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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新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中共南方局的努力下，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牢笼，重新评价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伟大贡献。
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美国等为了最后战胜德国、意大利、日本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猖狂之极的日本军国主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质财富，于是，不得不重视中国共产党領导的强大的抗日有生力量。英国、美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战争的需要，在1944年3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派遣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的解放区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和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配合反攻日本。当时的英国、美国，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抗战不利，军心涣散，没有战斗力，对国民党能够调动多少军队配合他们反攻日本没有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从自己多方面得到的情报中，特别从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从来自敌后或其他解放区路过延安到大后方去的外国人及一些被八路军救出、又送回的美国飞行员口里，得知共产党领导各解放区的一些真实情况，八路军、新四军从西北、华北直到东南及长江南北的抗日实力越来越强，敌后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因此，他们想直接派人来延安及解放区亲眼看一看，加以实地掌握了解。
1944年初，外国记者团提出这个要求，中共南方局常驻重庆的中央代表董必武及重庆办事处向他们表示欢迎。同年3月9日，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这样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周恩来并请董老通知当时驻重庆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和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到延安。
而国民党对待外国记者团要到延安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国民党顽固派深怕外国记者团冲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区制造的种种谣言诬蔑，因此设置重重障碍，加以百般刁难、拖延参观访问时间。但是这一要求主要来自美国、英国记者，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大力支持，国民党也不敢公然拒绝。在外国记者们的一再追逼之下，国民党最后只有表示同意。以CC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中宣部，为了加强控制，想出一个办法，提出把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团，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并派CC特务重要骨干混入其中，派他们的人担任团长、副团长，并规定中外记者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下统一行动的纪律。于是，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中外记者团参观访问延安。
周副主席亲自部署的接待工作
由于中外记者团是到延安并准备到前方去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党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非常重视，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部署和掌管记者团的接待工作。周副主席亲自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工作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召开了动员大会。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的目的，交待了延安方面接待的方针、政策。
周副主席指出：外国记者在重庆已经向我们透露，他们这次来希望了解：（1）各边区的施政纲领；（2）关于生产、物价、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计划；（3）日本俘虏情况；（4）参观人民代表机构；（5）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等。多数中国记者也有同样愿望。周副主席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周副主席指出：他们访问参观，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成绩，也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
为了做好这一次工作，周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并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
在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专门请周副主席再一次作了具体指示。周副主席首先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个大字。说明白点，就是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交际处除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观外，还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提高记者们的认识，加强他们对延安的了解，要以诚恳、坦白、交往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周副主席再次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中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中的中间分子，在重庆，在大后方对国民党宣传反感很深，国民党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听到国民党的宣传，人人头痛。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只求他们能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问题和我们取得一致，其它方面，不能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周副主席指出：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要明确工作的重点，一般集体访问、参观、请客、宴会、欢迎晚会等，以及生活待遇方面，中外记者一律平等。至于记者中有人要求个别采访谈话，我们应当欢迎，以便我们打破国民党的控制，使我们能区别对象，分别对待，达到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 周副主席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斯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斯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分子”赶出来，但是他在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他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他们在外国或中国影响作用较大。至于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当然也有较大影响作用，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政治立场、观点基本上和我们一致，不必我们去多费精力争取了。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周副主席最后指出：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在物质上我们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可铺张浪费。
