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几年来，党史和现代史学界，包括“七君子”的亲属，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发生的“七君子事件”有颇多争论，有的说此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系蒋介石，有的说系日本侵略者。据笔者的考证，上述说法都不准确，此次事件从头到尾都是陈立夫策划并提出建议，蒋介石点头同意的。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成千上万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发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
为了结束内战，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与积极响应，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
早在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当局强烈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的权利。随后，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拟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联合会。
1936年5月30日，在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组织下，全国各地救国会的50余名代表到上海聚会。他们代表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反复讨论。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救国会初步政治纲领》，宣言和纲领呼吁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派遣正式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集全国之力，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经过两天的酝酿和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孙晓村、张申府、曹孟君当选为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产生了甚大的影响，很快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陈立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蒋介石、陈立夫认为，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行为，名为推动抗日，实际是反对他们的统治。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找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谈了话，一再劝说他们不要搞什么救国会，并说救国会这样搞。是另外组织抗日政府，推翻国民政府，救国会的活动和主张，使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
蒋介石还对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说：“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现在之所以不能抗日，是因为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不消灭他们，政府无法抗日。我是要抗日的，共产党的话你们不要相信，他们是不爱国家的。你们一组织救国会，正中了共产党的奸计，也使我们的政府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此时，日本方面也为救国会之事，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要求国民党政府打击救国会，因说不出口，蒋介石、陈立夫、吴铁城在沈钧儒等人面前没有将日方施压之事讲出来。
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十分不满。他们利用见蒋之机，力劝蒋要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陈氏兄弟及其特务的情报，误国误民。尽管这一天中午蒋介石以西餐招待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但因话不投机，几位爱国人士心里颇不痛快，宴会在清清冷冷中结束。事后，章乃器在其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时说：“蒋介石这一手是先礼后兵的‘礼’，是流氓社会先给面子。后给颜色的面子;是后来逮捕我们的先奏。”
蒋介石、吴铁城找沈钧儒等人谈话时，陈立夫没有参加。他躲在幕后，指挥他掌控的特务人员，一天到晚监视、盯梢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搜集他們“危害民国”的证据，为日后的大逮捕做准备。
1936年11月中旬，陈立夫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抓捕沈钧儒等人的建议。他的想法，正合蒋介石之意。于是，一份打击爱国知名人士的大逮捕计划。在陈立夫等人的策划下出笼了。逮捕的方式，仍然采用过去的老办法，特务躲在后面，由租界的巡捕打头阵，人抓了后，送一大笔钱给外国巡捕，再将被抓的人“引渡”给国民党的军警单位进行关押、审讯。
据原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新衡透露，打击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事件”，系陈立夫一手策划的，在上海负责指挥抓人的系中统重要骨干分子季源溥。
王新衡还说，大约在1936年11月18日。陈立夫带着力行社书记长刘健群及两大特务系统的头子戴笠、徐恩曾、季源溥等人到达上海，在上海市政府召开了布置抓捕“七君子”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陈立夫带的人马外，还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及上海公安、特务方面的一些头目。
陈立夫在会上说，沈钧儒等“七君子”受共产党利用，非法组织全国性的“救国会”。他们打着促政府抗日的幌子。行颠覆政府之实;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决定将“七君子”逮捕，以摧毁非法的“救国会”组织。这次会议，就是专门研究抓捕“七君子”的问题。
会上讨论由谁负责执行抓捕的问题时，两个特务系统发生了分歧。陈立夫要戴笠的特务系统负责实施，由戴在上海负总责，戴笠在会上借故推脱，说此事是徐恩曾的特工总部的事情，他们不能过界。讨论到最后，由于戴笠坚决不接受这个任务，陈立夫只好在会上宣布由特工总部负责，并由季源溥担任抓捕行动的总指挥。一切布置妥当后，陈立夫才悄悄溜回南京。
1936年11月22日深夜，陈立夫掌控的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分头行动。抓捕了沈钧儒等救国会的一批知名人士。此次大逮捕共抓了14人，其中知名的7名人士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史良。与此同时，陈立夫控制的特务机关还在南京、镇江、无锡逮捕了孙晓村、罗青、张仲勉等7人。接着，由职业特务扮成的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的条款，将这14人一同提起公诉：远在美国讲学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因爱国在此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通缉。 沈钧儒等人的被捕，在国内外引起共愤。为了抗议特务机关非法逮捕行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马上发表了《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11月26日，宋庆龄又公开发表了《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表明自己定要与其他被捕的领袖们一起斗争到底的决心。
