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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乐记》是我国儒家美学思想理论著作，该书以“礼”“乐”的矛盾关系为主线，论述“礼”“乐”的社会功用，突出“乐”在社会生活中的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礼；乐；和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02-02
《乐记》是我国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著作，总结和发挥孔子以来的儒家音乐著作，其礼乐文化的独特关照影响深远，《乐记》虽然是以乐为对象著书立说，但实质是礼乐并重。《乐记》从儒家道德哲学出发，按照礼与乐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注重论述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礼乐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礼乐相互对立。“乐”与“礼”分司内外，对立并重。《乐记•乐论篇》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就是要维持一定的联系，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秩序，防止相互怨恨；不同等级之间把贵贱的等级严格加以区分，防止相互争夺。又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内心而出，礼是外在规范。“礼”通过各种外部行为区分贵贱敬疏，使人不争，“乐”通过音乐调和人际关系，使人无怨。
另一方面，礼、乐的目的一致，相互统一，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所以说“礼乐之情同”。它们应该统一起来，相互补充。“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与“乐”有着共同的社会功用，是使人心和谐欢爱，人际关系和敬，从而合和天下。“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至高的礼乐与天地同节奏、同和声，相异的礼与乐的最终目的都是在区分尊卑、宫商的差异后以达到和谐。“致乐以治心”是礼乐的社会功用。“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礼乐相辅相成，中和和乐，大礼大乐会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达到最高境界便是“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二、礼乐对立，突出乐的社会功用
礼作为外在道德规范和乐作为内心的自觉认同，在维护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时表里合一。乐能辅礼，礼亦能辅乐。《乐记》主要发挥荀子的这个“礼辩异，乐和同”的命题出发，着重从“礼”和“乐”的矛盾关系，在礼与乐的对立统一中，将礼与乐对比，反复论述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乐记》既有“大和”，又有具体的和谐。而一切有形的和谐都来源于“大和”。《乐记•乐礼篇》中认为：天地高下，万物呈现出各个不同的形貌，便有了差异，有差异，便存在秩序的调整，这就是礼产生的根源。而万物流转不息，相合相生，共同成为一生命的大文章，这就是以“同”为本质的音乐产生的根源。礼在和，礼在顺;礼在敬，乐在乐。敬在于以礼的强制性、规范性，使人们在差异中谨守自己的本分，所以礼的核心在于人知其“分”，礼是庄严的，肃穆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中必须要付出的，是人和世界所订的契约。所以，“礼自外作”。
《乐记》认为音乐的功能是巨大的，万物和谐活力的生长，就是音乐的象征。首先，乐可以治愈心灵。“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平和”，音乐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音乐盛行，使人的耳目聪慧明朗，血气通畅和顺。其次，乐可以调和人鱼人之间的关系，通过音樂治理国家。“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使人们安心于当前的社会生活，与世无争，实现统治者的和谐之国方略。最后，通过乐使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世界达到最高的和谐，既生命的和谐。“治乐以治心”，立足于内在生命的欲求，将道德的和谐落实到人的内在生命欲求的基础之上，化强行的道德规范为内在的生命冲动。所以，“乐由中出”。
“礼“与“乐”是儒家哲学中的一对核心范畴，实施礼乐教化。《乐记•乐礼篇》说：“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进于乐，义进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 仁义蕴藏于四季，通与礼乐。仁作为个体内心的一个道德准则，没有规范的道德内涵，因此要依托一个具体的形式，使个人的道德品德调和，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实现大同和合的社会。于是，便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它发挥了先秦儒家音乐观中“乐者，乐也”的思想，使人快乐，在生命的和融中感受的适意。
三、礼乐统一，实现音乐的价值
《乐记》关于礼乐的思想与孔子的儒家礼乐思想保持一致。《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主要不是指玉帛等器物装饰，不是钟鼓等乐器乐舞，而是秩序的规范和谐。“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而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乐记•乐化篇》）礼侧重谦让收敛，乐侧重丰满充盈。礼以勉力进行为善，乐以反躬自制为善。礼能够勉力答报，那么就会产生和悦乐能够反躬自制，那么就会获得安适。礼的勉力答报与乐的反躬自制，从心安理得方面来讲，其意义是一致的。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难免也。”心安理得的快乐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人通过音乐抒发快乐，快乐通过声音动作，把人的性情、心理的变化完全表达出来了。快乐没有表现形式，或者表现形式不得其道，就不能不淫乱。先王厌恶这种淫乱，所以制定雅颂的音乐来加以引导，不让放荡、邪恶的念头接触人心，这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方针，在此音乐便实现其至高价值。
