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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国企必须将发展重点转向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才能为实现“保增长、调结构”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期，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高利贷危机潮引发了国内外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伴随着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利润高企，不少实体企业放弃了实体经济转而炒房炒地甚至放高利贷铤而走险。温州的高利贷危机，一方面暴露了金融监管层面可能存在的漏洞，同时也凸显了某些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大偏差。应该说，浙江企业出现的“通病”，既不限于浙江，也不限于某一类所有制企业。
“放弃实业”的反思
对不少放弃实业转向投资甚至投机的企业而言，一时似乎利润丰厚，但蕴含巨大风险，并将损害来之不易的生产能力，包括技术创新能力。
在此次温州高利贷危机爆发之前，温州民企百强半数都在搞房地产，一些耳熟能详的温州传统制造业品牌纷纷离开赖以起家的实业，进入房地产行业大捞一笔。由于浙江资本在省内投资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业，追求暴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创新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导致浙江经济过早衰退。
放弃实业、蜂拥投机的另一个恶果是金融业过度投机，反过来加速实体经济衰退。近年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有诸多关于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关系的讨论。这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中，破裂的不仅是财富泡沫，还有世界各国对美国实体经济实力的信心。几个世纪之前，众多荷兰人投身郁金香热，几乎毁掉了17世纪的荷兰经济。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正引起上上下下越来越多的正视，包括诸多金融货币政策的高管。主管金融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强调，金融业要注重支持实体经济，要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坚实基础。周小川指出，实体经济不仅应该包括生产实物的农业和制造业，也应该包括服务业。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最近就表示，规模上GDP世界第二、股市世界第二、债市世界第五的中国，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实体经济企业，没有这些企业中国经济不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而更早些时候，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则在一篇文章中反思金融业相对实体经济的“过度发达”，并对“金融行业是否一定是朝阳产业”提出质疑。他指出，危机之前，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金融业只占全部就业的6%，占G D P的9%，占企业利润的20%或者30%，最高的一年是在美国，曾达到40%。可以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金融业是过度发达的。如全世界人们所见的，“过度发达”的金融业给美国人带来了至今让他们感到消化不良的国际金融危机甚至债务危机。如果说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达”或许还隔山隔海、离中国有些距离，浙江企业出现的上述“通病”则让人感到忑忑不安。
或许是出于对此类问题的防范，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要求各地方各部门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调研时也强调，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一个国家要应对危机，使自己屹立不倒，必须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必须以创新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
国企应该创造财富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还存在着明显差距，是制约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工业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道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重要性的强调，无论对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中国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大有可为。
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连续多年稳步实现。目前，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总资产已达24万亿元，年上缴利税近2万亿元，有3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也面临着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不少问题和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国有企业在一系列科技创新指标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仍有不少企业发展粗放、主业不够突出、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许多产品还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不少企业分布在传统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还比较低，不少企业存在研发投入不足、研发能力不强等问题，核心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与全球500强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指标相比，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們应该进一步认识到，企业财务指标的改善并不直接等同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加强，作为非财务指标的自主创新能力应该被赋予更多的关注和科学的考评。因为短期的财务指标将企业看成是一组财务数字的载体，企业行为要服从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则将企业看成是组织能力的载体，企业行为要服从于生产力优化原则。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因此，创造财富才应该是企业的真正目标。
国务院国资委多次强调国有企业要老老实实干本行，在行业发展、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要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国资委推行经济增加值EVA考核办法、代替单一财务指标，是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重要性、对财富原则和生产力原则差异的清醒认识。发挥中国国有企业在行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只有靠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实现。坚持生产力原则和财富原则并重，坚持自主创新和保值增值并进，才能更有效地促使中国国有企业积极推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长远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建设强大的创新型国家，需要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更加奋发有为。
近期，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高利贷危机潮引发了国内外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伴随着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利润高企，不少实体企业放弃了实体经济转而炒房炒地甚至放高利贷铤而走险。温州的高利贷危机，一方面暴露了金融监管层面可能存在的漏洞，同时也凸显了某些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大偏差。应该说，浙江企业出现的“通病”，既不限于浙江，也不限于某一类所有制企业。
“放弃实业”的反思
对不少放弃实业转向投资甚至投机的企业而言，一时似乎利润丰厚，但蕴含巨大风险，并将损害来之不易的生产能力，包括技术创新能力。
在此次温州高利贷危机爆发之前，温州民企百强半数都在搞房地产，一些耳熟能详的温州传统制造业品牌纷纷离开赖以起家的实业，进入房地产行业大捞一笔。由于浙江资本在省内投资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业，追求暴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创新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导致浙江经济过早衰退。
放弃实业、蜂拥投机的另一个恶果是金融业过度投机，反过来加速实体经济衰退。近年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有诸多关于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关系的讨论。这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中，破裂的不仅是财富泡沫，还有世界各国对美国实体经济实力的信心。几个世纪之前，众多荷兰人投身郁金香热，几乎毁掉了17世纪的荷兰经济。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正引起上上下下越来越多的正视，包括诸多金融货币政策的高管。主管金融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强调，金融业要注重支持实体经济，要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坚实基础。周小川指出，实体经济不仅应该包括生产实物的农业和制造业，也应该包括服务业。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最近就表示，规模上GDP世界第二、股市世界第二、债市世界第五的中国，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实体经济企业，没有这些企业中国经济不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而更早些时候，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则在一篇文章中反思金融业相对实体经济的“过度发达”，并对“金融行业是否一定是朝阳产业”提出质疑。他指出，危机之前，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金融业只占全部就业的6%，占G D P的9%，占企业利润的20%或者30%，最高的一年是在美国，曾达到40%。可以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金融业是过度发达的。如全世界人们所见的，“过度发达”的金融业给美国人带来了至今让他们感到消化不良的国际金融危机甚至债务危机。如果说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达”或许还隔山隔海、离中国有些距离，浙江企业出现的上述“通病”则让人感到忑忑不安。
或许是出于对此类问题的防范，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要求各地方各部门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调研时也强调，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一个国家要应对危机，使自己屹立不倒，必须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必须以创新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
国企应该创造财富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还存在着明显差距，是制约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工业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道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重要性的强调，无论对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中国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大有可为。
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连续多年稳步实现。目前，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总资产已达24万亿元，年上缴利税近2万亿元，有3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也面临着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不少问题和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国有企业在一系列科技创新指标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仍有不少企业发展粗放、主业不够突出、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许多产品还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不少企业分布在传统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还比较低，不少企业存在研发投入不足、研发能力不强等问题，核心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与全球500强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指标相比，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們应该进一步认识到，企业财务指标的改善并不直接等同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加强，作为非财务指标的自主创新能力应该被赋予更多的关注和科学的考评。因为短期的财务指标将企业看成是一组财务数字的载体，企业行为要服从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则将企业看成是组织能力的载体，企业行为要服从于生产力优化原则。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因此，创造财富才应该是企业的真正目标。
国务院国资委多次强调国有企业要老老实实干本行，在行业发展、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要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国资委推行经济增加值EVA考核办法、代替单一财务指标，是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重要性、对财富原则和生产力原则差异的清醒认识。发挥中国国有企业在行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只有靠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实现。坚持生产力原则和财富原则并重，坚持自主创新和保值增值并进，才能更有效地促使中国国有企业积极推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长远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建设强大的创新型国家，需要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更加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