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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派语文”璀璨的历史星空中，夏丏尊先生无疑是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
我知道夏丏尊先生是在1946年间上小学四年级的童稚年代。那时已经上中学的哥哥、姐姐借来读的书中，有一本《爱的教育》名气挺大，我怀着好奇心也半懂不懂地翻读了。因此知道了除鲁迅以外，还有一位叫夏丏尊的大作家。
由夏丏尊先生我进而非常向往白马湖春晖中学那一处圣地，敬仰曾经活跃在那里的白马湖名师群乃至被后人称为“白马湖作家群”……直到2008年我才有机会参观了春晖中学，瞻仰了夏先生的故居平屋。受校方的盛情相邀，虔诚题词——“春晖中学：中国语文教师的圣地”。这确是我的由衷之言，前来参观春晖中学，得以瞻仰在象山脚下的那一溜名师故居，完全是一种朝圣的心态。
夏丏尊是浙江上虞人，1885年出生在崧厦的一个日渐破落的商人家庭，是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他原名铸，字勉旃，号闷庵。1912年才改名为“丏尊”。他一生重视教育文化工作，而且主要是语文，几十年如一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46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愤忿郁闷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重庆《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悼念夏丏尊先生》的社论，沉痛宣告他的逝世“实乃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夏丏尊为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的一生奋斗，确实堪称“浙派语文”的师道之范。
一、朴实正直的为人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对夏丏尊的评价是“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在夏老逝世后的好些年，一次，和家人用餐时有人突然提到夏老，叶圣陶还是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孙女叶小沫的回忆）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夏丏尊为人的朴实正直，感动了他周边的许多人。他的朴实正直首先表现在不向恶势力屈服。在浙江两级师范执教时，一次校长夏震武要全体教师穿上礼服朝拜孔子牌位，教师队伍中鲁迅、许寿裳等坚决反对，以罢教抗议。夏先生在这场斗争中，也是主要的中坚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夏丏尊义愤填膺，在当时的《中学生》杂志第10期上发表《闻警》一文，大声疾呼：“永远不要忘了这个日子！”1943年，他曾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捕去。他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大义凛然，始终不为所动，表现了刚正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后，在友人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出狱。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大肆迫害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他的学生叶天底当时是中共上虞县委负责人，是夏老在春晖中学的同事，也遭到了迫害。夏丏尊获得他被捕的消息，四处奔波营救，但最后叶天底还是被杀害了。夏先生悲愤至极，毅然辞去一切教职，回到白马湖畔的平屋，在堂前挂起了一副“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对联。
夏丏尊的朴实正直，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的重情重义、真诚善良上。他结交了许多志趣相投、彼此能以赤子之心相待的朋友，如朱自清、马叙伦、丰子恺、李叔同、鲁迅、王统照、茅盾、胡愈之等。鲁迅的好朋友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了一家书店，力促中日文化交流。内山也是夏老的好朋友。内山夫人病逝葬在上海，请夏先生为他夫人和自己的合葬墓题碑文，夏先生便自拟自书相赠：“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1946年4月，夏老病重，当时已在等候遣返日本的内山，请了假前来看望。4月23日夏老病逝，内山又请假前来吊唁。夏老对待异国朋友也是一样的朴实真诚，一直让内山感动不已。
二、至诚至爱的精神
夏丏尊先生的人格精神，可以用“至诚至爱”来概括。对此，丰子恺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一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将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当着例行的公事处理，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丰子恺的这段话，非常个性化地揭示了夏丏尊先生“诚爱”教育精神的思想基础，便是对人的同情和悲悯。对待学生他更是以真诚至爱的精神来无私拥抱。最能体现他的这种为师之道的，自然莫过于他精心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并因此掀起了中国“爱的教育”热。显然这一本书正是夏先生教育思想最充分的观照。他在译前读《爱的教育》“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翻译时乃至以后在多次阅读时，仍“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见《爱的教育》译者序言）。《爱的教育》译成后，先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后由“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先后出版发行，竟连出30余版，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人出版社又重新出版此书，请夏丏尊先生的女婿叶至善以“《爱的教育》70年”为题，写了序言。以后，北京、山西、海南、广东、江苏以及台湾、香港等地也先后出版了此书，形成了新一波“《爱的教育》热”，其巨大的影响力真的难以估量。
