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侨女记者的抗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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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曾在《百年潮》上发表《我的母亲——著名华侨女记者黄薇》一文,介绍了我母亲黄薇作为华侨记者,1938年赴延安采访受到毛主席宴请、在敌后根据地与白求恩长谈、1949年陪同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去北方考察等独特经历,因篇幅所限,我母亲丰富的人生经历未能全面呈现,因此,我根据母亲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风雨人生》又作了部分补充,写成此文,以兹纪念。
  在徐州前线当战地记者
  1938年4月,我母亲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到了祖国,来到了武汉。此时,日军在台儿庄遭到了失败,又调集重兵,企图攻占徐州,进而攻打武汉。因此,徐州会战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武汉新闻界组织了战地记者团,我母亲和另外几位华侨记者也一起参加。在二十多个新闻记者中,我母亲是唯一的女性,为了在前线不易被人一眼看出,也为了行动方便,我母亲剪短了头发,把衣裙换成了军装。
  记者团来到徐州,与先期到达的范长江、陆诒等人会合。在这里,有中外记者和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还有国内外的一些慰问团以及外国武官,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上校武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将军。
  几天之后,采访工作正在开展的时候,形势紧张了起来。到了5月中旬,日军以十几个师团30余万兵力,已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长官司令部决定有计划地突围,从而放弃徐州。记者团和司令部考虑到女记者随军突围有困难,要我母亲和长官家属一起,先期乘车撤退。我母亲谢绝了,坚决要和记者朋友们一起行动。后来因火车已经不能通行,我母亲和一名摄影记者以及几个抗战剧团的女团员,次日随52军关军长及20多名卫兵等,坐一辆大卡车同行。其他记者则跟随一个师长于当晚动身。
  离开徐州之后,我母亲一行经过了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主要是走乡村小路,有时还要夜间行军,历时一个多星期,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和生死考验。为了迎接战斗,她们几个新的“女兵”临时学习了开枪和投手榴弹。途中,她们看到了被击毁的敌人坦克和许多敌人的尸体。一位我方的军人把敌人的一把军刀送给我母亲留作纪念,把刀从刀鞘中抽出来一看,上面都是血迹,这是中国士兵的血啊!
  一路上,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残垣断壁,有的余烬未熄,还遇到过满城的熊熊大火。许多村庄都没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一行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一天,她们饥饿中遇到一个老乡,我母亲问他附近有没有卖食物的地方?他说没有,人都跑光了,稍作犹豫后他把仅剩的一个用粗粮做的、已经发硬的馍馍递给了我母亲,而且不要钱。我母亲感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它(馍馍)是那么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5月27日,新华日报社为回到武汉的战地记者举行了欢迎会。周恩来因为临时有要事未能前来主持,由报社董事长陈绍禹(王明)致欢迎词,潘梓年社长和吴玉章、秦邦宪(博古)、章汉夫、吴克坚等报社负责人也都参加了。
  在突围过程中,同行记者们有的失散了,有的因为伤病留在老乡家休养,后来陆续回到了武汉。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决定集体创作出书,书名是《徐州突围》。我母亲为此写了一篇题为《从火线到后方》的文章。
  在重庆宣讲惹恼蒋介石
  战时陪都重庆,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国民政府各机关、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等也集中到这里。母亲1938年底从延安到重庆后,本想到《新华日报》工作,但报社领导告诉她:“你还是保持华侨记者的身份比较好”, “作用比较大,活动比较方便”。后来,香港《星岛日报》又聘请我母亲为该报驻重庆的特派记者。
  除了经常去红岩村和周公馆,我母亲还要与各界知名人士广泛接触,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为人正直,有正义感,我母亲经常去“冯公馆”拜访他。有一天,冯将军对我母亲说:有人要我同你谈谈,劝你加入国民党。我母亲说:前不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说过,如果我参加了国民党,准备让我当国民参政员。我母亲婉言谢绝了他们。
  在我母亲到达重庆后不久的一天,宋美龄召集各界妇女领袖举行座谈会,邓颖超、史良等也应邀参加。会中,宋美龄说:“听说今天到会的华侨记者黄薇小姐最近刚从华北敌人后方回来,我们请她给大家报告一下华北敌后的情况。”我母亲向大家介绍了抗日军民的许多动人事迹,还呼吁早日将医药用品输送到严重缺医少药的前方去。第二天,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向我母亲表示,要马上组织大家捐献,尽快送到八路军前线去。
