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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的论文集，就像一串璀璨的珍珠。作为《时空契阔》系列的第二辑，本书以“空间”、“城市”与“世博”为主线，串联起了中欧学者的智慧光芒。本论文集对空间与城市的关注，主要采用历史学的“长时段”研究视角和方法，同时融合了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综合式的、跨学科的思考方式，是欧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区别于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日趋专业化、细分化（甚至碎片化）趋势的另一种重要的反向力量。
来自法国的几位历史学家从“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的角度来看待城市，指出城市的内涵和形式正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从中世纪城市向前工业化时期的现代城市的转变。巴黎第一大学历史学教授多米尼柯·马尔凯拉兹（Dominique Margairaz）在《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及其领地》一文中指出，现代欧洲城市与中世纪城市以及当代工业城市模式截然不同。中世纪城市是作为对封建领主权力的制衡力量而崛起并站稳脚跟的，在当时是受保护的自治区域，是庇护所，让商人和工匠的活动不受封建主掠夺。与之相反，现代城市则是放弃了农村传统居所的显贵（如资产阶级地主）所青睐的居住地，是将周边乡村都置于其影响下的新兴权力中心。现代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功能中占压倒性优势，这是以损害生产性活动为代价的，而后者曾是中世纪城市的核心，并在后来的工业化时代重新占据这一地位。现代欧洲城市可以解读为一种城市理念转化的集中体现，即从被规范的空间（espace regulée）到功能性空间（espace fonctionnelle）的转化，这也是空间中各种活动和关系重新布局过程的内在逻辑。
相对于马尔凯拉兹教授专注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变化而言，埃玛尔教授和夏尔勒教授的分析更集中于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城市变化。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继承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在其《欧洲城市与城市网络：长时段的观察》一文中，从“长时段”的角度分析了十九至二十世纪欧洲城市化的差异性，指出这种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欧洲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节奏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也千差万别，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特殊性”，如同布罗代尔所定义的城市个性（quant-à-soi des villes）所揭示的那样。
同样作为法国知名历史学家、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在其《十九世纪国家之都城》一文中专门从十九世纪的都城这一特殊形态入手分析城市的变化。夏尔勒指出，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大部分疆域均被分割为众多幅员有限之小国或公国，都城作为一国君主的居住地，几无战略意义，且常常落伍于以商贸、大学或金融为支柱的其他城市。十九世纪，随着殖民时代的经济扩张，人口急剧增长，新兴民族国家不断崛起，其都城作为凝聚横跨各大陆殖民帝国国力之理想政治形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夏尔勒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二十世纪欧洲都城地位的变化：“一战”前夜，欧洲各国都城就其国内和国际影响力而言达到高峰，然而其主导作用由于地缘政治的持久性变化而受到削弱：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美洲和亚洲新兴大都市的崛起，加上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地区化进程的发展（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中央政府不断向地区政策分权，地区重要性日显），同时由于欧洲建设进程的发展，欧洲各国都城作为民族国家代表的合法性亦被削弱。
城市与城市化，作为当今时代几乎无人不知的名词，很少引起人们对其概念本身的质疑。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的米歇尔·维韦约卡却在其《城市并非城市化的城市》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城市”与“城市化的城市”之间的几组对立关系：一、一方面城市作为一个按照人的理性要求建造的生活空间，并无过犹不及的发展，它具有特定的功能性，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而且文化印痕随处可见，甚至包括不同时代文化对基层的叠加……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城市杂乱无章，毫无文化特性，毫无深厚的历史积淀，人们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将就着生活设施与商业中心的便利，比邻而居，建筑起毫无灵魂可言的居所，漫无目标地开辟出道路交通与铁路运输体系。二、一方面，多重功能密集的城市给人们带来灵感与创造力，带来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力，促进人们的思想交流与不同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城市中……汽车交通路程漫长而成本不菲，城市的边界不断向外部空间延伸，直接对环境构成威胁。三、城市里社会阶层融为一体，不同文化相互辉映，而在城市化的城市里，社会阶层相互隔离，富裕阶层集中于一些封闭的街区……
