕宇甫,伯衡.俄苏文学名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何雪梅.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姝怡〕
[关键词]高尔基奖;重构;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4 — 0119 — 02
俄罗斯民族的创作才能在文学领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鲜明。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众多文学艺术大师的赞叹。俄罗斯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影响意义广大、深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与效模作用。
一、“高尔基奖”的由来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享誉世界的无产阶级作家、剧作家、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政论家,是“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是俄罗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的创作反映了俄罗斯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追求,促进了前苏联新文化的建立。他的创作对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高尔基,这位被列宁称赞为“反抗群众的天才表现者”和“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发扬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殚精竭力,披荆斩棘,为开创俄罗斯无产阶级文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当今在价值观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俄国无力再单方面向中国推销苏俄价值观的文化战略,因而才有需要体现中俄双方意愿的“高尔基奖”问世。从事俄国问题研究、俄国文化交流、俄罗斯语言文学教育和翻译的专业人士,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历史情势:鲁迅兄弟、茅盾、耿济之、戈宝权、曹靖华等大力引进俄国文学,从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中国在深受苏俄影响的同时,也给中国成为让国际社会普遍接纳的文明强国带来了许多麻烦。近30多年来所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要革除苏俄的影响,如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党政不分、以牺牲效率去实现公平等。由此,中俄关系也得到了重建——变意识形态同盟或敌对关系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由两国高层达成双方互设“国家年”,其10个方面的交流活动也陆续展开。而俄罗斯作协向中国方面颁发的“高尔基奖”,是其中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
二、重新认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程
高尔基以其非凡的文学才华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不仅受到给予《老橡树之歌》以否定批评的老作家柯罗连科的赏识,而且在文学界的关系也大大扩大了。还在19世纪90年代,高尔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契诃夫便同情地关注着他的作品,不久,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亲密的私交,书信来往不断。在1901年至1902年这两年间,高尔基跟列夫·托尔斯泰同住在克里米亚,两人过从甚密,经常聚会,共同探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道路。
1902年,俄罗斯文学院为表彰高尔基卓越的文学功绩,推选他为名誉院士,警察署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立即写了一份12年间监视高尔基的详细报告,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极力加以阻挠。这份报告经内政大臣转呈沙皇尼古拉二世,惹起这位暴君的震怒,他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选举高尔基之事要撤销”。几天后,在《政府公报》上以科学院本身的名义宣布选举无效。早两年被选为名誉院士的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对沙皇政府这种肆虐行为和对科学院那班老爷的软弱无能感到无比愤慨,公开发表声明,放弃自己名誉院士的称号,表现了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上互相支持的崇高友谊。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里,高尔基一面挥笔创作,对黑暗的旧制度提出有力的控诉,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为方兴未艾的群众斗争助威呐喊,一面加紧联系,广泛团结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如绥拉菲莫维奇、魏列萨耶夫(1867-1945)、安德烈耶夫(1871-1919)、库普林(1870-1938)等,同反动、颓废、堕落的文学相抗衡。他把组织民主主义文学视为同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因而在1903年,主持编辑了《知识》文学丛刊,列宁称赞这套丛刊是一套“力图集中文艺的一切优秀力量的文集”。
始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在得益于尝试欧美经济发展模式和大量接受欧美现代文化的同时,也受益于反思苏联模式、从观念和理论上突破研究苏俄文学的僵化思维。1982年,夏仲翼率先打破僵局,翻译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章节译文,正面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深刻叙述现代性问题的复杂作家,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进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随后,白春仁和钱中文很快就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而当欧美文论迅速席卷中国知识界之际,俄苏文学研究界也推出俄国文学理论经典著作,包括刘宗次译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宁译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方珊等译的《形式主义文论》等。这些译作,让中国读者看到了俄国文学理论的另一侧面及其魅力,和欧美现代文论一道促使国人走出苏联主流理论所制造的误区。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重建俄国文化史,不再把俄苏文学看作苏俄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延伸,刘宁和程正民的《俄苏文学批评史》、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彭可巽主编的《苏联文艺学派》、汪介之和张杰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等著作,尝试用中国人眼光建构俄国文学批评史,呈现出俄国人的文学观念远比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争要复杂得多的情状,诸如包括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象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多种。与文学观念解放相呼应,吴元迈的《苏联文学思潮》、彭可巽的《苏联小说史》、薛均智的《回归》、张捷和李辉凡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刘文飞的《20世纪俄语诗史》等力作,分别重构了苏联文学思潮、文学史、小说史等。
