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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激进的改革人士，把手术刀对准了中国足协。
《今日东方》：中国的足球职业联赛近两年的市场滑坡很厉害，在你看来问题出在哪里？
罗根·泰勒：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腐败问题。腐败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全世界，它都是制约足球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腐败的形式有很多种，在意大利，主队对比赛的执法裁判进行性贿赂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在中国毫无疑问也是很常见的。在英格兰，贿赂执法裁判是很困难的，但球员，尤其是那些参与赌球的球员，则会通过操纵比赛结果来牟取暴利。可以这样说，足球腐败几乎无处不在。腐败破坏了正常的商业活动，因为人们发现当遇到困难时，他们只有私下付钱才能达成交易，那样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远离这个市场。
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所有权不清。中国的很多足球俱乐部，我常常觉得很难确定它们到底是属于谁的。有时俱乐部是属于投资人的，有时是属于俱乐部主席的，但实际上往往是地方体委左右着俱乐部的经营，它们有权为俱乐部作决定。
第三个严重问题，是中国踢球的人太少了。我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中国踢球的孩子很少。过去，很多伟大的球星都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但在中国，足球是富人的游戏，因为穷人不可能每月付出那么大的一笔钱送孩子去足球学校。然而，富家子弟踢球时往往毅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穷孩子那种通过踢球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今日东方》：在你看来，中国职业联赛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
罗根·泰勒：避免政治力量对于商业足球的控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最好都不要控制商业足球的运行和发展。另外，中国现在还需要一个更为自由的市场，一个更为自由的新闻界，还有相关的法制建设。
《今日东方》：欧洲俱乐部是怎么运作的，而中国的俱乐部在运作上与它们有什么不同？
罗根·泰勒：在欧洲，以英国为例，足球是一项十分流行的运动，大家无论男女、老少、贫富，都十分喜欢足球。但现在你所看见的职业联赛，也是在最近15年发展起来的。
足球是一种城市文化，俱乐部的全部就在于球迷。俱乐部必须依赖于球迷的支持才能发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球迷已经和俱乐部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另外一点就是，俱乐部之间必须有竞争才行，尤其是位于同一座城市之中的俱乐部，我们把这种同城大战叫做“德比”，这种德比大战对于吸引球迷，推广足球运动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却一直没有德比大战，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上海申花和中远这样的同城球队。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德比大战呢？因为人们喜欢厌恶他人，他们喜欢在这种竞争中获胜。在同一座城市之中有着两支球队，一半的人支持这一支，一半的人支持那一支，这正好发展了球迷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球迷所钟爱的俱乐部代表着他们，和他们身边的对手竞争，而那正是球迷们所期待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在还无法完全按这种模式来开展商业足球。
《今日东方》：您认为，中国足协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罗根·泰勒：我认为中国足协知道中国足坛现在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但是，联赛的管理权转变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一些原有的权力执掌者不得不面对这种变化，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抵制这种变化的进一步发展，至少是拖延一些时间。
足协已经认识到了很多问题，例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等，这要求足协拥有更高的行政和商业管理水平、更好的商业合作能力，而这一切在中国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如果英国国家队的成绩不佳，大家不会去责备托尼·布莱尔；在中国，如果国家队成绩不佳，大家会责备政治家，因为大家认为政治家主宰着中国的足球。另外，在英国，足协不是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它是由民间人士自发组织的，具有自主经营权力的一个独立组织。在中国，足协是一个政府机关。我想中国足协所肩负的使命是相当沉重的，它正在努力使自己具有更多的独立性，但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今日东方》：您怎么评价现在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罗根·泰勒：地方政府往往将球队看作是本地的名片，它们对俱乐部的经营影响很大。因为地方政府认为球队代表的是城市，所以地方政府应该控制球队。有时，俱乐部并不是将足球作为一项产业去赚钱，足球只是它们从其他途径赚钱的一个工具，例如大连万达是一所国有企业，它的球队成绩不错，因此地方政府就会给予它种种的优惠条件，从而使它的经营业绩不断上升。在足球运动上投入一些资金没有什么，因为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得收益。所以，如果俱乐部没有必要从事有效的商业经营，那俱乐部想获得有效的商业经营业绩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只是把足球当作获取其它利益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很难使俱乐部进行有效的商业运作。在英国，俱乐部和地方政府之间会有合作关系，但在具体经营上，俱乐部是很独立的。
《今日东方》：中国的许多球队直接冠名为企业的名字，在英国这样的情况就很少，为什么？
罗根·泰勒：在中国，从门票和电视转播上获得的收益太少了，一半以上的人不买票看球，电视转播费低得可怜，那俱乐部就只好从投资者身上获得资金了。由于中国的联赛来自其他方面的收入太少了，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投资者，大概有80%左右，因此企业自然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球队的名字上。但在英国，投资者的投资只是俱乐部总收入之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例如科健手机一年赞助埃弗顿队100万英镑以获得胸前广告，但埃弗顿队一年的纯利润有4200万英镑，科健的投资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占到了俱乐部总收入的80%，那么它就拥有了一切，它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到球队的名字里面去了，但埃弗顿队是不可能冠以“埃弗顿科健”这样的名字的。实际上，再多的钱也不可能让埃弗顿队改名字，因为球迷们不会答应。
