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伦的微信头像是英国老牌男星科林·费尔斯在电影《天才捕手》里的一张剧照。
　　在书桌前，这位文学名著改编史上最著名的“达西先生”出演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出版人麦克斯·珀金斯：他提着一支蘸水钢笔，眉头微微皱起，正在审读着桌上的一叠手稿。
　　这是身为出版人、文学编辑的彭伦心目中的标杆和偶像。事实上，原传记著作《天才的编辑》中文译者正是彭伦本人。
　　在位于浦东的一个创意园区，穿越过“杨氏正骨”、鲜花网店、代理知识产权诉讼的小律所，我顺着走道来到彭伦的工作室——一间回旋余地仅六七平的朝北单间办公室，窗边是旧书桌，两旁墙面摆放着书架，一张两人座的旧沙发紧挨着门。
　　从2017年告别老东家、创办图书品牌“群岛图书”，彭伦至今仍是“光杆司令”一个——没有助手、没有员工，也没有实习生，自己打点、操持一切。如果真要招个员工或者实习生，他也有点犯愁，让人坐哪儿呢？“可以在沙发旁边配个小桌几。”他想了想，提出一个可行方案。
　　每天中午他从家步行过来，在园区食堂吃个饭，然后开始在这里工作，编辑、处理书稿，给国外出版社、经纪公司和作家写工作邮件，和译者沟通翻译的进度，寄书，一直忙碌到晚上。
　　单打独斗闯天下，也常常飞到各大城市配合做新书推广宣传活动，彭伦的工作效率却近乎一支小团队——近两年，群岛图书和上海译文等出版社合作，一共出版14本书，其中13本是外国小说，作者遍及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多个国家。

　　2020年，彭伦还出版了30万字新译作——美国当代著名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该书被“深圳读书月·2020年度十大好书”组委会评为“年度致敬译者”。

