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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对于太宰治的研究热情持续升高。近年来，在中国对于太宰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作品主旨、女性观、宿命论、作品、作家以及自杀等方面。在新时代、新观念的引领下，若要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太宰及太宰文学，拓展对太宰研究的新方向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旨在对太宰治的国内外现状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太宰治;比較研究;美日;法日;中日
一、太宰治在国外
1. 美国“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与日本“无赖派”之比较研究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太宰治分别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和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人物。“垮掉的一代”认为世界是未知的、荒谬的，人是痛苦的、孤独的;“无赖派”作家认为“为了活下去，必须堕落”。
“垮掉的一代”和“无赖派”的相同之处——反传统、反权威、反主流价值。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人自负、开放的民族性格使“垮掉的一代”作家在表达方式上较“无赖派”更加大胆、直接，他们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生活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堕落时代，针砭时弊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日本战败的自卑心态使得“无赖派”作家在表达上较为隐晦，其“无赖情绪”、“无赖行为”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挖苦、嘲笑、讥讽和谩骂等间接反映出来。
通过“垮掉的一代”与“无赖派”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两国文化及国民性的差异，即乐观与自卑、主动与被动。《在路上》的主人公行为疯癫乖张、勇敢追寻，即使满身伤痕，也在路上不断前行，这正是美国文化中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而日本人则是自卑的被动型性格，《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在消极、颓废中，走向堕落。伴随着矛盾、悲情、自卑的情绪，日本民族形成了脆弱、谨慎、封闭、自卑的民族性格。
通过这两个文学流派的对比分析，可以了解二者的异同点，也可以通过文学了解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属性及民族性格。
1.2 法日两国对“局外人”定义之比较研究
“二战”结束之际，作为法国“存在主义”与日本“无赖派”的核心代表，加缪（Albert Camus）与太宰治发表了各自的代表作《局外人》和《人间失格》，其中蕴涵了两位作家独特的文学创作与思想主张。
法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思考人类自身的命运成为国家研究的全新方向，因此，革新作家加缪应运而生。他们对传统资产阶级压抑现代社会进行抨击，并从精神层面对周遭世界产生怀疑。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失去了政治、经济的自主，民生凋敝，因此，出现了太宰治这样的“无赖派”作家。他们忧郁、嫌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自我嘲讽和否定万物的倾向。
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是像默尔索一样，在认清现实后，抽离出社会的人。他们真实、笨拙、拒绝虚伪。而太宰治笔下的“局外人”是像大庭叶藏一样，处于社会边缘、渴望挣脱束缚的人。从表面上看，在与“世人”对立这点，叶藏和默尔索相似。但默尔索并非异化自己，而是异化社会;叶藏则是讨好他人，竭力融入社会。
虽同为社会的反抗者，加缪斗志昂扬，太宰治消极避世，对“局外人”的描写不尽相同。面对格格不入的世界，默尔索冷漠反抗，叶藏在逃避中结束生命。作家所塑造的人物身上深深烙印着作家的影子及他们的处世哲学。
二、太宰治在中国
2. 太宰治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受容
二战期间，太宰治创作翻案小说——《清贫谭》《竹青》，《竹青》是四年前发表的《清贫谭》之延续，皆取材于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两部作品一改往日的颓废风格，充满着平实温暖的情感。
太宰治重塑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黄英》，将其命名为《清贫谭》，但在整体风格的把握上，《清贫谭》基本上是忠于《黄英》原著的。才之助和陶本三郎围绕菊花而展开的对立，无疑表现出太宰治在战时的矛盾与挣扎心理，但才之助最终向现实妥协其实是对战争的无奈以及对安定平和生活的呼吁。
太宰的《竹青》使用了原著的名字，却是对《聊斋志异·竹青》的再创作，在作品中加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色彩。不同之处在于：为了刻画鱼容学识渊博的形象，巧妙地引用了中国古典名言;竹青的形象不同。原作中的竹青是神鸦，但在翻案小说《竹青》中，竹青则是神女。
《竹青》的结尾处，主人公舍弃异乡生活，回到到生养自己的故乡，此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对人性的回归。太宰旨在以此象征结束“战败”后的崭新开始，并以此表达重建战后和平世界的构想。在战乱动荡的时代，太宰治重返家庭、谱写浪漫，借中国古典文化来表达坚定的文学立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太宰当时的心境及人生观。
2.2 中日两国“多余人”形象之比较研究
“多余人”这一概念，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人物形象。随着文学、文化的传播，中日两国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多余人”形象。
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伴随着颓废色彩，具有批判社会和自我的“零余者”特质。他描写的多是有才能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异乡寄居者，被排挤、被轻视、被“自卑”，面临压迫而无力反抗。太宰治笔下的“多余人”伴随着极强的个人色彩，有明显暴露性。他描写的多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学识的贵族阶级。他们本可以赢在终点线上，却因不思进取，终沦为“多余人”。
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多余感是外界诸多因素造成的，总体而言是继发性的。他描写的“零余者”们身处异乡本就悲苦，还因祖国的贫弱备受强国民众的歧视。太宰治笔下“多余人”的多余感则是原发性的，即“原罪”。《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叶藏，最核心的创作理念就是“非人”，即人对自身的否定。他排斥所有，包括自己。这样接受与拒绝并存的斥力将他推向了现实世界之外。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太宰文学凭借“青春文学”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对于太宰治的研究热情持续升高。在新时代，若要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太宰及太宰文学，研究太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译介非常重要，拓展对太宰研究的比较研究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简介：李春静，出生日期：1993年6月30日，性别：女，籍贯：辽宁省鞍山市，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校：辽宁大学，邮编：110136。
