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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参加汤先生大著《瞩目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的出版发行会，我见在此书的扉页中有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题词“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还有著名书法家王之鏻先生的题词“光前裕后”。饶先生的题词彰显了编纂《儒藏》的重要意义和汤先生的学术品格，而我更从王先生所题“光前裕后”体认到汤先生在北大的学术传承乃至中国文化的学术传承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我是北大哲学系七七级的学生，在读本科期间，无缘听汤先生的课；等上了研究生，才有幸聆听汤先生的教诲。当时，汤先生在上课之前都备有油印的讲义，听课者每人一份。我记得在讲义中以引述的史料居多，这样在汤先生讲课时就省去了不少写板书的时间。我曾说，汤先生的讲义在学生中所起的作用如同后来电脑的PPT文件，给学生很大的方便；当然，它们更是汤先生大著的初稿，以后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早期道教史》应就是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我读研期间，汤先生已多次出国访问。在北大的几位老先生中，汤先生是“文革”之后走出国门最早、与海外学术接触最多的。汤先生曾说，他真正的哲学研究是从80年代才开始。他的学术成就的确是得益于“文革”之后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当时哲学界开始突破把哲学史视为“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条，汤先生在1981年率先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以后他又把在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的发言整理成《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成为当时哲学论文的经典之作。我1984年9月从北大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在工作期间还常听到杂志社的几位老同志说起这两篇论文在当时所起的开拓作用。后来在我担任编辑期间，汤先生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重要论文。汤先生的学术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后来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中国哲学的“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问题”“内圣外王之道”，以及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等。虽然汤先生自称是“哲学工作者”或“哲学史家”，但他晚年的哲学建树实亦堪当“哲学家”。
汤先生做学问是严谨精深，与时俱进，待人接物则敦厚谦和，对学生也宽容大度。记得我们在毕业论文答辩之前，心情紧张，惴惴不安地给几位先生送刚打印好的毕业论文。到了汤先生家里，他和我们侃侃而谈，又交待我们在答辩之后帮助校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初稿的部分引文。从汤先生家出来，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至今还难忘当时对汤先生的感激之情。
汤先生于1984年创建中国文化书院，这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也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大事件。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期讲习班开学，我有幸作为第一期的学员去听讲，授课的有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等老先生，也有庞朴、李泽厚等新进大家，另有杜维明、成中英、陈鼓应等海外学者。汤先生在开学典礼上首先讲话，从我至今保留的笔记看，他主要讲了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展和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他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汤先生后来在班上专讲的题目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看中国哲学的特点”。这次讲习班的授课老师层次之高、所讲内容之精彩丰富，可以说是建国以后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汤先生的学问高深，待人宽厚，且学术组织能力特强。除了担任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外，他还在多个学术社团中担任要职。如中华孔子学会，张岱年先生连任几届会长，而汤先生连任几届常务副会长。因张先生年事已高，汤先生作为会长办公会召集人而主持学会的日常工作。我在2000年之后也忝列学会的副会长，在学会工作中深受汤先生的教益。2001年学会在昆明主办“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后又编辑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这是在汤先生的思想创意和亲临主持下来完成的。此后学会换届，汤先生接任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他虽然也年事已高，且事务繁忙，但仍经常和学会的副会长、秘书长等保持联系，在北大的农园和汤先生家中，学会的领导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工作，汤先生提出指导意见并作出具体部署。只是近两年汤先生患病，主持编纂《儒藏》又任重事繁，他才把学会的较多工作委托给常务副会长和秘书长。仅就中华孔子学会而言，汤先生的确做到了“光前裕后”。
今年6月19日，在北大召开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出版发行暨学术研讨会。汤先生和乐先生都出席，汤先生以带病之躯在会上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哲学之路，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在会上作为“文革”后入学的后学发言，我说前段时间我到邹县去参加孟子思想研讨会，看到孟庙里在孟子的塑像之上有“守先待后”四个字，由此想到在汤先生新著《瞩望新轴心时代》的扉页上有“光前裕后”的题词，我认为汤先生在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的学术传承中功不下孟子，确实起了“光前裕后”的作用。
一个星期之后，又在北大举行“《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行会”。汤先生此时病情已重，但仍出席并作了简要的讲话。他重申了《儒藏》工程的重要意义，希望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努力，能够早一点把这个伟大的工程实现。他表示，“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我的力”。这可能是汤先生最后一次在会议上讲话。我作为《儒藏》工程的部类主编之一也在会上发言，提到汤先生经常说起他祖父的那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是不可能去承担编纂《儒藏》这样一个艰巨任务的。