记者到来前，延安交际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素美观，周副主席在检查交际处的准备工作后表示满意。他特别欣赏他们自制的土沙发，这种所谓“沙发”，有的只不过在开凿窑洞时，在墙壁上按照沙发的样式挖凿而成的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着蓝白两色土印布，显得十分美观。
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经过
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延安交际处向记者团正、副总领队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邓友德（新闻局局长）索要了全体记者及工作人员的名单。
中外记者团构成。1.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2.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主笔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杨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混入其中）、《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时事新报》编辑赵炳悢、《国民公报》采访主任周本渊、《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辑金东平。3.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及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他们还带了电台，代表团途经西安时，他们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这个特务科长的真正任务是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点线取得联系。一看国民党来员名单及其所带的电台，就可以知道顽固派和特务在大后方控制中外记者一切采访、写稿和行动自由的人马全部出动了。
记者团在到达延安之前，曾先到南泥湾访问了4天。原来，记者团在5月下旬由重庆飞到西安后，领队先到山西看看，再去延安。所以记者团是从山西进入陕北的。
5月31日，中外记者团当晚住在陕北的凉水崖。6月1日清晨，18集团军359旅王震旅长自延安赶着一大批牲口来接，同来的还有翻译陈家康、徐克立夫妇。记者们即跟随王震行走，当天夜里宿营在固临。第二天下雨，记者团滞留固临，由王震旅长召开茶话会，向记者们介绍开发南泥湾的经过。
6月3日记者团到达延安，记者们参观了延安油田。6月4日准备启程时，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中央日报》的张文伯，中央社的杨家勇和《商务日报》的金东平等，自进入边区后经常单独乱窜，企图找出一点可以攻击共产党的岔子来，王震看出他们的恶意立即当众宣布：“哪个《中央日报》记者要想搞什么名堂，就请他留下来！”说话时，瞪着眼睛，目光直逼张文伯等人。他还说：“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若是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这一说弄得张文伯狼狈不堪。
6月6日中外记者团到达南泥湾。当晚359旅旅部的指挥员在金盆湾举行了欢迎会。会上，王震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刚收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盟军已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与会者不分中外，不分党派，无不欢欣鼓舞。第二天.首先，记者团参观了南泥湾伤病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在国民党的封锁下，缺医少药，甚至“磺胺”为何物也不知道时，十分不平，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党政府运输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将此情况反映出去。接着，记者团又参观了359旅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成果以及该旅在前方作战时缴获的日寇的武器，还参观了南泥湾干部休养所等，然后，6月9日满意地离开南泥湾，抵达延安。
10日。早餐前住在交际处旁边客店的国民党电台人员，把他们带来的两部电台搬进交际处，准备架设发报。这时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把他们挡住，发生了争执。邓友德从住的窑洞跑到交际处门口，气势汹汹地说：“电台是我叫报务人员进来架设的。有我的命令，不得阻挡。”强行让传达室工作人员放行。边区金城见邓友德在交际处门口大声恶言争吵，也走去与邓友德讲明不准他们架设电台的理由，邓友德责问金城：“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领队，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金城理直气壮告诉他：“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派来接待你们的工作人员，我只能按边区政府的法令办事。没有经过边区政府批准，谁也无权在边区境内架设电台。”邓友德一时无话可说，但这家伙摆出一副凶狠架势，支支吾吾，语无伦次。这时谢宝樵见势不妙，忙知趣插话说：“不要因为小事，伤了和气。”一面说一面把邓友德拉走了，电台始终没有架成。
早餐时，中外记者见到一盆牛奶、一盆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馒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兴致勃勃，狼吞虎咽，饱餐一顿。这是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两年后，就战争时期来说，延安已经初步达到自己動手，丰衣足食了。在早餐时，工作人员用勺子击盘向记者团报告当天的参观访问日程及注意事项。
上午记者团参观了延安窑洞的风光。在延安新市场南边向东的半山腰，已打了30多孔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20来间客用房、工作人员的宿舍，还建造了可供80多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野外是边区政府组织开垦的荒地，种植着粮食和蔬菜，到处绿色一片，充满生机。 下午5点，朱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为了欢迎该团及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还特请延安大学文工团举行了音乐晚会。在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人士欢谈之际，高歌四国歌曲，会场洋溢着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在欢迎会上，首先，由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接着，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同志们，我们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此我们感到愉快。对于职业新闻记者应该到各个地区看一看，因为记者是世界人民的眼睛。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对你们的缺点是会批评的，对于你们的优点是会赞扬的。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这个外国记者的讲话，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其次，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后沿途参观的情形以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人民。”最后，举行盛大音乐会以《同盟国进行曲》开始，演奏了各种民歌及《黄河大合唱》。