关键词：太宰治;比較研究;美日;法日;中日
一、太宰治在国外
1. 美国“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与日本“无赖派”之比较研究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太宰治分别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和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人物。“垮掉的一代”认为世界是未知的、荒谬的，人是痛苦的、孤独的;“无赖派”作家认为“为了活下去，必须堕落”。
“垮掉的一代”和“无赖派”的相同之处——反传统、反权威、反主流价值。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人自负、开放的民族性格使“垮掉的一代”作家在表达方式上较“无赖派”更加大胆、直接，他们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生活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堕落时代，针砭时弊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日本战败的自卑心态使得“无赖派”作家在表达上较为隐晦，其“无赖情绪”、“无赖行为”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挖苦、嘲笑、讥讽和谩骂等间接反映出来。
通过“垮掉的一代”与“无赖派”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两国文化及国民性的差异，即乐观与自卑、主动与被动。《在路上》的主人公行为疯癫乖张、勇敢追寻，即使满身伤痕，也在路上不断前行，这正是美国文化中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而日本人则是自卑的被动型性格，《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在消极、颓废中，走向堕落。伴随着矛盾、悲情、自卑的情绪，日本民族形成了脆弱、谨慎、封闭、自卑的民族性格。
通过这两个文学流派的对比分析，可以了解二者的异同点，也可以通过文学了解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属性及民族性格。
1.2 法日两国对“局外人”定义之比较研究
“二战”结束之际，作为法国“存在主义”与日本“无赖派”的核心代表，加缪（Albert Camus）与太宰治发表了各自的代表作《局外人》和《人间失格》，其中蕴涵了两位作家独特的文学创作与思想主张。
法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思考人类自身的命运成为国家研究的全新方向，因此，革新作家加缪应运而生。他们对传统资产阶级压抑现代社会进行抨击，并从精神层面对周遭世界产生怀疑。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失去了政治、经济的自主，民生凋敝，因此，出现了太宰治这样的“无赖派”作家。他们忧郁、嫌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自我嘲讽和否定万物的倾向。
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是像默尔索一样，在认清现实后，抽离出社会的人。他们真实、笨拙、拒绝虚伪。而太宰治笔下的“局外人”是像大庭叶藏一样，处于社会边缘、渴望挣脱束缚的人。从表面上看，在与“世人”对立这点，叶藏和默尔索相似。但默尔索并非异化自己，而是异化社会;叶藏则是讨好他人，竭力融入社会。
虽同为社会的反抗者，加缪斗志昂扬，太宰治消极避世，对“局外人”的描写不尽相同。面对格格不入的世界，默尔索冷漠反抗，叶藏在逃避中结束生命。作家所塑造的人物身上深深烙印着作家的影子及他们的处世哲学。
二、太宰治在中国
2. 太宰治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受容
二战期间，太宰治创作翻案小说——《清贫谭》《竹青》，《竹青》是四年前发表的《清贫谭》之延续，皆取材于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两部作品一改往日的颓废风格，充满着平实温暖的情感。
太宰治重塑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黄英》，将其命名为《清贫谭》，但在整体风格的把握上，《清贫谭》基本上是忠于《黄英》原著的。才之助和陶本三郎围绕菊花而展开的对立，无疑表现出太宰治在战时的矛盾与挣扎心理，但才之助最终向现实妥协其实是对战争的无奈以及对安定平和生活的呼吁。
太宰的《竹青》使用了原著的名字，却是对《聊斋志异·竹青》的再创作，在作品中加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色彩。不同之处在于：为了刻画鱼容学识渊博的形象，巧妙地引用了中国古典名言;竹青的形象不同。原作中的竹青是神鸦，但在翻案小说《竹青》中，竹青则是神女。
《竹青》的结尾处，主人公舍弃异乡生活，回到到生养自己的故乡，此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对人性的回归。太宰旨在以此象征结束“战败”后的崭新开始，并以此表达重建战后和平世界的构想。在战乱动荡的时代，太宰治重返家庭、谱写浪漫，借中国古典文化来表达坚定的文学立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太宰当时的心境及人生观。
2.2 中日两国“多余人”形象之比较研究
“多余人”这一概念，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人物形象。随着文学、文化的传播，中日两国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多余人”形象。
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伴随着颓废色彩，具有批判社会和自我的“零余者”特质。他描写的多是有才能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异乡寄居者，被排挤、被轻视、被“自卑”，面临压迫而无力反抗。太宰治笔下的“多余人”伴随着极强的个人色彩，有明显暴露性。他描写的多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学识的贵族阶级。他们本可以赢在终点线上，却因不思进取，终沦为“多余人”。
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多余感是外界诸多因素造成的，总体而言是继发性的。他描写的“零余者”们身处异乡本就悲苦，还因祖国的贫弱备受强国民众的歧视。太宰治笔下“多余人”的多余感则是原发性的，即“原罪”。《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叶藏，最核心的创作理念就是“非人”，即人对自身的否定。他排斥所有，包括自己。这样接受与拒绝并存的斥力将他推向了现实世界之外。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太宰文学凭借“青春文学”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对于太宰治的研究热情持续升高。在新时代，若要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太宰及太宰文学，研究太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译介非常重要，拓展对太宰研究的比较研究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简介：李春静，出生日期：1993年6月30日，性别：女，籍贯：辽宁省鞍山市，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校：辽宁大学，邮编：11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