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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上的泥渍还未擦净,包裹里是妻子仔细扎好的生活用品,13年来,郭刚堂总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踏上漫长的寻子之路。
3年来,郭刚堂总是一次又一次踏上漫长的寻子之路。
这个刚满40岁的山东汉子头发斑白,黝黑的脸上刻着一道又一道皱纹。他的裤兜里总藏着一张已经卷角的照片。那是儿子郭新振两岁生日时拍的,拍于被拐卖前的一天。照片上,孩子扬起红扑扑的小脸,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绒衣。
这张照片被郭刚堂放大,印在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白油布上,制成一面旗子。这面插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寻子旗”,陪伴郭刚堂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旗子上,大大的楷体字非常显眼:“儿子,你在哪里?爸爸找你回家。”
这一次,郭刚堂花在路上的时间已经两个多月了。今年4月29日,他从老家——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东城办事处李太屯村出发,开始每年一度的寻子之路。他扳着指头算:“大概每年都有七八个月在路上。”
在一张半人高的中国地图上,这个父亲用红笔勾出这一次的路线——途经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地图已经很旧了,微微发黄,上百个城市被红、黑、黄、绿各色彩笔密密麻麻地圈出来。
那是郭刚堂走过的29个省份。行程最多的一天,他居然骑着摩托车,跑了728公里。如果按照每天路程的平均值,13年下来,郭刚堂等于沿着欧亚大陆的海岸线走了一圈。
不过,在儿子被拐卖之前,这个北方农民从未出过远门。那时,在村子里,郭刚堂是最能干的拖拉机手,他们一家是数一数二的小康人家,“有四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农闲时分,妻子会做一些葫芦之类的手工艺品,赚取零花钱。
可命运和这个幸福的家庭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97年一个夏日的下午,两岁的儿子郭新振在屋外和邻居姐姐一起玩耍。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家。有村民看到,小新振被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抱走了,她的脸上长着一颗痣。
郭刚堂“像疯了一样地”找儿子。他跑到全国各大城市找,托付外地朋友找,还去报纸、电视台登广告。不到两年,郭刚堂就背上了18万元巨债。可他依然“不甘心”。
“我是一个父亲。”这是郭刚堂的口头禅。他常常失眠,即便睡着,也会突然惊醒。他时常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只有撑开寻子旗,骑着摩托车,行走在路上时,“他才感觉到心里填进了一些东西”。
郭刚堂就像一个“独行侠”,车后座上的寻子旗随风飘扬,旗下是一堆破破烂烂的行李,还有几个编织袋。红色的编织袋里装着大大小小的葫芦,走到哪儿就叫卖到哪儿,这便是他生活费的来源。蓝色编织袋里是几万份寻子启事和一些宣传资料。
他不记得遇到过多少次风霜雪雨。去年夏天,郭刚堂翻越大别山。眨眼之间,山谷里刮起了狂风,雨点就和黄豆一样大,眼前看不清任何东西。他坐在悬崖下面的一块石头上,雨水刺破雨衣,淋遍全身,“就跟快要死了一样”。他至今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放弃。”
对他来说,第二天总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始。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寻子旗擦得干干净净。踩下油门的那一刻,他会在心里呐喊:“儿子,爸又要出发了!”
每到一个城市、乡镇或者村庄,郭刚堂都会去中心地带摆出儿子的图片。沿途,他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从不放弃任何机会。
2008年,他参加杭州民间组织的“寻亲大会”。会后,郭刚堂接到100多个诈骗电话。大多数电话声称:“找到你儿子了。快汇钱来,就告诉你地址。”他明知有诈,却从未放弃一丝希望。
为了省钱,他常常借宿在沿路的村民家里。到了城里,则会花上5块钱,滞留在通宵网吧。走投无路的时候,郭刚堂曾向郑州郊区的一个饭铺老板讨过一碗冷饭吃。那一次,这个生性倔强的北方汉子第一次掉下了眼泪。
私底下,他盘算过“撞火车”,据说能拿到十几万元赔偿费,“可以还债了”。可是他一想到13年没有音信的儿子,便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真没出息!”这个父亲大声地骂自己。
他不能辜负这面寻子旗给他带来的温暖。无论是大卡车、拖拉机还是驴车,只要看到郭刚堂推着摩托车走,许多司机都会主动停下来,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次,一个络腮胡子的卡车司机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一见你这旗子,我鼻子酸得慌啊。”
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河北邯郸的老太太。这个在汽车站卖报纸的老太太一看到寻子旗上的孩子照片,就止不住地哭起来。她动情地对郭刚堂说:“孩子,以后你路过邯郸,都来找我,我请你吃饭。”
这些经历,都记录在一本十六开的日记本上。一到住的地方,郭刚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日记。日记内容主要是三部分:发生了什么事情;得到什么人的帮助;关于寻找孩子,有什么新的线索和想法。不过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在沿途看到、听到的,关于其他被拐卖的孩子和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的信息。
13年来,郭刚堂至少帮助9个被拐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可他却从不敢亲自送这些孩子回家。他更不敢接通这些家庭的电话。因为,他害怕想起自己的儿子,更害怕突然间失去寻找儿子的勇气。
今年6月的一个下午,郭刚堂抵达郑州,他和公益团体“宝贝回家”的一些志愿者一起,在市中心广场做宣传活动。“宝贝回家”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帮助受害家长寻找被拐卖的孩子。
郭刚堂摊开一张将近100米长的横幅,上面是一些走失与被拐儿童的照片。这个原本木讷的汉子忽然举起高音喇叭,向围观的人群介绍这些孩子的基本情况,这个苍老的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找我的孩子用了13年。为人父母太不容易,请大家帮助這些宝贝回家!”
