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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质疑改革开放”思潮是国内现存诸多错误社会思潮的一种，其往往以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之名而行歪曲、否定改革开放之实。为了达到污名化、妖魔化改革开放的目的，近年来，“质疑改革开放”思潮肆意散布“红利消失论”“历史割裂论”“方向偏離论”“政改滞后论”和“方法过时论”等谬论，尽显误读、毁谤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之怪相和丑态。究其实质而言，这些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论外现。当前，紧紧依靠改革的成功回击这些质疑，进而戳穿罩在“质疑改革开放”思潮身上的意识形态面纱，对于进一步统一改革开放理论认知、增进改革开放思想共识、开创改革开放实践新局，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质疑改革开放”思潮，共享发展，深化改革，顶层设计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175（2021）05-0066-08
〔收稿日期〕2021-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及其建构研究”（19CKS052），主持人竟辉。
〔作者简介〕竟辉（1987-），男，河南商丘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1〕4 然而，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基于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总有一些人试图拿改革开放做文章，并且竭尽攻击指责、抹黑丑化、污蔑诋毁之能事，以致孕育催生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错误社会思潮，即“质疑改革开放”思潮。近年来，“质疑改革开放”思潮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改革成效、改革脉络、改革方向、改革内容和改革方法等方面频频发声，一度炮制出“红利消失论”“历史割裂论”“方向偏离论”“政改滞后论”和“方法过时论”等错论谬论，而由此所引发的民众疑虑与担心，不仅动摇了改革开放的群众基础，而且还干扰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程。鉴于此，要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以上各种质疑进行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式的辩驳，通过“促进共享发展”“把握本质联系”“坚定道路自信”“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顶层设计”等改革实践的推进，戳穿其意识形态面纱之下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从而在统一思想认知和增进思想共识中确保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
一、在促进共享发展中回击“红利消失论”
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须知，“只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使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改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改革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拥护和支持，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 〔2〕。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以存量改革，即对长期积累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制度安排进行调整，使一部分利益群体让渡自身的改革红利以推进现存利益的再分配。但是，从短期来看，存量改革模式会导致改革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由此给一些人带来“改革红利消失”的错觉。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人将这种错觉当成真实，试图借助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部分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以及社会贫富分化问题，认为改革已经失去其时代效应，进而主张终止改革，探索所谓新的社会发展路径。
现实中，面对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改革红利的传统分配方式和释放渠道的确遭遇到很大挑战。对此，一部分人产生了“改革红利能否持续释放”的疑虑，宣扬政策红利消失、放权红利消失、经济红利消失等错误观点。针对政策红利，有些人认为，在中国很长的改革红利清单中，最大的红利莫过于政策红利。不过，问题在于，他们虽然强调要继续用“政策”引导改革方向，但也承认现在的“政策”的边际效益已经大不如前。在这些人看来，改革攻坚阶段，徘徊于既得利益群体之外、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政策红利，已经接近现存制度的增量极限而使得红利释放空间愈来愈小，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人民在需求结构的调整优化中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愈来愈高。两者差距的持续扩大，势必会造成虽有收益增长但无获得感提升的内卷化现象，从而导致改革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甚至诱发“改革疲劳症”。持这一认识的人主观认为改革已经无法满足人民需求而应及时废止。无独有偶，与政策红利消失同时出现的还有放权红利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推行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放管服改革，在明晰政府与市场权力边界中进一步完善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机制，以此提升政府对市场、对民众的服务意识，保障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然而，“简政放权”在优化改革存量的实践中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削减既得利益者进一步获取利益的权利，这就难免使这些人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放弃改革的想法。另外，还有些人鼓吹“国企低效论”“国企拖累论”，恶意将国企与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国有企业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进而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红利的释放。众所周知，在起初的增量改革阶段，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速连续30多年保持在9%以上，即便进入改革攻坚期，经济增速虽呈现放缓态势但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然而，有人不顾当前经济改革的实际成效，在高位预期的心理驱动下主观臆造经济红利消失的论调，认为只有自由化、私有化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客观地讲，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成本提高，人民的需要越来越多样化，利益分配难度的加大，确实给人造成一种改革带来的红利逐渐减少的假象。习近平坦言：“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 〔3〕132 当前，中国的改革无论啃硬骨头还是涉险滩，更是要为之付出高昂的成本。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贫富分化、道德滑坡、贪污受贿和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使改革社会成本加大，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而引发的改革协调成本扩大，都不可避免地制约和缩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空间。但这并不能成为某些人攻击改革、断定改革红利消失的理由和根据。就经验事实而言，正是改革红利的释放加速了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坚持在改革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民生保障水平。1978—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8.7亿元增长到101.6万亿元以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长到3218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65元增长到17131元，中国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位置，吹响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截至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面对14亿多人民的期待，改革仍然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虽然我们无法通过减少改革必要成本来延展改革红利的产出空间，但可以通过促进共享发展来拓展改革红利释放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坚持以“全面共享、全民共享”为抓手，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放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上，积极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在满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硬性需要上下工夫，又要在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软性需求上花心思，真正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及时地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坚持以“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为原则，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形成改革进程人人参与、改革成果人人享有的生动画面。促进共享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从共享群体还是从共享内容来看，促进共享发展必须遵循由部分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的规律，从基本国情出发扎实稳妥地推进改革，唯此才能确保改革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尤为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在促进共享发展的改革实践中，我们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公平保障共享，以效率带动发展 〔4〕，积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从而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二、在把握本质联系中回击“历史割裂论”
