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没有见到太阳——这是非洲的雾霾天气。随着旱季的到来，不仅蚊子增多，随处可见的垃圾也逐渐干燥。这里处理垃圾的方法就是焚烧，刺鼻的气味要持续到元旦。这个国家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门牌号，许多事情我们确实感到难以想象。”
　　2014年12月14日，卢洪洲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来这样一段微信。
　　采访一直通过微信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受访者远在非洲国家塞拉利昂。传染病专家卢洪洲身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已经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地区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接着，他又发来一张树林里蜥蜴的照片，蜥蜴的头尾都是鲜艳的橙色，在“秀”完照片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艰辛、有危险，但更多挑战、更有意义。”
　　卢洪洲职业生涯的每一步都与中国近年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紧密相连：艾滋、非典、甲流…… 2013年，作为首例新型禽流感病毒H7N9患者的发现者，他开始被公众所认识;2014年，他又成为第一批12名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的一员，被派往非洲埃博拉疫区帮助当地增强公共防疫力量。
　　这让他实现了当年考取研究生前往大上海深造时立下的志向——不甘平庸。

在非洲“全民动员”

　　2015年1月11日，卢洪洲从非洲回到国内，旋即与其他援非专家一起，在北京昌平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专家公寓“集中休整”。按规定，这个类似于隔离的休整期需要21天，经医学观察无恙后方可“回归”。
　　据卢洪洲介绍，在他们到达非洲之前，英美国家在当地的培训都是针对医护人员的，而中国专家小组则把目标对准了当地民众。“根据塞拉利昂的国情，博拉博的感染除了发生在医院，更多的是在家庭与葬礼上，后两个渠道的感染占到60%的比例。因此，光培训医疗人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社区里的每一位居民都懂得防疫知识。”
　　卢洪洲举例说，前来参加培训的一名男子是埃博拉的康复者。他的父亲最早患病，去世时，有关医院派人来取了病毒样本，检测结果为埃博拉病毒阳性。但医院并没有将这一结果及时告知家属，家属也没人主动去询问。于是，家族为死者举行了传统葬礼。按习俗，他们会在葬礼上多次亲吻、抚摸逝者。结果全家都感染上了埃博拉，死亡6人，只剩下这一位幸存者。“如果早点告知他们疫病防护知识，就不会造成这个悲剧了。”
　　“培训班结束时，我们的每一位学员都会讲一个中文词语——全民动员。这四个字是我们应对非典时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让人人都知道传染病的防护知识。一旦发现患者，立即隔离并通知定点医院来接手治疗，从一开始就切断疾病的传播链。”卢洪洲说。
　　塞拉利昂的文盲率是65%，当地人会说英文的也有限。因此，该国卫生部挑选了25名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医学知识的人，由卢洪洲他们做先期培训、试讲，再把这些人编进培训队。“讲课时，我们用英语，他们用当地语言，这样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培训对象是来自社区的精英，如选区领袖、酋长、活跃分子和医务人员等。经过一天培训的社区人员，作为同伴教育员在社区发挥“火种”的作用，培训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周围居民。这种培训模式在应急传染病中能快速有效的传播知识、改变观念和行为。卢洪洲说，由于这是首次针对普通民众的公共卫生培训，中国的这个培训项目得到了联合国与塞拉利昂国家总统的赞赏。
　　在经历了非典的洗礼之后，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健全、最强大的传染病监测控制系统。卢洪洲说，“我们独有的三级防控网络与联防联控机制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美国的疾病监控网络在从国家到州这个层面还是畅通的，但再到县一级，就没有那么灵敏和快速了，这一点不如我们。”
　　塞拉利昂约有两万名中国人。因此，只要非洲还有埃博拉在流行，中国就有该病毒输入的风险，尤其是在春节时期。不过，卢洪洲说，“但我一直有这个自信，依靠中国目前强大的传染病防控网络，一旦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输入，就能迅速诊断它、控制它，不会让它在国内流行起来，连小范围流行的可能性都很低，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在传染病防控第一线