与理论重建、文学史重构同步,不少学人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俄苏文学:一方面钱诚、夏仲翼、刘宗次、曹国维、石枕川和许贤绪等翻译家,大胆译出了被苏联官方所查禁的大量作品,包括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马格丽特》和《白卫军》、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布罗茨基的诗歌等,以及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与牧女》和《鱼王》、《普里什文文集》等苏联的经典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一大批中青年学人着力翻译和研究白银时代文学和文论、哲学,出现了《白银时代精品文库》、《俄罗斯优秀作家散文译丛》、《白银时代丛书》、《茨维塔耶娃文集》等丛书,以及《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俄国象征派文学理论建树 》等研究力作。这些贡献,让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了俄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貌。
总的来说,由于与国内思想文化变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国学者在80年代逐步跟上了苏俄方面重构文学体系的步伐,敏锐捕捉到时代的文学思潮,并借助苏俄文学的脉动及其力量,给中国的思想解放输入新鲜血液。
三、开拓接受俄国文学价值的路径
近20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开始逐渐用中国人眼光,不再根据俄国人的标准跟踪当代俄国文学,吴泽霖选编的《玛利亚,你不要哭:新俄罗斯短篇小说精选》、刘文飞主编的《布克奖丛书》、白春仁主持的《当代俄罗斯实验小说系列》等作品,消除了对当代俄国文学完全衰落的误解。不仅如此,学术界还积极引进并运用西方斯拉夫学界成果,扩大认识俄国文学的视野,《欧美学者论俄苏文学》、《西方视野中的俄国白银时代》、《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等,一定程度地续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世界格局中看俄国文化的传统。而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史》、汪介之的《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汪剑钊的《中俄文字之交》等,在不同程度上反思和总结中国接受俄国文化的历程。特别是,高莽先生以其多方面才华推出了涉及俄国诗人、作家、艺术家的独特著述,呈现出俄国文艺的多种风采。
不过,所有这些学术进步,连同对俄国宗教、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研究和翻译,都必须依赖出版和学术杂志生产出来,并且要有行家组织规划研究和出版。我们必须关注到接续商务印书馆作为引进俄国文学主阵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建社不久就设立苏联东欧文学编辑室,金人、刘辽逸、许磊然、蒋路、伍孟昌等著名译者很快就加盟其中,而且这种翻译家式的编辑队伍作为传统延续至今,由此成就了《普希金文集》、《托尔斯泰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高尔基文集》、《肖洛霍夫文集》等一套套大型俄国文学集,主要是面对俄苏文学研究界的《阿波罗文丛》、包括俄国作家作品在内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等,这样的出版业绩成就了孙绳武、卢永福、张福生等一代代俄苏文学出版家。与此相应的还有,《苏联文学》、《俄罗斯文艺》、《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国外文学》等期刊从不同方面促成了中国知识界对俄国文学问题的重视。还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有效规划了有关俄国文学研究选题,大大提升了当代知识界认识俄国文学的深度。
我们这代人的那点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情结,到底系结于什么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通常对俄罗斯大师们的崇尚,并不全在于艺术和审美,更多的是那样一种倾心,是对于大师们表现出的那种要为全世界受难的弥塞亚精神,那种对于人类道德良知坚毅的探索,那种近乎迷狂的宗教式心灵虔诚。曾以“肩住黑暗的匣门”自勉的鲁迅先生,当年显然深深感受到这虔诚和精神对于我们的重要和必要,他据此慨叹过:“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没有。”至今,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可当年那个没有的已经有了吗,还是仍然没有。我的渴望交流,大概也包涵了很想知道,在文学的世界走向中,在传统的现代延伸和现代变异中,俄罗斯还有“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么?他们的文学实践,是否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跟斯拉夫民族那种伟大的传统精神相遇相通呢?在他们那里,还可以给我们提供几多启示和借鉴吗?
高尔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前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并继续赢得广大读者的爱戴。
总之,在价值观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俄国无力再延续当年借助所谓共同意识形态,单方面向中国推销苏俄价值观的文化战略,因而“高尔基奖”的意义是加深两国文化的互相了解,推广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同时促进专业人士的责任意识,令其在俄国同行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故不会与中国有关部门设立的表彰中国俄语相关学者的奖项产生冲突。通过“高尔基奖”的设立,不仅促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为以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林精华.高尔基文学奖迫使我们思考〔J〕.南风窗,2006,(07).
〔2〕包丹虹.草婴:在国人与托尔斯泰之间架起一座桥〔N〕.北京晚报,2007-01-17.
〔3〕宇甫,伯衡.俄苏文学名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何雪梅.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