“宝贝回家”的一名志愿者私下叹息,孩子被拐超过3年,找到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何况,已经13年!
但郭刚堂从未想过放弃。他坚持吃一种叫做“福满多”的方便面,8毛钱一包,“名字吉利,还便宜”。他甚至买了一个坚固耐用的军用水壶,可以泡面,还可以舀水,更重要的是“能打持久战”。
其实,他早已有了一个小儿子,读小学六年级。从小,他就指着寻子旗上的郭新振,告诉小儿子:“这是你哥哥。”他试图让小儿子同他一起把“寻找哥哥”当成人生里最大的课题。他甚至带着小儿子,去天津塘沽、江西九江,亲自寻找大儿子的踪迹。
如今,这位父亲开始感到内疚,“小儿子应该有自己的人生”。他答应小儿子,在6月26日前赶回家,那一天,小儿子将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他比着手势说:“小儿子有这么高了!”
而在郭刚堂的记忆里,大儿子郭新振却永远停留在寻子旗上两岁的样子。13年来,在无数个漆黑的深夜里,他躺在江南农村的竹席上,或者陕西乡下的土炕上,用手在空气里比划着,想象着郭新振长大后的模样。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7.7
3年来,郭刚堂总是一次又一次踏上漫长的寻子之路。
这个刚满40岁的山东汉子头发斑白,黝黑的脸上刻着一道又一道皱纹。他的裤兜里总藏着一张已经卷角的照片。那是儿子郭新振两岁生日时拍的,拍于被拐卖前的一天。照片上,孩子扬起红扑扑的小脸,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绒衣。
这张照片被郭刚堂放大,印在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白油布上,制成一面旗子。这面插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寻子旗”,陪伴郭刚堂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旗子上,大大的楷体字非常显眼:“儿子,你在哪里?爸爸找你回家。”
这一次,郭刚堂花在路上的时间已经两个多月了。今年4月29日,他从老家——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东城办事处李太屯村出发,开始每年一度的寻子之路。他扳着指头算:“大概每年都有七八个月在路上。”
在一张半人高的中国地图上,这个父亲用红笔勾出这一次的路线——途经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地图已经很旧了,微微发黄,上百个城市被红、黑、黄、绿各色彩笔密密麻麻地圈出来。
那是郭刚堂走过的29个省份。行程最多的一天,他居然骑着摩托车,跑了728公里。如果按照每天路程的平均值,13年下来,郭刚堂等于沿着欧亚大陆的海岸线走了一圈。
不过,在儿子被拐卖之前,这个北方农民从未出过远门。那时,在村子里,郭刚堂是最能干的拖拉机手,他们一家是数一数二的小康人家,“有四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农闲时分,妻子会做一些葫芦之类的手工艺品,赚取零花钱。
可命运和这个幸福的家庭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97年一个夏日的下午,两岁的儿子郭新振在屋外和邻居姐姐一起玩耍。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家。有村民看到,小新振被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抱走了,她的脸上长着一颗痣。
郭刚堂“像疯了一样地”找儿子。他跑到全国各大城市找,托付外地朋友找,还去报纸、电视台登广告。不到两年,郭刚堂就背上了18万元巨债。可他依然“不甘心”。
“我是一个父亲。”这是郭刚堂的口头禅。他常常失眠,即便睡着,也会突然惊醒。他时常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只有撑开寻子旗,骑着摩托车,行走在路上时,“他才感觉到心里填进了一些东西”。
郭刚堂就像一个“独行侠”,车后座上的寻子旗随风飘扬,旗下是一堆破破烂烂的行李,还有几个编织袋。红色的编织袋里装着大大小小的葫芦,走到哪儿就叫卖到哪儿,这便是他生活费的来源。蓝色编织袋里是几万份寻子启事和一些宣传资料。
他不记得遇到过多少次风霜雪雨。去年夏天,郭刚堂翻越大别山。眨眼之间,山谷里刮起了狂风,雨点就和黄豆一样大,眼前看不清任何东西。他坐在悬崖下面的一块石头上,雨水刺破雨衣,淋遍全身,“就跟快要死了一样”。他至今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放弃。”
对他来说,第二天总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始。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寻子旗擦得干干净净。踩下油门的那一刻,他会在心里呐喊:“儿子,爸又要出发了!”
