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学语文，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全家逃难到乡下。不知为什么日本鬼子和汪伪的军队老在后面追。我才五六岁，常常是一天跑好几个地方。有一次，我们跑到了傍晚，还是被追上了：那是一个打谷场，我筋疲力尽，倚着个草垛软瘫着，望着平原上低垂的星空喘气。“和平军”(汪精卫的汉奸队伍，他们的口号是“和平反共建国”所以叫“和平军”)拿枪对着我们，厉声喊叫：“城里人，跪下来，把口袋翻过来”。人们跪成一排。妈妈、舅妈顾不得心疼，把金银首饰放在地上。正在这个时候，一串尖利的枪声，好像是从耳朵边上擦过去似的(后来才听说是从邻近打谷场的草垛上打过来的，是新四军的指导员打的)。妈妈、舅妈非常机灵地把首饰揣进口袋，又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怀里，让我抱着，拉着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在黄豆地里奔。豆荚划破了我的脸颊，露水打湿了我的头发。直到早晨，太阳升起来了，我平静下来，才发现自己紧紧抱着的竟是一只自鸣钟，钟摆已经不见了。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跑是家常便饭，常常是刚刚安定下来，端起了饭碗，突然有人说“来了，来了”。我们丢下饭碗，又跑。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那时的“战时小学国语课本”很薄，一课也没有几个字，印刷质量又差，字体往往是大大小小，不太统一，有的字都印成横的。一本书用不上几天就念完了。爸爸就随便找一本民国初年的老版本的书。第一课，我还背得上：“学生入校，先生曰：‘来此何事?’，学生曰：‘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一本书不用几天就背完了。他又找他小时念的什么《论说法程》，都是文言文的。现在想来，应该是比较浅近的，因为我都懂了。我记得第一课是《人为万物之灵》。我很快把这本书囫囵吞枣地背下来了。有时，连这样的《论说法程》都没有了，就随便弄一本《四书白族句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白话解释)教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那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份量并不重，剩下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把古文朗诵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我们弟兄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很快就把短短的十多句话背得滚瓜烂熟。闲下来的工夫，听哥哥姐姐们朗读。他们背不出的时候，我还能为他们提示。
　　那时没有考试，没有什么刁难的选择题。就是背古文，用老法子大声念，抑扬顿挫，像唱歌似的，很好玩。直到今天，绝大部分我还能背得出。
　　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我的语文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现在看来，这是因为早期的背诵培养了我良好的语感。
　　我的语文水平，抗战胜利以后，又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飞跃。其原因，今天想起来，和课本的关系几乎等于零。那时国民政府规定的所谓“国定教科书”，是很枯燥的。现在只记得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开头是“经儿知之。”但是那却不好背。如今只记得蒋介石教育他的儿子，不要做“书独头”(书呆子)，还有，就是写字发现写错了，不要把半个字涂掉，而是要把整个字写完，再涂掉。这一点我之所以记得，就是因为当时不理解，现在倒是对这个政治家的作风有点体悟了。课本很枯燥，但是老师却是非常好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一瓣心香》，对我小学五六年级时期的语文教师潘诅谨表示无限的怀念。她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圣洁形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她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成批地印发给我们。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我们课外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古典文学经典，除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章衣萍、林雪清翻译的。这本书在建国以后，不怎么有名。但是，50年代中期，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
　　潘先生在课堂上经常离开课本，讲她阅读报刊的心得。现在回想起来，她勇敢地冲破了当时“党化教育”的框框，为我们展示了广阔的精神天地。她的最大功绩是使我对于语文有了兴趣。她非常认真地批改作文。我写过一篇游记，许多地方词不达意。她的修改，常常使我惊叹，我至今还记得，有一篇是我到上海郊区青浦朱家角的马家花园去“远足”(现在“旅游”罢)。我的原文是：“那长长短短的竹林”，被她改成“茂林修竹”。直到我念了大学才知道，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我的作文常常得到很高的分数。每一次我都有危机感，以后不可能写得这么好了，可是到了学期末了，翻阅作文本的时候，仍然觉得一篇比一篇好。我老是盼着作文课，盼着听她的讲评。
　　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即使在我当了许多年的教授以后，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她的智慧真是有点惊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歌，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把它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把开头两个字删节掉，变成：