夏丏尊先生至诚至爱的教育精神，不仅建立在他的个性、人格的基础上，而且也践行在历时21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这便是他作为教育家提出来的“诚爱教育”思想。他认为当时教育的弊端是“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教育于生命的某物，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和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夏丏尊《爱的教育》译者序言）夏老关于诚爱教育思想的这一论述，可谓“入木三分”，即使在今天也一样有着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三、诲人不倦的慈师
毕生奉行诚爱教育的夏丏尊先生，对学生的关心和挚情，是有口皆碑的。朱自清就称夏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见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他对待学生一向是爱护备至、满腔热情。他强调对学生要实行感化教育法，就如母亲对待子女一般，充满了爱护和关怀。当时就有人把他的教育称为“妈妈的教育”。他的一位学生回忆在春晖中学就读时所了解、感受的夏先生：生活俭朴，常穿一件竹布或爱国布长衫。略蓄短须，看到学生就眯着眼睛微笑，既和蔼可亲，又诲人不倦。他在上课时从来不恶狠狠地训斥学生。在春晖中学刚办起不久，张闻天的弟弟张健尔慕名由上海前来求学，因为他个子矮小，坐在最前排。这个小家伙上课时很喜欢提问题，加上说的是一口上海腔，同学们虽没有恶意，但总觉得他滑稽可笑。只要他一发问，大家就忍不住笑出声来，影响了课堂秩序。夏先生碰到这种情况，也不训斥学生，总是在平息下来之后，表扬张健尔这种好学勤问的精神。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求学问，就是要学要问，我讲你们边听边想是学，你们提问就是问。若是学而不问只得个一知半解，久之就会变得浅薄无知……”夏先生总是在表扬中暗寓批评，循循善诱着让学生养成多思好问的良好学习习惯。当然，教师上课，难免也有学生会不专心，做小动作，即使如此，夏先生也不会采取简单的训斥手段。一位当年在南屏女中的学生陈仁慧，曾这样回忆夏先生的国文课：“有时我们顽皮得和孩子差不得，课堂上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发现夏先生说话的速度慢下来，终于完全停顿，眼睛却牢牢盯住某个方向。跟着他的眼光朝那个方向看去，准能发现有同学思想开小差或者在做什么小动作。这无言的片刻，就是夏先生对我们最严厉的训斥。同学们把这种‘训斥’称之为‘此时无声胜有声’。”夏先生对学生亲切爱护，在当时许多师生中都有极佳的口碑。 夏先生离开春晖也是与学校的一起“乌毡帽事件”有关。由于某种原因学校里一直存在着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一次，因为学生黄源戴着乌毡帽上早操课一事而引起了争执。校方“小题大做”，定要对学生黄源作记过或开除的处理，遭到以训育主任匡互生为代表的一些教师的不满和抵制，酿成学潮。就这样，一批维护学生民主自由权利的教师愤而辞职。特别爱护学生的夏丏尊，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辞去教职 ，离开了春晖。
四、精深研修的风范
作为教师，夏先生对教学专业的研修，勤奋而精深，他的博学多识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堪称一代师范。他性灵聪慧，幼年求学于塾师，熟读四书五经，15岁就中了秀才。随后又研读《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以及不少古典文学作品，从小不仅具备了较高的素养，而且培养了刻苦的治学精神，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也为他以后对教育的精深研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岁，夏丏尊向亲友借贷500块银圆，东渡日本留学，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中开阔了视野。从1908年起，他即归国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先后在杭州、绍兴、上海、宁波、湖南等地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学之余，他还从事翻译工作和创作文学作品，在艰难困苦中励志前行。在夏先生的《平屋杂文》集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中风沙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油灯下工作至深夜。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翻译完《爱的教育》，并写出了许多精美的文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英华》一书中，就列入了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猫》《幽默的叫声》等散文。《白马湖之冬》至今仍被香港、台湾不少学校选作语文教材。一个语文教师能广泛地涉足文学的创作、研究和翻译，无疑达到了一种专业精进的境界，这又怎能不令后辈有高山仰止之感。
在夏丏尊的语文教学思想里，十分强调学生自学的重要性，他认为“按照广义说起来，学和受教育是‘终身以之’的事情，离开学校还可以学，还可以受教育，而且必须再学，必须再受教育”，这就全靠有自学的能力。“即使住在学校边，也不能只像一只张开的布袋，专等教师们把一切应该学的东西一样一样装进来，也必须应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思索这一样，练习那一样，才可以成为适应环境的‘变通自在的艺人’。”语文教学应该是教学生自己学语文，而不是教师以过度讲析去代替学生学语文。夏先生说的这个问题，也仍然是今天语文课改有待突破的“瓶颈”。
夏丏尊对作文教学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出版过《文章作法》《文心》《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等不少著述；他主张文章要讲究“真实”和“明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说话作文时留心五个“W”：为什么要做这文（why）？谁在做这文（who）？在什么地方做这文 （where）？在什么时候做这文 （When ）？怎样做这文 （How）？