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生活，不仅源于其与生俱来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而且还在于其能够运用继承的历史遗存和文化传统指导生活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5〕470-471 这一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然而，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幌子虚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某一历史阶段，如肆意扩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具体实践形式上的差异性，人为编造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否定和彼此对立的言论。
当前，“历史割裂论”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持该论点的人以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问题为由，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符合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之路。在这些人眼里，中国若想摆脱走向资本主义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摒弃改革开放而重拾传统社会主义的路子。另一种声音是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个别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选择性失明，不顾当时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客观背景，也不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只看到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并无限放大，只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僚主义和日益僵化问题。为了避免重蹈改革开放前30年失误，他们开出的药方是：中国必须参照西方社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革”。诚然，上述两种“历史割裂论”带有强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前者虚无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用一些支流片段、表面现象和细枝末节企图否定现实的主流和本质;后者虚无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借助毫无事实根据的数据和所谓的史实涂抹历史事件、诋毁历史人物。究其实质，这两种“历史割裂论”都是在虚无历史、割裂历史的基础上试图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鉴于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6〕23。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上存有重大区别，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改变在实践形式上虽具有转折意义，“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6〕22。所以，我们要在正视历史差异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特别是新中国70多年发展史来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联系。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段历史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等为标志性事件，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党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1949年和1978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对比来看：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提高到4231亿元;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提高到1458.8亿元;粮食产量由1.1318亿吨提高到3.0475亿吨;钢产量由15.8万吨提高到3178万吨;原煤产量由0.32亿吨提高到的6.18亿吨。单从以上数据来看，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取得了不菲成就，为后来我们党开启和推动改革开放奠定了相对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为基本遵循，积极开展对外交往，自觉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流合作。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中国已经同1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期间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为后面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与推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基础上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无根的浮萍、无影的明月。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确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7〕17 。这就从根本上表明，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始终坚持公有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人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认为改革开放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而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针对这种歪理邪说，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6〕22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30年所取得的成就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故而，必须自觉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始终把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看作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
三、在坚定道路自信中回击“方向偏离论”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无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方向和道路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历史性的成效与功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方向和道路正确。然而，长期以来，在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的问题上，历来存有诱导中国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杂音噪音。例如，有些人将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归咎于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不彻底，借政府干预过多指责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认为“西方化或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部分新自由主义者更是奉“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圭臬，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的改革，妄图把中国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轨道。 当前，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披着“制度多元化发展”的外衣，扬言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应该走向或者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国外而言，受哈耶克“自由市场机制是最好的制度”和弗里德曼“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想的经济制度”等思想的影响，有些西方学者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视为衡量人类文明的普适性标准，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就是要皈依“经济上绝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如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说：“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 〔8〕165 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更是直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 〔9〕124。基于以上认知，不少西方学者为中国贴上了“权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标签，片面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自由与权威的交叉结合，以消解其社会主义性质。对此，有学者反驳道：“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10〕就国内而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盲目崇拜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原则，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议题上主张绝对的市场调节，否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在他们看来，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调控行为会给自由自发的市场产生极大破坏性。必须指出，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述不是停留于浅显的资源配置层面，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占有和分配关系的私有化。