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是王蒙的两部长篇小说，也是受众接受度和认知度相当高的两部作品，虽然两个文本间隔四十多年，但是作为“青春体”小说创作的典范，对当代语境下的年轻读者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文章从小说创作的文本层面和当下语境受众群体两个维度对两部作品进行解读，揭示这两部时隔四十年之久的作品在当下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和文本价值。
　　关键词： 王蒙 青春体 《青春万岁》 《恋爱的季节》
　　20世纪50年代，王蒙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塑造了怀着雄心和激情进入社会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林震，这一形象的塑造放在当下语境看，带给青年人更多负面能量，尤其是当受众把林震这一个体置换成受众本人时，那么刘世吾那句“就那么回事”的不良诱导便会滋生出受众的负面情绪，这对“80后”、“90后”这些受众群体而言，无疑具有消极层面的教育作用，甚至会带来误导的弊端。这正是《青春万岁》存在的潜在不良影响。事实却是，时隔四十多年后，王蒙创作了《恋爱的季节》这部长篇小说，小说依然延续了《青春万岁》的那种结局设置，都无一例外地将小说主人公们，即将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一样的青年们放置在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消解模式中。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当下语境中，《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和文本意义呢？考察《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这两部小说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入手。
　　一、从小说创作的文本层面看
　　《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都属于“青春体”小说创作实践的范本。根据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一文所说，我们可以将“青春体”小说看成是特定历史年代的文化产物。它以特定时域下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反映该时段社会范围内的青春风貌，所以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需要作者突出青春对生活的干预，肯定并表现青春改变生活、预示未来的潜在能力。
　　首先，叙事上需要不拘格套的情感表达方式，要着力凸显造成文化冲突的理想化场景。《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一个写于20世纪50年代，一个写于20世纪90年代，整整跨域了四十年。尽管时间跨越幅度巨大，但是两个文本具有如出一辙的背景、题材和结局设定，这就决定了文本在叙事风格上并无大的差异。正如《青春万岁》开篇的诗所言：“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王蒙用一种喷薄式的情感表达方式，将文本中青年人革命激昂的姿态嫁接在淡然的失落感上，催生一种适合展现文化冲突的理想化场景。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需要建构具有进取、激进、热情的青年人形象。无论是《青春万岁》中的以郑波、袁新枝、杨蔷云等为代表的少共中学生，还是《恋爱的季节》中以赵林、周碧云、萧连甲、祝正洪、高来喜、卞迎春等为代表的中年轻的区团委干部，这些人物设定都以新中国成立前夕加入共产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作为参照。他们都亲历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这一由黑暗到光明的进程，自觉地遵守当时主流话语的要求，同时基于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他们还肩负着建构并推广主流话语的职责。
　　二、从当下语境的受众群体看
　　当文学作品流入市场之后，文学批评之标准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会相应调整，其中干预力量之一就是“受众”。然而不同时代语境具有不同层次的受众群体，这些层次不仅涵盖政治走向、经济能力、文化程度，还包括年龄构成。从这一角度来说，《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对当代语境下特定的受众群体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如歌的行板》，王蒙似乎有意赋予这些小说近乎一致的故事设定模式，即都是将青年人放置在青春迷失的界域内。如果《青春万岁》对青春迷失的设定还是不自知不自觉的，那么《恋爱的季节》却是在时空距离被拉开后作者对青春的理性反思和冷静思考。尽管当下的读者会在阅读完这些文本后觉得落寞和心灰，但是抛开结局设定，文本中的青年人所具有的立志投身祖国、以饱满的热情报效祖国、时刻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一己利益的“大我”，却是“80后”和“90后”受众群体普遍缺失的觉悟和情怀。从这一层面上说，《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认知“大我”和“小我”的平台。
　　教师应该首先寻找并建立符合“80后”和“90后”这一特殊年龄构成受众群的认知模式，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认知。除此之外，还要从实际出发，对这一群体的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知识的教育和普及，以便有效消除他们对“大我”的集体无意识，逐渐培养他们对“大我”和“小我”的合理取舍和科学认知。
　　三、结语
　　以《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为参照的小说创作，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青春”系列人物图谱，而且具有超越文本意义层面的时代价值。这种时代价值的超越性使得当代受众在受益之余，又反过来加快了王蒙以《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为代表的“青春体”小说走向经典化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