一生的嗜读者

　　《我信仰阅读》英文版原作书名为“A life avid reader”，可直译为“一个嗜读者的一生”。
　　追溯最初和书、文学的缘分，彭伦觉得自己不那么典型。“小时候家里有一些书，但也不那么多”，“爱看书，但也没到嗜书如命”的地步，和戈特利布这些行业老前辈不能比。
　　从上海郊县奉贤国营农场考进市重点中学后，他才发现市区长大的有些同学见多识广，读过很多他听也没听说过的名著。读复旦附中时，他偏科严重，干脆自我放弃，倒也因此有了一些闲暇时光。那时，他最爱读学校报栏上的《文汇报》副刊“笔会”，“特别喜欢读上面的小文章，都是很有名的作家写。”这让他萌发了当记者的念头。1995年，彭伦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
　　读大学时，他最感兴趣的是一门叫《中国新闻史》的课。课上会讲到很多报人、文化名人，“我就自己按着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去找到和他们有关的书来看，包括《徐铸成回忆录》，回忆他创办《大公报》、《文汇报》的往事，也记录上海滩文化界很多名人的八卦，很有意思。”
　　他还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有原版小说，也有中文译本，还有许多英美新闻杂志。“像毛姆的小说《刀峰》、《人性的枷锁》，柯林斯的《白衣女人》，还有狄更斯的很多小说。没什么系统，就这样杂七杂八地瞎看。”
　　没有系统、“家学”的框框，使得彭伦培养起广博庞杂的读书口味和知识面。后来在一些公众场合分享自己的职业经验时，他经常会强调一点：“一个出版人最好有比较广的趣味和阅读面。”
　　每个周末，彭伦都要从学校回“乡下”的家。他先从虹口公园坐公交车到长乐路，然后在那里换开往奉贤的长途公交车。在漫长的等车间隙，他常常会拐进长乐路上的二手书店“新文化服务社”打发时间。“新文化服务社”是上海滩很有名的一家老牌旧书店，主营线装古籍、民国老期刊以及文史社科类旧书，是很多爱书人的乐园。
　　彭伦在这里淘到不少“宝贝”，早已绝版的外文词典、旧期刊，以及陆陆续续收集起来的一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套翻译、介绍西方知名作家学者著作、思想的丛书在知识青年中相当有影响力。
　　如今，它们和外文旧词典都安安静静地待在工作室的书架上，见证着主人的人生和职业足迹。
　　大三实习时，彭伦去了自己最感兴趣的报纸——《文汇报》的子报《文汇读书周报》。实习结束时，他心心念念想留在《文汇读书周报》，但主编迟迟不给是否招人的回复，只说让他等着。他一边等，一边三心二意地应付着其他面试笔试机会，当时同学们趋之若鹜的外资广告巨头、新创英文日报、广播电台等工作机会都让他提不起多大兴趣。
　　一等就等到临近毕业，还是没等来消息。他百般无奈之下胡乱找了份工作，先是给一家美国服装公司的网站做了三个月的翻译，后来又赶上本世纪初第一波互联网热，进了一家名叫“亿唐”的门户网站当国际新闻编辑。等门户网站烧完了钱，眼看就要失业，他接到了一个迟来的电话。对方是彭伦在《文汇读书周报》实习时的指导编辑——“我们正在招人，你还有兴趣来不？”
　　2001年，25岁的彭伦正式成为一名文化记者。
　　回想这段在互联网草根时代“瞎混”的三年时光，他自觉也收获不少——一是对外国媒体和信息数据库的使用非常熟练，一是了解了什么内容能抓人眼球，还因此在网上结识了一帮写手。当时，有位华人作家得到一个世界级大奖，他是国内第一时间反应、对此做出报道的网站编辑。 　　在《文汇读书周报》，彭伦又编又写，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文化记者。他主要跑出版和文学学术条线，也负责编译外国出版和文学动态，有时需要为新书约外稿，实在找不到人手，就自己操刀写书评。三年下来，彭伦在文化界积累下不少人脉资源，也时常为其他报刊撰写书评和稿件。
　　当时，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彭伦在报刊写的外国图书动态和书评，就邀他推荐、策划一些国外的新书选题。彭伦欣然应诺，他参与策划的几本书被收录在一套名叫“好看的学术书”系列。“一本书是讲萨特和加缪，一本是以幽默的方式讲法律的，还有一本是关于南美洲的土豆和资本主义。后来都卖得不错。”
　　2004年，彭伦做了一次出版业报道——一家在业内以擅长营销炒作著称的民营图书机构声势浩大地推出了一本据称是某日本名作家超高人气畅销书的续作，署名用的是一个日本女性的名字，作者自称是该日本名作家的秘密情人。

　　“实际上这是一本假书，写手是一个中国人。”这让年轻气盛的彭伦很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就想连这种公司都能做书，为什么我不能做？我可以做更好的书！”
　　由于一次偶然的采访契机，他结识了已下海多年的资深出版人黄育海。在几次见面聊天中，他无意中吐露自己对记者的职业厌倦感。黄育海当时正在筹办文化图书公司“九久读书人”（以下简称“99读书人”），于是邀请他加盟。
　　彭伦向报社递交了辞职信。当时的报业集团领导挽留，说可以调他去集团下属一家营收不错的主报。彭伦婉拒了好意，一门心思跳进了出版的“坑”。
　　准备换工作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他到福州路逛外文书店，在那儿发现了美国出版人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
　　贝内特·瑟夫是世界知名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也是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我与兰登书屋》回顾了他的出版生涯，以及他和威廉·福克纳、尤金·奥尼尔等一大批作家的交往故事、文学圈内的奇闻八卦，笔调十分幽默风趣。
　　《我和兰登书屋》让彭伦豁然开朗，他感觉自己找到了未来行走的方向。“我原来就已经不想做记者了，这本书就更加坚定了我做出版的决心。我觉得做出版还是很有趣的，可以做得很有人情味，也很有价值和意义。”
　　一进“99读书人”，彭伦就提出引进《我与兰登书屋》的想法，并得到老板的首肯。
　　在“99读书人”的12年间，彭伦陆续策划、引进了“出版人书系”、“短经典丛书”、以大牌作家访谈录著称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还抽出时间翻译了《我与兰登书屋》、菲利普·罗斯的小说《凡人》和《天才的编辑》。
　　普利策奖得主A· 司各特伯格撰写的《天才的编辑》一书，讲述了美国现代出版史和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麦克斯·珀金斯的一生。在20世纪上半叶，珀金斯一手发掘、成就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一批天才作家，是20世纪美国文学黄金时代当之无愧的重要推手。