每到一个城市、乡镇或者村庄,郭刚堂都会去中心地带摆出儿子的图片。沿途,他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从不放弃任何机会。
2008年,他参加杭州民间组织的“寻亲大会”。会后,郭刚堂接到100多个诈骗电话。大多数电话声称:“找到你儿子了。快汇钱来,就告诉你地址。”他明知有诈,却从未放弃一丝希望。
为了省钱,他常常借宿在沿路的村民家里。到了城里,则会花上5块钱,滞留在通宵网吧。走投无路的时候,郭刚堂曾向郑州郊区的一个饭铺老板讨过一碗冷饭吃。那一次,这个生性倔强的北方汉子第一次掉下了眼泪。
私底下,他盘算过“撞火车”,据说能拿到十几万元赔偿费,“可以还债了”。可是他一想到13年没有音信的儿子,便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真没出息!”这个父亲大声地骂自己。
他不能辜负这面寻子旗给他带来的温暖。无论是大卡车、拖拉机还是驴车,只要看到郭刚堂推着摩托车走,许多司机都会主动停下来,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次,一个络腮胡子的卡车司机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一见你这旗子,我鼻子酸得慌啊。”
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河北邯郸的老太太。这个在汽车站卖报纸的老太太一看到寻子旗上的孩子照片,就止不住地哭起来。她动情地对郭刚堂说:“孩子,以后你路过邯郸,都来找我,我请你吃饭。”
这些经历,都记录在一本十六开的日记本上。一到住的地方,郭刚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日记。日记内容主要是三部分:发生了什么事情;得到什么人的帮助;关于寻找孩子,有什么新的线索和想法。不过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在沿途看到、听到的,关于其他被拐卖的孩子和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的信息。
13年来,郭刚堂至少帮助9个被拐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可他却从不敢亲自送这些孩子回家。他更不敢接通这些家庭的电话。因为,他害怕想起自己的儿子,更害怕突然间失去寻找儿子的勇气。
今年6月的一个下午,郭刚堂抵达郑州,他和公益团体“宝贝回家”的一些志愿者一起,在市中心广场做宣传活动。“宝贝回家”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帮助受害家长寻找被拐卖的孩子。
郭刚堂摊开一张将近100米长的横幅,上面是一些走失与被拐儿童的照片。这个原本木讷的汉子忽然举起高音喇叭,向围观的人群介绍这些孩子的基本情况,这个苍老的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找我的孩子用了13年。为人父母太不容易,请大家帮助這些宝贝回家!”
“宝贝回家”的一名志愿者私下叹息,孩子被拐超过3年,找到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何况,已经13年!
但郭刚堂从未想过放弃。他坚持吃一种叫做“福满多”的方便面,8毛钱一包,“名字吉利,还便宜”。他甚至买了一个坚固耐用的军用水壶,可以泡面,还可以舀水,更重要的是“能打持久战”。
其实,他早已有了一个小儿子,读小学六年级。从小,他就指着寻子旗上的郭新振,告诉小儿子:“这是你哥哥。”他试图让小儿子同他一起把“寻找哥哥”当成人生里最大的课题。他甚至带着小儿子,去天津塘沽、江西九江,亲自寻找大儿子的踪迹。
如今,这位父亲开始感到内疚,“小儿子应该有自己的人生”。他答应小儿子,在6月26日前赶回家,那一天,小儿子将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他比着手势说:“小儿子有这么高了!”
而在郭刚堂的记忆里,大儿子郭新振却永远停留在寻子旗上两岁的样子。13年来,在无数个漆黑的深夜里,他躺在江南农村的竹席上,或者陕西乡下的土炕上,用手在空气里比划着,想象着郭新振长大后的模样。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