在“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中的“治”是乐的最终目的，进而到政治和合的政治目标。“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乐”的和谐中正的特征为儒家治国方略所用，和于人心，和于天地。
四、礼乐相济，在内容方面相互转化，相互包含
正如南宋学者真德秀说：“礼中有乐，乐中有礼”。（《真西山文集•问礼乐》）。《乐记•乐言篇》中强调指出“先王”作“乐”的中心课题是“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也就是说，“乐”必须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礼”。反复强调“乐”必须体现“礼”这个思想。所以又说“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乐记•乐本篇》）。
《乐记》中，不但“乐”和“礼”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而且它们同“刑”、“政”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礼”、“乐”、“刑”、“政”的目的是一个：“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共同为“王道”服务。同时《乐记》发挥荀子的思想，强调音乐在发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时的特殊作用，即“致乐以治心”。
五、礼乐的局限性
《乐记》受汉代官方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把“礼”“乐”及其功能加以神秘化，使《乐记》在很多方面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例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乐记•乐论篇》）”“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记•乐礼篇》）”。认为礼乐是天地的和气秩序，使万物化生而又使万物都显出区别，依据天地的和气化育万物的道理和高低上下生成万物的道理制作。圣人作乐来顺应天，制礼来配合地。礼乐昭明完备，犹如天地各尽其职了。这就把社会显现象和自然规律混为一谈，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礼”“乐”与自然规律混为一谈，把“乐”的作用夸大到可以支配整个自然界万物的变化，把“礼”“乐”永恒化、绝对化、神秘化了。
《乐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过分看重礼乐的社会功用，将礼乐视为政治的附庸，忽略了礼乐的审美特性。忽略了音乐艺术自身的独立性，把音乐看做是宣传整治地一种工具，主张“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
《乐记》以“礼乐“的矛盾关系为主线，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论述礼乐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强调与礼相辅相成的乐的强大社会功用。运用礼乐使人心、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大同的社会。但《乐记》对“礼”“乐”功能的神秘化，以及对于音乐审美特性的忽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局限了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朱良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礼；乐；和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02-02
《乐记》是我国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著作，总结和发挥孔子以来的儒家音乐著作，其礼乐文化的独特关照影响深远，《乐记》虽然是以乐为对象著书立说，但实质是礼乐并重。《乐记》从儒家道德哲学出发，按照礼与乐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注重论述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礼乐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礼乐相互对立。“乐”与“礼”分司内外，对立并重。《乐记•乐论篇》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就是要维持一定的联系，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秩序，防止相互怨恨；不同等级之间把贵贱的等级严格加以区分，防止相互争夺。又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内心而出，礼是外在规范。“礼”通过各种外部行为区分贵贱敬疏，使人不争，“乐”通过音乐调和人际关系，使人无怨。
另一方面，礼、乐的目的一致，相互统一，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所以说“礼乐之情同”。它们应该统一起来，相互补充。“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与“乐”有着共同的社会功用，是使人心和谐欢爱，人际关系和敬，从而合和天下。“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至高的礼乐与天地同节奏、同和声，相异的礼与乐的最终目的都是在区分尊卑、宫商的差异后以达到和谐。“致乐以治心”是礼乐的社会功用。“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礼乐相辅相成，中和和乐，大礼大乐会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达到最高境界便是“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二、礼乐对立，突出乐的社会功用
礼作为外在道德规范和乐作为内心的自觉认同，在维护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时表里合一。乐能辅礼，礼亦能辅乐。《乐记》主要发挥荀子的这个“礼辩异，乐和同”的命题出发，着重从“礼”和“乐”的矛盾关系，在礼与乐的对立统一中，将礼与乐对比，反复论述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乐记》既有“大和”，又有具体的和谐。而一切有形的和谐都来源于“大和”。《乐记•乐礼篇》中认为：天地高下，万物呈现出各个不同的形貌，便有了差异，有差异，便存在秩序的调整，这就是礼产生的根源。而万物流转不息，相合相生，共同成为一生命的大文章，这就是以“同”为本质的音乐产生的根源。礼在和，礼在顺;礼在敬，乐在乐。敬在于以礼的强制性、规范性，使人们在差异中谨守自己的本分，所以礼的核心在于人知其“分”，礼是庄严的，肃穆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中必须要付出的，是人和世界所订的契约。所以，“礼自外作”。
