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隆雪川
　　四川乐山人。新闻从业多年，现担任北京某媒体传播总监。有过含文学评论在内的若干传播和文学艺术专著。关于成都、北京、上海的三地体验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就学成都之时。
　　
　　每个人对自己热爱的城市都能找到热爱她的N个理由。譬如说到喜欢成都，前些年在把她定义为第四城的时候，川大某教授大致这样说过：来到成都才知道什么叫惊艳之美。漫步街头，三五步就会被靓丽的美眉惊得眼前一亮；进成都比比皆是的小吃城，二三十元钱就可以买到二十余个品种的套餐，吃得你忘乎所以；在成都的茶馆沙龙里，随便出现在你面前的一个小年轻，三言两语说到诗词歌赋，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皱巴巴的诗稿读给你听，老实说，到处可以听到不俗的诗句……
　　与这种随意、休闲的魅力成对比的京城文化体验，处处多了些从掌故里嗅出的王宫贵胄和大家气韵。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册有关北京古往今来名人的词典，诸如荆轲刺秦王，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乐毅墓葬房山官道乡，忽必烈大都建白塔，文天祥兵马司狱中吟诵正气歌，邱处机仙脱白云观，明锦泰帝偏葬金山口，戚继光京北守长城，乾隆阅兵团城，纪晓岚阅微草堂留笔记，班禅六世圆寂西黄寺，嘉庆遇刺神武门……北京人和在京城久居的外乡人，久而久之都以千百年来传诵不已的这类掌故为精神资源。这肯定也是一种魅力。
　　以“十里洋场”和“冒险家乐园”著称的上海，则是以洋玩意儿让异乡人侧目。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还只是一个传统型的中等城市。其时，民间的娱乐活动差不多只有听戏之类的单调项目，格局之变发生在开埠之后，诸多的西方娱乐方式汹涌而入，除了舞台演出的反程式化倾向，夜总会，跑马厅，跑狗场，弹子房，跳舞厅，突然间成为沪帮时尚，从最初只有老外参与，发展到许许多多国人中有实力者寻欢作乐，且愈演愈烈而不可收拾。上世纪30年代形成的“洋玩意儿”，这30年来遍及中华大地，恰如南北东西都冒出了无数的肯德基、麦当劳，经香港和境外渐渐征服内地的洋腔洋调、洋店洋品，早已让谁都见怪不惊了。
　　剩下的一个问题，发生在许多媒体、许多好事的文化人身上，即是喜欢喋喋不休地在那里争论这个城市如何彪炳一格，那个城市怎样无可比肩，末了，更争议起文化地位谁高谁低云云。一些原本颇有名望的大家，把自己之所以选择居住哪里不居住哪里的缘故，无意识地也断作是文化中心地位的变迁之故。去年在北京某报读到过一段这样的议论：“随着北京政治中心的确立，上海文化中心地位渐渐北移。对这一已是学界普遍认知的道理，客居北京的上海籍艺术家陈丹青在《退步集续集》将中心北移的过程分作这样几个阶段：一、解放后上海及全国文艺界人士北迁；二、北京独特的大院文化和大学文化的独特氛围；三、文革后期高干子弟圈内艺术沙龙盛行；四、使馆众多造成国际间交流便利。五、全国知识精英云集北京。”
　　只想简单地指出，文化是没有品质优劣、地位高低之说的。陈丹青说到的5个阶段只是一个大背景下的种种自然表象。什么大背景？当然是一国首都强势的政治威权势不可挡形成的权力地位。这样的地位绝不是文化地位，只是权力中心地位。它可能对具体人物的命运有生杀予夺的威慑力，但对这些具体人物的文化创造力，则常常会表现得无可奈何。且来例举文化范畴中文学和艺术两个门类，权力地位高而写不出地位低时的心血之作、传世之作者大有事实在，有心人可以去细数一大帮小说家、诗人的例子。说戏剧创作吧，看看上海京剧院和中国京剧院这些年推出的新戏，上海的《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廉吏于成龙》何等震撼人心。而北京的《杜十娘》、《袁崇焕》、《文成公主》等全无魅力可言。文化影响是骨子里的东西，为此，我们仍然想说，每个城市魅力犹在，上海和成都并没有失去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