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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传统的“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的实证性经济情况，力在展示苏南模式的主要变迁过程。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苏南模式的产权制度变迁表现出来的性质特征。另外从产权来解读这一变迁过程。
关键词：苏南模式 产权制度 制度变迁 产权
在整个理论界“扬温抑苏”的背景下，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优势，但是苏南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在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下，经过体制的创新，实现了新的模式的制度变迁，形成了新“苏南模式”。在此我们先对这一变迁进行大致的回顾。
一、传统的“苏南模式”
所谓“苏南模式”，实际上是经济学界和新闻媒介对江苏省南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概括，最早由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来的，其苏南的概念相对狭小，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的12个县(市)，还包括浙江北部部分地区，这里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因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而闻名全国，而其特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有了所谓的“苏南模式”。但是，从1995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传统的“苏南模式”却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桎梏，出现了机制僵化、效益下降、民间经济活力受抑制的状况。有专家认为，导致“苏南模式”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公有制异化成了官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失公平原则。正是由于存在以上这些问题，特别是体制上的弊端，使苏南模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苏南企业的竞争力遭受沉重打击，本来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苏南企业丧失自己的优势，整个苏南经济也丧失领导地位，被浙江、珠江等地区赶上或者超越，以至于被认为“苏南模式”已经终结。
二、新“苏南模式”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南乡镇企业相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中撤出来，这意味着传统“苏南模式”的终结，标志着新“苏南模式”的诞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与传统的苏南模式相比，目前苏南经济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差别，甚至很难发现传统苏南模式的影子。有专家说现在的苏南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模式时代，苏南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无明显标识和模式特征的市场经济正常发展轨道。到苏南各地看一看，不管是苏州、无锡、常州还是镇江，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完全不相同，在苏南，甚至能够看到“温州模式”的影子。总体上看，新苏南经济有如下亮点：
(1)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比如苏州拥有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9个省级、开发区，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2)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苏南经济又一亮点。苏南民营经济发展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乡镇企业改制以后，企业出资主体变成了民间资本为主，无论是改制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还是单个业主制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另一来源是十五大以后在各级政府鼓励下，民间新的投资热情高涨，在各级开发区内民营企业是除外资企业以外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源。以苏州创业孵化器为例来说，苏州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多家创业园、孵化器、科技园吸引高科技人才从事高科技产业创新活动，显示了民营高科技企业在苏州开始崛起。
(3)“江阴板块”的崛起和张家港规模企业也是苏南经济引人注目的现象。与由外资投入发展IT产业，使产业结构迅速得到调整的苏州、昆山、吴江相比，江阴、张家港经济依然集中在传统纺织、化工、机械等行业，即便是江阴和张家港两市吸引的外资(在这两市外资的规模也很大，张家港外资投资企业在苏南地区仅次于昆山市)也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但是，江阴的资本经营、张家港的规模经济同过去乡镇企业已有显著区别，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
三、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和路径依赖性
苏南模式的变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苏南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制度的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化和交易的过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的变迁的过程也是同其他产品一样有着某种技术的或社会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可以理解成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目标模式)对另外一种模式(即起点模式)的一种替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在20世纪80年代，同温州模式不同的是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制度的产生及其运行是社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的结果，同样，其产权制度的变迁也是由社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革的主体和动力都是来自于社区政府，并呈现出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和路径依赖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即普遍进行了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初次改革，即所谓的“改制”。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公司制、合资、拍卖等多种形式。据调查，1999年初，苏州已有11301家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占全市乡镇企业总数的81.6％。其中，股份有限公司13家，占0.12％；有限责任公司1215家，占10.75％；股份合作制3259家，占28.84％；混合型企业143 5家，占12.7％；拍卖转让4877家，占43.16％；兼并破产502家，占4.43％。
上述的阶段是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初次改制，但是这次改制并不彻底，也不规范。大多数乡镇企业在改制中仍保留了集体股份，全员入股现象较普遍，土地、房产等仍属集体所有，改制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苏南乡镇企业大多都进行了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则是彻底打破社区政府产权制度，最终确立私人作为独立主体的产权制度。以常州为例，2000年10月常州乡镇企业采取了以“一退二转三买断”为主要内容的二次改制，即集体股退出，股份合作制企业向公司制或个体私营企业转化，买断职工工龄、厂房、土地使用权。二次改制彻底瓦解了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逐步确立了私人所有的产权制度，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可见，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实质是实现产权的明晰化和人格化。经过改制，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已经从社区居民共同所有和社区政府的事实上的所有向私人所有转移，并出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现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趋同倾向。