在语文的读写活动中，夏先生尤其重视要“传染语感于学生”，即着力养成他们良好的语感。他还与叶圣陶等为开明书店编纂过多种国文教科书，对我国语文教材的建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夏先生对语文学的研究有丰厚的积淀，加上多年从事语文教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推动我国语文教育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他勤于专业、精于研修的精神，为“浙派语文”乃至全国的语文教育事业，树立了一代风范。
五、毕生追求的信仰
从事爱的教育，一辈子做一个语文教师，虔诚地为学生服务，是夏丏尊毕生追求的信仰。他是1908年开始，因学资不足从日本辍学归国后，即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一直到逝世，历时 30余年，其中专职任语文教师就有21个年头。他先后在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大学等不同类型的8 所学校里教过“国文”和“文艺思潮”等课，其中在中学教“国文”的时间最长。有一段时间，他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做编辑，主持的是出版社《中学生》杂志的编务。这份杂志是中学生的良师益友，是“替中学生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和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中学生·发刊辞》）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夏先生虽然不在课堂授课，却在另一个更广阔的“课堂”里与中学生息息相通。他与叶圣陶先生合著的《文心》也曾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得到广大少年读者的好评。
学校是完成教育任务的场所，应当切实地以培养有知识、有能力、讲道德、强身体的学生为己任。为此，他经常调查学校教育的现状。但是，他觉得旧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是“无目的地养成了许多封建式的‘诸位同学’与‘少爷小姐’”，是“纯粹的书本教育”，实际上是“高小为初中的预备，初中为高中的预备，高中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呢，又是为出洋的预备）”。他殚精竭虑并且身体力行想办一种新的学校，在春晖中学乃至以后到上海办力达学园，都寄托着自己对新学校、新教育的那份殷切的期盼。然而一辈子的奋斗，在当时只能成为虽然可以坚守却无法实现的信仰。
逝者如水，怀念似山。2015年将是夏丏尊先生诞辰130周年。今天，来白马湖春晖中学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是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在白马湖畔，他们可能会像我一样，在意的首先不是那一袭碧水青山，而是更希望瞻仰象山脚下夏先生的故居平屋，以及平屋背后象山腰上的夏丏尊之墓，为浙派语文的师道之范，虔诚地奉上一瓣心香。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 312000）
我知道夏丏尊先生是在1946年间上小学四年级的童稚年代。那时已经上中学的哥哥、姐姐借来读的书中，有一本《爱的教育》名气挺大，我怀着好奇心也半懂不懂地翻读了。因此知道了除鲁迅以外，还有一位叫夏丏尊的大作家。
由夏丏尊先生我进而非常向往白马湖春晖中学那一处圣地，敬仰曾经活跃在那里的白马湖名师群乃至被后人称为“白马湖作家群”……直到2008年我才有机会参观了春晖中学，瞻仰了夏先生的故居平屋。受校方的盛情相邀，虔诚题词——“春晖中学：中国语文教师的圣地”。这确是我的由衷之言，前来参观春晖中学，得以瞻仰在象山脚下的那一溜名师故居，完全是一种朝圣的心态。
夏丏尊是浙江上虞人，1885年出生在崧厦的一个日渐破落的商人家庭，是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他原名铸，字勉旃，号闷庵。1912年才改名为“丏尊”。他一生重视教育文化工作，而且主要是语文，几十年如一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46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愤忿郁闷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重庆《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悼念夏丏尊先生》的社论，沉痛宣告他的逝世“实乃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夏丏尊为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的一生奋斗，确实堪称“浙派语文”的师道之范。
一、朴实正直的为人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对夏丏尊的评价是“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在夏老逝世后的好些年，一次，和家人用餐时有人突然提到夏老，叶圣陶还是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孙女叶小沫的回忆）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夏丏尊为人的朴实正直，感动了他周边的许多人。他的朴实正直首先表现在不向恶势力屈服。在浙江两级师范执教时，一次校长夏震武要全体教师穿上礼服朝拜孔子牌位，教师队伍中鲁迅、许寿裳等坚决反对，以罢教抗议。夏先生在这场斗争中，也是主要的中坚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夏丏尊义愤填膺，在当时的《中学生》杂志第10期上发表《闻警》一文，大声疾呼：“永远不要忘了这个日子！”1943年，他曾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捕去。他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大义凛然，始终不为所动，表现了刚正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后，在友人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出狱。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大肆迫害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他的学生叶天底当时是中共上虞县委负责人，是夏老在春晖中学的同事，也遭到了迫害。夏丏尊获得他被捕的消息，四处奔波营救，但最后叶天底还是被杀害了。夏先生悲愤至极，毅然辞去一切教职，回到白马湖畔的平屋，在堂前挂起了一副“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对联。
