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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动力机制做了初步的探讨。将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动力机制归结为:产业空间分异为内动力、制度因素是外动力,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关于产业、制度、交通与城市空间组织的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的计量分析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关键词: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力机制;产业空间分异
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概念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力机制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本文将产业空间分异作为内部动力,制度因素为外在动力,以及交通设施为基础的一个动力系统。本文建立关于产业空间分析、制度因素、交通因素与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模型如下:
其中,ST是反应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周期不同阶段的空间结构、功能的变量;DIF是反应产业空间分异度的变量,GOV是政治变量,TRA是反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2、β3为待估参数;μ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设定的模型包含1个被解释变量和3个解释变量。这些变量的度量指标的选取說明如下。
1. ST(城市群空间组织):衡量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程度,即衡量城市群空间组织从“分散式”向“网络化”演进的程度,此处采用前文计算的帕累托指数作为衡量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指标。
2. DIF(产业空间分异):衡量城市群内产业空间分异程度,即衡量产业集聚扩散过程后在区域内的分异程度。本文采用分异指数来衡量产业的空间分异程度,本指数通过每一地区单位行业就业人口与区域此行业总就业人口加权平均数的绝对偏差来衡量对均等化的背离,即分异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T为总人口数,为空间单元i的总人口数,P为研究对象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如制造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Pi是空间单元i中研究对象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空间分异指数测算的是整个空间范围内研究对象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程度,其D值越小,空间分异程度越小,其D值越大,空间分异程度越大。如果以产业为研究对象,那么研究对象人口就是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则D=0代表产业的空间分布完全没有分异,D=1代表产业完全分异,D值越大,产业空间分异程度越大。
1992—2011年长三角城市群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异程度的计算结果如图所示。
(1)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异指数均有波动,但总体上都在0.1和0.2之间波动,分异程度不高,说明在1992-2011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较为均衡。
(2)第二产业的空间分异程度先下降后上升。
(3)第三产业的分异指数波动较大,这可能是由于第三产业还未发育成熟所致,总体仍有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平均增长率仅0.5%,这一点说明了第三产业正在向上海这一中心城市集聚。
3. GOV(制度因素):衡量政府在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年增长率来衡量政府的作用,由于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本文采用统计年鉴中的“地方一般财政预算内支出”指标来衡量财政支出。
4. TRA(交通因素):衡量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情况。本文采用公路货运量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平稳性检验
在建立VAR模型之后,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平稳性检验,以判断其是否符合模型最基本的假定和实际经济意义。为检验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对变量进行ADF法检验。
(二)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6.0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此方法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1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与未来取值的影响。
从第二行的四个图可以看出,分别给第三产业空间分异程度、制度因素和交通因素一个正单位的冲击,城市群空间组织都会产生一个有正有负的响应,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进的影响均有正有负,最终影响效果取决于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的综合。
(三)方差分解
本文运用方差分解的计量方法考察模型的动态特征,得到各新息对模型中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
三、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产业空间分异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部动力。
第二,制度因素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外部动力,且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作用时正时负,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并不一定能促进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进,有时不合理的政策或财政支出反而阻碍了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进。因此,注重政府对城市群发展的合理投资与规范引导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力机制;产业空间分异
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概念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动力机制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本文将产业空间分异作为内部动力,制度因素为外在动力,以及交通设施为基础的一个动力系统。本文建立关于产业空间分析、制度因素、交通因素与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模型如下:
其中,ST是反应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周期不同阶段的空间结构、功能的变量;DIF是反应产业空间分异度的变量,GOV是政治变量,TRA是反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2、β3为待估参数;μ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设定的模型包含1个被解释变量和3个解释变量。这些变量的度量指标的选取說明如下。
1. ST(城市群空间组织):衡量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程度,即衡量城市群空间组织从“分散式”向“网络化”演进的程度,此处采用前文计算的帕累托指数作为衡量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指标。
2. DIF(产业空间分异):衡量城市群内产业空间分异程度,即衡量产业集聚扩散过程后在区域内的分异程度。本文采用分异指数来衡量产业的空间分异程度,本指数通过每一地区单位行业就业人口与区域此行业总就业人口加权平均数的绝对偏差来衡量对均等化的背离,即分异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T为总人口数,为空间单元i的总人口数,P为研究对象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如制造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Pi是空间单元i中研究对象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空间分异指数测算的是整个空间范围内研究对象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程度,其D值越小,空间分异程度越小,其D值越大,空间分异程度越大。如果以产业为研究对象,那么研究对象人口就是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则D=0代表产业的空间分布完全没有分异,D=1代表产业完全分异,D值越大,产业空间分异程度越大。
1992—2011年长三角城市群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异程度的计算结果如图所示。
(1)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异指数均有波动,但总体上都在0.1和0.2之间波动,分异程度不高,说明在1992-2011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较为均衡。
(2)第二产业的空间分异程度先下降后上升。
(3)第三产业的分异指数波动较大,这可能是由于第三产业还未发育成熟所致,总体仍有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平均增长率仅0.5%,这一点说明了第三产业正在向上海这一中心城市集聚。
3. GOV(制度因素):衡量政府在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年增长率来衡量政府的作用,由于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本文采用统计年鉴中的“地方一般财政预算内支出”指标来衡量财政支出。
4. TRA(交通因素):衡量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情况。本文采用公路货运量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平稳性检验
在建立VAR模型之后,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平稳性检验,以判断其是否符合模型最基本的假定和实际经济意义。为检验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对变量进行ADF法检验。
(二)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6.0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此方法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1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与未来取值的影响。
从第二行的四个图可以看出,分别给第三产业空间分异程度、制度因素和交通因素一个正单位的冲击,城市群空间组织都会产生一个有正有负的响应,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城市群空间组织演进的影响均有正有负,最终影响效果取决于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的综合。
(三)方差分解
本文运用方差分解的计量方法考察模型的动态特征,得到各新息对模型中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
三、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产业空间分异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内部动力。
第二,制度因素是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外部动力,且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组织演化的作用时正时负,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并不一定能促进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进,有时不合理的政策或财政支出反而阻碍了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进。因此,注重政府对城市群发展的合理投资与规范引导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