维韦约卡的思考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终究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是尊重历史、独具个性的还是抹杀历史、缺乏灵魂的城市？是天人合一、通畅和谐的还是环境恶劣、拥堵杂乱的城市？是公正和谐、多元统一的还是两极分化、单调隔绝的城市？
本论文集中有多位欧洲学者对二十世纪的“大巴黎”和“大伦敦”城市发展理念和进程进行了对比探讨。
关于巴黎城镇群的发展，塞尔日-蓬图瓦兹大学教授迪迪埃·戴斯彭兹（Didier Desponds）在其《巴黎大区的新城及建设多中心城市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新城对巴黎地区向国际化多中心大都市的布局转型过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巴黎新城紧连原有城区，新旧城之间强有力的交通网必不可少。巴黎新城即不同于屋苑式卫星城的模式（它们是为缓解住房燃眉之急而建的，与旧城难以融合），也不同于伦敦新镇的模式（伦敦新城在设计者心中更像是独立的城市，与母体、城市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延续体系）。但是，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总监布鲁诺·绍费尔·伊瓦尔（Bruno Chauffert Yvart）却对“大巴黎”的实现持更为悲观的态度，他在《首都城镇群的宏大承诺》一文中指出，巴黎很长时间都无法突破以环城公路为界的城郊二元分野，直到今天，郊区新城的人口依然只占全巴黎地区的10%（一九九九年为七十四点一万）。一九六五年规划的多极城镇群并未真正实现。巴黎市和巴黎市镇群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后者的设施薄弱于前者的博物馆化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实现“大巴黎”的困难在近些年的法国郊区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反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无论是大巴黎还是大伦敦的模式，是否能够直接应用于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呢？中国是否一定要先经历西方人走过的老路，然后再来修正他们城市化过程的各种弊病呢？我们该如何走出有自身特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呢？
空间，因与人发生关系而变得有意义。城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空间形态之一，值得我们持久、深层的关注。城市的形态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变的，应该是其天人合一、公平和谐的宜居本质。如果我们太注重其钢筋水泥的结构和外壳，而忘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灵魂安宁与幸福，忘了城市发展与大自然需求之间的内在统一，忘了城市是一个有灵魂、有个性、有历史、有未来的生命有机体，那人类就是在自取灭亡的路上。城市，应该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但我们要为之而努力！
来自法国的几位历史学家从“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的角度来看待城市，指出城市的内涵和形式正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从中世纪城市向前工业化时期的现代城市的转变。巴黎第一大学历史学教授多米尼柯·马尔凯拉兹（Dominique Margairaz）在《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及其领地》一文中指出，现代欧洲城市与中世纪城市以及当代工业城市模式截然不同。中世纪城市是作为对封建领主权力的制衡力量而崛起并站稳脚跟的，在当时是受保护的自治区域，是庇护所，让商人和工匠的活动不受封建主掠夺。与之相反，现代城市则是放弃了农村传统居所的显贵（如资产阶级地主）所青睐的居住地，是将周边乡村都置于其影响下的新兴权力中心。现代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功能中占压倒性优势，这是以损害生产性活动为代价的，而后者曾是中世纪城市的核心，并在后来的工业化时代重新占据这一地位。现代欧洲城市可以解读为一种城市理念转化的集中体现，即从被规范的空间（espace regulée）到功能性空间（espace fonctionnelle）的转化，这也是空间中各种活动和关系重新布局过程的内在逻辑。
相对于马尔凯拉兹教授专注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变化而言，埃玛尔教授和夏尔勒教授的分析更集中于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城市变化。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继承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在其《欧洲城市与城市网络：长时段的观察》一文中，从“长时段”的角度分析了十九至二十世纪欧洲城市化的差异性，指出这种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欧洲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节奏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也千差万别，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特殊性”，如同布罗代尔所定义的城市个性（quant-à-soi des villes）所揭示的那样。
