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年轻时未见过雪。后来走南闯北，每见雪景都觉新鲜，顿觉天地换了景框，一如我之命运罗盤置换的经纬度。
那年凛冬，雪看了个够。暴雪前夕，天空传来怪声，如沉雷滚动。风雪彻夜猛烈叩击门窗，如千军万马驰骋而至。我困守居宅，看着积雪沉着坚定地增高，未及夜半，外面的车已没顶。平明察看，大雪封门，窗外一片茫茫雪原，整个社区瘫痪了。我艰难地撬开大门，雪墙向屋内轰然倒塌……
这是载入美国气象史的1997雪灾。我早起铲雪，至中午才把车道清理出来。此时见到邮政车吃力爬行而至，却打滑趴窝，如深故辙里挣扎的鱼。我抄起铲子过去，将这条“大鱼”从雪窝捞出来。邮递员是熟面孔，印第安人血统，肤色黝黑，不太爱说话，冷不丁冒一句，能把你绕入历史谜团。比如他问：“听说我们祖先是从亚洲来的，真的吗？”我不知所对，就算有答案，英文词汇量也不逮回应如此深邃的问题。
我把印第安传人从冰雪中搭救出来，他连声称谢，顺便把当日邮件递上。看着邮政车歪歪扭扭继续前行，四轮溅起雪瀑，一如冰原雪橇。假若他的远祖果真横穿北极圈进入美洲，冰雪记忆应已沉淀为遗传密码。
我拍打身上雪屑，入屋席地坐到壁炉前检阅邮件。赫然看到黄纸皮的法院信函，打开一看，惊觉遇到比印第安血缘更艰涩的难题了——原来潘宁顿郡法院抽签选中我为陪审员。
自忖对美国法律体系所识之皮毛，仅来自警匪片刑侦剧，相关词汇储备更几近文盲，一如学龄前孩童摊开报纸，除了图片就剩下一堆令人困惑的符号。忐忑半天，耳闻街角邻居吹雪机停止轰隆，我便蹚雪过去求教。才踏上清过的车道，长毛狗就激动得扑上来撒欢。我们两家一同迁入这新社区，长毛狗和主人都是我最早的朋友。邻人艾萨克是州立罗格斯大学荣休哲学教授，犹太人，青少年时期在纳粹集中营度过。他颅顶寸草不生，闪烁着睿智之光，使得疏落白胡须显得触目，犹如创口上的盐巴。我和有高墙电网记忆的人特别有亲缘，他是我家生活顾问，他的思想余热足以融化我的琐碎疑难。艾萨克从未和我言及哲学，或许哲学于他就是遛狗、剪草、清雪……那些有重量与痛感的片段，已留在集中营墙砖缝隙，被苍苔覆过。
艾萨克迎客入屋，我开门见山，给他看法院通知。艾萨克白胡子耸动，笑称：“You are lucky！（你真运气）”我言明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请教如何推却。艾萨克敛容指点通知条文，上面写得清楚，当陪审员是公民义务，如果拒绝，可能遭逮捕起诉。他又笑道，美国人不会推辞，虽也未必人人情愿。陪审员就是普通平民，只要没有犯罪记录，有正常思维即可。哪怕认为自己语言能力不足，也要由法庭来判断取舍。艾萨克宽慰，这只是候选而已，他被征召两次，都未被法院最后选中。他又说别担心法律知识多寡，太懂法律人家还未必让你入围。艾萨克用一串笑声作结束语。我早就发现他很喜欢笑，哪怕前置词并无惹笑之处。如果笑有节拍，他总选再长的拍子，酣畅而奔放。我想这是在讨还青少年时被屏蔽的一种声音。
老教授之言未能让我释怀，返家即搬出最厚那本英汉词典，专查阅法律名词，又研究美国陪审员制度，原来这在古罗马时代就有。美国直接承袭英国的普通法，根据英国1215年《大宪章》（Magna Carta）的平民权利和法律程序，被告有权让平民陪审团来公平审判。那还是南宋嘉定八年的事，这年成吉思汗刚攻陷金朝中都（北京），而元世祖忽必烈刚刚出生;同年金朝司法改革是禁止用刀杖当庭处决犯人，而南宋还要熬过一个甲子才灭亡，中国沦入最黑暗的朝代。世界史从此分流。
开卷有益，检索法律分类词条，如失明者拉住导盲犬的项圈。原来美国开国时就把陪审员制度写入宪法，陪审员分大陪审团和陪审团，前者裁决是否提出起诉，后者作出有罪或无罪裁决。又查阅到欧美其他国家已省略了大陪审团这道程序，就像尺寸、重量、里数这些英制量词，连祖家英国都已采用公制，唯美国不动如山。
半个月后，积雪未完全消融，春草已泛青。我披挂闲置已久的西装，按通知日期到新泽西州潘宁顿地方法院。潘宁顿是美国龙兴之地，开国元勋华盛顿将军在此强渡特拉华河打响普林斯顿战役，形势从此逆转，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的镜像挣脱出来，一个国家诞生了。独立战争之后，潘宁顿回归静谧，如林间隐者，直至逃离纽约高房价的曼哈顿上班族陆续迁入，人烟渐稠，却仍不失殖民时期的田园风貌。
潘宁顿法院是一幢巴洛克式圆顶建筑，遥对普林斯顿大学塔楼。我拾级而上，心律不齐。签到处坐镇一位墨裔妇人，我递上通知，报称自己英语水准不足，恐不能胜任。妇人笑道：“我也是。”却把我名字清脆地敲进键盘。
前面签到的候选陪审员已坐在廊道长椅等候，我到远端落座。身边长发汉子穿着工装，胸前印有货车公司名称，让我这身西装显得碍眼。再看过去，除了几位老者，都穿得很随便。长发汉子转过满布刺青的脖子搭话：“知道是什么案子吗？”我只摇摇头。对方见我寡言，便抄本杂志消磨时间。其实我是紧张加窘迫。移目走廊尽头落地窗，法院拱顶一群燕雀飞出飞进，忽起忽落，宛如我的心境。
最后一个签到完毕，我已把所有虚拟情景都想象完了，脑际一片空白，唯有闭目养气。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墨裔妇人扬声，遴选出来的23名陪审员逐一唱名，我早早被选中，而满额之后未列入的“备胎”便免除义务。