　　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
　　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
　　雨纷纷，欲断魂。
　　何处有?杏花村。
　　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我心头，直到30多年后，成了我一篇很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
　　可惜的是，不久以后，我考进了初级中学，永远地离开了潘老师。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教师们一窍不通。上课常常是吵吵嚷嚷。隔壁班上，甚至有同学在课堂上打起架来的。一些调皮的同学，常常借机和老师吵闹。好在不断有新的省份解放，大家兴奋地从课堂里哄出去，忙着开庆祝会，排练街头演出，演好人和坏人。语文课常常被不断的演出所取代。那时，即使上课，也很自由，既没有教学大纲，又没有教学参考书。什么语法知识、主题思想、段落大意，没有人去操心。教师大都是根据自己的体会自由发挥。在这样的混乱中，我们班的课堂秩序却很好。这是我们的幸运：来了一个新教师，名叫周陀星。他和潘先生一样，总是把报纸上、刊物上的好文章和书店里的新书有声有色地加以介绍。在这以前，我虽然也读着一些课外书，但大都是如《武当豪侠传》、《蜀山剑侠传》之类。周先生却让我们阅读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作)，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过当时还没有全本的，只有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由解放区的年青作家白刃改写的。印刷质量很差，是麻皮纸的，有时要把书上的一团麻草挖掉才能看清文字。但，就是这样的书，从此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辉煌的精神世界。我被一 种红色的话语世界迷住了。一种向往在我心头油然而生：什么时候，我也能把那么精彩的生活和缤纷的感情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出来，那就太幸福了。周老师也很重视批改作文，每一次都有相当详细的评语，不过比之潘老师有比较多的文学理论色彩。由于他的诱导，班上掀起了一股作文的热潮。有一次，我们头一天做了作文，第二天一大早就闯到周老师宿舍里。他还没有起身。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分数。我也问了。他说：“86分”。我随便说了一句：“啊，才86分!”他说，“86分还嫌少?我打作文分，从来还没有超过85分。”我在班上一下子神气起来。说真的。那种又害羞又得意的感觉至今留存我心头。
　　正是这两位老师把文学的种子播在我的心头。
　　这种种子可以叫做对于阅读和写作的“爱”，但是，似乎还不够准确，那起初的感觉应该叫做“贪婪”。那是一种永不满足的饥渴，我如痴如醉地阅读，狼吞虎咽，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我母亲回忆说，那时我连吃饭都把书本放在面前。当时流行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话：“科学需要毕生的精力，即使有两倍的生命也是不够的。”我把他的说法发展了一下：如果没有两倍的生命，那就要牺牲除阅读以外的一切爱好。在初中阶段，我是舞蹈演员，还组织过舞蹈队沿着青浦、朱家角一带去参加“城厢物资交流大会”的演出。但是，后来我突然觉得演出一次5分钟，而排练要十次以上，每次半天，这太浪费生命。到了高中，我下决心“隐姓埋名”，把舞蹈爱好和下象棋、打扑克，就通通“戒”掉了。
　　语文，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阅读成了生命的价值所在。我一天不阅读，就觉得很难过。阅读，不是为了考试，因为那时考试是很容易的，没有什么选择题之类刁钻古怪的名堂，作文决定一切。
　　不幸的是，理想的老师总是凤毛麟角。高中时期，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他教课却令人丧气。我担任语文课代表。有同学要直接向这位教师提出，不要他教了，要换教师。我觉得这任务很可怕，不知为什么，我居然就向那教师当面说了。这个鲁莽的行为，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只留下了在共青团内反复检讨的记录。但是，我对语文的热爱并没有受到打击。我是语文尖子，可基本上不听课。我从第二排搬到了最后一排。老师讲得再差，与我也无关，我只是闷声不响地钻研杂志和文学作品。这位语文老师也有好处，那就是非常重视批改作文。我的作文常常被拿到班上朗读。他还组织课外阅读，让我们写读书报告。他营造的文学氛围弥补了他教学上的不足。作文表达力的提高，使我产生了一点“野心”：向报刊投稿。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成功了。我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发表过诗和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轰动性的荣誉，荣誉是鼓舞，鼓舞变成了一种自觉的刻苦。刻苦是自觉的，因而变成一种痴迷的欢畅，语文就这样成了我生命中最幸福的种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考取北大中文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现在看来，有些教育改革的专家在争论什么“苦读”还是“乐读”的问题，最近又有什么学生主体性和教师话语霸权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苦不苦，乐不乐，主体不主体，霸权不霸权，关键在于爱不爱。爱不爱，主要看你迷不迷。如果不迷，光是为了考试而学，那还有什么学生主体呢?那又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是为了考试，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命令，不让你读，不让你写，才叫难受，才叫苦呢。