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及中央印刷厂，并进行了新闻业务座谈会。
12日下午5点，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后面客厅接见了中外记者代表团。毛主席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毛主席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毛主席也对其他代表来延安表示热烈祝贺。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着重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其次，毛主席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后，强调指出：“远东决战要到来，但是中国还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民主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最后，毛主席宴请了记者团，并和他们观看了京剧。中外记者们想都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快就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回到交际处记者们十分兴奋，感慨不已。
几天之后，记者团中有人在酝酿要求单独拜见毛主席，先由斯坦因私下向交际处翻译探问，说他想单独拜见一次毛主席。翻译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可以，并答应代为报告，斯坦因非常高兴。一天，毛主席决定个别接见斯坦因，这天斯坦因就没有参加全团的集体活动。当全团人员出发参观上车后，邓友德在清查人数时发现没有斯坦因，他问延安交际处工作人员，翻译人员告诉他，斯坦因已声明他今天不去了。邓友德立即大发雷霆，当众叫喊道：“我们这个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已宣布了纪律，所有人员必须统一行动。斯坦因为什么不去呢？”金城说：“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预，斯坦因去不去我们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记者有新闻采访的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斯坦因迅速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恼羞成怒，十分尴尬。
经过斯坦因这样一冲破，又加上邓友德在车上的一场吵闹，记者们敏感地察觉到以后他们可以不受邓友德的控制，可以单独行动了。从此之后，所有外国记者都陆续要求单独拜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延安交际处满足了中外记者们的迫切要求。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根据周副主席的部署，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1937年9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消灭侵略者……”叶参谋长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之手，迅速传播到中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
6月24日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了中外记者的集会。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哲学、文学等各种问题，以及边区的各种生活，会场上充满了轻快的感觉。在分散闲谈一阵之后，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些情况，随后由丁玲、吴伯萧、艾青几位作家向记者们讲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丁玲说：“有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需要什么手续？初听这句话我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但是想起重庆的作家们反对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先生是习惯了重庆的不自由了。”吴伯萧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小人，扮作他的朋友，在今年3月为他召开了一个追悼会。“大家看，我现在不是还健康地活着吗？”听到这里，记者们都不由得捧腹大笑。但吴伯萧严肃地对记者们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希望记者先生们把我的抗议带到西安去。”艾青也发表了抗议性的发言。他气愤地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人的话。他们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廊县被保安捉回来了。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为什么要逃呢？”
记者中有正义感的人，对于西安、重庆这种追悼活人，说没有良心话的行为也感到愤愤不平。这时被国民党派来控制记者的那些人，听到这些话则如坐针毡，耷拉着脑袋，低头不语。座谈会之后，大家一起到大众戏团去看秧歌，记者们和在场的延安两千多老百姓一起为精彩节目鼓掌，笑声不断。有些记者十分喜爱秧歌，还提出向老百姓学习扭秧歌呢。
6月25日，朱德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应美报记者斯坦因和英报记者福尔曼的要求，分别与他们进行了4个小时的谈话。谈话中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向他们说明了几个问题：1.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2.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及与国民党、美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3.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负何种任务等。
在一个多月的参观中，中国记者由于国民党的压力，一般表现不很活跃，不太多言。唯有副领隊邓友德到处横挑鼻子竖挑眼，自以为是。譬如：到医院参观，延安负责人金城介绍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时，他极不耐烦地说：“你们老说没有药，大后方也不是王道乐土。”再如：一次在解放日报社看剪报时，他不仅随手乱翻报纸，而且挑衅地说：“你们的报纸不报道中央社的消息，有也不全，而且还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对于这种恶意挑衅，延安有关单位负责人都毫不客气地给予驳斥，使他哑口无言，遭人白眼，自讨苦吃。 代表国民党的谢宝樵、邓友德、杨西昆等看到中外记者们，在解放区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的采访和招待，特别是外国记者敢于报道的真实情况越来越深入，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他们便不择手段，企图拉他们在延安的亲友回国统区。邓友德有个弟弟叫邓友信，是一个革命青年，杨西昆有一个女同学叫金鹤，是延安的一个革命干部，这些年轻人经过整风学习，他们对共产党的信念更加坚定。见面的时候，邓友德、杨西昆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想从他们口中套取一点可供他们反共宣传的材料，可是结果都落了空。邓友德直接苦劝硬拉，劝他的弟弟离开延安去重庆，也遭到弟弟邓友信的坚决拒绝。
中国记者团访问参观到7月上旬，他们都想亲临八路军前线访问，谢宝樵、邓友德怕扩大了共产党军队的影响，竭力阻止。后来又采取分裂中外记者团的办法，要把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由《中央日报》、中央社记者从中活动，逼迫态度中立的《大公报》记者出面，提出急回重庆的要求。离开延安前他们向朱总司令辞行，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并讲话，7月6日周副主席为记者们饯行。11日朱总司令再次在延安交际处为中国记者饯行。