以我有限知识，23人数额是大陪审团。这令我心情略微缓解，毕竟不同于决定他人命运的12人陪审团，不参与庭审。况且人多也少发表意见，到时表明立场即可。于是，一众陪审员鱼贯而入，我初次走进影视里常见的法庭，就像马克·吐温《王子与乞丐》里与爱德华王子互换身份而走进王宫的乞丐汤姆。
大陪审团只面对法官和检方，庭上没有辩护律师。满面沟壑的法官出场，我意外发现，原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时的“国际友好家庭”聚会上见过他。老美通常不易辨认亚洲面孔，他或早已忘记，又或不得与陪审员搭讪，目光一瞥而过。宣誓和听取陪审员规则之后，这位法官宣告：今天要裁定七宗案件。我暗地一惊，这回便是想当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也难了。 接下来检方报告案情，首先是有公民举报潘宁顿道路工程处舞弊，连续三年把工程外判给同一间公司。其次还是和道路工程处有关，一市民提诉路面反复撒盐清雪后坑坑洼洼没有及时修补，导致她行车时车轴断裂，颈椎受伤。另一宗是某残疾人士提诉强生制药公司的新药致使他脱发、盗汗、心悸和便血。后面四宗讼事，有邻居冲突;有男女朋友纠纷伤人;有“公路暴力”（在路上驾车发生纠纷和肢体冲突）;最后一个案子发生在我曾住过的社区，某家人接待客人，主人的两个孩子（一个刚满18岁）盗用来客信用卡，去买了游戏机、电脑、音响等电器，并窝赃到另一家人的车房。
这是社会切片，安宁的潘宁顿也有人生百态，一如平潭涟漪。大陪审团开始讨论，听出其中韩裔、越裔和海地移民这几位少数族裔英语也不怎么样，便让我松弛许多。阅读着一众面孔，都是普通之极的美国平民，有蓝领、小学教师、超市收银员、卖波斯地毯的伊朗移民、家庭妇女、退休老人……无论健谈还是谨言者，大家都专注而投入，令我收紧心猿意马的缰绳。
关于公路工程处两个案件，很容易达成一致，同意立案。我发现美国民众对公权力的警惕，真是毫不留情。在我听来，第一个案子有点含糊，工程处是否经过投标程序？也许那间公司三度中鹄呢？不过，对权力监督宁严勿宽，有枣没枣打三竿，是非交由庭审决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强生的起诉也一致通过立案。该公司总部在新泽西爱迪生市，发明电灯、留声机、直流电力的爱迪生就诞生在那里。强生公司是制药业巨无霸，拥有强大的律师团队，凭一两宗个案要告倒它实在万难。但别忘记《永不妥协》里的太平洋电力公司不也是巨无霸吗？它正败于一家小律师行之手，那是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美国人对资本的监督也毫不含糊，这回让强生公司自祈多福吧。
接下来的小案件开始有分歧。第一宗尚无异议，因为邻居冲突，一方宣称受到威胁而挥舞棒球棍，虽没伤人，却惊吓了孩子。在美国侵犯儿童权利就是犯天条，讼事便逃不过去。第二个案子凭检方提供照片，冲突怨偶男女面上俱带伤，女方提诉了。大陪审团有人怀疑女方陈述不尽不实，但女性权利在美国也是铁律，于是多数通过此案进入庭审。
第三个案歧见就大了。“公路暴力”双方都是外州车牌，路经此地。一方指称对方下车拔枪恐吓他，另一方否认。警察到场调查并没找到那支枪。有人认为持枪者把枪扔了，这在法制实录电视节目里是常见的。但该警员证词既不能证明那支枪曾经存在，也不能证明涉案人说谎，只说此人如果说谎将要负刑事罪责。再加上据警员记录，对方车主驾驶违规在先。于是大家议论一番，多数通过此案免于起诉。
最后一宗按案情似无争议，但依我所见，此为典型的青少年犯浑，荷尔蒙作用大于贪念。我觉得事涉刚成年的年轻人，宜慎重，判个轻罪本无不可，却留下案底。但这属人情，不在法律范畴，何况语言表达对我难度太大。焦点在于“窝赃”那家人也被检控，是否公正？这家人坚称仅系借车房给朋友暂存东西，而作案者也并没说这家人知道是赃物。我暗打腹稿，排列好词组语法，鼓起勇气开口，提请要把无辜者区分开来，不能一锅端。我之字斟句酌和浓重口音，增加了意见重量。于是众议纷纭，大陪审团分成两派，相持不下。最后刺青长发汉子说：“我们的责任是决定案子是否交庭审，决定有罪无罪是陪审团的责任。大家投票吧。”结果微弱多数通过驳回检方笼统的立案起诉。
裁决提交法庭，法官感谢各位陪审员，公民义务就完成了。走出法院，耳畔传来特拉华河春洪开冻之声，我舒出一口长气，活着走出了词汇的堑壕。领到50元出庭费，当晚买了瓶加州红酒，妻子做了几个菜，邻居艾萨克欣然赴约。
这晚春寒料峭，春风浩荡，我没见识过如此磅礴的春风，窗棂被摇撼得咯咯作响，窗外枝条猛烈抽打夜空，如同对严冬暴雪的大反扑。
艾萨克一入门，屋里便扑腾起他的笑声，伴随壁炉火焰毕剥跳跃。我喜欢和艾萨克交往，可以不避贫乏，以乱蹦单词达意，不像我最早的英文老师，逼我的舌头做高难运动，处处纠正发音与语法，令人理屈词穷，无地自容。艾萨克说我缺少连缀词的句式，就像王维的诗。他知道王维和李白，还有一个唐代诗僧寒山。我惭愧对寒山诗所读不多，对哲学所知更有限。艾萨克从不谈哲学，却乐于和我谈文学。他对德国当代文学只读到伯尔为止，我说自己见过格拉斯，当年出访西德，格拉斯在西柏林请过我们中国作家一行人吃饭。艾萨克听说过他，却没读过。我们的文学阅读有个共同点，都喜欢托马斯·曼的《魔山》。托马斯·曼在纳粹德国时期流亡美国，是我的普林斯顿大學前辈。
