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经费”仍有削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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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地监督与约束“三公经费”,还须进一步公开细化的预算安排和执行情况。

  4月18日,財政部预算司公开“三公经费”去年度预算执行与本年度预算安排情况。这是自2010年以来,该部第四次公开此项目。
  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班子一再强调节俭。2013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针对一篇新华社文章做出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3月26日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应细化预算决算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从今年开始,要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而且,“公开的形式要通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
  财政部数据显示,相较去年,今年的“三公经费”预算减少了1.26亿元,其中公务接待费减少0.64亿元,占去一半多。
  “数据明显反映了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精神。但在整体上,仍有较大改革空间。”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四年减少约15亿


  “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由于近年来屡有政府部门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等现象见诸报端和网络,且该项费用此前长期未予公开,而广受诟病。
  2010年6月,按照国务院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后,98个中央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中央各部门要公开本部门“三公经费”的2010年决算数,以及2011年预算数。随后,共有75个部委先后在各自官网公开了相应数据。
  其后三年,公开此项的部委数目逐年增加,2011年升至92家,2012年为95家。
  据《中国新闻周刊》按照财政部公开数据统计,四年来,“三公经费”由2010年的94.7亿元预算执行量,降至2013年的79.69亿元的预算安排,共减少15.01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由61.69亿元降至43.99亿元,减幅为17.70亿元,居三项之首。
  据财政部数据,四次公开的“三公经费”中,前三次的执行数据分别为94.70亿元、93.64亿元、80.95亿元。在这些数据中,公车相关费用一直占比逾半。2010年,该项费用占总费用的65.14%,2011年该比例略降为62.78%。在2012年预算中,公车费用比例下降至54.46%,但在2013年预算中比例又有所上升,至55.20%。
  四年来,“三公经费”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降幅最大。
  纵观四年来财政部公开“三公经费”特点,结合中国现实情况,竹立家认为中央对于公款吃喝的压缩效果最明显,公费出国则次之。“数字上确实逐年减少,值得肯定,但是相应的监督亟须增强。”

公车改革原地踏步


  2013年刚刚公布的数据中,公款吃喝费用降幅最大,使得“三公经费”预算成为中央精神的风向标。
  从2010年“三公经费”公开开始,社会上呼声最高的是公车改革。根据公开数据,2010年,公车支出占去六成以上。其中,在公车上花钱比例较高的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该局2010年4628.48万元的“三公经费”总数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实际支出4487.55万元,超过总数的90%。
  反观2012年度情况,三公经费预算执行超出预算1.11亿元。其中,公车费用超支了0.84亿,占超支部分的75%的比重。2013年的预算,则同比减少0.33亿元。这个数字与公务接待费用减幅相比,只是它的一半。
  这样的数据令竹立家失望,“从‘三公经费’预决算数据分析,这几年的公车改革几乎没有进展,一直原地踏步。”
  3月24日,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以“三公浪费的治理”为主题的沙龙,来自全国多地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上有专家估算,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
  数据乍现,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质疑,也有人认同。竹立家是抛出这个数据的专家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专家对于“三公费用”的测算有固定模型,并非“捕风捉影”。
  在这个测算的模型中,关于公车部分的计算以中国现有125万个事业单位为基础,按照每单位两辆公车计,全国共有公车约250万辆,每辆车的司机、用油等费用每年约需10万元。仅此一项费用,就要花掉2500亿元。“这是很保守的数据,测算对象还没有包含行政机构和国企。”竹立家说。
  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则认为,9000亿“三公消费”的数据缺乏出处,准确性和真实性都有待确认。
  在竹立家看来,一些政府部门购置公车存在较大随意性。尤其是地方“一把手”权力支配范围内的“三公经费”,缺乏标准和相应监督,一方面导致公车消费只增不减,另一方面导致其改革长期停滞。“换言之,是既得利益者阻碍了该领域的改革。”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心理和体制惯性也成为改革的绊脚石。

预算约束亟待强化


  此次财政部公开“三公经费”的方式,也有可圈可点之处。竹立家认为,中央各部门部门预算与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同步公开,更有利于公众了解“三公经费”预算情况,从而更有利于监督。
  但他也指出,无论是财政部公开的数据,还是各部门各自公布的数据,大多缺乏相应的细化数字。这被戏称为“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被诟病为“一笔糊涂账”。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财政部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认为,“预算不够细化,约束力欠缺”。
  从2012年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情况看,中国地震局、中科院等七部委首次公开部门人数。此前,该数据因未被强制要求公开而一直无法为人所知,导致所有的数据均显笼统模糊,无法测算人均费用支配量。
  而在另一方面,“三公费用”公开之后,没有哪个部门曾就公众质疑的问题予以答复,这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公开”显得没有意义。

  在公开“三公经费”的部门当中,中国气象局公开的信息最为翔实。除了基本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决算表、分项说明外,还给出了支出决算与支出分级决算饼状图,以及车辆平均购置/运行支出等未强制要求列明的数据。对于2012年“三公”预算高于2011年决算的原因,也在报告中作出说明。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当年决算报告中,用了11页篇幅历数当年管理工作的成果,而涉及“三公经费”公开的部分只有3页,其中表格占一整页,实际数据仅一行。
  正因为数据模糊且不够细化,使得预算缺乏约束。“现在政府的奢靡之风过于严重,实际发生的‘三公经费’比数据显示的可能要大得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直接将问题归咎于软弱无力的预算约束。正因为缺乏约束,许多“三公消费”不以财政拨款经费的名目支出,而选择其他方式。
  除了进一步细化预算,还要真正做到如李克强所强调的“让老百姓看得懂”。竹立家认为,最有效的路径莫过于“老生常谈”的民主与公开。“民主”,即涉及各级人大如何发挥作用问题,“人大对预算的审议应严格、科学和有效”。而“公开”,则涉及预算公开的层次、范围和平台。
  民主与公开原则,是未来改革的有效切入点。“必须尽快入法,并强制落实。”竹立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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