7月12日，中国记者团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外国记者团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回重庆外，其余的全部都留在延安继续采访。8月3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及國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张湖生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柏年、凌青的陪同下，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第8分区战地。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8军分区参观访问。在旅途中，记者团与参观八路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道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9月15日、16日深夜，记者团和卡斯堡少校等，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场景。9月17日拂晓，协和堡敌据点被攻克，大批俘虏被押下阵地，战利品也被源源不断运进村庄，使记者们兴奋异常，交口赞扬。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予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爱泼斯坦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记者团的几位记者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9月21日离开火线。10月2日，记者团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
10月下旬，外国记者团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的收获和重大作用
金杯银杯不如人们的口碑。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后，记者们在报上或者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亲眼所闻。特别是《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这本书较为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自己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见所闻和由衷感慨，在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这完全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缕的曙光”了。1945年3月，革命家董必武在一次报告中曾提到：“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国民党顽固派在重庆看到记者们宣传延安的文章后，恼羞成怒，无地自容。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之后，记者们以翔实的见闻，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譬如：福尔曼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关注。斯坦因又写了一本比福尔曼更好更深刻的书，书名《红色中国之挑战》，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影响较为强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武道也写了《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主题十分鲜明，态度比较客观。特别突出的爱泼斯坦，他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很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还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以后他参加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总之，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新闻的封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介绍到了抗战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国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由此而改变。
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美国等为了最后战胜德国、意大利、日本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猖狂之极的日本军国主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质财富，于是，不得不重视中国共产党領导的强大的抗日有生力量。英国、美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战争的需要，在1944年3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派遣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的解放区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和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配合反攻日本。当时的英国、美国，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抗战不利，军心涣散，没有战斗力，对国民党能够调动多少军队配合他们反攻日本没有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从自己多方面得到的情报中，特别从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从来自敌后或其他解放区路过延安到大后方去的外国人及一些被八路军救出、又送回的美国飞行员口里，得知共产党领导各解放区的一些真实情况，八路军、新四军从西北、华北直到东南及长江南北的抗日实力越来越强，敌后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因此，他们想直接派人来延安及解放区亲眼看一看，加以实地掌握了解。
1944年初，外国记者团提出这个要求，中共南方局常驻重庆的中央代表董必武及重庆办事处向他们表示欢迎。同年3月9日，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这样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周恩来并请董老通知当时驻重庆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和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到延安。
而国民党对待外国记者团要到延安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国民党顽固派深怕外国记者团冲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区制造的种种谣言诬蔑，因此设置重重障碍，加以百般刁难、拖延参观访问时间。但是这一要求主要来自美国、英国记者，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大力支持，国民党也不敢公然拒绝。在外国记者们的一再追逼之下，国民党最后只有表示同意。以CC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中宣部，为了加强控制，想出一个办法，提出把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团，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并派CC特务重要骨干混入其中，派他们的人担任团长、副团长，并规定中外记者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下统一行动的纪律。于是，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中外记者团参观访问延安。
周副主席亲自部署的接待工作
由于中外记者团是到延安并准备到前方去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党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非常重视，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部署和掌管记者团的接待工作。周副主席亲自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工作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召开了动员大会。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的目的，交待了延安方面接待的方针、政策。