　　2015年，《天才的编辑》在国内正式出版。一年后，由該书改编的传记电影《天才捕手》在全球上映，“卡司”阵容异常强大，召聚了全球影坛具有票房号召力的三位实力派巨星——奥斯卡“影帝”科林·费尔斯出演珀金斯，裘德·洛扮演早夭的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沃尔夫的情人伯恩斯坦夫人一角则由“影后”妮可·基德曼担纲。
　　借着电影大热，原作《天才的编辑》一书也得以“破圈”，连印九次，印量达35000册。
　　彭伦把引进、翻译外国出版人回忆录和传记视为一种“完成自我职业教育和训练”的方式——“从这些出版人的回忆录、传记里可以找到职业方向：他们的出版哲学，在历史上曾经出版了哪些成功的书，他们如何找选题，有哪些具体的操作方式。”
　　至于为什么要自己来做翻译，“说好听一点是使命感。我本身是做外国文学出版的，也在国际出版圈，业内人物的书，也许可以比一般译者翻得更准确，或者更少一些行业方面的障碍。翻译这些书也算是我对国际同行的一种致敬，和对自己行业的一点贡献。”他解释说。
　　引进外国出版人回忆录和传记，也为公司发展带来一个很实际的好处。
　　每次彭伦到国外参加书展，和欧美著名大出版社商谈合作，聊到自己公司引进、出版了他们创始人的传记或回忆录，对方都会面露不可思议的神色——竟然有一家中国图书公司对他们的创始人感兴趣，以及他们竟然在做这么冷门的行业丛书，“就觉得你们挺有意思，自然更有好感。”

