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读书》二○○八年六期刘庆乐先生的《走出饥饿的阴霾》，作者评述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虽然在消除经常性饥饿方面较中国大为逊色，却成功地避免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中国至改革开放以前，在人均食物供给并未显著增加的条件下，在预期寿命、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多项指标的改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间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饥荒。这种简单的对比说明，饥饿或饥荒并不与社会财富或食物供给总量存在反向的对应关系。
　　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饥饿的长期存在不仅与财富的缺乏有关，更与财富和各种权利的分配有关，与政府和公众在面对饥馑威胁时所采取的行动有关。作者接下来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结论展开，讲了许多，但真到接触实际问题时却给人以环顾左右的感觉。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阿玛蒂亚·森在后来的《民主价值的普适性》一文中有更为直接的说明。他同样是就这个问题在比较了中印两国政府的决策后得出的结论是： “当一切顺利时，公民政治对他们的保护功能未必引起人们重视；然而当出现相反情况，危机来临时带来的沉重代价常常会轻而易举地转嫁到他们头上。”（《天涯》二○○一年一期） 这实际上才是作者认为的解决饥饿问题的关键所在。可是这个为阿玛蒂亚·森所明确提出的问题在刘文中却始终得不到真正明确的阐发。
　　很显然，作者对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他在文中的阐述尽管隐晦却也在努力往这方面走，但身为知识分子的他却始终没勇气直接把它挑明。这就形成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自己心里尤其清楚，但从口里说出来时好像非常非常的赞成；还有些则明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内心里其实也是完全赞成甚至是希望这样的，但到字面表述时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