周副主席指出：外国记者在重庆已经向我们透露，他们这次来希望了解：（1）各边区的施政纲领；（2）关于生产、物价、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计划；（3）日本俘虏情况；（4）参观人民代表机构；（5）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等。多数中国记者也有同样愿望。周副主席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周副主席指出：他们访问参观，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成绩，也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
为了做好这一次工作，周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并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
在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专门请周副主席再一次作了具体指示。周副主席首先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个大字。说明白点，就是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交际处除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观外，还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提高记者们的认识，加强他们对延安的了解，要以诚恳、坦白、交往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周副主席再次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中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中的中间分子，在重庆，在大后方对国民党宣传反感很深，国民党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听到国民党的宣传，人人头痛。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只求他们能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问题和我们取得一致，其它方面，不能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周副主席指出：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要明确工作的重点，一般集体访问、参观、请客、宴会、欢迎晚会等，以及生活待遇方面，中外记者一律平等。至于记者中有人要求个别采访谈话，我们应当欢迎，以便我们打破国民党的控制，使我们能区别对象，分别对待，达到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 周副主席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斯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斯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分子”赶出来，但是他在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他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他们在外国或中国影响作用较大。至于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当然也有较大影响作用，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政治立场、观点基本上和我们一致，不必我们去多费精力争取了。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周副主席最后指出：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在物质上我们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可铺张浪费。
记者到来前，延安交际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素美观，周副主席在检查交际处的准备工作后表示满意。他特别欣赏他们自制的土沙发，这种所谓“沙发”，有的只不过在开凿窑洞时，在墙壁上按照沙发的样式挖凿而成的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着蓝白两色土印布，显得十分美观。
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经过
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延安交际处向记者团正、副总领队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邓友德（新闻局局长）索要了全体记者及工作人员的名单。
中外记者团构成。1.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2.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主笔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杨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混入其中）、《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时事新报》编辑赵炳悢、《国民公报》采访主任周本渊、《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辑金东平。3.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及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他们还带了电台，代表团途经西安时，他们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这个特务科长的真正任务是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点线取得联系。一看国民党来员名单及其所带的电台，就可以知道顽固派和特务在大后方控制中外记者一切采访、写稿和行动自由的人马全部出动了。
记者团在到达延安之前，曾先到南泥湾访问了4天。原来，记者团在5月下旬由重庆飞到西安后，领队先到山西看看，再去延安。所以记者团是从山西进入陕北的。
5月31日，中外记者团当晚住在陕北的凉水崖。6月1日清晨，18集团军359旅王震旅长自延安赶着一大批牲口来接，同来的还有翻译陈家康、徐克立夫妇。记者们即跟随王震行走，当天夜里宿营在固临。第二天下雨，记者团滞留固临，由王震旅长召开茶话会，向记者们介绍开发南泥湾的经过。
6月3日记者团到达延安，记者们参观了延安油田。6月4日准备启程时，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中央日报》的张文伯，中央社的杨家勇和《商务日报》的金东平等，自进入边区后经常单独乱窜，企图找出一点可以攻击共产党的岔子来，王震看出他们的恶意立即当众宣布：“哪个《中央日报》记者要想搞什么名堂，就请他留下来！”说话时，瞪着眼睛，目光直逼张文伯等人。他还说：“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若是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这一说弄得张文伯狼狈不堪。
6月6日中外记者团到达南泥湾。当晚359旅旅部的指挥员在金盆湾举行了欢迎会。会上，王震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刚收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盟军已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与会者不分中外，不分党派，无不欢欣鼓舞。第二天.首先，记者团参观了南泥湾伤病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在国民党的封锁下，缺医少药，甚至“磺胺”为何物也不知道时，十分不平，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党政府运输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将此情况反映出去。接着，记者团又参观了359旅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成果以及该旅在前方作战时缴获的日寇的武器，还参观了南泥湾干部休养所等，然后，6月9日满意地离开南泥湾，抵达延安。