他们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应该沿着资本主义的方向推动生产资料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不难看出，以上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质疑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化倾向，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弱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社会凝聚力 〔11〕。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曾多次指出：“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2〕331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也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3〕14 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从未卷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也从未进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會主义建设。放眼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成就，可以证实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在经济改革方向上，始终坚持以公用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以增强“四力”为目标，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并提出营造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根据国资委数据显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深入实施，提高了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2021年上半年，国资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3.6万亿元，同比增长29.4%;实现净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9.5%。从推进民生来看，民生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医疗保障为例，我国关于医保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2019年，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别达80%和70%左右;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各地普遍开展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这些成就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引下取得的。为此，面向未来，继续发挥改革开放“重要法宝”“关键一招”的作用，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这是因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本质上是在历史认知、情感认同与伟大实践辩证统一中的理性选择，它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动力，更是在发展道路上克服艰难险阻的有效‘利器’” 〔13〕。一方面，在领导、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继续通过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提高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借以消除新自由主义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种种诘难，从而保障国家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目的。通俗来说，共同富裕体现的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情况，其实现前提一则取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二则依赖于合理的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而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力，为走向共同富裕创造着源源不断的社会财富。然而，单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并不能真正实现财富共享，还须借助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弥补市场调节缺陷，在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使人民更加坚信社会主义道路。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回击“政改滞后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的改革历来都是一项全面而非单一、系统而非零碎的复杂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因势利导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时代之需，我们党首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并伴之开展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但鉴于不同领域改革速度与力度的不同，经济体制改革造就的经济飞速增长似乎掩盖、淹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有些人以这种不同步性和不协调性为由，妄称中国“只搞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或蔑称中国“总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没有跟进”。但事实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开始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先于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政治条件” 〔14〕。 “政改滞后论”的持有者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等方面所作的努力置于脑后，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视而不见。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依循方向上，“政改滞后论”的持有者鼓吹西方“宪政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类最高价值的有效手段，甚至主张对我国宪法“做一次全面修改”，删除“人民民主专政”的条款。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人又围绕我们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纷纷猜测中国全面启动“宪政改革”的可能性，并不失时机地对中国改革道路指手画脚。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始终“高举社会主义宪政旗帜”，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否则就是不改革、假改革。更有甚者标榜“宪政社会是大势所趋”，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以“宪政中国梦”为核心目标。尤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有人曲解全会精神，将我们党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同于西方宪政。显而易见，“政改滞后论”持有者背后的真正意图在于向中国推销贩卖西方“宪政民主”，幻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按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是打着“民主”旗号达到改变我国国体与政体的政治企图。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某个时期、某个方面快一点、慢一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故而，那种因改革的先后、快慢、轻重而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并不能将之武断地称为“政改滞后”，更不能以此否定中国改革与时俱进。相反，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党历来强调改革要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理论和全部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与时俱进。现行党章更是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要求。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来看，其实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随后党的十四大至十九大都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可以说，自1978年以来，党的每次三中全会在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相应的部署。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更是专题聚焦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行政机构改革为例，为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要改变国家组织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的状况，进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因此从1982年到2018年，我国现已进行了8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行政部门由1982年的100个精减到2018年的43个。几乎与之同步，党中央也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18年集中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目前中央领导机构现有（包含党中央各部门和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25个。有学者就曾以中央纪委机关的改革为例，从基本情况、专业水平、组织权威、监督机制、绩效表现等视角出发，重点分析解读了1978年以来中央纪委机关的改革历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与时俱进 〔15〕。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明显的两大成就：一是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体系;二是落实了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理顺党政职责关系的改革部署。由此可见，“政改滞后论”持有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无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和看法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看到作为制度改革的结果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要求马上就发挥成效，这既不现实也不科学。这就好比一个人生病，当他吃药后，药效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而且，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实践为认识的来源，这是最科学的认识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从实践中获得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后，上层建筑才能很好地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发挥出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因此，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紧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改革创新精神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