　　2013年2月26日早晨，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简称五院）业务副院长致电卢洪洲，告诉他医院收治了一家三口类似流感症状的患者，请他去会诊。
　　“去之前，我就考虑传染病的可能了，”他回忆说，“因此，我戴了口罩，做好防护之后才给病人做体检。”很快，卢洪洲就发现3例患者的临床表现都与重症甲型流感的症状很相似，结合辅助检查，他断定，这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
　　然而，究竟是什么传染病？众人找不到答案。在卢洪洲赶来之前，五院就已经进行过常规已知病原体——甲型H1N1、H3N2流感、军团菌、衣原体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出于职业敏感，卢洪洲有了一个大胆想法——这很可能是一种新发病毒感染。于是，他要求五院采集3例患者的血液、咽拭子标本，立即送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检测。卢洪洲说：“在我会诊之前、之后，也有其他专家参加会诊，但当时留存标本的只有我一个人。”
　　过去27年的工作经历，已经让卢洪洲在传染病防治领域享有盛名。然而，他还不曾获得医学王国的最高荣誉——发现一种新疾病，或者找到一种重大疾病的治疗方法。卢洪洲一直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经过实验室科研人员的努力，检测结果表明，这是全球首次人类感染的H7N9型禽流感病毒。这一次，他的发现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由于极早确认了病原体，为疫情的控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卢洪洲能够发现新型禽流感病毒患者并不是靠运气。1988年从安徽蚌埠医学院毕业后，卢洪洲回到老家，在淮北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工作。他考取了主治医生资格，也学习了当时最新的介入、起搏器等操作技术。心脏内科医生的收入是可观的，老家的生活也很安逸，然而，他却不甘于这样的平淡与庸常。
　　1993年，卢洪洲决定去上海华山医院进修。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使得已经报考心内科研究生的他，转投华山医院传染科泰斗翁心华教授的门下。从此，他便踏上了传染科医生这条路。
　　在美国留学期间，卢洪洲目睹了艾滋病对美国临床传染病领域的冲击，对此，他回忆说，“艾滋病可以说‘拯救’了当时没什么业务量的美国传染病学界，病人频发的机会感染让原本清闲的美国传染科医生频频接受考验，也藉此锻炼了临床技能，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这令他意识到，中国的传染科医生也可能面临同样冲击。此时，翁心华与华山医院主要从事艾滋病防治的潘孝彰教授也相中了卢洪洲，他们给卢洪洲写了长信，劝他回国后从事当时国内鲜有人愿意做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回国后的卢洪洲欣然领命。刚开始涉足艾滋病领域时可谓举步维艰，卢洪洲说，那时没有医院愿意收治艾滋病病人，他们只能去病人家中抽血化验。他手头也没有科研经费，只好瞒着太太用发表论文的奖金去买试剂。
　　2004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成立，艾滋病患者有了定点接收病房。卢洪洲参与了这一项目的筹建过程，出任中心副主任兼感染科主任。在这前后，他还参与了上海市与卫生部对SARS、禽流感、甲流防治策略的制定。
　　2009年4月，墨西哥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当时，中国政府暂停接受墨来华航班，并决定派包机去接回滞留在墨西哥的中国旅客。此行必须有一位疾病防控经验丰富、英语沟通能力强的感染病专家随同，经历过非典与禽流感防控考验的卢洪洲成为此次赴墨首席专家的不二人选。
　　接到指令的当天就要出发。卢洪洲没时间再回1小时车程以外的家，拎起随身的手提电脑和相关资料立即前往机场。在路上，他就为这次包机任务制定了一整套防疫防控方案：同一排座位相隔而坐，前后排座位错开，以最大限度拉开乘客距离。当飞机抵达墨西哥，滞留的中国旅客登机后，卢洪洲早已准备好了有关甲流疫情知识与防控要点的影像资料，在飞机上循环播放，还拿起话筒给大家讲解。
　　“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借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国外设常驻机构的经验，这样才能在世界卫生组织更有话语权。”此次远赴非洲的经历，让卢洪洲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又有了新的视野。
　　这位年富力强的传染病专家自己也不知道，何时会有下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