当晚我们不谈文学。第一杯红酒浇灌下去，舌头顺溜多了，加之过程已和妻子描述过，转成英语难度益小。我说没想到能熬过这关，还起到一言定鼎之作用。我着重渲染这段法庭精华，酒精适度夸大了剧场效果。艾萨克听得白胡子不住耸动，他赞同我的立场，并说大陪审团裁决标准基本偏向有罪必究，而进入庭审后的陪审团标准则偏向宁纵勿枉，不错判一个无辜者。至于盗用信用卡那家人，因被大陪审团否决的案件，检方不得另行提诉，所以豁免罪责，这要怪检方粗疏。话题便转到几年前轰动全美的辛普森（O.J. Simpson）案，艾萨克说，天下都晓得辛普森就是凶手，但警方疏忽和法医失职，使得部分证据不合法律程序而失效。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合理怀疑得以成立，辛普森因而脱罪。此案意义非凡，轻纵掌握公权力者违法违规，社会危害要比放过一个杀人犯大得多。
艾萨克对公义的执念，来自早年暗黑记忆，和我的信念在不同维度的河谷相汇。我们的缘分想必来自同一源头。
艾萨克挺羡慕我，他的人生还真缺了这么一个片段。尽管两次被法院召唤，都是庭审陪审团，有一次被辩方否决资格，另一次被检方否决。他解释，陪审员人选都是法院用电脑随机抽中的，却要经过双方律师的“资格审查”，亦即控方辩方有权剔除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人选。譬如审理刑事案时，候选陪审员会被问及有无亲戚是警察、检察人员，亲戚有没有犯罪记录。前者回答有，就可能被辩方剔除;后者回答有，就可能被控方剔除。还可能什么理由都没有，律师根据你的背景、学历、谈吐、衣着、举止，怀疑可能对己方不利，就可以提出剔除你，这叫“无理否决权”（Preemptive strike）。譬如受害者是白人，控方尽可能找白人或者家族中有过被罪犯侵害的人当陪审员;反之黑人辩护律师尽可能挑非洲裔或少数族裔当陪审员，法官对两边的挑拣都不能反对。但“无理否决权”有使用次数限制，不能挑三拣四没完没了。次数用完了，还有“有理否决权”（Strike for cause），这时法官就有权裁定你的否决理由是否成立。总之就是防止任何一方滥用否决权。不过有一种人双方都不欢迎，就是本身是律师却被抽中当陪审员。因为普通人的常识和是非观要比精通法律的人更真实、更少偏见，陪审员本来就要求根据事实和良知而不是根据法律作出判断。这本来就是陪审员制度的初衷。 艾萨克说，他两次被否决正是背景所致。辩方或检方觉得此人学历谈吐，极可能成为陪审团闭门讨论时左右大局的领袖，这就要警觉此人的潜在倾向。所以总有一方不喜欢他。
艾萨克说的单词许多我都听不懂，但能意会。精英设计的制度，却谢绝精英参与操作，这很美国;历史只记载大人物的事迹，填写历史细节的却都是小人物，这无论东西方都一样。
艾萨克感叹，希望有生之年能填补这个经历空缺，“你知道我父母的年代，纳粹意志就是法律，他们最后也没见到公义来临。”无论哲学抑或文学，都是苦难的量具，然后才是思想的容器。我清楚记得，夏天割草时见过他手臂的刺青，那是集中营编号。于是无言，壁炉溢出木柴残留树脂的气味，窗外春风怒响。
老教授旋即从暗黑记忆中转身，笑声又起。炉火正红，酒意正酣，我们摆脱形而上的话题，接点地气好佐酒。我说50元误工费只相当普通人两个小时的工资，少了点吧？他同意，但说数额之低是避免把公民义务变成得利的事，不过够买一瓶上佳红酒了。我同意，并一饮而尽。
翌晨，风声未息，外面树梢绽出鹅黄嫩芽，春天威风凛凛地来临了。孰料这是我在新泽西最后一个春天，刚春尽，我却逐水草而居，迁徙他方。我在华盛顿找到一份工作，把新泽西房子卖了，卜居首都郊区弗吉尼亚州北部，漂泊之舟在此哗啦啦放下了锚链。初来乍到，忙于安顿和适应新环境，竟与旧识疏于联系。一年后惊悉艾萨克老教授中风猝逝，带走了他的睿智和酣畅笑声。葬礼之日我在洛杉矶出差，不克出席。这令我伤感。
我离开后，得知新泽西州就以初审庭取代大陪审团功能，全美一半的州都相继跟进。当然联邦司法体系除外，州大陪审团也并未取消，只有特殊案件才启用。至于庭审陪审团，则雷打不动，如同镌刻于青铜大鼎上的律条。
当过一次陪审员，四年后才有机会被再次抽中。但我已迁居他州，记录抹掉了。在弗吉尼亚一住二十年，曾被抽中一次，未到日期又接法院通知，案件撤诉，我被豁免了。妻子也曾被抽中一次，签到后未轮上她，前面已满额，也被豁免。
适逢今年华府樱花节，游人如织，紫陌红尘扑面来，无人不看开花回。我们两口子拂去满身香雪，尽兴而归。还家却见信箱躺着一份似曾相识的法院公函。我居然又被抽中，真怀疑自己的姓名拼音在电脑程序里含有诱发性字符。
费尔法克斯连年位列全美富郡，我不喜欢的是郡政府大楼，太过堂皇，酷似彰显权力威严那些地方的政府大楼，不符合立国先贤大社会小政府原则。我之前住过的地方，政府办公楼都简朴。在普林斯顿，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谁记得政府大楼在哪里？