　　进入大学以后，虽然授课的教授大都是全国著名的泰斗，但是，并不是每一教授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也不是每门功课都令人喜欢。尤其是一些理论课程，特别是语言学，还有汉语史、古代音韵，神秘莫测，令人望而生畏，读起来真是很苦，但是，几乎所有的教授，都以他们的渊博的学识激起了我对于理论的兴趣，尤其是朱德熙先生的雄辩，使我着迷，当初以为最枯燥的现代汉语，后来居然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程。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照此类推，最好的老师应该善于激发学生兴趣。但是，任何至理名言都有其不够完善的地方。爱因斯坦的话也一样。兴趣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从没有兴趣到很有兴趣，这中间还有一个克服惰性的痛苦的过程。最好的老师能够把学生最不感兴趣的课程变成向往的乐园，而且为了进入乐园，不惜穿过但丁式的炼狱。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术泰斗们，诱导我进入一个枯燥无味的理论世界，心甘情愿地忍受煎熬。我下苦功钻研的第一本经典理论著作就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立志硬啃，不啃动它誓不罢休。起初，总是看到一个地方就看不懂，没有办法读下去了。我硬着头皮，反复看了十五六遍，终于豁然开朗。大学毕业后，正是60年代，极“左”思潮盛行，读书无用。我仍然孜孜不倦，硬啃经典。有好几年我甚至放弃了文学，一心只读哲学，甚至硬啃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求得辩证思维的奥秘。我的这种硬啃精神都来自对于北大学术泰斗的崇拜。高名凯先生懂得许多外国语，光是能写能用的，就有四门。与他们相比，自己实在太渺小了。不甘心这种渺小，就有了动力。动力就变成无声的命令。这种命令是顽强的，到了文革，变得更加顽强。那时读书不但无用，而且往往招来批判，惟一合法的读物，就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我就读英文本的。每逢开会都集体念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就拿着英文本的念。当时，邮寄毛泽东的著作是免费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的时候，我就把英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先从邮局寄到目的地，就是在满世界乱窜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阅读。
　　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发昏，那时读英文有什么具体目的呢?没有。没有四六级考试，也没有托福之类。但是，不读书觉得难受，完全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就是生命，没有书读，就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没有想到，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当时无目的阅读，在不知不觉之间提高了理论修养，突然变得有用了。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写过论文，却在一夜之间，要拿出论文来评职称。而我居然很快就拿出来，不到十年，居然积累到几百万字，还有了相当的影响，名字还被写到当代文学史里去。最令人意外的是，80年代后期，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说是凡是副教授以上的，都可以报名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英语熟练考试”(English Proficiency Test)。福建省敢于报名的，只有七个，到了考场门口吓走了两个。五个人考取了三个，文科只有我一个。到四川外国语学院培训口语以后，我获得了出国讲学的宝贵机会。
　　积数十年学习中外语文之经验，我坚定地相信：兴趣和热爱要达到痴迷的程度，就是走向成功的关键，也是精神和语文提升的永不枯竭的动力，那些使学生厌恨课程的考试模式，应该扫荡。为了防止一代人创造力遭受扼杀，几年前我写了轰动性的《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和《高考语文试卷批判》，去年又充当教育部初中语文实验教材主编。我的最高目的，就是改变语文课程不讨人喜欢的现状，让语文成为青少年生命的乐园。
　　最难忘的事：
　　十年浩劫后期，听福建省三明一个中学校长报告，曰：“教学改革的最成功的举措是取消了语文课本。由学生和老师采访劳动模范。自行编写课本。”后又听传达一农村教学革命经验，曰：“坚决与”十七年教育黑线”决裂，最新的方向是：“把语文课办成公社党委的宣传队。”听者赞叹唏嘘不已。惟鄙人表示：“祸国殃民。”乃被不点名批判。遂有义愤填膺者曰：“追查!”余乃当众坦然曰：“发此议论者，乃是鄙人。”后虽然遭大字报围攻，仍面不改色，手持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等待辩论。斍无人敢来。大字报于风雨中逐渐褪色、凋零。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书：
　　托尔斯泰的《复活》。该书写贵族涅赫留朵夫与姑母庄园上之半农奴少女卡秋莎发生恋情，致其怀孕。卡秋莎遂遭驱逐，流落为妓女，又遭杀死嫖客之诬陷。受审。而涅氏恰为陪审员。涅氏乃自谴：审判者乃罪犯也。遂决计赎罪，前往狱中，向该女求婚，不意遭拒绝。后该女被判流放。涅氏乃追随至西伯利亚。直至该女嫁与一民粹党革命家。此乃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以个人“道德自我完善”拯救社会之纲领性作品。虽具空想色彩，然其道德之崇高使我汗颜。每思及此，怦然心动。
　　自五十年代至今，每逢有个人名利之争，或物欲之冲击，每每凭托翁此书之“道德自我完成”之准则，求灵魂之洁净也。
　　最想对辛勤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青年教师说的话：
　　如果学生东张西望，不要怪学生，而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讲得太差劲?教学事业成功的标志是：学生盼望上语文课，盼望作文讲评。教师不但要用知识和智慧去征服学生，而且用人格去感染学生，让他们分不清是爱课程还是爱教师。
　　真情告白：
　　光荣属于使学生对语文课着迷者，耻辱归于使学生对语文课痛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