夏丏尊的朴实正直，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的重情重义、真诚善良上。他结交了许多志趣相投、彼此能以赤子之心相待的朋友，如朱自清、马叙伦、丰子恺、李叔同、鲁迅、王统照、茅盾、胡愈之等。鲁迅的好朋友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了一家书店，力促中日文化交流。内山也是夏老的好朋友。内山夫人病逝葬在上海，请夏先生为他夫人和自己的合葬墓题碑文，夏先生便自拟自书相赠：“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1946年4月，夏老病重，当时已在等候遣返日本的内山，请了假前来看望。4月23日夏老病逝，内山又请假前来吊唁。夏老对待异国朋友也是一样的朴实真诚，一直让内山感动不已。
二、至诚至爱的精神
夏丏尊先生的人格精神，可以用“至诚至爱”来概括。对此，丰子恺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一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将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当着例行的公事处理，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丰子恺的这段话，非常个性化地揭示了夏丏尊先生“诚爱”教育精神的思想基础，便是对人的同情和悲悯。对待学生他更是以真诚至爱的精神来无私拥抱。最能体现他的这种为师之道的，自然莫过于他精心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并因此掀起了中国“爱的教育”热。显然这一本书正是夏先生教育思想最充分的观照。他在译前读《爱的教育》“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翻译时乃至以后在多次阅读时，仍“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见《爱的教育》译者序言）。《爱的教育》译成后，先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后由“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先后出版发行，竟连出30余版，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人出版社又重新出版此书，请夏丏尊先生的女婿叶至善以“《爱的教育》70年”为题，写了序言。以后，北京、山西、海南、广东、江苏以及台湾、香港等地也先后出版了此书，形成了新一波“《爱的教育》热”，其巨大的影响力真的难以估量。
夏丏尊先生至诚至爱的教育精神，不仅建立在他的个性、人格的基础上，而且也践行在历时21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这便是他作为教育家提出来的“诚爱教育”思想。他认为当时教育的弊端是“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教育于生命的某物，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和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夏丏尊《爱的教育》译者序言）夏老关于诚爱教育思想的这一论述，可谓“入木三分”，即使在今天也一样有着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三、诲人不倦的慈师
毕生奉行诚爱教育的夏丏尊先生，对学生的关心和挚情，是有口皆碑的。朱自清就称夏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见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他对待学生一向是爱护备至、满腔热情。他强调对学生要实行感化教育法，就如母亲对待子女一般，充满了爱护和关怀。当时就有人把他的教育称为“妈妈的教育”。他的一位学生回忆在春晖中学就读时所了解、感受的夏先生：生活俭朴，常穿一件竹布或爱国布长衫。略蓄短须，看到学生就眯着眼睛微笑，既和蔼可亲，又诲人不倦。他在上课时从来不恶狠狠地训斥学生。在春晖中学刚办起不久，张闻天的弟弟张健尔慕名由上海前来求学，因为他个子矮小，坐在最前排。这个小家伙上课时很喜欢提问题，加上说的是一口上海腔，同学们虽没有恶意，但总觉得他滑稽可笑。只要他一发问，大家就忍不住笑出声来，影响了课堂秩序。夏先生碰到这种情况，也不训斥学生，总是在平息下来之后，表扬张健尔这种好学勤问的精神。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求学问，就是要学要问，我讲你们边听边想是学，你们提问就是问。若是学而不问只得个一知半解，久之就会变得浅薄无知……”夏先生总是在表扬中暗寓批评，循循善诱着让学生养成多思好问的良好学习习惯。当然，教师上课，难免也有学生会不专心，做小动作，即使如此，夏先生也不会采取简单的训斥手段。一位当年在南屏女中的学生陈仁慧，曾这样回忆夏先生的国文课：“有时我们顽皮得和孩子差不得，课堂上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发现夏先生说话的速度慢下来，终于完全停顿，眼睛却牢牢盯住某个方向。跟着他的眼光朝那个方向看去，准能发现有同学思想开小差或者在做什么小动作。这无言的片刻，就是夏先生对我们最严厉的训斥。同学们把这种‘训斥’称之为‘此时无声胜有声’。”夏先生对学生亲切爱护，在当时许多师生中都有极佳的口碑。 夏先生离开春晖也是与学校的一起“乌毡帽事件”有关。由于某种原因学校里一直存在着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一次，因为学生黄源戴着乌毡帽上早操课一事而引起了争执。校方“小题大做”，定要对学生黄源作记过或开除的处理，遭到以训育主任匡互生为代表的一些教师的不满和抵制，酿成学潮。就这样，一批维护学生民主自由权利的教师愤而辞职。特别爱护学生的夏丏尊，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辞去教职 ，离开了春晖。
四、精深研修的风范