这种产权制度的变迁明显的表现出了变迁的阶段性，是通过初次改制和二次改制从而最终实现变迁的过程。而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初期改制之所以选择股份 合作制方式，是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
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是对产生不同制度变革做出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诺斯认为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革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或修正，总比另辟蹊径要来的方便一些。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利益因素，制度变革就其本质的原因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一种制度形成以后，就会形成在现存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有强烈的依懒，他们力求通过巩固现在制度来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阻碍任何危害自身利益的变革，即使新的体制较现存体制更能有效的资源配置。
这种路径依赖性表现为意识形态因素对制度变革路径选择的影响。因为，如果在初次改制中把拍卖作为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可，能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增加改革的成本，产权改革也将很难深入。而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因为这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个人净收益超过潜在成本)，人们容易接受这种制度改革，减少改革的交易成本，而且也符合传统的“姓社、姓资”观念，便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股份合作制便于筹集资本，可以减缓经营者一次性支付不足的难题。因此，股份合作制改制方式并不完全是制度效率的选择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的结果。一旦意识形态的障碍得以消除，在外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人们又会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上对制度形式重新选择或对原有的制度加以改造，以实现在原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潜在利润，使利润内部化。事实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改革在初次改制基础上很快又进行了二次改制。
四、产权明晰化的流产与产权优化的成功
第三部分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苏南模式变迁表现出来的性质特征。下面将从另外一个角度产权来解读这一变迁过程。
苏南模式的主要问题是产权的问题，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法人地位实际不存在，社区公有制发育不健全。从产权的性质来看，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属于社区居民所有， 这种产权的弊端在于其外部性大，“搭便车”现象严重。社区居民的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并不一致，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需要收集监督信息) 去关心集体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因此，当市场短缺和社区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所带来的收益仍大于集体产权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损耗时，这种产权就会存在，并且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相反，集体产权的效率就会丧失，集体产权在新的压力下就必须演进，否则就会陷入长期衰退。
从现代产权理论出发，寻找改革的理论指导，主要有两个基本的内容：
(一)产权明晰化“产权”概念有三个含义：(1)一切财产的所有权，还包括生活资料的所有权。(2)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经营权与收益权。(3)所有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相互之间权、责、利关系。产权明晰化主要是第三种观点意义上使用“产权”概念的。“产权明晰化”即“产权界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护所有权，保证所有者的各种权益实现。其次，是为了保护经营者、使用者的权益。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有效的分离。
回到第三个部分谈到的苏南乡镇企业的第一次改制，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公司制、合资、拍卖等多种形式。在改制中大部分仍保留了集体股份，土地、房产等仍属集体所有。依据“产权明晰化理论”，苏南乡镇企业的初次产权制度的改革，目的是为了三个方面：(1)保护社区成员的公有权，保证公有资产不流失，不受任何个人和集团的侵蚀。(2)推动社区公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规范“两权分离”的行为。规范所有者、经营者、普通劳动者三者之间的权、责、利。(3)确保所有权、经营权、和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收益权。同时界定所有者、经营者、普通劳动者各自应尽的职责。苏南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行政推动力量很强，大量的政府行为充斥在传统的“苏南模式”和初次改制的过程之中，政府推动对产权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市场性的特征。由于政府的强有力的干预加之我国相关的产权保护的法律政策的缺乏使得产权明晰的设想成为一句口号，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导致初次改制的流产。
(二)产权优化：在资本主义国家，该理论的核心意义就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现代产权学派普遍认为，私有产权一定优于公有产权。因为私有产权是明晰的，私有产权具有排他性，就可以防止外部非产权持有者的侵入；而公有产权是不明晰的，公有产权必然存在着“自由进入”的问题。而当公有产权限制了非所有者进入时，会因为缺乏产权交易的市场而使资源的利用不能达到最优的状态。
乡镇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成为“小国企”，因此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也表现出同国有经济一样的低效率竞争能力降低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乡镇企业的收益受损外部化，主要是有社区政府承担，因为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承担全部的风险；同时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面临着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表现出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的情况。在初次改制失败之后，苏南掀起了向温州、台州学习的热潮，借鉴了它们的企业制度：进行了产权重组，绝大多数改制成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已经从社区居民共同所有和社区政府的事实上的所有向私人所有转移，并出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现象。从此以后，苏南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GDP增长、工业生产回升，投资非常活跃，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活力。特别是对外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势头。“产权私有化是经济改革的最后归宿。”这个在理论界颇为流行的观点，在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的实证例子当中得到了最好的证实。
五、结语
如今，在传统“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转变的背景之下，乡镇企业在经过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当然新“苏南模式”仍然存在着问题，但是苏南各地在激烈竞争中互相学习，包括苏南地区内部学习，长江三角洲区域间相互学习，在取长补短中充分竞争，抓住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锦绣江南所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正在加速释放。