五、在加强顶层设计中回击“方法过时论”
正确的改革方法是持续有效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按照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要求，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稳步推进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当前，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涉及领域之广、问题之多、矛盾之深可谓前所未有。面对“要不要改”的疑惑、“往哪儿改”的迷惑和“怎么改”的困惑，单靠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略显力不从心。据此，有些人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看作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或极端实用主义，将其内含着的“试错”“容错”的改革思路等同于“一味容错”，以此論证这种改革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复杂的改革浪潮，进而认为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更有甚者以我们党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完善改革的总体规划为由，否定“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所具有的探索性和主动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对“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现实适用性抱有质疑。有人指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代一去不复返，改革方式本身也需要进行改革” 〔16〕。还有人从长期投资行为、股票定价和消费行为等经济理论模型分析入手，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是导致长期投资激励效能削弱、金融市场资金配置功能不足、宏观经济动荡的直接原因，以此觉得“‘摸着石头过河’代价巨大，目前已经不合时宜” 〔17〕。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部分学者还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这两种改革方法对立起来，在论证“加强顶层设计”必要性的基础上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在这些人看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更高关联性和系统性要求，应该只采用“整体的明确性”与“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此外，还有人故意遮掩“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在探索改革规律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把它视为机械的、孤立的、静止的经验主义。那么，在这种经验主义的推理中，“摸着石头过河”鉴于对“石头”的过度依赖，势必会在改革实践中显露出极大的弊端，不仅容易造成改革在“试错”中迷失方向，而且还可能因摸不到“石头”而导致改革工作停滞不前。这些人却完全无视“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效能，过度夸大其存在的部分缺陷，企图抹杀改革实践经验对加强顶层设计和推进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不过，问题在于，中国改革发展之路还很长，面对的风险挑战还很多，为了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 习近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6〕67，“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18〕。简单来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改革实践中获取真知。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改革，都存在未知领域，都需要摸索前进。所以，自改革开放之日起，我们党就特别注重基层探索，特别强调试点工作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和带动作用。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实施，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抑或是国家经济特区的设立，都是在试点工作积累了一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之上升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后，逐步向全国推广的。即便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试点作为改革的重要方法依然必要且可行。比如，为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参与全球治理，我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地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示范引领作用的凸显，这一国家战略又相继在辽宁、浙江、山东、广西、北京、安徽等省市得以布局。2013年9月至2020年9月，我国已经分6批次陆续批准了21个自贸试验区，基本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构筑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再如，为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6年11月，党中央率先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设立监察委员会，以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经过一年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实践，三省市的公权力监督与反腐败斗争均取得显著效果，我们党和政府也在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就如何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如何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鉴于此，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设立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实践证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全面推开，有利于实现对公权力监督和反腐败的全覆盖，从而有效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可见，中国40多年的改革实践，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两种改革方法的运用上并不存在顾此失彼或以此代彼的问题。因此，面对当前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要想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这两种改革方法缺一不可。针对那种人为割裂“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错误倾向，习近平反驳说：“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6〕68 就“摸着石头过河”而言，“加强顶层设计”为改革定方位、把方向，能够有效弥补“摸着石头过河”时存在的目标模糊、规划零散等问题与缺陷。要知道，“加强顶层设计”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它要求从事关改革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出发进行总体规划，为地方和基层开展具体改革工作提供政策依据，这样就可以避免改革掉入顾“点”失“面”的泥沼，也可以消除“摸着石头过河”引发的改革停滞、变形、偏向等隐患。就“加强顶层设计”而言，“摸着石头过河”为改革找重心、划重点，能够有效化解“加强顶层设计”这种自上而下改革模式带来的在政策解读、目标理解、实施细则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的窘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能够使改革决策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改革方案、落实改革举措，进而降低改革整体规划失当带来的风险挑战。总体上来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为“加强顶层设计”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而“加强顶层设计”也是在不断检验和完善中使所呈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层级化、系统化 〔19〕，扩大“摸着石头过河”既有成果的影响。所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必須把握协调好“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之间的动态平衡，既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的全面性和决定性作用，又发掘“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现实中，即便我们有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面对实施过程中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变量，既要从宏观处着眼，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改革预期和优化改革预案，确保改革的整体性推进，又要从微观处着手，以审慎稳妥的心态进行阶段性局地化的改革尝试，才能实现改革的局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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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关键词〕“质疑改革开放”思潮，共享发展，深化改革，顶层设计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175（2021）05-0066-08