《乐记》认为音乐的功能是巨大的，万物和谐活力的生长，就是音乐的象征。首先，乐可以治愈心灵。“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平和”，音乐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音乐盛行，使人的耳目聪慧明朗，血气通畅和顺。其次，乐可以调和人鱼人之间的关系，通过音樂治理国家。“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使人们安心于当前的社会生活，与世无争，实现统治者的和谐之国方略。最后，通过乐使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世界达到最高的和谐，既生命的和谐。“治乐以治心”，立足于内在生命的欲求，将道德的和谐落实到人的内在生命欲求的基础之上，化强行的道德规范为内在的生命冲动。所以，“乐由中出”。
“礼“与“乐”是儒家哲学中的一对核心范畴，实施礼乐教化。《乐记•乐礼篇》说：“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进于乐，义进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 仁义蕴藏于四季，通与礼乐。仁作为个体内心的一个道德准则，没有规范的道德内涵，因此要依托一个具体的形式，使个人的道德品德调和，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实现大同和合的社会。于是，便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它发挥了先秦儒家音乐观中“乐者，乐也”的思想，使人快乐，在生命的和融中感受的适意。
三、礼乐统一，实现音乐的价值
《乐记》关于礼乐的思想与孔子的儒家礼乐思想保持一致。《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主要不是指玉帛等器物装饰，不是钟鼓等乐器乐舞，而是秩序的规范和谐。“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而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乐记•乐化篇》）礼侧重谦让收敛，乐侧重丰满充盈。礼以勉力进行为善，乐以反躬自制为善。礼能够勉力答报，那么就会产生和悦乐能够反躬自制，那么就会获得安适。礼的勉力答报与乐的反躬自制，从心安理得方面来讲，其意义是一致的。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难免也。”心安理得的快乐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人通过音乐抒发快乐，快乐通过声音动作，把人的性情、心理的变化完全表达出来了。快乐没有表现形式，或者表现形式不得其道，就不能不淫乱。先王厌恶这种淫乱，所以制定雅颂的音乐来加以引导，不让放荡、邪恶的念头接触人心，这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方针，在此音乐便实现其至高价值。
在“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中的“治”是乐的最终目的，进而到政治和合的政治目标。“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乐”的和谐中正的特征为儒家治国方略所用，和于人心，和于天地。
四、礼乐相济，在内容方面相互转化，相互包含
正如南宋学者真德秀说：“礼中有乐，乐中有礼”。（《真西山文集•问礼乐》）。《乐记•乐言篇》中强调指出“先王”作“乐”的中心课题是“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也就是说，“乐”必须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礼”。反复强调“乐”必须体现“礼”这个思想。所以又说“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乐记•乐本篇》）。
《乐记》中，不但“乐”和“礼”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而且它们同“刑”、“政”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礼”、“乐”、“刑”、“政”的目的是一个：“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共同为“王道”服务。同时《乐记》发挥荀子的思想，强调音乐在发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时的特殊作用，即“致乐以治心”。
五、礼乐的局限性
《乐记》受汉代官方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把“礼”“乐”及其功能加以神秘化，使《乐记》在很多方面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例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乐记•乐论篇》）”“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记•乐礼篇》）”。认为礼乐是天地的和气秩序，使万物化生而又使万物都显出区别，依据天地的和气化育万物的道理和高低上下生成万物的道理制作。圣人作乐来顺应天，制礼来配合地。礼乐昭明完备，犹如天地各尽其职了。这就把社会显现象和自然规律混为一谈，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礼”“乐”与自然规律混为一谈，把“乐”的作用夸大到可以支配整个自然界万物的变化，把“礼”“乐”永恒化、绝对化、神秘化了。
《乐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过分看重礼乐的社会功用，将礼乐视为政治的附庸，忽略了礼乐的审美特性。忽略了音乐艺术自身的独立性，把音乐看做是宣传整治地一种工具，主张“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
《乐记》以“礼乐“的矛盾关系为主线，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论述礼乐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强调与礼相辅相成的乐的强大社会功用。运用礼乐使人心、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大同的社会。但《乐记》对“礼”“乐”功能的神秘化，以及对于音乐审美特性的忽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局限了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朱良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