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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称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为汉学。俄罗斯汉学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也是我国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李伟丽博士的《俄罗斯汉学的太阳——尼·雅·比丘林》即是研究俄国汉学的一部新作。该书是余太山、李锦绣主编的丛书《丝茶之路博览》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装帧朴素大方，行文简洁流畅，图文并茂，虽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普及读物，但又不失学术著作的严谨与可靠。10万字的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欣喜之余，很想谈点感想。
过去，我也读过几篇国人介绍比丘林的文章，都只是转述俄国学者研究比丘林的成果，行文间我感觉作者似乎都没有读过他的原作。李伟丽生逢盛世，于2003年争取到去莫斯科大学进修一年的机会。她走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藏有比丘林资料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博物馆，在俄国友人的帮助下，几乎搜集到了比丘林发表的所有著作，还有俄国学者在比丘林生前死后对他的研究与评论，抄录、翻拍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又穷十几年之力，翻译与解读这些史料。近些年，她又利用每一次去俄罗斯出差调研的机会，蒐集有关比丘林的文献。她到过比丘林一生事业的起源地喀山。该书的两幅精美插图，喀山神学院和喀山主易圣容修道院的照片，就是李伟丽拍摄的。可以说，就资料占有和研究的深度而言，在我国从事比丘林研究的学者中，李伟丽当数第一人。
该书以丰厚的第一手史料做基础，将俄罗斯汉学天才比丘林的艰难成长历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尼基塔·亚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来自伏尔加河畔一个贫穷的楚瓦什人家庭。在喀山宗教学院，他是才华横溢、记忆超群的天才少年，历史、地理、诗歌、修辞、哲学等课程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德语。1800年，比丘林皈依东正教，成为修士辅祭。因受俄罗斯东正教正教院主席阿姆夫罗西·波多别多夫的赏识，很快就晋升到修士大司祭。又因缘际会，被任命为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第九届团长。
1808年（嘉庆十三年），比丘林怀着对中国的向往和追求学术之心，穿越万里丝茶之路，抵达北京，一驻就是十三年五个月。他凭借语言天赋，很快掌握了汉语、满语，开始编撰汉俄词典，大量搜集与翻译中国历史典籍。又广泛结交朝廷大员、士大夫、市井小民，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语言、习俗、经济社会关系。他因醉心于中国研究，荒废了日常的传教布道。 1821年（道光元年），比丘林带着12箱中文、满文书籍，1箱手稿，6幅地图和1幅北京城郭平面图，总共6500多公斤的行李回国。他是这样总结在北京的工作的：“如果让我为自己说句公道话，那么我可以说，在研究中国的13年里，我一个人所做出的成绩是使团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所有成绩的好几倍。”
在圣彼得堡迎接比丘林的，不是鲜花与勋章，而是宗教法庭的一纸判决书。以“完全疏于传教士的职责，对下属监管不力”为由，按主教和沙皇的命令，他被降为普通修士，监禁于瓦拉姆修道院，终生不准离开。在远离尘世的瓦拉姆，比丘林不改初心，仍不停地著述与翻译，可谓硕果累累。俄罗斯的一些学界名流和朝廷权臣深知比丘林和其学问的价值，在他们的大力营救下，比丘林走出了监狱，得到了外交部亚洲司的职位。
还在出狱前，俄国的期刊杂志已开始发表他的著作。走出了瓦拉姆，“他的作品便像渴望高飞的风筝遇到了春风和蓝天，在阳光下漫天飘逸，飞翔在俄罗斯学界的上空”。他一生撰写的著作近百种，五次荣获皇家科学院杰米多夫奖，并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比丘林的著作传入欧洲，不仅使欧洲学者第一次接触到关于西藏的资料，还纠正了欧洲学者在蒙古史研究方面的错误。他被誉为欧洲汉学泰斗，并入选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比丘林还不辞劳苦，奔波于圣彼得堡、喀山、恰克图，为发展俄国的汉语教学，培养汉学人才竭尽心力。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都是他的学生。
晚年的比丘林，孤苦伶仃，仍在汉学园地里笔耕不辍，直到1856年（咸丰六年），在修道院的斗室里悄然离世，终年76岁。
李伟丽在重点关注比丘林的学术活动的同时，还以生动传神的笔触，对其贫穷的家境，凄美的爱情，友朋交往，在出世入世之间的灵魂挣扎，作了细致入微地探索与描摹。使我们对比丘林的创作环境与为学心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关于比丘林的历史定位，李伟丽说：比丘林的研究使俄国汉学走出了简单翻译中国史料的阶段，将其上升到对中国的综合研究，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全方位地展现给俄国学术界。他的中国边疆史地著作开创了俄国蒙古学、满学、藏学和中亚民族史的研究。他使俄国汉学摆脱了对欧洲汉学的依赖，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个辜负了上帝却醉心于学术的人奠定了19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基础，照亮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汉学发展的道路。”“俄罗斯汉学的太阳”的称号，比丘林是当之无愧的。