还好，司法和行政分开，费尔法克斯地方法院不在郡政府大楼。这是一幢建于立国之初的古老红砖大屋，门前草坪还架着独立战争时的铁铸大炮。我走进法院，如同走进一个240年前的故事，每道砖缝都凝固着历史灰浆。
签到如仪，我排入候选名单。这个案子不小，事涉种族肤色，正是时下热点，社会效应更被放大。案情是马里兰州一位非洲裔男子，在费尔法克斯郡开车被截查，当值警察发现他在假释期不向假释官报到，便命令他下车。当事人拒绝听从，但无进一步暴力拒捕行为。警员召来同袍支援，偏偏都是白人警察，制服事主时使用了警方认为是合法适当的暴力。继而警方搜车发现他藏毒和非法持械。此案引起非洲裔社区和民权团体关注，警方执勤一般都是黑白配，单独执勤遇事召唤支援，也尽可能让不同肤色的警员到场，此案却没有。民权团体便委托律师辩护。因类似事件早就在全美炒得沸沸扬扬，我们的社区媒体也在密集跟进报道。
进入庭审前控辩双方对陪审团逐一资格甄别，轮到我，已不若上次那般紧张，也未盼望自己被剔除，作家对体验生活的好奇压倒了其他。我在国会拨款的非营利机构工作，多少沾点公职人员的边，被检方欣然接纳;我又是少数族裔，辩方也不反对，便入列。
法官木槌敲响，让我想起古装戏的惊堂木，只差衙役磕击庭杖和“威——武”的震慑性呼喝。法官宣布开庭，全场起立，然后陪审团宣誓就职。抬眼望去，旁听席一侧坐着一排穿警服的黑白警察，一边坐着被告的亲友和黑白相间的民权活动人士，想必是站台助阵来的。接下来双方各自传召证人接受交叉盘问，控方认定证据确凿，更传召证人列举事主过往的犯罪记录。辩方民权律师则抓住种族问题不放，有一个目击证人声称制服事主时使用过当暴力，辩方列出当值警察执法记录，被截查者的种族比例。又称警察使用暴力时，事主并没有持械，枪支在后备厢里，而且事主并不晓得它的存在，因为车是借来的。
此案审理足足拖了三日，我都快得幽闭恐惧症了。自开庭之日，所有陪审员就被“准隔离”，入住酒店，房间电话电视被切断，不得阅读报纸，不得使用电脑和打手机;中午外卖快餐，晚上由法警带队集体外出吃饭，不得与外人谈论案情;出席庭辩时陪审团席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和控辩双方及证人、被告有任何语言交流;陪审团成员都编有号码，法官法警称呼我们为X号陪审员。在法警看管下用完晚餐，被护送回酒店。华灯初上，我踩着法警的影子踱步，竟觉得自己才是正在放风的犯人。
庭审结束，进入讨论。和大陪审团不同，12人陪审团必须全票通过。美国社会本身就意见驳杂，要达成一致按说不易，只要一个人力排众议，坚持到底，就会造成“流审”（Mistrial），只好解散陪审团，再选一批，整个过程推倒重来。但这个概率意外的低，不足百分之五，而在本州则为零。只缘全美国仅有两个州采取陪审团以多数裁决，弗吉尼亚州就是其中之一（仅限于刑事案，而判决死刑还是必须以全票通过）。所以我们州陪审团人数比12个多出一个，我恰好是第13号陪审员，一个令人添堵的号码。
可幸这宗案件没有那么复杂，事发过程全有警察随身随车两部记录仪摄像，尽管几位非洲裔、中南美拉丁裔陪审员对警方办案细则强烈质疑，还有一位乔治·梅森大学的白人博士生也坚定地站在少数族裔一边。其他陪审员对警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最后还是全票通过被告有罪，包括那位批评警方最力的卖热狗的非裔小摊贩。裁决结果当庭交法官，由法官量刑。
美國民众把批评政府视为公民责任。不同于别的民族国家，人种多元的美国不存在美利坚民族，也无悠久历史文化，人民的国家认同在于认同宪法。“宪法是先于政府存在的，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国家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构建政府的行为。”这是美国开国先贤、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中所写的。
宪法至高无上，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也高于政府意志，最后这些法律裁决权也交还人民。哪怕完全不懂法律的平民，他们根据常识、事实、良知去判决，要比法官更不会滥用权力，也比律师更不会玩弄法律。陪审员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确保在法律面前每个人权利平等和受到保护。
走出郡法院，门前那尊老炮翘向夕阳。松鼠在炮口探头探脑， 觅食的鸽子振翅而起，在炮身撒下一泡白浆鸟屎。我窥见了美国平凡琐碎的细节，它不在书卷里，不在哲人的精警词语里。念及电影《海上钢琴师》那个弃儿，宿命般与船毕生相守，尽管多次停泊纽约港，他却迈不出改变命运的一步。如果他走过跳板，踏上陆地，他的传奇将会消失，成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那时他将会在红尘中看到怎样的美国？
当晚我和妻子下馆子犒劳自己，忽觉啤酒翻腾的泡沫像极了艾萨克教授耸动的白胡子。是的，我想起了他。
