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民对中国宗教本质的论述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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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来华耶稣会士龙华民在继承了利玛窦传教事业之后,对前任的宗教和文化策略有重大异议,并为此写作了《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该文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学、儒家和儒教思想、比较经学领域中的最重要文献之一。该文在17、18、19世纪的欧洲有各种版本流行,通过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著述,其结论渗透到关于中国文化、儒家学说和中国宗教的各种判断之中,并在19、20世纪影响中国本土学者。翻译这本要著为中文,理清中西方经学和神学之间的互动与诠释,对理解中国宗教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用文献考证、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经学,是追本溯源解释中国思想本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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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药眠是当代中国美学史上价值论美学的开拓者,其“反右”前夕的演讲稿《美是审美评价》最早从价值论角度系统思考美学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在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受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启发,黄药眠对“美学四派”运用认识论分析美学的简单化思维进行了批判,并将视野从“主客模式”转到价值论视域讨论美学艺术问题,进而提出了美是“审美评价”的构想,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价值论美学观。黄药眠美学的“价值论转向”,不仅突破了认识论美学“主客二分”的模式阈限,还变革了美学的研究范式,对此后“实践论美学”及其流变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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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时认为,现象学作为哲学方法论是领会存在意义的途径,最终走向审美现象学;而中华美学认为审美是体道的方法,具有现象学的性质;它通过感兴、真情、意象、妙语等环节,使道得以显现。仲霞指出,西方审美现象学具有时间性倾向,经由对现实时间的超越把握存在的意义,最后向空间性审美现象学转化;中华审美现象学则具有空间性倾向,经由对现实空间的超越把握道的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向时间性审美现象学转化。毛宣国梳理了80年代以来自觉运用现象学观念与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美学“意象”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叶朗、张祥龙、杨春时:叶朗立足于中
复卦“一阳复于下”引出的天地(生物)之心概念,成为宋儒生生仁说的基本理论资源。张拭不认同“天地以生物为心”,重视“复”在天地生物和德性修养中的价值。天地之心落实为人心,重在将天地之心与人心和仁德统一起来。人不能停留于爱人的现象,必须探究其内在的性理或所以爱人者,爱之理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不能简单指爱名仁,指公为仁,同时须看到仁是体用的相须合一。仁道虽然难名,但毕竟惟公近之,仁者视万物犹一体。仁既是普遍之爱,也包含着差别的规定,“理一分殊”成为一般的方法。张载从宇宙论层面论证人物同气同性,只能说明人物同一,而
无论是“史学化趋势”还是“史料学转向”,当代文学的这一发展动态都已经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重视.甚或是投身其中。它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吗?它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到底带来怎样的冲击?如何评价其影响力?本组笔谈正是针对这一系列疑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之历史过程、现状描述和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既富有历史意识、现实关怀和学科意识,更有理论探索和文学研究的勃勃生气。
如何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笔者想就此结合自身的思考和实践谈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面对当代文学研究日益“史学化”的趋势,部分学界人士存有这样一种认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门坐冷板凳的“死学问”,需要的是从业者的耐心、细致与十年磨一剑的毅力,而与他们的理论储备与知识涵养等无甚关系;史料研究虽然对于学科发展有着基础性的贡献,但因其理论缺席所导致的“革命性力量”的匮乏,使它始终不能成为当代文学界的学术主流。这一认识在富有“理论武器”的批评型学者那里,通常表现为对文学史料研究的鄙夷,认为史料与理论、观念相比,终究是要“次一等”的;而在一些已经开始从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年轻学者那里,则主要体现为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每个教师都“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动态生成”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之一。
任老师,您好,谢谢接受访谈。请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说起来我做专业研究已经超过30年时间。1978年上大学,由于年龄小,对未来缺少职业规划,处于好学而不知前景的状态,根本不打算以学术为职业。大学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仅仅因为对工作分配地区的不满,考到中山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因为偶然的机缘,得以留校任教。最初也很难说因为在大学教书,就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既属偶然,又属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