“破圈”、大卖和撒种

　　回看彭伦十多年来引进、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运气好得令同行眼红。他似乎时不时就能捡到“金子”。
　　《天才的编辑》之外，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畅销书“那不勒斯四部曲”，借力Netflix投拍的口碑、收视双高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成为现象级作品;独立创办“群岛图书”后，他引进的爱尔兰90后女作家萨莉·鲁尼的小说《普通人》，2020年被BBC改编成英剧播出，也被打出高分，在国内收获了不少读者;据最新消息，鲁尼处女作《聊天记录》也已进入选角阶段，电视剧预计将于2022年播出。 　　此外，彭伦在2010年出版了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青春咖啡馆》。四年之后，莫迪亚诺摘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
　　采访中，我几次三番追问彭伦一个问题——你选书有什么标准？基于什么判断？
　　他给出的回答理性又平淡：基于个人的经验、能力以及对信息的敏感。“作为业内人士，你可以提前得到很多信息帮助你判断，包括可以拿到一本书的初稿样章，所以你的竞争力就在于你能够多大程度地获得情报，以及比别人更早地获得情报。”
　　2016年末，爱尔兰文学基金会代理主任来上海，约彭伦见面。席间，对方告诉他一个消息：爱尔兰有个名叫萨莉·鲁尼的年轻女作家最近出了一本小说叫《聊天记录》，英国有七家出版社竞争它的版权，最后拍出很高的价格。他认定这个女孩肯定会火，建议彭仑赶紧出手。
　　摸清基本状况后，彭伦很快就把《聊天记录》中文版权以较低的价格拿下来。接着，他又买下她第二部小说《普通人》。
　　“他的选书眼光，是让我们自叹不如的。”彭伦前同事、“99读书人”编辑索马里评价说，“他常常提醒我们要善于发掘那些容易被人忽视但有潜力的图书选题。”
　　索马里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版责任编辑。2014年年底，“99读书人”版权部的外国同事注意到了这套书，接连写来两封邮件提醒编辑部同事留心。彭伦把《我的天才女友》英文版交给索马里，让她读后做一个预判。索马里读了部分章节，直觉与中国市场不符，她没有太大把握。
　　但彭伦觉得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那时候，这套书在美国已经非常火了。我觉得一套书在美国这样的图书市场很红，我们就要很重视，因为美国市场本身对翻译文学是比较排斥的。一套外国小说，尤其是一套很厚的外国小说能在美国走红，肯定是有原因的，并不是纯粹因为它是通俗小说就会很畅销。”
　　彭伦决定自己也讀一读，也请太太帮忙看看。彭伦的太太毕业于法语专业，英文也很好，而且不从事出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女性读者。像这样一个读者是非常理想的。”
　　太太读了几章，认为很好看，很有共鸣。彭伦心里有底了，一边安排外国同事争取把这套书签下来，一边向老板汇报。“当时，国内没有其他出版社注意到这套书，所以买版权时非常顺利，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很快就以比较低的价格买下来了。”
　　深究“那不勒斯四部曲”畅销的缘由，除了借助电视剧的大热，彭伦认为最关键是暗合了女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崛起的潮流，它是关于女性之间的友谊、女性成长中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有着跨国界的社会心理基础。”
　　“那不勒斯四部曲”译者陈英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法意语系副教授，她和彭伦相识多年，合作过多部小说的翻译。陈英也是意大利最高文学奖“特雷加奖”国际评审团中国区评委之一，每年要阅读十多部入围作品，给出评审意见、参与投票，常常把自己觉得不错的书推荐给彭伦。
　　“以我的观察，就目前来说，他所选的题材都是跟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关注现代人的处境和困境的那一类。他选的英美小说也有这个趋势。”陈英评价道。
　　2020年5月，群岛出版了意大利作家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的小说《鞋带》，陈英是该书译者，也在彭伦决定签下版权时提供了重要的审读意见。《鞋带》是一部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小说，揭示了平静水面之下的谎言、背叛与自欺。
　　自出版以来，《鞋带》已印刷四次，印量达25000册。在豆瓣上，关于《鞋带》的书评和读后感共计115篇，短评高达2458条。在评论和留言中，不少读者说在书中看到父母和自己的影子。
　　彭伦认为这本书抓住了当下人们对婚姻、亲密关系的恐惧和不信任感，“就像你说的——不婚不育保平安。”在豆瓣上，豆友关于《鞋带》的书评和读后感有115篇，而短评多达2458条。在评论中，有很多读者提到在书中看到自己和父母的影子。
　　得奖、影视剧改编，到底在一本文学作品的命运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国文学编辑们口袋里，是不是都揣着一份“诺奖候选大热名单”？
　　“说到商业价值，每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并不是说看上去那些小众的书，就不会受欢迎、不会‘破圈’。我经常说一句话：出书就像撒种子，你把种子撒出去，至于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就不完全是你说了算。有时，会有一些偶然的、你完全想象不到的因素，让它突然受到市场的欢迎，受到许多读者的关注。
　　“但这不是赌博。前提是你本身对这个作家、对这本书是有信心的。早在莫迪亚诺得诺奖前，我们出版的《青春咖啡馆》已经卖得非常好了，我们也已经买下他七八本书的版权，就是因为我喜欢他的书。所以，你就认真为作家做书就可以了。如果确实是好作家，他也许就会得诺贝尔奖。到那个时候，你之前付出的所有劳动就有回报了。”

“我们出版的是作者，而不是书”