责任编辑 丁莉娅
那年凛冬，雪看了个够。暴雪前夕，天空传来怪声，如沉雷滚动。风雪彻夜猛烈叩击门窗，如千军万马驰骋而至。我困守居宅，看着积雪沉着坚定地增高，未及夜半，外面的车已没顶。平明察看，大雪封门，窗外一片茫茫雪原，整个社区瘫痪了。我艰难地撬开大门，雪墙向屋内轰然倒塌……
这是载入美国气象史的1997雪灾。我早起铲雪，至中午才把车道清理出来。此时见到邮政车吃力爬行而至，却打滑趴窝，如深故辙里挣扎的鱼。我抄起铲子过去，将这条“大鱼”从雪窝捞出来。邮递员是熟面孔，印第安人血统，肤色黝黑，不太爱说话，冷不丁冒一句，能把你绕入历史谜团。比如他问：“听说我们祖先是从亚洲来的，真的吗？”我不知所对，就算有答案，英文词汇量也不逮回应如此深邃的问题。
我把印第安传人从冰雪中搭救出来，他连声称谢，顺便把当日邮件递上。看着邮政车歪歪扭扭继续前行，四轮溅起雪瀑，一如冰原雪橇。假若他的远祖果真横穿北极圈进入美洲，冰雪记忆应已沉淀为遗传密码。
我拍打身上雪屑，入屋席地坐到壁炉前检阅邮件。赫然看到黄纸皮的法院信函，打开一看，惊觉遇到比印第安血缘更艰涩的难题了——原来潘宁顿郡法院抽签选中我为陪审员。
自忖对美国法律体系所识之皮毛，仅来自警匪片刑侦剧，相关词汇储备更几近文盲，一如学龄前孩童摊开报纸，除了图片就剩下一堆令人困惑的符号。忐忑半天，耳闻街角邻居吹雪机停止轰隆，我便蹚雪过去求教。才踏上清过的车道，长毛狗就激动得扑上来撒欢。我们两家一同迁入这新社区，长毛狗和主人都是我最早的朋友。邻人艾萨克是州立罗格斯大学荣休哲学教授，犹太人，青少年时期在纳粹集中营度过。他颅顶寸草不生，闪烁着睿智之光，使得疏落白胡须显得触目，犹如创口上的盐巴。我和有高墙电网记忆的人特别有亲缘，他是我家生活顾问，他的思想余热足以融化我的琐碎疑难。艾萨克从未和我言及哲学，或许哲学于他就是遛狗、剪草、清雪……那些有重量与痛感的片段，已留在集中营墙砖缝隙，被苍苔覆过。
艾萨克迎客入屋，我开门见山，给他看法院通知。艾萨克白胡子耸动，笑称：“You are lucky！（你真运气）”我言明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请教如何推却。艾萨克敛容指点通知条文，上面写得清楚，当陪审员是公民义务，如果拒绝，可能遭逮捕起诉。他又笑道，美国人不会推辞，虽也未必人人情愿。陪审员就是普通平民，只要没有犯罪记录，有正常思维即可。哪怕认为自己语言能力不足，也要由法庭来判断取舍。艾萨克宽慰，这只是候选而已，他被征召两次，都未被法院最后选中。他又说别担心法律知识多寡，太懂法律人家还未必让你入围。艾萨克用一串笑声作结束语。我早就发现他很喜欢笑，哪怕前置词并无惹笑之处。如果笑有节拍，他总选再长的拍子，酣畅而奔放。我想这是在讨还青少年时被屏蔽的一种声音。
老教授之言未能让我释怀，返家即搬出最厚那本英汉词典，专查阅法律名词，又研究美国陪审员制度，原来这在古罗马时代就有。美国直接承袭英国的普通法，根据英国1215年《大宪章》（Magna Carta）的平民权利和法律程序，被告有权让平民陪审团来公平审判。那还是南宋嘉定八年的事，这年成吉思汗刚攻陷金朝中都（北京），而元世祖忽必烈刚刚出生;同年金朝司法改革是禁止用刀杖当庭处决犯人，而南宋还要熬过一个甲子才灭亡，中国沦入最黑暗的朝代。世界史从此分流。
开卷有益，检索法律分类词条，如失明者拉住导盲犬的项圈。原来美国开国时就把陪审员制度写入宪法，陪审员分大陪审团和陪审团，前者裁决是否提出起诉，后者作出有罪或无罪裁决。又查阅到欧美其他国家已省略了大陪审团这道程序，就像尺寸、重量、里数这些英制量词，连祖家英国都已采用公制，唯美国不动如山。
半个月后，积雪未完全消融，春草已泛青。我披挂闲置已久的西装，按通知日期到新泽西州潘宁顿地方法院。潘宁顿是美国龙兴之地，开国元勋华盛顿将军在此强渡特拉华河打响普林斯顿战役，形势从此逆转，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的镜像挣脱出来，一个国家诞生了。独立战争之后，潘宁顿回归静谧，如林间隐者，直至逃离纽约高房价的曼哈顿上班族陆续迁入，人烟渐稠，却仍不失殖民时期的田园风貌。
潘宁顿法院是一幢巴洛克式圆顶建筑，遥对普林斯顿大学塔楼。我拾级而上，心律不齐。签到处坐镇一位墨裔妇人，我递上通知，报称自己英语水准不足，恐不能胜任。妇人笑道：“我也是。”却把我名字清脆地敲进键盘。
前面签到的候选陪审员已坐在廊道长椅等候，我到远端落座。身边长发汉子穿着工装，胸前印有货车公司名称，让我这身西装显得碍眼。再看过去，除了几位老者，都穿得很随便。长发汉子转过满布刺青的脖子搭话：“知道是什么案子吗？”我只摇摇头。对方见我寡言，便抄本杂志消磨时间。其实我是紧张加窘迫。移目走廊尽头落地窗，法院拱顶一群燕雀飞出飞进，忽起忽落，宛如我的心境。
最后一个签到完毕，我已把所有虚拟情景都想象完了，脑际一片空白，唯有闭目养气。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墨裔妇人扬声，遴选出来的23名陪审员逐一唱名，我早早被选中，而满额之后未列入的“备胎”便免除义务。