  宋美龄感到我母亲很会做宣传工作,就聘请我母亲去“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讲课。我母亲了解到,为了培养和教育一批女青年以及与国民党争夺青年一代,我党对“训练班”很重视,组织者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刘清扬,在相关的上级部门中有邓颖超、康克清等等。于是,我母亲就和张友渔、钱俊瑞、阎宝航、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一样,去“训练班”当教官,给200多个学员在礼堂里上大课。后来这一期学员举行结业式时,蒋介石也来了,他看到我母亲坐在主席台上。据刘清扬说,回去后蒋批评宋:为什么把黄薇请到训练班去宣传共产党?以后不能再让她去讲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我母亲马上把周恩来的题词以及重庆人民非常愤慨的情况向《星島日报》发专电,但电稿两次被扣压。她又连夜赶写了一篇报道发了出去。我母亲去周公馆向叶剑英了解情况,又去拜见冯玉祥听听他的看法。谈完此事,冯将军突然告诉我母亲:他们(国民党上层)正在策划暗杀你。我母亲没有接受冯将军让她住在冯公馆避险的好意,表示要继续战斗。第二天,邓颖超约见了我母亲,告知了同样的事情,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同时还表示,延安已经去不了了,要我母亲去香港。此后两人又有两次见面,邓颖超对我母亲去香港进行了细致的安排。第三次见面也是邓颖超为我母亲饯行,饭后告别的时候,邓颖超紧紧握着我母亲的手说:周恩来同志要我代表他同你握手。   在菲律宾编辑抗日报纸
  我母亲到达香港后,1941年9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要我母亲去菲律宾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时做华侨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我母亲在国民党驻香港外交特派员办事处申请办理护照时,遭到了拒绝,说是重庆有指令,不能让她离开香港。后来几经周折才到达菲律宾。与我母亲接上关系的是菲律宾华侨革命组织领导人许敬诚(又名许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1942年1月,日军侵占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杀害了许多知名的爱国华侨领袖,甚至杀害了中国驻菲律宾的全部外交官员。在这危急的形势下,菲律宾进步华侨迅速行动起来,组成了多个抗日组织,主要的有三个部分: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和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简称《导报》)。当年10月,我母亲去《导报》负责编辑工作。
  《導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马尼拉郊区出版和印刷。工作都在夜里进行,先是收听莫斯科、旧金山、新德里和重庆的新闻广播,然后编写、刻字和油印。条件相当艰苦。白天,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有一个角色,并以做生意为掩护。报纸的发行传递非常隐蔽和严密,经常变换各种伪装方法。各个抗日组织还把《导报》作为发展成员的一个环节:首先发展为报纸读者,然后再发展为组织成员。
  1945年2月4日,华侨抗日游击支队配合美军攻占了马尼拉市。《导报》从第一期的印刷100份,到此时已经每期印刷上千份。2月9日,铅印的《导报》公开发行了,当期印数1万份,并且由周报转为日报。我母亲的职务则先后成为编辑主任和总编辑,同时还兼任菲律宾华侨妇女救国会主席。同月上旬,上级调我父亲龚陶怡来到报社,任经理。3月9日,《导报》又以套红印刷的大报形式出版了。之后,报社还出版了英语双周刊《新中国评论》,还租用了菲律宾广播电台进行播音,每天半个小时。
  《导报》这几年的奋斗和发展,得到了各界知名人士的赞许和鼓励,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陆定一以及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陈嘉庚等都曾为《导报》题词;1946年1月,邓发、朱学范、陈家康等借出席世界会议之机来到了报社,邓发为报社题词;1947年春,邓初民为《导报》书写了报名。
  1947年年中,国内的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在菲律宾的国民党分子勾结当局加紧对《导报》进行迫害。一天中午,几个菲律宾宪兵来到报社要逮捕我母亲,搜查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证据”,在我母亲的据理交涉下,他们只好撤走了。过了半个多月,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又传讯了我母亲,在他们那里盘问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对我母亲过去的所有活动知之甚详(我母亲曾经告诉我:他们还出示了她和斯诺在一起的照片,应该是偷拍的)。
  由于不断受到政治迫害和经济破坏,《导报》难以存在下去,决定停刊。1947年10月30日,《华侨导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当天上午,菲律宾宪兵来到报社,可是他们扑空了,我母亲此时已经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我母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菲律宾的6年当中,“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完整的一天”。
  1947年11月,已经来到中共华南分局的老领导许敬诚告诉我母亲,组织上任命她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总编辑。随后,分社社长乔冠华也告诉我母亲这件事,以及去上班的情况。这是我母亲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后一站。
  (作者为《中国信息导报》记者,已经退休多年)
  责任编辑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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