10日。早餐前住在交际处旁边客店的国民党电台人员，把他们带来的两部电台搬进交际处，准备架设发报。这时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把他们挡住，发生了争执。邓友德从住的窑洞跑到交际处门口，气势汹汹地说：“电台是我叫报务人员进来架设的。有我的命令，不得阻挡。”强行让传达室工作人员放行。边区金城见邓友德在交际处门口大声恶言争吵，也走去与邓友德讲明不准他们架设电台的理由，邓友德责问金城：“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领队，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金城理直气壮告诉他：“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派来接待你们的工作人员，我只能按边区政府的法令办事。没有经过边区政府批准，谁也无权在边区境内架设电台。”邓友德一时无话可说，但这家伙摆出一副凶狠架势，支支吾吾，语无伦次。这时谢宝樵见势不妙，忙知趣插话说：“不要因为小事，伤了和气。”一面说一面把邓友德拉走了，电台始终没有架成。
早餐时，中外记者见到一盆牛奶、一盆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馒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兴致勃勃，狼吞虎咽，饱餐一顿。这是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两年后，就战争时期来说，延安已经初步达到自己動手，丰衣足食了。在早餐时，工作人员用勺子击盘向记者团报告当天的参观访问日程及注意事项。
上午记者团参观了延安窑洞的风光。在延安新市场南边向东的半山腰，已打了30多孔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20来间客用房、工作人员的宿舍，还建造了可供80多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野外是边区政府组织开垦的荒地，种植着粮食和蔬菜，到处绿色一片，充满生机。 下午5点，朱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为了欢迎该团及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还特请延安大学文工团举行了音乐晚会。在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人士欢谈之际，高歌四国歌曲，会场洋溢着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在欢迎会上，首先，由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接着，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同志们，我们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此我们感到愉快。对于职业新闻记者应该到各个地区看一看，因为记者是世界人民的眼睛。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对你们的缺点是会批评的，对于你们的优点是会赞扬的。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这个外国记者的讲话，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其次，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后沿途参观的情形以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人民。”最后，举行盛大音乐会以《同盟国进行曲》开始，演奏了各种民歌及《黄河大合唱》。
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及中央印刷厂，并进行了新闻业务座谈会。
12日下午5点，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后面客厅接见了中外记者代表团。毛主席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毛主席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毛主席也对其他代表来延安表示热烈祝贺。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着重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其次，毛主席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后，强调指出：“远东决战要到来，但是中国还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民主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最后，毛主席宴请了记者团，并和他们观看了京剧。中外记者们想都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快就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回到交际处记者们十分兴奋，感慨不已。
几天之后，记者团中有人在酝酿要求单独拜见毛主席，先由斯坦因私下向交际处翻译探问，说他想单独拜见一次毛主席。翻译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可以，并答应代为报告，斯坦因非常高兴。一天，毛主席决定个别接见斯坦因，这天斯坦因就没有参加全团的集体活动。当全团人员出发参观上车后，邓友德在清查人数时发现没有斯坦因，他问延安交际处工作人员，翻译人员告诉他，斯坦因已声明他今天不去了。邓友德立即大发雷霆，当众叫喊道：“我们这个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已宣布了纪律，所有人员必须统一行动。斯坦因为什么不去呢？”金城说：“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预，斯坦因去不去我们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记者有新闻采访的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斯坦因迅速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恼羞成怒，十分尴尬。
经过斯坦因这样一冲破，又加上邓友德在车上的一场吵闹，记者们敏感地察觉到以后他们可以不受邓友德的控制，可以单独行动了。从此之后，所有外国记者都陆续要求单独拜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延安交际处满足了中外记者们的迫切要求。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根据周副主席的部署，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1937年9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消灭侵略者……”叶参谋长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之手，迅速传播到中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
6月24日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了中外记者的集会。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哲学、文学等各种问题，以及边区的各种生活，会场上充满了轻快的感觉。在分散闲谈一阵之后，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些情况，随后由丁玲、吴伯萧、艾青几位作家向记者们讲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丁玲说：“有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需要什么手续？初听这句话我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但是想起重庆的作家们反对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先生是习惯了重庆的不自由了。”吴伯萧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小人，扮作他的朋友，在今年3月为他召开了一个追悼会。“大家看，我现在不是还健康地活着吗？”听到这里，记者们都不由得捧腹大笑。但吴伯萧严肃地对记者们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希望记者先生们把我的抗议带到西安去。”艾青也发表了抗议性的发言。他气愤地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人的话。他们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廊县被保安捉回来了。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为什么要逃呢？”