全国各省市大中学校的师生，各救国会和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谈话或致电国民党政府。抗议特务机关逮捕爱国人士，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就连国民党内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觉此事荒唐，于11月25日向南京当局的冯玉祥、孙科、居正、程潜等人致密电，表达对此事的严重关切，反对逮捕上述人士：国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思想家杜威、罗素、罗曼·罗兰也纷纷发电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要求释放“七君子”：国际和平大会的全体代表也致函南京当局，批评蒋介石集团逮捕、关押爱国民主人士的非法行为。此外，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团体也纷纷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陈立夫及其特務机关无故关押爱国人士。
12月25日，陈立夫指使上海市政府以布告的形式，公开宣布“七君子”犯了“组织非法团体”“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工潮”“颠覆政府”“危害民国”等罪。为了阻隔“七君子”与外界的接触，他还下令国民党军警严管“七君子”，并不准“七君子”会见来探访的任何人。为了审出沈钧儒等人有共产党背景，陈立夫指使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人进行突击审讯。
更令人不耻的是，对沈钧儒等爱国知识分子，陈氏兄弟在国民党高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极力主张予以枪毙处决。在场的冯玉祥对此极为不满和坚决反对。当时，冯玉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资历又深，在他的极力阻挠下，“爱国七君子”才未被陈立夫、徐恩曾之流杀害。陈立夫晚年在台湾写的长篇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此事只字未提，倒是冯玉祥后来多次向人谈过这件事，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为救“七君子”，赶到苏州要求苏州高等法院将她也关押起来，她要与“七君子”一同坐牢，弄得苏州高等法院院长极其难堪。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又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发电，对国民党无故关押沈钧儒等人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他们主持公道，释放“七君子”，并表明了自己已下了救国入狱、与“七君子”一同坐牢的决心。
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迅即将全国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感到，他们逮捕“七君子”，并未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还成了一个大包袱，而且弄得他们进退两难。陈立夫也很清楚，再将“七君子”关在狱中，确实不好交代，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对蒋介石政府也没有任何好处。他得知蒋介石想把“爱国七君子”放出去后。又觉得此事将使他和特务机关太无颜面。因为，不明不白地释放“七君子”，就意味着特务机关抓错了。
为了保住脸面，陈立夫与CC分子叶楚怆等人又给释放沈钧儒等人制造了一个大麻烦——押送南京反省院反省，即判处几年徒刑，不执行刑期，再由杜月笙出面保出来，然后再将他们送上庐山。这样，就可说明沈钧儒等“七君子”确实是犯了罪才被抓的。陈立夫、叶楚怆等人的想法，遭到“七君子”的坚决拒绝。他们认为，国难当头，要求当局抗日，没有任何过错，更无省可反，无过可悔。
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终于以《裁定书》的方式，以“家庭困难”为由，对“七君子”裁定“停止羁押，准予具保释放”。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了8个月的“七君子”终于出狱。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成千上万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发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
为了结束内战，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与积极响应，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
早在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当局强烈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的权利。随后，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拟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联合会。
1936年5月30日，在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组织下，全国各地救国会的50余名代表到上海聚会。他们代表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反复讨论。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救国会初步政治纲领》，宣言和纲领呼吁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派遣正式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集全国之力，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经过两天的酝酿和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孙晓村、张申府、曹孟君当选为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产生了甚大的影响，很快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陈立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蒋介石、陈立夫认为，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行为，名为推动抗日，实际是反对他们的统治。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找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谈了话，一再劝说他们不要搞什么救国会，并说救国会这样搞。是另外组织抗日政府，推翻国民政府，救国会的活动和主张，使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
蒋介石还对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说：“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现在之所以不能抗日，是因为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不消灭他们，政府无法抗日。我是要抗日的，共产党的话你们不要相信，他们是不爱国家的。你们一组织救国会，正中了共产党的奸计，也使我们的政府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此时，日本方面也为救国会之事，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要求国民党政府打击救国会，因说不出口，蒋介石、陈立夫、吴铁城在沈钧儒等人面前没有将日方施压之事讲出来。