以我有限知识，23人数额是大陪审团。这令我心情略微缓解，毕竟不同于决定他人命运的12人陪审团，不参与庭审。况且人多也少发表意见，到时表明立场即可。于是，一众陪审员鱼贯而入，我初次走进影视里常见的法庭，就像马克·吐温《王子与乞丐》里与爱德华王子互换身份而走进王宫的乞丐汤姆。
大陪审团只面对法官和检方，庭上没有辩护律师。满面沟壑的法官出场，我意外发现，原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时的“国际友好家庭”聚会上见过他。老美通常不易辨认亚洲面孔，他或早已忘记，又或不得与陪审员搭讪，目光一瞥而过。宣誓和听取陪审员规则之后，这位法官宣告：今天要裁定七宗案件。我暗地一惊，这回便是想当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也难了。 接下来检方报告案情，首先是有公民举报潘宁顿道路工程处舞弊，连续三年把工程外判给同一间公司。其次还是和道路工程处有关，一市民提诉路面反复撒盐清雪后坑坑洼洼没有及时修补，导致她行车时车轴断裂，颈椎受伤。另一宗是某残疾人士提诉强生制药公司的新药致使他脱发、盗汗、心悸和便血。后面四宗讼事，有邻居冲突;有男女朋友纠纷伤人;有“公路暴力”（在路上驾车发生纠纷和肢体冲突）;最后一个案子发生在我曾住过的社区，某家人接待客人，主人的两个孩子（一个刚满18岁）盗用来客信用卡，去买了游戏机、电脑、音响等电器，并窝赃到另一家人的车房。
这是社会切片，安宁的潘宁顿也有人生百态，一如平潭涟漪。大陪审团开始讨论，听出其中韩裔、越裔和海地移民这几位少数族裔英语也不怎么样，便让我松弛许多。阅读着一众面孔，都是普通之极的美国平民，有蓝领、小学教师、超市收银员、卖波斯地毯的伊朗移民、家庭妇女、退休老人……无论健谈还是谨言者，大家都专注而投入，令我收紧心猿意马的缰绳。
关于公路工程处两个案件，很容易达成一致，同意立案。我发现美国民众对公权力的警惕，真是毫不留情。在我听来，第一个案子有点含糊，工程处是否经过投标程序？也许那间公司三度中鹄呢？不过，对权力监督宁严勿宽，有枣没枣打三竿，是非交由庭审决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强生的起诉也一致通过立案。该公司总部在新泽西爱迪生市，发明电灯、留声机、直流电力的爱迪生就诞生在那里。强生公司是制药业巨无霸，拥有强大的律师团队，凭一两宗个案要告倒它实在万难。但别忘记《永不妥协》里的太平洋电力公司不也是巨无霸吗？它正败于一家小律师行之手，那是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美国人对资本的监督也毫不含糊，这回让强生公司自祈多福吧。
接下来的小案件开始有分歧。第一宗尚无异议，因为邻居冲突，一方宣称受到威胁而挥舞棒球棍，虽没伤人，却惊吓了孩子。在美国侵犯儿童权利就是犯天条，讼事便逃不过去。第二个案子凭检方提供照片，冲突怨偶男女面上俱带伤，女方提诉了。大陪审团有人怀疑女方陈述不尽不实，但女性权利在美国也是铁律，于是多数通过此案进入庭审。
第三个案歧见就大了。“公路暴力”双方都是外州车牌，路经此地。一方指称对方下车拔枪恐吓他，另一方否认。警察到场调查并没找到那支枪。有人认为持枪者把枪扔了，这在法制实录电视节目里是常见的。但该警员证词既不能证明那支枪曾经存在，也不能证明涉案人说谎，只说此人如果说谎将要负刑事罪责。再加上据警员记录，对方车主驾驶违规在先。于是大家议论一番，多数通过此案免于起诉。
最后一宗按案情似无争议，但依我所见，此为典型的青少年犯浑，荷尔蒙作用大于贪念。我觉得事涉刚成年的年轻人，宜慎重，判个轻罪本无不可，却留下案底。但这属人情，不在法律范畴，何况语言表达对我难度太大。焦点在于“窝赃”那家人也被检控，是否公正？这家人坚称仅系借车房给朋友暂存东西，而作案者也并没说这家人知道是赃物。我暗打腹稿，排列好词组语法，鼓起勇气开口，提请要把无辜者区分开来，不能一锅端。我之字斟句酌和浓重口音，增加了意见重量。于是众议纷纭，大陪审团分成两派，相持不下。最后刺青长发汉子说：“我们的责任是决定案子是否交庭审，决定有罪无罪是陪审团的责任。大家投票吧。”结果微弱多数通过驳回检方笼统的立案起诉。
裁决提交法庭，法官感谢各位陪审员，公民义务就完成了。走出法院，耳畔传来特拉华河春洪开冻之声，我舒出一口长气，活着走出了词汇的堑壕。领到50元出庭费，当晚买了瓶加州红酒，妻子做了几个菜，邻居艾萨克欣然赴约。
这晚春寒料峭，春风浩荡，我没见识过如此磅礴的春风，窗棂被摇撼得咯咯作响，窗外枝条猛烈抽打夜空，如同对严冬暴雪的大反扑。
艾萨克一入门，屋里便扑腾起他的笑声，伴随壁炉火焰毕剥跳跃。我喜欢和艾萨克交往，可以不避贫乏，以乱蹦单词达意，不像我最早的英文老师，逼我的舌头做高难运动，处处纠正发音与语法，令人理屈词穷，无地自容。艾萨克说我缺少连缀词的句式，就像王维的诗。他知道王维和李白，还有一个唐代诗僧寒山。我惭愧对寒山诗所读不多，对哲学所知更有限。艾萨克从不谈哲学，却乐于和我谈文学。他对德国当代文学只读到伯尔为止，我说自己见过格拉斯，当年出访西德，格拉斯在西柏林请过我们中国作家一行人吃饭。艾萨克听说过他，却没读过。我们的文学阅读有个共同点，都喜欢托马斯·曼的《魔山》。托马斯·曼在纳粹德国时期流亡美国，是我的普林斯顿大學前辈。