〔收稿日期〕2021-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及其建构研究”（19CKS052），主持人竟辉。
〔作者简介〕竟辉（1987-），男，河南商丘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1〕4 然而，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基于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总有一些人试图拿改革开放做文章，并且竭尽攻击指责、抹黑丑化、污蔑诋毁之能事，以致孕育催生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错误社会思潮，即“质疑改革开放”思潮。近年来，“质疑改革开放”思潮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改革成效、改革脉络、改革方向、改革内容和改革方法等方面频频发声，一度炮制出“红利消失论”“历史割裂论”“方向偏离论”“政改滞后论”和“方法过时论”等错论谬论，而由此所引发的民众疑虑与担心，不仅动摇了改革开放的群众基础，而且还干扰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程。鉴于此，要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以上各种质疑进行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式的辩驳，通过“促进共享发展”“把握本质联系”“坚定道路自信”“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顶层设计”等改革实践的推进，戳穿其意识形态面纱之下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从而在统一思想认知和增进思想共识中确保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
一、在促进共享发展中回击“红利消失论”
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须知，“只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使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改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改革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拥护和支持，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 〔2〕。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以存量改革，即对长期积累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制度安排进行调整，使一部分利益群体让渡自身的改革红利以推进现存利益的再分配。但是，从短期来看，存量改革模式会导致改革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由此给一些人带来“改革红利消失”的错觉。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人将这种错觉当成真实，试图借助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部分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以及社会贫富分化问题，认为改革已经失去其时代效应，进而主张终止改革，探索所谓新的社会发展路径。
现实中，面对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改革红利的传统分配方式和释放渠道的确遭遇到很大挑战。对此，一部分人产生了“改革红利能否持续释放”的疑虑，宣扬政策红利消失、放权红利消失、经济红利消失等错误观点。针对政策红利，有些人认为，在中国很长的改革红利清单中，最大的红利莫过于政策红利。不过，问题在于，他们虽然强调要继续用“政策”引导改革方向，但也承认现在的“政策”的边际效益已经大不如前。在这些人看来，改革攻坚阶段，徘徊于既得利益群体之外、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政策红利，已经接近现存制度的增量极限而使得红利释放空间愈来愈小，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人民在需求结构的调整优化中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愈来愈高。两者差距的持续扩大，势必会造成虽有收益增长但无获得感提升的内卷化现象，从而导致改革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甚至诱发“改革疲劳症”。持这一认识的人主观认为改革已经无法满足人民需求而应及时废止。无独有偶，与政策红利消失同时出现的还有放权红利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推行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放管服改革，在明晰政府与市场权力边界中进一步完善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机制，以此提升政府对市场、对民众的服务意识，保障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然而，“简政放权”在优化改革存量的实践中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削减既得利益者进一步获取利益的权利，这就难免使这些人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放弃改革的想法。另外，还有些人鼓吹“国企低效论”“国企拖累论”，恶意将国企与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国有企业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进而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红利的释放。众所周知，在起初的增量改革阶段，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速连续30多年保持在9%以上，即便进入改革攻坚期，经济增速虽呈现放缓态势但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然而，有人不顾当前经济改革的实际成效，在高位预期的心理驱动下主观臆造经济红利消失的论调，认为只有自由化、私有化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客观地讲，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成本提高，人民的需要越来越多样化，利益分配难度的加大，确实给人造成一种改革带来的红利逐渐减少的假象。习近平坦言：“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 〔3〕132 当前，中国的改革无论啃硬骨头还是涉险滩，更是要为之付出高昂的成本。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贫富分化、道德滑坡、贪污受贿和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使改革社会成本加大，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而引发的改革协调成本扩大，都不可避免地制约和缩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空间。但这并不能成为某些人攻击改革、断定改革红利消失的理由和根据。就经验事实而言，正是改革红利的释放加速了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坚持在改革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民生保障水平。1978—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8.7亿元增长到101.6万亿元以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长到3218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65元增长到17131元，中国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位置，吹响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截至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面对14亿多人民的期待，改革仍然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虽然我们无法通过减少改革必要成本来延展改革红利的产出空间，但可以通过促进共享发展来拓展改革红利释放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坚持以“全面共享、全民共享”为抓手，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放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上，积极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在满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硬性需要上下工夫，又要在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软性需求上花心思，真正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及时地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坚持以“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为原则，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形成改革进程人人参与、改革成果人人享有的生动画面。促进共享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从共享群体还是从共享内容来看，促进共享发展必须遵循由部分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的规律，从基本国情出发扎实稳妥地推进改革，唯此才能确保改革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尤为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在促进共享发展的改革实践中，我们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公平保障共享，以效率带动发展 〔4〕，积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从而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二、在把握本质联系中回击“历史割裂论”