作为教师，夏先生对教学专业的研修，勤奋而精深，他的博学多识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堪称一代师范。他性灵聪慧，幼年求学于塾师，熟读四书五经，15岁就中了秀才。随后又研读《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以及不少古典文学作品，从小不仅具备了较高的素养，而且培养了刻苦的治学精神，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也为他以后对教育的精深研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岁，夏丏尊向亲友借贷500块银圆，东渡日本留学，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中开阔了视野。从1908年起，他即归国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先后在杭州、绍兴、上海、宁波、湖南等地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学之余，他还从事翻译工作和创作文学作品，在艰难困苦中励志前行。在夏先生的《平屋杂文》集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中风沙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油灯下工作至深夜。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翻译完《爱的教育》，并写出了许多精美的文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英华》一书中，就列入了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猫》《幽默的叫声》等散文。《白马湖之冬》至今仍被香港、台湾不少学校选作语文教材。一个语文教师能广泛地涉足文学的创作、研究和翻译，无疑达到了一种专业精进的境界，这又怎能不令后辈有高山仰止之感。
在夏丏尊的语文教学思想里，十分强调学生自学的重要性，他认为“按照广义说起来，学和受教育是‘终身以之’的事情，离开学校还可以学，还可以受教育，而且必须再学，必须再受教育”，这就全靠有自学的能力。“即使住在学校边，也不能只像一只张开的布袋，专等教师们把一切应该学的东西一样一样装进来，也必须应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思索这一样，练习那一样，才可以成为适应环境的‘变通自在的艺人’。”语文教学应该是教学生自己学语文，而不是教师以过度讲析去代替学生学语文。夏先生说的这个问题，也仍然是今天语文课改有待突破的“瓶颈”。
夏丏尊对作文教学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出版过《文章作法》《文心》《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等不少著述；他主张文章要讲究“真实”和“明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说话作文时留心五个“W”：为什么要做这文（why）？谁在做这文（who）？在什么地方做这文 （where）？在什么时候做这文 （When ）？怎样做这文 （How）？
在语文的读写活动中，夏先生尤其重视要“传染语感于学生”，即着力养成他们良好的语感。他还与叶圣陶等为开明书店编纂过多种国文教科书，对我国语文教材的建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夏先生对语文学的研究有丰厚的积淀，加上多年从事语文教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推动我国语文教育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他勤于专业、精于研修的精神，为“浙派语文”乃至全国的语文教育事业，树立了一代风范。
五、毕生追求的信仰
从事爱的教育，一辈子做一个语文教师，虔诚地为学生服务，是夏丏尊毕生追求的信仰。他是1908年开始，因学资不足从日本辍学归国后，即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一直到逝世，历时 30余年，其中专职任语文教师就有21个年头。他先后在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大学等不同类型的8 所学校里教过“国文”和“文艺思潮”等课，其中在中学教“国文”的时间最长。有一段时间，他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做编辑，主持的是出版社《中学生》杂志的编务。这份杂志是中学生的良师益友，是“替中学生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和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中学生·发刊辞》）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夏先生虽然不在课堂授课，却在另一个更广阔的“课堂”里与中学生息息相通。他与叶圣陶先生合著的《文心》也曾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得到广大少年读者的好评。
学校是完成教育任务的场所，应当切实地以培养有知识、有能力、讲道德、强身体的学生为己任。为此，他经常调查学校教育的现状。但是，他觉得旧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是“无目的地养成了许多封建式的‘诸位同学’与‘少爷小姐’”，是“纯粹的书本教育”，实际上是“高小为初中的预备，初中为高中的预备，高中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呢，又是为出洋的预备）”。他殚精竭虑并且身体力行想办一种新的学校，在春晖中学乃至以后到上海办力达学园，都寄托着自己对新学校、新教育的那份殷切的期盼。然而一辈子的奋斗，在当时只能成为虽然可以坚守却无法实现的信仰。
逝者如水，怀念似山。2015年将是夏丏尊先生诞辰130周年。今天，来白马湖春晖中学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是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在白马湖畔，他们可能会像我一样，在意的首先不是那一袭碧水青山，而是更希望瞻仰象山脚下夏先生的故居平屋，以及平屋背后象山腰上的夏丏尊之墓，为浙派语文的师道之范，虔诚地奉上一瓣心香。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 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