当晚我们不谈文学。第一杯红酒浇灌下去，舌头顺溜多了，加之过程已和妻子描述过，转成英语难度益小。我说没想到能熬过这关，还起到一言定鼎之作用。我着重渲染这段法庭精华，酒精适度夸大了剧场效果。艾萨克听得白胡子不住耸动，他赞同我的立场，并说大陪审团裁决标准基本偏向有罪必究，而进入庭审后的陪审团标准则偏向宁纵勿枉，不错判一个无辜者。至于盗用信用卡那家人，因被大陪审团否决的案件，检方不得另行提诉，所以豁免罪责，这要怪检方粗疏。话题便转到几年前轰动全美的辛普森（O.J. Simpson）案，艾萨克说，天下都晓得辛普森就是凶手，但警方疏忽和法医失职，使得部分证据不合法律程序而失效。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合理怀疑得以成立，辛普森因而脱罪。此案意义非凡，轻纵掌握公权力者违法违规，社会危害要比放过一个杀人犯大得多。
艾萨克对公义的执念，来自早年暗黑记忆，和我的信念在不同维度的河谷相汇。我们的缘分想必来自同一源头。
艾萨克挺羡慕我，他的人生还真缺了这么一个片段。尽管两次被法院召唤，都是庭审陪审团，有一次被辩方否决资格，另一次被检方否决。他解释，陪审员人选都是法院用电脑随机抽中的，却要经过双方律师的“资格审查”，亦即控方辩方有权剔除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人选。譬如审理刑事案时，候选陪审员会被问及有无亲戚是警察、检察人员，亲戚有没有犯罪记录。前者回答有，就可能被辩方剔除;后者回答有，就可能被控方剔除。还可能什么理由都没有，律师根据你的背景、学历、谈吐、衣着、举止，怀疑可能对己方不利，就可以提出剔除你，这叫“无理否决权”（Preemptive strike）。譬如受害者是白人，控方尽可能找白人或者家族中有过被罪犯侵害的人当陪审员;反之黑人辩护律师尽可能挑非洲裔或少数族裔当陪审员，法官对两边的挑拣都不能反对。但“无理否决权”有使用次数限制，不能挑三拣四没完没了。次数用完了，还有“有理否决权”（Strike for cause），这时法官就有权裁定你的否决理由是否成立。总之就是防止任何一方滥用否决权。不过有一种人双方都不欢迎，就是本身是律师却被抽中当陪审员。因为普通人的常识和是非观要比精通法律的人更真实、更少偏见，陪审员本来就要求根据事实和良知而不是根据法律作出判断。这本来就是陪审员制度的初衷。 艾萨克说，他两次被否决正是背景所致。辩方或检方觉得此人学历谈吐，极可能成为陪审团闭门讨论时左右大局的领袖，这就要警觉此人的潜在倾向。所以总有一方不喜欢他。
艾萨克说的单词许多我都听不懂，但能意会。精英设计的制度，却谢绝精英参与操作，这很美国;历史只记载大人物的事迹，填写历史细节的却都是小人物，这无论东西方都一样。
艾萨克感叹，希望有生之年能填补这个经历空缺，“你知道我父母的年代，纳粹意志就是法律，他们最后也没见到公义来临。”无论哲学抑或文学，都是苦难的量具，然后才是思想的容器。我清楚记得，夏天割草时见过他手臂的刺青，那是集中营编号。于是无言，壁炉溢出木柴残留树脂的气味，窗外春风怒响。
老教授旋即从暗黑记忆中转身，笑声又起。炉火正红，酒意正酣，我们摆脱形而上的话题，接点地气好佐酒。我说50元误工费只相当普通人两个小时的工资，少了点吧？他同意，但说数额之低是避免把公民义务变成得利的事，不过够买一瓶上佳红酒了。我同意，并一饮而尽。
翌晨，风声未息，外面树梢绽出鹅黄嫩芽，春天威风凛凛地来临了。孰料这是我在新泽西最后一个春天，刚春尽，我却逐水草而居，迁徙他方。我在华盛顿找到一份工作，把新泽西房子卖了，卜居首都郊区弗吉尼亚州北部，漂泊之舟在此哗啦啦放下了锚链。初来乍到，忙于安顿和适应新环境，竟与旧识疏于联系。一年后惊悉艾萨克老教授中风猝逝，带走了他的睿智和酣畅笑声。葬礼之日我在洛杉矶出差，不克出席。这令我伤感。
我离开后，得知新泽西州就以初审庭取代大陪审团功能，全美一半的州都相继跟进。当然联邦司法体系除外，州大陪审团也并未取消，只有特殊案件才启用。至于庭审陪审团，则雷打不动，如同镌刻于青铜大鼎上的律条。
当过一次陪审员，四年后才有机会被再次抽中。但我已迁居他州，记录抹掉了。在弗吉尼亚一住二十年，曾被抽中一次，未到日期又接法院通知，案件撤诉，我被豁免了。妻子也曾被抽中一次，签到后未轮上她，前面已满额，也被豁免。
适逢今年华府樱花节，游人如织，紫陌红尘扑面来，无人不看开花回。我们两口子拂去满身香雪，尽兴而归。还家却见信箱躺着一份似曾相识的法院公函。我居然又被抽中，真怀疑自己的姓名拼音在电脑程序里含有诱发性字符。
费尔法克斯连年位列全美富郡，我不喜欢的是郡政府大楼，太过堂皇，酷似彰显权力威严那些地方的政府大楼，不符合立国先贤大社会小政府原则。我之前住过的地方，政府办公楼都简朴。在普林斯顿，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谁记得政府大楼在哪里？
还好，司法和行政分开，费尔法克斯地方法院不在郡政府大楼。这是一幢建于立国之初的古老红砖大屋，门前草坪还架着独立战争时的铁铸大炮。我走进法院，如同走进一个240年前的故事，每道砖缝都凝固着历史灰浆。
