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燕：
　　农村寄宿制教育新问题
　　梁晓燕，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14年，著名的民间学者。
　　《教育》记者：您从事了10多年的支教事业，对农村教育非常了解。您认为，这些年农村教育有哪些变化？
　　梁晓燕：我觉得，10多年以来农村教育发生的显著变化是外貌上的变化。农村学校不缺校舍教室，不缺一般的老师，不缺图书馆，也就是说教育投入的问题已经有很大改善。比如营养午餐的开展。可是，作为一个人，除了物质生活以外，他们的精神发展、情感需求、朋辈关系、师生关系的构建，还有和父母的连接，所有这些都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所以，我们会看到，尽管不缺生活设施，但是缺少有意义的课余生活和对学生的精神、情感的引导与关爱。
　　《教育》记者：为什么说农村学校硬件设施还不错，而软件教育却跟不上的现象？
　　梁晓燕：2001年后，政府开展的大规模“撤点并校”运动，相当于对乡村学校的整个布局重新调整。这个过程是与教育资源的大量投入和使用连结在一起的。对行政部门而言，这可能是最容易操作、最快“见效”的一种路径，能够在表面上缩小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但是，同时它也制造了乡村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即在农村内部，在乡镇、村两级教育资源上，人为制造出更大的鸿沟，让最弱势的村居儿童实际上成为代价的承受者。
　　《教育》记者：“撤点并校”让许多农村学生上学路变得遥远，“寄宿制”成为首选，学生长期寄宿在学校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教育新问题？
　　梁晓燕：我走访过乡村很多学校，一些事实令人触目惊心。敏感、冲动、恐惧、孤独、沟通焦虑、学习焦虑，这些都是寄宿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看到这种状况，我心里真的很难过。从身心的健康发展来说，没有做好准备的寄宿制学校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除了学生心理层面的伤害，还有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一是寄宿学生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远超取消“两免一补”所带来的实惠。二是造成一些学校大班额现象严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极大伤害教育公平。试想，25个孩子分享一个老师的关注与80个孩子分享一个老师的关注，教育的效果绝对不会一样的。还有，寄宿制学校里现有的行政体系中配备还非常不够，学校老师的教学任务很重，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实现对儿童成长的关怀。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都没有准备好，除了锁上学校的大门，让学生24小时都呆在学校里学习之外，其他的都忽略掉了，很多本来可以在家庭、社区中能解决的身心成长问题，现在却陷入了困境。学生在学校中的生活，无异于一台学习的机器。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却远远没有得到重视。
　　《教育》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保证寄宿制学校学生身心健康？
　　梁晓燕：目前，我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的支教团队发展出一个新的工作，招募了具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进行比较好的专业培训，进入到农村寄宿制学校，我们把它叫做“陪伴成长——农村寄宿制学校驻校社工”。然后住在学校里，他们去干什么？他们主要的任务是进行除了语文数学等考试课程以外的教学工作，关注孩子们人生观、社会关系的建立，社会化成长当中必须要面对的人生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跟孩子们的交流，通过什么呢？通过社工课堂。另外，通过大量的课外活动，每天3点半到5点半，这个时间全部是社工的时间，大量丰富的课外活动，而这些东西原来在寄宿制学校几乎是没有的，通过课外活动传递一种教育理念。
　　《教育》记者：寄宿在学校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梁晓燕：看一下寄宿制学校的作息表就理解了。孩子们从早晨6点半学到晚上9点，期间除了吃饭就是学习，学习的内容除了教科书就是作业，这样的生活怎么可能让他们不厌学！如果不是寄宿制的话，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会更丰富一些，有很多爱好可以选择，哪怕是疯玩。但在寄宿制学校里，学生们只能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束手就“学”。现在国家每年投入160亿元解决了乡村学校的午餐问题，但和伙食同样重要的心理健康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
　　邬志辉：
　　城乡教育衔接
　　邬志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副主任。
　　《教育》记者：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学生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也促进了教育公平。同时，城镇化对教育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您对此有何看法？
　　邬志辉：应该说城镇化对城乡教育发展的挑战，至少有三个维度。我这里选择其中的一个维度就是人口的维度。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未来20年农村人口还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有3亿人要就近的或者说远距离的进行城镇化，这个城镇化就是城镇将新增3000万的人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人口的集聚和乡村人口的减少并存的现象。这个并存的现象给教育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城市来说它的资源要重新的去调整，要满足不断涌入的学龄人口的教育需求，这种教育需求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要征集土地，要建大量的学校，而城市里的土地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其次，要建学校，这是要成本的，一个小学大致在城市里建成需要2亿资金，一所初中3个亿，一所高中需要5个亿，十八届五中全会说高中要普及，普通高中要普及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多建设多少所新的高中才能满足新增加人口的需求？如果以区县为主的体制，在义务教育都很难保证的情况下，再投向高中还能不能运转，运转到什么情况，这可能都是问题。另外常规最大的投入是人头费，增加20个学生就要雇教师，小学1：19，初中1：13.5，而且要投常规的资金和配置设备，这对城市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教育》记者：农村学校师生比如何做到因地制宜？
　　邬志辉：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首先，农村虽然学校减少了，但是布局比较分散，一分散了以后就没有规模效益，导致的结果是它小了也得投入。无论这个屋子装了多少人，你要采暖的话，这么大房间都需要基本的采暖经费，这是固定的，经费投入是很多的，上学距离变远会引发新的交通安全问题，寄宿生增加就需要寄宿保障。其次，学校变小，对教师的配置就提出新的要求。小规模学校如果按照生师比，有的学校就20个学生，20个学生按照现在的生师比只能配一个教师，我们要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课程，负担就非常重，而且要是全科教师。现在不是全科教师，是老师教全科，现有的教师能教多少教多少，这个无法保证质量。最后，就是条件比较艰苦，对优秀教师的吸引是比较困难的，这是总体的城镇化给人口的变动对城乡需要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