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十分不满。他们利用见蒋之机，力劝蒋要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陈氏兄弟及其特务的情报，误国误民。尽管这一天中午蒋介石以西餐招待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但因话不投机，几位爱国人士心里颇不痛快，宴会在清清冷冷中结束。事后，章乃器在其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时说：“蒋介石这一手是先礼后兵的‘礼’，是流氓社会先给面子。后给颜色的面子;是后来逮捕我们的先奏。”
蒋介石、吴铁城找沈钧儒等人谈话时，陈立夫没有参加。他躲在幕后，指挥他掌控的特务人员，一天到晚监视、盯梢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搜集他們“危害民国”的证据，为日后的大逮捕做准备。
1936年11月中旬，陈立夫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抓捕沈钧儒等人的建议。他的想法，正合蒋介石之意。于是，一份打击爱国知名人士的大逮捕计划。在陈立夫等人的策划下出笼了。逮捕的方式，仍然采用过去的老办法，特务躲在后面，由租界的巡捕打头阵，人抓了后，送一大笔钱给外国巡捕，再将被抓的人“引渡”给国民党的军警单位进行关押、审讯。
据原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新衡透露，打击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事件”，系陈立夫一手策划的，在上海负责指挥抓人的系中统重要骨干分子季源溥。
王新衡还说，大约在1936年11月18日。陈立夫带着力行社书记长刘健群及两大特务系统的头子戴笠、徐恩曾、季源溥等人到达上海，在上海市政府召开了布置抓捕“七君子”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陈立夫带的人马外，还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及上海公安、特务方面的一些头目。
陈立夫在会上说，沈钧儒等“七君子”受共产党利用，非法组织全国性的“救国会”。他们打着促政府抗日的幌子。行颠覆政府之实;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决定将“七君子”逮捕，以摧毁非法的“救国会”组织。这次会议，就是专门研究抓捕“七君子”的问题。
会上讨论由谁负责执行抓捕的问题时，两个特务系统发生了分歧。陈立夫要戴笠的特务系统负责实施，由戴在上海负总责，戴笠在会上借故推脱，说此事是徐恩曾的特工总部的事情，他们不能过界。讨论到最后，由于戴笠坚决不接受这个任务，陈立夫只好在会上宣布由特工总部负责，并由季源溥担任抓捕行动的总指挥。一切布置妥当后，陈立夫才悄悄溜回南京。
1936年11月22日深夜，陈立夫掌控的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分头行动。抓捕了沈钧儒等救国会的一批知名人士。此次大逮捕共抓了14人，其中知名的7名人士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史良。与此同时，陈立夫控制的特务机关还在南京、镇江、无锡逮捕了孙晓村、罗青、张仲勉等7人。接着，由职业特务扮成的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的条款，将这14人一同提起公诉：远在美国讲学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因爱国在此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通缉。 沈钧儒等人的被捕，在国内外引起共愤。为了抗议特务机关非法逮捕行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马上发表了《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11月26日，宋庆龄又公开发表了《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表明自己定要与其他被捕的领袖们一起斗争到底的决心。
全国各省市大中学校的师生，各救国会和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谈话或致电国民党政府。抗议特务机关逮捕爱国人士，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就连国民党内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觉此事荒唐，于11月25日向南京当局的冯玉祥、孙科、居正、程潜等人致密电，表达对此事的严重关切，反对逮捕上述人士：国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思想家杜威、罗素、罗曼·罗兰也纷纷发电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要求释放“七君子”：国际和平大会的全体代表也致函南京当局，批评蒋介石集团逮捕、关押爱国民主人士的非法行为。此外，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团体也纷纷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陈立夫及其特務机关无故关押爱国人士。
12月25日，陈立夫指使上海市政府以布告的形式，公开宣布“七君子”犯了“组织非法团体”“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工潮”“颠覆政府”“危害民国”等罪。为了阻隔“七君子”与外界的接触，他还下令国民党军警严管“七君子”，并不准“七君子”会见来探访的任何人。为了审出沈钧儒等人有共产党背景，陈立夫指使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人进行突击审讯。
更令人不耻的是，对沈钧儒等爱国知识分子，陈氏兄弟在国民党高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极力主张予以枪毙处决。在场的冯玉祥对此极为不满和坚决反对。当时，冯玉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资历又深，在他的极力阻挠下，“爱国七君子”才未被陈立夫、徐恩曾之流杀害。陈立夫晚年在台湾写的长篇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此事只字未提，倒是冯玉祥后来多次向人谈过这件事，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为救“七君子”，赶到苏州要求苏州高等法院将她也关押起来，她要与“七君子”一同坐牢，弄得苏州高等法院院长极其难堪。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又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发电，对国民党无故关押沈钧儒等人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他们主持公道，释放“七君子”，并表明了自己已下了救国入狱、与“七君子”一同坐牢的决心。
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迅即将全国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感到，他们逮捕“七君子”，并未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还成了一个大包袱，而且弄得他们进退两难。陈立夫也很清楚，再将“七君子”关在狱中，确实不好交代，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对蒋介石政府也没有任何好处。他得知蒋介石想把“爱国七君子”放出去后。又觉得此事将使他和特务机关太无颜面。因为，不明不白地释放“七君子”，就意味着特务机关抓错了。
为了保住脸面，陈立夫与CC分子叶楚怆等人又给释放沈钧儒等人制造了一个大麻烦——押送南京反省院反省，即判处几年徒刑，不执行刑期，再由杜月笙出面保出来，然后再将他们送上庐山。这样，就可说明沈钧儒等“七君子”确实是犯了罪才被抓的。陈立夫、叶楚怆等人的想法，遭到“七君子”的坚决拒绝。他们认为，国难当头，要求当局抗日，没有任何过错，更无省可反，无过可悔。
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终于以《裁定书》的方式，以“家庭困难”为由，对“七君子”裁定“停止羁押，准予具保释放”。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了8个月的“七君子”终于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