签到如仪，我排入候选名单。这个案子不小，事涉种族肤色，正是时下热点，社会效应更被放大。案情是马里兰州一位非洲裔男子，在费尔法克斯郡开车被截查，当值警察发现他在假释期不向假释官报到，便命令他下车。当事人拒绝听从，但无进一步暴力拒捕行为。警员召来同袍支援，偏偏都是白人警察，制服事主时使用了警方认为是合法适当的暴力。继而警方搜车发现他藏毒和非法持械。此案引起非洲裔社区和民权团体关注，警方执勤一般都是黑白配，单独执勤遇事召唤支援，也尽可能让不同肤色的警员到场，此案却没有。民权团体便委托律师辩护。因类似事件早就在全美炒得沸沸扬扬，我们的社区媒体也在密集跟进报道。
进入庭审前控辩双方对陪审团逐一资格甄别，轮到我，已不若上次那般紧张，也未盼望自己被剔除，作家对体验生活的好奇压倒了其他。我在国会拨款的非营利机构工作，多少沾点公职人员的边，被检方欣然接纳;我又是少数族裔，辩方也不反对，便入列。
法官木槌敲响，让我想起古装戏的惊堂木，只差衙役磕击庭杖和“威——武”的震慑性呼喝。法官宣布开庭，全场起立，然后陪审团宣誓就职。抬眼望去，旁听席一侧坐着一排穿警服的黑白警察，一边坐着被告的亲友和黑白相间的民权活动人士，想必是站台助阵来的。接下来双方各自传召证人接受交叉盘问，控方认定证据确凿，更传召证人列举事主过往的犯罪记录。辩方民权律师则抓住种族问题不放，有一个目击证人声称制服事主时使用过当暴力，辩方列出当值警察执法记录，被截查者的种族比例。又称警察使用暴力时，事主并没有持械，枪支在后备厢里，而且事主并不晓得它的存在，因为车是借来的。
此案审理足足拖了三日，我都快得幽闭恐惧症了。自开庭之日，所有陪审员就被“准隔离”，入住酒店，房间电话电视被切断，不得阅读报纸，不得使用电脑和打手机;中午外卖快餐，晚上由法警带队集体外出吃饭，不得与外人谈论案情;出席庭辩时陪审团席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和控辩双方及证人、被告有任何语言交流;陪审团成员都编有号码，法官法警称呼我们为X号陪审员。在法警看管下用完晚餐，被护送回酒店。华灯初上，我踩着法警的影子踱步，竟觉得自己才是正在放风的犯人。
庭审结束，进入讨论。和大陪审团不同，12人陪审团必须全票通过。美国社会本身就意见驳杂，要达成一致按说不易，只要一个人力排众议，坚持到底，就会造成“流审”（Mistrial），只好解散陪审团，再选一批，整个过程推倒重来。但这个概率意外的低，不足百分之五，而在本州则为零。只缘全美国仅有两个州采取陪审团以多数裁决，弗吉尼亚州就是其中之一（仅限于刑事案，而判决死刑还是必须以全票通过）。所以我们州陪审团人数比12个多出一个，我恰好是第13号陪审员，一个令人添堵的号码。
可幸这宗案件没有那么复杂，事发过程全有警察随身随车两部记录仪摄像，尽管几位非洲裔、中南美拉丁裔陪审员对警方办案细则强烈质疑，还有一位乔治·梅森大学的白人博士生也坚定地站在少数族裔一边。其他陪审员对警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最后还是全票通过被告有罪，包括那位批评警方最力的卖热狗的非裔小摊贩。裁决结果当庭交法官，由法官量刑。
美國民众把批评政府视为公民责任。不同于别的民族国家，人种多元的美国不存在美利坚民族，也无悠久历史文化，人民的国家认同在于认同宪法。“宪法是先于政府存在的，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国家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构建政府的行为。”这是美国开国先贤、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中所写的。
宪法至高无上，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也高于政府意志，最后这些法律裁决权也交还人民。哪怕完全不懂法律的平民，他们根据常识、事实、良知去判决，要比法官更不会滥用权力，也比律师更不会玩弄法律。陪审员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确保在法律面前每个人权利平等和受到保护。
走出郡法院，门前那尊老炮翘向夕阳。松鼠在炮口探头探脑， 觅食的鸽子振翅而起，在炮身撒下一泡白浆鸟屎。我窥见了美国平凡琐碎的细节，它不在书卷里，不在哲人的精警词语里。念及电影《海上钢琴师》那个弃儿，宿命般与船毕生相守，尽管多次停泊纽约港，他却迈不出改变命运的一步。如果他走过跳板，踏上陆地，他的传奇将会消失，成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那时他将会在红尘中看到怎样的美国？
当晚我和妻子下馆子犒劳自己，忽觉啤酒翻腾的泡沫像极了艾萨克教授耸动的白胡子。是的，我想起了他。
责任编辑 丁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