关键词：苏南模式 产权制度 制度变迁 产权
在整个理论界“扬温抑苏”的背景下，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优势，但是苏南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在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下，经过体制的创新，实现了新的模式的制度变迁，形成了新“苏南模式”。在此我们先对这一变迁进行大致的回顾。
一、传统的“苏南模式”
所谓“苏南模式”，实际上是经济学界和新闻媒介对江苏省南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概括，最早由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来的，其苏南的概念相对狭小，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的12个县(市)，还包括浙江北部部分地区，这里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因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而闻名全国，而其特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有了所谓的“苏南模式”。但是，从1995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传统的“苏南模式”却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桎梏，出现了机制僵化、效益下降、民间经济活力受抑制的状况。有专家认为，导致“苏南模式”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公有制异化成了官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失公平原则。正是由于存在以上这些问题，特别是体制上的弊端，使苏南模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苏南企业的竞争力遭受沉重打击，本来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苏南企业丧失自己的优势，整个苏南经济也丧失领导地位，被浙江、珠江等地区赶上或者超越，以至于被认为“苏南模式”已经终结。
二、新“苏南模式”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南乡镇企业相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中撤出来，这意味着传统“苏南模式”的终结，标志着新“苏南模式”的诞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与传统的苏南模式相比，目前苏南经济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差别，甚至很难发现传统苏南模式的影子。有专家说现在的苏南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模式时代，苏南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无明显标识和模式特征的市场经济正常发展轨道。到苏南各地看一看，不管是苏州、无锡、常州还是镇江，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完全不相同，在苏南，甚至能够看到“温州模式”的影子。总体上看，新苏南经济有如下亮点：
(1)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比如苏州拥有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9个省级、开发区，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2)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苏南经济又一亮点。苏南民营经济发展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乡镇企业改制以后，企业出资主体变成了民间资本为主，无论是改制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还是单个业主制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另一来源是十五大以后在各级政府鼓励下，民间新的投资热情高涨，在各级开发区内民营企业是除外资企业以外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源。以苏州创业孵化器为例来说，苏州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多家创业园、孵化器、科技园吸引高科技人才从事高科技产业创新活动，显示了民营高科技企业在苏州开始崛起。
(3)“江阴板块”的崛起和张家港规模企业也是苏南经济引人注目的现象。与由外资投入发展IT产业，使产业结构迅速得到调整的苏州、昆山、吴江相比，江阴、张家港经济依然集中在传统纺织、化工、机械等行业，即便是江阴和张家港两市吸引的外资(在这两市外资的规模也很大，张家港外资投资企业在苏南地区仅次于昆山市)也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但是，江阴的资本经营、张家港的规模经济同过去乡镇企业已有显著区别，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
三、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和路径依赖性
苏南模式的变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苏南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制度的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化和交易的过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的变迁的过程也是同其他产品一样有着某种技术的或社会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可以理解成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目标模式)对另外一种模式(即起点模式)的一种替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在20世纪80年代，同温州模式不同的是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制度的产生及其运行是社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的结果，同样，其产权制度的变迁也是由社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革的主体和动力都是来自于社区政府，并呈现出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和路径依赖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即普遍进行了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初次改革，即所谓的“改制”。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公司制、合资、拍卖等多种形式。据调查，1999年初，苏州已有11301家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占全市乡镇企业总数的81.6％。其中，股份有限公司13家，占0.12％；有限责任公司1215家，占10.75％；股份合作制3259家，占28.84％；混合型企业143 5家，占12.7％；拍卖转让4877家，占43.16％；兼并破产502家，占4.43％。
上述的阶段是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初次改制，但是这次改制并不彻底，也不规范。大多数乡镇企业在改制中仍保留了集体股份，全员入股现象较普遍，土地、房产等仍属集体所有，改制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苏南乡镇企业大多都进行了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则是彻底打破社区政府产权制度，最终确立私人作为独立主体的产权制度。以常州为例，2000年10月常州乡镇企业采取了以“一退二转三买断”为主要内容的二次改制，即集体股退出，股份合作制企业向公司制或个体私营企业转化，买断职工工龄、厂房、土地使用权。二次改制彻底瓦解了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逐步确立了私人所有的产权制度，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可见，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实质是实现产权的明晰化和人格化。经过改制，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已经从社区居民共同所有和社区政府的事实上的所有向私人所有转移，并出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现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趋同倾向。