9月9日21时，汤一介先生溘然长逝。噩耗传来，学界痛惜。汤先生走好！汤先生光前裕后，名垂千古！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我是北大哲学系七七级的学生，在读本科期间，无缘听汤先生的课；等上了研究生，才有幸聆听汤先生的教诲。当时，汤先生在上课之前都备有油印的讲义，听课者每人一份。我记得在讲义中以引述的史料居多，这样在汤先生讲课时就省去了不少写板书的时间。我曾说，汤先生的讲义在学生中所起的作用如同后来电脑的PPT文件，给学生很大的方便；当然，它们更是汤先生大著的初稿，以后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早期道教史》应就是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我读研期间，汤先生已多次出国访问。在北大的几位老先生中，汤先生是“文革”之后走出国门最早、与海外学术接触最多的。汤先生曾说，他真正的哲学研究是从80年代才开始。他的学术成就的确是得益于“文革”之后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当时哲学界开始突破把哲学史视为“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条，汤先生在1981年率先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以后他又把在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的发言整理成《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成为当时哲学论文的经典之作。我1984年9月从北大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在工作期间还常听到杂志社的几位老同志说起这两篇论文在当时所起的开拓作用。后来在我担任编辑期间，汤先生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重要论文。汤先生的学术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后来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中国哲学的“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问题”“内圣外王之道”，以及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等。虽然汤先生自称是“哲学工作者”或“哲学史家”，但他晚年的哲学建树实亦堪当“哲学家”。
汤先生做学问是严谨精深，与时俱进，待人接物则敦厚谦和，对学生也宽容大度。记得我们在毕业论文答辩之前，心情紧张，惴惴不安地给几位先生送刚打印好的毕业论文。到了汤先生家里，他和我们侃侃而谈，又交待我们在答辩之后帮助校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初稿的部分引文。从汤先生家出来，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至今还难忘当时对汤先生的感激之情。
汤先生于1984年创建中国文化书院，这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也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大事件。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期讲习班开学，我有幸作为第一期的学员去听讲，授课的有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等老先生，也有庞朴、李泽厚等新进大家，另有杜维明、成中英、陈鼓应等海外学者。汤先生在开学典礼上首先讲话，从我至今保留的笔记看，他主要讲了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展和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他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汤先生后来在班上专讲的题目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看中国哲学的特点”。这次讲习班的授课老师层次之高、所讲内容之精彩丰富，可以说是建国以后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汤先生的学问高深，待人宽厚，且学术组织能力特强。除了担任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外，他还在多个学术社团中担任要职。如中华孔子学会，张岱年先生连任几届会长，而汤先生连任几届常务副会长。因张先生年事已高，汤先生作为会长办公会召集人而主持学会的日常工作。我在2000年之后也忝列学会的副会长，在学会工作中深受汤先生的教益。2001年学会在昆明主办“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后又编辑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这是在汤先生的思想创意和亲临主持下来完成的。此后学会换届，汤先生接任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他虽然也年事已高，且事务繁忙，但仍经常和学会的副会长、秘书长等保持联系，在北大的农园和汤先生家中，学会的领导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工作，汤先生提出指导意见并作出具体部署。只是近两年汤先生患病，主持编纂《儒藏》又任重事繁，他才把学会的较多工作委托给常务副会长和秘书长。仅就中华孔子学会而言，汤先生的确做到了“光前裕后”。
今年6月19日，在北大召开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出版发行暨学术研讨会。汤先生和乐先生都出席，汤先生以带病之躯在会上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哲学之路，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在会上作为“文革”后入学的后学发言，我说前段时间我到邹县去参加孟子思想研讨会，看到孟庙里在孟子的塑像之上有“守先待后”四个字，由此想到在汤先生新著《瞩望新轴心时代》的扉页上有“光前裕后”的题词，我认为汤先生在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的学术传承中功不下孟子，确实起了“光前裕后”的作用。
一个星期之后，又在北大举行“《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行会”。汤先生此时病情已重，但仍出席并作了简要的讲话。他重申了《儒藏》工程的重要意义，希望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努力，能够早一点把这个伟大的工程实现。他表示，“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我的力”。这可能是汤先生最后一次在会议上讲话。我作为《儒藏》工程的部类主编之一也在会上发言，提到汤先生经常说起他祖父的那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是不可能去承担编纂《儒藏》这样一个艰巨任务的。
9月9日21时，汤一介先生溘然长逝。噩耗传来，学界痛惜。汤先生走好！汤先生光前裕后，名垂千古！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