　　做“出版人书系”时，彭伦读到了美国著名文学出版社FSG已故社长罗杰·斯特劳斯一句名言——“We publish authors， not books.”（“我们出版的是作者，而不是书。”）
　　工作中，他时时会想起这句话，反反复复思考它的含义。再到后来，他把这句名言作为了自己的职业座右铭。
　　“依我的理解：一个成熟的作家，他不可能只写了一本书，大多数情况下，他总会不断写书。所以，作为一个编辑或者出版人，你出版的不应该只是他的一本书，而是他的整体或者大部分作品，当然前提是你在经济上能支撑下去。
　　“这对一个外国作家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是特别重要的。其实，也是编辑对自己工作的负责。如果仅仅因为你为他出的第一本书在市场销售上不成功，你就放弃这个作家，这就意味着你之前为他付出的所有时间、心血都浪费了。如果他后来的作品被证明非常成功，那你会感到非常遗憾。”
　　在和外国出版社、经纪公司商谈版权购买，尤其是碰上和国内同行竞争某本书时，彭伦会遭遇这样的局面——对方常常会提出：希望你们能一次性买入这位作家的几部作品。 　　“所以，这也是一种竞争策略。你在引进一个作家的作品时，既出版他的代表作，也出版他那些商业价值不是很高的作品，譬如短篇小说集，甚至散文集、文学评论集，全方位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作者。这样的话，你会让国外的经纪公司、作家觉得你是有诚意的，是真正地在经营作家，而不只是冲着他的某一本畅销书去的。”
　　2009年起，经过和老板仔细讨论、论证，彭伦开始策划“短经典丛书”，也发动同事們贡献选题，把“99读书人”当时已在经营的一些作家如托宾、特雷弗等人的短篇小说集用丛书形式集中推向中国市场，并不断物色新的作者。
　　“短经典丛书”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其中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卖出了十几万册，甚至培养出一批“忠粉”——“这一系列里每本书都有个编号，有一些读者就盯着编码买，想把这套书收齐。”
　　聊到书和出版话题时，彭伦谈到他自己对贝内特·瑟夫、罗伯特·戈特利布欣赏、钦佩的一些特质——譬如与他人合作力求多赢，尽量关照到各方，有人情味，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原则，同时保持灵活性。
　　而在一些和彭伦有常年交道的编辑、译者、出版界的同行眼中，这些也是彭伦自己的。采访中，他们谈到他，都喜欢称他为“彭师傅”。
　　一位和彭伦有长期合作的译者透露：按国内出版社常规操作，译者只有等书稿付印、正式出版后才能从出版方拿到稿酬;从开始接活到书的最终出版，常常需要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周期这么长，薪酬又低，要靠翻译谋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彭师傅会每个月给译者打一笔稿费，数额不多，但能让我们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收入。”

　　一位接近彭伦的出版业人士告诉记者：早在彭伦独立创业前，就知道他这么做，“这在一般出版机构的财务上走不通的，所以每个月打给译者的钱，实际上是他自己掏钱垫付的”，“彭师傅真是一个很替他人处境着想的人，很有人情味。”
　　在“群岛”，彭伦开始探索一项新业务——为国内作家代理国际版权。如今，他手中既有金宇澄、孙甘露、小白这样的中生代成熟作家，也有近年势头很猛的新生力量双雪涛、郑执、须一瓜等年轻作家。
　　在他的推销运作下，金宇澄的《繁花》已卖出8个语种的版权，合作方都是国外大出版社。“大部分在翻译中。日文版和法文版已经交稿，正在编辑阶段。此外，小白的推理小说《封锁》卖出瑞典版和澳大利亚版，双雪涛的作品则分别卖出意大利版和韩国版。英文版权也刚刚敲定，即将签约。”
　　评说起行业内大佬们，一位以言辞犀利著称的同行把彭伦评价为“一个真正体面的、理想主义的出版人”。“ 你懂的——我所说的这个理想主义，不是烂大街的、自带贬义的那种。”
　　私底下，她也流露出几分担忧：“我知道他这几年砸钱买了几十本书的版权，同时又在做国际版权代理，要请人翻译这么多语种的书稿样章，这些都是很花钱的。说实话，我有点担心他的现金流能不能支撑他经营下去。”
　　回看资金如流水一般出去、又完全没有流入的创业前三年，彭伦自己倒是气定神闲：“我心里有底，不会慌的。只要你自己不要挂掉。”
　　彭伦
　　出版人，文学编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曾任记者、编辑，策划丛书“出版人书系”、“短经典”、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系列等。2017年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编辑”奖。同年创立出版品牌“群岛图书”，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并代理中国作家国际版权。译著： 《我与兰登书屋》 、 《天才的编辑》 、 《我信仰阅读》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