《今日东方》：中国的足球职业联赛近两年的市场滑坡很厉害，在你看来问题出在哪里？
罗根·泰勒：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腐败问题。腐败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全世界，它都是制约足球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腐败的形式有很多种，在意大利，主队对比赛的执法裁判进行性贿赂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在中国毫无疑问也是很常见的。在英格兰，贿赂执法裁判是很困难的，但球员，尤其是那些参与赌球的球员，则会通过操纵比赛结果来牟取暴利。可以这样说，足球腐败几乎无处不在。腐败破坏了正常的商业活动，因为人们发现当遇到困难时，他们只有私下付钱才能达成交易，那样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远离这个市场。
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所有权不清。中国的很多足球俱乐部，我常常觉得很难确定它们到底是属于谁的。有时俱乐部是属于投资人的，有时是属于俱乐部主席的，但实际上往往是地方体委左右着俱乐部的经营，它们有权为俱乐部作决定。
第三个严重问题，是中国踢球的人太少了。我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中国踢球的孩子很少。过去，很多伟大的球星都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但在中国，足球是富人的游戏，因为穷人不可能每月付出那么大的一笔钱送孩子去足球学校。然而，富家子弟踢球时往往毅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穷孩子那种通过踢球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今日东方》：在你看来，中国职业联赛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
罗根·泰勒：避免政治力量对于商业足球的控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最好都不要控制商业足球的运行和发展。另外，中国现在还需要一个更为自由的市场，一个更为自由的新闻界，还有相关的法制建设。
《今日东方》：欧洲俱乐部是怎么运作的，而中国的俱乐部在运作上与它们有什么不同？
罗根·泰勒：在欧洲，以英国为例，足球是一项十分流行的运动，大家无论男女、老少、贫富，都十分喜欢足球。但现在你所看见的职业联赛，也是在最近15年发展起来的。
足球是一种城市文化，俱乐部的全部就在于球迷。俱乐部必须依赖于球迷的支持才能发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球迷已经和俱乐部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另外一点就是，俱乐部之间必须有竞争才行，尤其是位于同一座城市之中的俱乐部，我们把这种同城大战叫做“德比”，这种德比大战对于吸引球迷，推广足球运动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却一直没有德比大战，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上海申花和中远这样的同城球队。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德比大战呢？因为人们喜欢厌恶他人，他们喜欢在这种竞争中获胜。在同一座城市之中有着两支球队，一半的人支持这一支，一半的人支持那一支，这正好发展了球迷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球迷所钟爱的俱乐部代表着他们，和他们身边的对手竞争，而那正是球迷们所期待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在还无法完全按这种模式来开展商业足球。
《今日东方》：您认为，中国足协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罗根·泰勒：我认为中国足协知道中国足坛现在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但是，联赛的管理权转变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一些原有的权力执掌者不得不面对这种变化，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抵制这种变化的进一步发展，至少是拖延一些时间。
足协已经认识到了很多问题，例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等，这要求足协拥有更高的行政和商业管理水平、更好的商业合作能力，而这一切在中国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如果英国国家队的成绩不佳，大家不会去责备托尼·布莱尔；在中国，如果国家队成绩不佳，大家会责备政治家，因为大家认为政治家主宰着中国的足球。另外，在英国，足协不是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它是由民间人士自发组织的，具有自主经营权力的一个独立组织。在中国，足协是一个政府机关。我想中国足协所肩负的使命是相当沉重的，它正在努力使自己具有更多的独立性，但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今日东方》：您怎么评价现在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罗根·泰勒：地方政府往往将球队看作是本地的名片，它们对俱乐部的经营影响很大。因为地方政府认为球队代表的是城市，所以地方政府应该控制球队。有时，俱乐部并不是将足球作为一项产业去赚钱，足球只是它们从其他途径赚钱的一个工具，例如大连万达是一所国有企业，它的球队成绩不错，因此地方政府就会给予它种种的优惠条件，从而使它的经营业绩不断上升。在足球运动上投入一些资金没有什么，因为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得收益。所以，如果俱乐部没有必要从事有效的商业经营，那俱乐部想获得有效的商业经营业绩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只是把足球当作获取其它利益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很难使俱乐部进行有效的商业运作。在英国，俱乐部和地方政府之间会有合作关系，但在具体经营上，俱乐部是很独立的。
《今日东方》：中国的许多球队直接冠名为企业的名字，在英国这样的情况就很少，为什么？
罗根·泰勒：在中国，从门票和电视转播上获得的收益太少了，一半以上的人不买票看球，电视转播费低得可怜，那俱乐部就只好从投资者身上获得资金了。由于中国的联赛来自其他方面的收入太少了，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投资者，大概有80%左右，因此企业自然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球队的名字上。但在英国，投资者的投资只是俱乐部总收入之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例如科健手机一年赞助埃弗顿队100万英镑以获得胸前广告，但埃弗顿队一年的纯利润有4200万英镑，科健的投资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占到了俱乐部总收入的80%，那么它就拥有了一切，它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到球队的名字里面去了，但埃弗顿队是不可能冠以“埃弗顿科健”这样的名字的。实际上，再多的钱也不可能让埃弗顿队改名字，因为球迷们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