同样作为法国知名历史学家、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在其《十九世纪国家之都城》一文中专门从十九世纪的都城这一特殊形态入手分析城市的变化。夏尔勒指出，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大部分疆域均被分割为众多幅员有限之小国或公国，都城作为一国君主的居住地，几无战略意义，且常常落伍于以商贸、大学或金融为支柱的其他城市。十九世纪，随着殖民时代的经济扩张，人口急剧增长，新兴民族国家不断崛起，其都城作为凝聚横跨各大陆殖民帝国国力之理想政治形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夏尔勒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二十世纪欧洲都城地位的变化：“一战”前夜，欧洲各国都城就其国内和国际影响力而言达到高峰，然而其主导作用由于地缘政治的持久性变化而受到削弱：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美洲和亚洲新兴大都市的崛起，加上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地区化进程的发展（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中央政府不断向地区政策分权，地区重要性日显），同时由于欧洲建设进程的发展，欧洲各国都城作为民族国家代表的合法性亦被削弱。
城市与城市化，作为当今时代几乎无人不知的名词，很少引起人们对其概念本身的质疑。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的米歇尔·维韦约卡却在其《城市并非城市化的城市》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城市”与“城市化的城市”之间的几组对立关系：一、一方面城市作为一个按照人的理性要求建造的生活空间，并无过犹不及的发展，它具有特定的功能性，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而且文化印痕随处可见，甚至包括不同时代文化对基层的叠加……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城市杂乱无章，毫无文化特性，毫无深厚的历史积淀，人们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将就着生活设施与商业中心的便利，比邻而居，建筑起毫无灵魂可言的居所，漫无目标地开辟出道路交通与铁路运输体系。二、一方面，多重功能密集的城市给人们带来灵感与创造力，带来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力，促进人们的思想交流与不同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城市中……汽车交通路程漫长而成本不菲，城市的边界不断向外部空间延伸，直接对环境构成威胁。三、城市里社会阶层融为一体，不同文化相互辉映，而在城市化的城市里，社会阶层相互隔离，富裕阶层集中于一些封闭的街区……
维韦约卡的思考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终究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是尊重历史、独具个性的还是抹杀历史、缺乏灵魂的城市？是天人合一、通畅和谐的还是环境恶劣、拥堵杂乱的城市？是公正和谐、多元统一的还是两极分化、单调隔绝的城市？
本论文集中有多位欧洲学者对二十世纪的“大巴黎”和“大伦敦”城市发展理念和进程进行了对比探讨。
关于巴黎城镇群的发展，塞尔日-蓬图瓦兹大学教授迪迪埃·戴斯彭兹（Didier Desponds）在其《巴黎大区的新城及建设多中心城市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新城对巴黎地区向国际化多中心大都市的布局转型过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巴黎新城紧连原有城区，新旧城之间强有力的交通网必不可少。巴黎新城即不同于屋苑式卫星城的模式（它们是为缓解住房燃眉之急而建的，与旧城难以融合），也不同于伦敦新镇的模式（伦敦新城在设计者心中更像是独立的城市，与母体、城市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延续体系）。但是，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总监布鲁诺·绍费尔·伊瓦尔（Bruno Chauffert Yvart）却对“大巴黎”的实现持更为悲观的态度，他在《首都城镇群的宏大承诺》一文中指出，巴黎很长时间都无法突破以环城公路为界的城郊二元分野，直到今天，郊区新城的人口依然只占全巴黎地区的10%（一九九九年为七十四点一万）。一九六五年规划的多极城镇群并未真正实现。巴黎市和巴黎市镇群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后者的设施薄弱于前者的博物馆化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实现“大巴黎”的困难在近些年的法国郊区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反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无论是大巴黎还是大伦敦的模式，是否能够直接应用于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呢？中国是否一定要先经历西方人走过的老路，然后再来修正他们城市化过程的各种弊病呢？我们该如何走出有自身特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呢？
空间，因与人发生关系而变得有意义。城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空间形态之一，值得我们持久、深层的关注。城市的形态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变的，应该是其天人合一、公平和谐的宜居本质。如果我们太注重其钢筋水泥的结构和外壳，而忘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灵魂安宁与幸福，忘了城市发展与大自然需求之间的内在统一，忘了城市是一个有灵魂、有个性、有历史、有未来的生命有机体，那人类就是在自取灭亡的路上。城市，应该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但我们要为之而努力！
（《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