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生活，不仅源于其与生俱来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而且还在于其能够运用继承的历史遗存和文化传统指导生活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5〕470-471 这一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然而，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幌子虚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某一历史阶段，如肆意扩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具体实践形式上的差异性，人为编造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否定和彼此对立的言论。
当前，“历史割裂论”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持该论点的人以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问题为由，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符合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之路。在这些人眼里，中国若想摆脱走向资本主义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摒弃改革开放而重拾传统社会主义的路子。另一种声音是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个别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选择性失明，不顾当时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客观背景，也不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只看到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并无限放大，只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僚主义和日益僵化问题。为了避免重蹈改革开放前30年失误，他们开出的药方是：中国必须参照西方社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革”。诚然，上述两种“历史割裂论”带有强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前者虚无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用一些支流片段、表面现象和细枝末节企图否定现实的主流和本质;后者虚无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借助毫无事实根据的数据和所谓的史实涂抹历史事件、诋毁历史人物。究其实质，这两种“历史割裂论”都是在虚无历史、割裂历史的基础上试图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鉴于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6〕23。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上存有重大区别，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改变在实践形式上虽具有转折意义，“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6〕22。所以，我们要在正视历史差异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特别是新中国70多年发展史来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联系。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段历史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等为标志性事件，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党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1949年和1978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对比来看：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提高到4231亿元;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提高到1458.8亿元;粮食产量由1.1318亿吨提高到3.0475亿吨;钢产量由15.8万吨提高到3178万吨;原煤产量由0.32亿吨提高到的6.18亿吨。单从以上数据来看，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取得了不菲成就，为后来我们党开启和推动改革开放奠定了相对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为基本遵循，积极开展对外交往，自觉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流合作。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中国已经同1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期间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为后面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与推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基础上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无根的浮萍、无影的明月。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确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7〕17 。这就从根本上表明，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始终坚持公有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人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认为改革开放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而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针对这种歪理邪说，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6〕22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30年所取得的成就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故而，必须自觉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始终把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看作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
三、在坚定道路自信中回击“方向偏离论”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无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方向和道路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历史性的成效与功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方向和道路正确。然而，长期以来，在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的问题上，历来存有诱导中国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杂音噪音。例如，有些人将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归咎于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不彻底，借政府干预过多指责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认为“西方化或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部分新自由主义者更是奉“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圭臬，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的改革，妄图把中国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轨道。 当前，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披着“制度多元化发展”的外衣，扬言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应该走向或者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国外而言，受哈耶克“自由市场机制是最好的制度”和弗里德曼“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想的经济制度”等思想的影响，有些西方学者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视为衡量人类文明的普适性标准，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就是要皈依“经济上绝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如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说：“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 〔8〕165 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更是直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 〔9〕124。基于以上认知，不少西方学者为中国贴上了“权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标签，片面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自由与权威的交叉结合，以消解其社会主义性质。对此，有学者反驳道：“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10〕就国内而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盲目崇拜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原则，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议题上主张绝对的市场调节，否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在他们看来，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调控行为会给自由自发的市场产生极大破坏性。必须指出，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述不是停留于浅显的资源配置层面，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占有和分配关系的私有化。他们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应该沿着资本主义的方向推动生产资料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不难看出，以上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质疑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化倾向，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弱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社会凝聚力 〔11〕。