比丘林在北京的13年，正是嘉庆帝执政的后期，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局外人，活动在中国的心脏，记录了许多当时的中国人难以察觉到或不愿正视的社会现象，其历史认识价值是任何中国史籍都无法取代的。对当代中国人而言，《俄罗斯汉学的太阳——尼·雅·比丘林》一书出版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过去，我也读过几篇国人介绍比丘林的文章，都只是转述俄国学者研究比丘林的成果，行文间我感觉作者似乎都没有读过他的原作。李伟丽生逢盛世，于2003年争取到去莫斯科大学进修一年的机会。她走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藏有比丘林资料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博物馆，在俄国友人的帮助下，几乎搜集到了比丘林发表的所有著作，还有俄国学者在比丘林生前死后对他的研究与评论，抄录、翻拍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又穷十几年之力，翻译与解读这些史料。近些年，她又利用每一次去俄罗斯出差调研的机会，蒐集有关比丘林的文献。她到过比丘林一生事业的起源地喀山。该书的两幅精美插图，喀山神学院和喀山主易圣容修道院的照片，就是李伟丽拍摄的。可以说，就资料占有和研究的深度而言，在我国从事比丘林研究的学者中，李伟丽当数第一人。
该书以丰厚的第一手史料做基础，将俄罗斯汉学天才比丘林的艰难成长历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尼基塔·亚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来自伏尔加河畔一个贫穷的楚瓦什人家庭。在喀山宗教学院，他是才华横溢、记忆超群的天才少年，历史、地理、诗歌、修辞、哲学等课程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德语。1800年，比丘林皈依东正教，成为修士辅祭。因受俄罗斯东正教正教院主席阿姆夫罗西·波多别多夫的赏识，很快就晋升到修士大司祭。又因缘际会，被任命为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第九届团长。
1808年（嘉庆十三年），比丘林怀着对中国的向往和追求学术之心，穿越万里丝茶之路，抵达北京，一驻就是十三年五个月。他凭借语言天赋，很快掌握了汉语、满语，开始编撰汉俄词典，大量搜集与翻译中国历史典籍。又广泛结交朝廷大员、士大夫、市井小民，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语言、习俗、经济社会关系。他因醉心于中国研究，荒废了日常的传教布道。 1821年（道光元年），比丘林带着12箱中文、满文书籍，1箱手稿，6幅地图和1幅北京城郭平面图，总共6500多公斤的行李回国。他是这样总结在北京的工作的：“如果让我为自己说句公道话，那么我可以说，在研究中国的13年里，我一个人所做出的成绩是使团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所有成绩的好几倍。”
在圣彼得堡迎接比丘林的，不是鲜花与勋章，而是宗教法庭的一纸判决书。以“完全疏于传教士的职责，对下属监管不力”为由，按主教和沙皇的命令，他被降为普通修士，监禁于瓦拉姆修道院，终生不准离开。在远离尘世的瓦拉姆，比丘林不改初心，仍不停地著述与翻译，可谓硕果累累。俄罗斯的一些学界名流和朝廷权臣深知比丘林和其学问的价值，在他们的大力营救下，比丘林走出了监狱，得到了外交部亚洲司的职位。
还在出狱前，俄国的期刊杂志已开始发表他的著作。走出了瓦拉姆，“他的作品便像渴望高飞的风筝遇到了春风和蓝天，在阳光下漫天飘逸，飞翔在俄罗斯学界的上空”。他一生撰写的著作近百种，五次荣获皇家科学院杰米多夫奖，并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比丘林的著作传入欧洲，不仅使欧洲学者第一次接触到关于西藏的资料，还纠正了欧洲学者在蒙古史研究方面的错误。他被誉为欧洲汉学泰斗，并入选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比丘林还不辞劳苦，奔波于圣彼得堡、喀山、恰克图，为发展俄国的汉语教学，培养汉学人才竭尽心力。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都是他的学生。
晚年的比丘林，孤苦伶仃，仍在汉学园地里笔耕不辍，直到1856年（咸丰六年），在修道院的斗室里悄然离世，终年76岁。
李伟丽在重点关注比丘林的学术活动的同时，还以生动传神的笔触，对其贫穷的家境，凄美的爱情，友朋交往，在出世入世之间的灵魂挣扎，作了细致入微地探索与描摹。使我们对比丘林的创作环境与为学心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关于比丘林的历史定位，李伟丽说：比丘林的研究使俄国汉学走出了简单翻译中国史料的阶段，将其上升到对中国的综合研究，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全方位地展现给俄国学术界。他的中国边疆史地著作开创了俄国蒙古学、满学、藏学和中亚民族史的研究。他使俄国汉学摆脱了对欧洲汉学的依赖，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个辜负了上帝却醉心于学术的人奠定了19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基础，照亮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汉学发展的道路。”“俄罗斯汉学的太阳”的称号，比丘林是当之无愧的。
比丘林在北京的13年，正是嘉庆帝执政的后期，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局外人，活动在中国的心脏，记录了许多当时的中国人难以察觉到或不愿正视的社会现象，其历史认识价值是任何中国史籍都无法取代的。对当代中国人而言，《俄罗斯汉学的太阳——尼·雅·比丘林》一书出版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