这种产权制度的变迁明显的表现出了变迁的阶段性，是通过初次改制和二次改制从而最终实现变迁的过程。而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初期改制之所以选择股份 合作制方式，是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
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是对产生不同制度变革做出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诺斯认为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革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或修正，总比另辟蹊径要来的方便一些。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利益因素，制度变革就其本质的原因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一种制度形成以后，就会形成在现存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有强烈的依懒，他们力求通过巩固现在制度来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阻碍任何危害自身利益的变革，即使新的体制较现存体制更能有效的资源配置。
这种路径依赖性表现为意识形态因素对制度变革路径选择的影响。因为，如果在初次改制中把拍卖作为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可，能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增加改革的成本，产权改革也将很难深入。而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因为这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个人净收益超过潜在成本)，人们容易接受这种制度改革，减少改革的交易成本，而且也符合传统的“姓社、姓资”观念，便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股份合作制便于筹集资本，可以减缓经营者一次性支付不足的难题。因此，股份合作制改制方式并不完全是制度效率的选择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的结果。一旦意识形态的障碍得以消除，在外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人们又会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上对制度形式重新选择或对原有的制度加以改造，以实现在原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潜在利润，使利润内部化。事实上，苏南乡镇集体产权改革在初次改制基础上很快又进行了二次改制。
四、产权明晰化的流产与产权优化的成功
第三部分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苏南模式变迁表现出来的性质特征。下面将从另外一个角度产权来解读这一变迁过程。
苏南模式的主要问题是产权的问题，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法人地位实际不存在，社区公有制发育不健全。从产权的性质来看，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属于社区居民所有， 这种产权的弊端在于其外部性大，“搭便车”现象严重。社区居民的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并不一致，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需要收集监督信息) 去关心集体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因此，当市场短缺和社区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所带来的收益仍大于集体产权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损耗时，这种产权就会存在，并且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相反，集体产权的效率就会丧失，集体产权在新的压力下就必须演进，否则就会陷入长期衰退。
从现代产权理论出发，寻找改革的理论指导，主要有两个基本的内容：
(一)产权明晰化“产权”概念有三个含义：(1)一切财产的所有权，还包括生活资料的所有权。(2)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经营权与收益权。(3)所有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相互之间权、责、利关系。产权明晰化主要是第三种观点意义上使用“产权”概念的。“产权明晰化”即“产权界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护所有权，保证所有者的各种权益实现。其次，是为了保护经营者、使用者的权益。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有效的分离。
回到第三个部分谈到的苏南乡镇企业的第一次改制，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公司制、合资、拍卖等多种形式。在改制中大部分仍保留了集体股份，土地、房产等仍属集体所有。依据“产权明晰化理论”，苏南乡镇企业的初次产权制度的改革，目的是为了三个方面：(1)保护社区成员的公有权，保证公有资产不流失，不受任何个人和集团的侵蚀。(2)推动社区公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规范“两权分离”的行为。规范所有者、经营者、普通劳动者三者之间的权、责、利。(3)确保所有权、经营权、和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收益权。同时界定所有者、经营者、普通劳动者各自应尽的职责。苏南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行政推动力量很强，大量的政府行为充斥在传统的“苏南模式”和初次改制的过程之中，政府推动对产权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市场性的特征。由于政府的强有力的干预加之我国相关的产权保护的法律政策的缺乏使得产权明晰的设想成为一句口号，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导致初次改制的流产。
(二)产权优化：在资本主义国家，该理论的核心意义就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现代产权学派普遍认为，私有产权一定优于公有产权。因为私有产权是明晰的，私有产权具有排他性，就可以防止外部非产权持有者的侵入；而公有产权是不明晰的，公有产权必然存在着“自由进入”的问题。而当公有产权限制了非所有者进入时，会因为缺乏产权交易的市场而使资源的利用不能达到最优的状态。
乡镇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成为“小国企”，因此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也表现出同国有经济一样的低效率竞争能力降低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乡镇企业的收益受损外部化，主要是有社区政府承担，因为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承担全部的风险；同时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面临着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表现出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的情况。在初次改制失败之后，苏南掀起了向温州、台州学习的热潮，借鉴了它们的企业制度：进行了产权重组，绝大多数改制成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已经从社区居民共同所有和社区政府的事实上的所有向私人所有转移，并出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现象。从此以后，苏南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GDP增长、工业生产回升，投资非常活跃，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活力。特别是对外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势头。“产权私有化是经济改革的最后归宿。”这个在理论界颇为流行的观点，在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的实证例子当中得到了最好的证实。
五、结语
如今，在传统“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转变的背景之下，乡镇企业在经过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当然新“苏南模式”仍然存在着问题，但是苏南各地在激烈竞争中互相学习，包括苏南地区内部学习，长江三角洲区域间相互学习，在取长补短中充分竞争，抓住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锦绣江南所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正在加速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