记者中有正义感的人，对于西安、重庆这种追悼活人，说没有良心话的行为也感到愤愤不平。这时被国民党派来控制记者的那些人，听到这些话则如坐针毡，耷拉着脑袋，低头不语。座谈会之后，大家一起到大众戏团去看秧歌，记者们和在场的延安两千多老百姓一起为精彩节目鼓掌，笑声不断。有些记者十分喜爱秧歌，还提出向老百姓学习扭秧歌呢。
6月25日，朱德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应美报记者斯坦因和英报记者福尔曼的要求，分别与他们进行了4个小时的谈话。谈话中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向他们说明了几个问题：1.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2.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及与国民党、美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3.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负何种任务等。
在一个多月的参观中，中国记者由于国民党的压力，一般表现不很活跃，不太多言。唯有副领隊邓友德到处横挑鼻子竖挑眼，自以为是。譬如：到医院参观，延安负责人金城介绍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时，他极不耐烦地说：“你们老说没有药，大后方也不是王道乐土。”再如：一次在解放日报社看剪报时，他不仅随手乱翻报纸，而且挑衅地说：“你们的报纸不报道中央社的消息，有也不全，而且还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对于这种恶意挑衅，延安有关单位负责人都毫不客气地给予驳斥，使他哑口无言，遭人白眼，自讨苦吃。 代表国民党的谢宝樵、邓友德、杨西昆等看到中外记者们，在解放区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的采访和招待，特别是外国记者敢于报道的真实情况越来越深入，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他们便不择手段，企图拉他们在延安的亲友回国统区。邓友德有个弟弟叫邓友信，是一个革命青年，杨西昆有一个女同学叫金鹤，是延安的一个革命干部，这些年轻人经过整风学习，他们对共产党的信念更加坚定。见面的时候，邓友德、杨西昆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想从他们口中套取一点可供他们反共宣传的材料，可是结果都落了空。邓友德直接苦劝硬拉，劝他的弟弟离开延安去重庆，也遭到弟弟邓友信的坚决拒绝。
中国记者团访问参观到7月上旬，他们都想亲临八路军前线访问，谢宝樵、邓友德怕扩大了共产党军队的影响，竭力阻止。后来又采取分裂中外记者团的办法，要把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由《中央日报》、中央社记者从中活动，逼迫态度中立的《大公报》记者出面，提出急回重庆的要求。离开延安前他们向朱总司令辞行，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并讲话，7月6日周副主席为记者们饯行。11日朱总司令再次在延安交际处为中国记者饯行。
7月12日，中国记者团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外国记者团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回重庆外，其余的全部都留在延安继续采访。8月3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及國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张湖生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柏年、凌青的陪同下，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第8分区战地。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8军分区参观访问。在旅途中，记者团与参观八路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道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9月15日、16日深夜，记者团和卡斯堡少校等，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场景。9月17日拂晓，协和堡敌据点被攻克，大批俘虏被押下阵地，战利品也被源源不断运进村庄，使记者们兴奋异常，交口赞扬。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予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爱泼斯坦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记者团的几位记者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9月21日离开火线。10月2日，记者团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
10月下旬，外国记者团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的收获和重大作用
金杯银杯不如人们的口碑。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后，记者们在报上或者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亲眼所闻。特别是《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这本书较为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自己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见所闻和由衷感慨，在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这完全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缕的曙光”了。1945年3月，革命家董必武在一次报告中曾提到：“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国民党顽固派在重庆看到记者们宣传延安的文章后，恼羞成怒，无地自容。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之后，记者们以翔实的见闻，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譬如：福尔曼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关注。斯坦因又写了一本比福尔曼更好更深刻的书，书名《红色中国之挑战》，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影响较为强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武道也写了《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主题十分鲜明，态度比较客观。特别突出的爱泼斯坦，他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很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还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以后他参加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总之，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新闻的封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介绍到了抗战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国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由此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