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曾多次指出：“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2〕331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也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3〕14 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从未卷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也从未进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會主义建设。放眼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成就，可以证实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在经济改革方向上，始终坚持以公用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以增强“四力”为目标，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并提出营造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根据国资委数据显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深入实施，提高了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2021年上半年，国资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3.6万亿元，同比增长29.4%;实现净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9.5%。从推进民生来看，民生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医疗保障为例，我国关于医保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2019年，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别达80%和70%左右;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各地普遍开展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这些成就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引下取得的。为此，面向未来，继续发挥改革开放“重要法宝”“关键一招”的作用，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这是因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本质上是在历史认知、情感认同与伟大实践辩证统一中的理性选择，它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动力，更是在发展道路上克服艰难险阻的有效‘利器’” 〔13〕。一方面，在领导、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继续通过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提高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借以消除新自由主义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种种诘难，从而保障国家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目的。通俗来说，共同富裕体现的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情况，其实现前提一则取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二则依赖于合理的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而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力，为走向共同富裕创造着源源不断的社会财富。然而，单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并不能真正实现财富共享，还须借助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弥补市场调节缺陷，在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使人民更加坚信社会主义道路。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回击“政改滞后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的改革历来都是一项全面而非单一、系统而非零碎的复杂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因势利导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时代之需，我们党首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并伴之开展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但鉴于不同领域改革速度与力度的不同，经济体制改革造就的经济飞速增长似乎掩盖、淹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有些人以这种不同步性和不协调性为由，妄称中国“只搞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或蔑称中国“总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没有跟进”。但事实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开始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先于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政治条件” 〔14〕。 “政改滞后论”的持有者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等方面所作的努力置于脑后，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视而不见。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依循方向上，“政改滞后论”的持有者鼓吹西方“宪政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类最高价值的有效手段，甚至主张对我国宪法“做一次全面修改”，删除“人民民主专政”的条款。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人又围绕我们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纷纷猜测中国全面启动“宪政改革”的可能性，并不失时机地对中国改革道路指手画脚。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始终“高举社会主义宪政旗帜”，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否则就是不改革、假改革。更有甚者标榜“宪政社会是大势所趋”，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以“宪政中国梦”为核心目标。尤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有人曲解全会精神，将我们党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同于西方宪政。显而易见，“政改滞后论”持有者背后的真正意图在于向中国推销贩卖西方“宪政民主”，幻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按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是打着“民主”旗号达到改变我国国体与政体的政治企图。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某个时期、某个方面快一点、慢一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故而，那种因改革的先后、快慢、轻重而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并不能将之武断地称为“政改滞后”，更不能以此否定中国改革与时俱进。相反，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党历来强调改革要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理论和全部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与时俱进。现行党章更是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要求。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来看，其实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随后党的十四大至十九大都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可以说，自1978年以来，党的每次三中全会在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相应的部署。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更是专题聚焦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行政机构改革为例，为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要改变国家组织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的状况，进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因此从1982年到2018年，我国现已进行了8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行政部门由1982年的100个精减到2018年的43个。几乎与之同步，党中央也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18年集中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目前中央领导机构现有（包含党中央各部门和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25个。有学者就曾以中央纪委机关的改革为例，从基本情况、专业水平、组织权威、监督机制、绩效表现等视角出发，重点分析解读了1978年以来中央纪委机关的改革历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与时俱进 〔15〕。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明显的两大成就：一是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体系;二是落实了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理顺党政职责关系的改革部署。由此可见，“政改滞后论”持有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无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和看法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看到作为制度改革的结果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要求马上就发挥成效，这既不现实也不科学。这就好比一个人生病，当他吃药后，药效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而且，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实践为认识的来源，这是最科学的认识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从实践中获得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后，上层建筑才能很好地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发挥出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因此，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紧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改革创新精神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
五、在加强顶层设计中回击“方法过时论”
正确的改革方法是持续有效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按照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要求，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稳步推进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当前，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涉及领域之广、问题之多、矛盾之深可谓前所未有。面对“要不要改”的疑惑、“往哪儿改”的迷惑和“怎么改”的困惑，单靠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略显力不从心。据此，有些人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看作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或极端实用主义，将其内含着的“试错”“容错”的改革思路等同于“一味容错”，以此論证这种改革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复杂的改革浪潮，进而认为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更有甚者以我们党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完善改革的总体规划为由，否定“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所具有的探索性和主动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对“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现实适用性抱有质疑。有人指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代一去不复返，改革方式本身也需要进行改革” 〔16〕。还有人从长期投资行为、股票定价和消费行为等经济理论模型分析入手，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是导致长期投资激励效能削弱、金融市场资金配置功能不足、宏观经济动荡的直接原因，以此觉得“‘摸着石头过河’代价巨大，目前已经不合时宜” 〔17〕。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部分学者还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这两种改革方法对立起来，在论证“加强顶层设计”必要性的基础上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在这些人看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更高关联性和系统性要求，应该只采用“整体的明确性”与“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此外，还有人故意遮掩“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在探索改革规律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把它视为机械的、孤立的、静止的经验主义。那么，在这种经验主义的推理中，“摸着石头过河”鉴于对“石头”的过度依赖，势必会在改革实践中显露出极大的弊端，不仅容易造成改革在“试错”中迷失方向，而且还可能因摸不到“石头”而导致改革工作停滞不前。这些人却完全无视“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效能，过度夸大其存在的部分缺陷，企图抹杀改革实践经验对加强顶层设计和推进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不过，问题在于，中国改革发展之路还很长，面对的风险挑战还很多，为了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 习近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6〕67，“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18〕。简单来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改革实践中获取真知。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改革，都存在未知领域，都需要摸索前进。所以，自改革开放之日起，我们党就特别注重基层探索，特别强调试点工作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和带动作用。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实施，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抑或是国家经济特区的设立，都是在试点工作积累了一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之上升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后，逐步向全国推广的。即便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试点作为改革的重要方法依然必要且可行。比如，为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参与全球治理，我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地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示范引领作用的凸显，这一国家战略又相继在辽宁、浙江、山东、广西、北京、安徽等省市得以布局。2013年9月至2020年9月，我国已经分6批次陆续批准了21个自贸试验区，基本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构筑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再如，为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6年11月，党中央率先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设立监察委员会，以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经过一年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实践，三省市的公权力监督与反腐败斗争均取得显著效果，我们党和政府也在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就如何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如何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鉴于此，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设立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实践证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全面推开，有利于实现对公权力监督和反腐败的全覆盖，从而有效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可见，中国40多年的改革实践，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两种改革方法的运用上并不存在顾此失彼或以此代彼的问题。因此，面对当前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要想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这两种改革方法缺一不可。针对那种人为割裂“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错误倾向，习近平反驳说：“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6〕68 就“摸着石头过河”而言，“加强顶层设计”为改革定方位、把方向，能够有效弥补“摸着石头过河”时存在的目标模糊、规划零散等问题与缺陷。要知道，“加强顶层设计”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它要求从事关改革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出发进行总体规划，为地方和基层开展具体改革工作提供政策依据，这样就可以避免改革掉入顾“点”失“面”的泥沼，也可以消除“摸着石头过河”引发的改革停滞、变形、偏向等隐患。就“加强顶层设计”而言，“摸着石头过河”为改革找重心、划重点，能够有效化解“加强顶层设计”这种自上而下改革模式带来的在政策解读、目标理解、实施细则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的窘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能够使改革决策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改革方案、落实改革举措，进而降低改革整体规划失当带来的风险挑战。总体上来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为“加强顶层设计”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而“加强顶层设计”也是在不断检验和完善中使所呈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层级化、系统化 〔19〕，扩大“摸着石头过河”既有成果的影响。所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必須把握协调好“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之间的动态平衡，既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的全面性和决定性作用，又发掘“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现实中，即便我们有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面对实施过程中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变量，既要从宏观处着眼，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改革预期和优化改革预案，确保改革的整体性推进，又要从微观处着手，以审慎稳妥的心态进行阶段性局地化的改革尝试，才能实现改革的局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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