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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中央银行为应对当前中国经济表现出的新特征，进行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创新。本文通过总体概括这一系列新出台的货币政策，从数据出发对这些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整体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目前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仍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货币政策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出现后我国经济状态出现较大变化，总结为：（1）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3）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4）政府大力简政放权，管理结构更趋合理。
改革开放直到如今，我们所经历的现阶段经济变革才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经济转型。由此引发诸多问题，例如货币政策如何调试才能适应经济转型？本着三去一降一補的核心思想，增强调控的灵活性、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才能为经济结构调整及其之后的相关制度调整营造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经济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提出新要求
（一）对货币总量和结构加以调整
货币当局通过控制央行金融负债来间接影响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或是银行系统进行对存贷款数量加以调整，从而间接影响全社会的金融负债，最终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而当央行的额度管理已经失去作用时，可以通过货币总量管理，消除被管理对象竞争性和银行资产与负债分离机制，也能够间接地促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升级。
（二）去杠杆、降低借贷比
过去的三个月里，中国决策者顶住压力整顿放贷行为，特别是p2p、影子银行，防止出现资产泡沫。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之2016年，中国新增信贷总量约12万亿，信贷增速超过20%，去杠杆任务迫在眉睫。虽然这一强硬立场引发了中国股票和信贷市场的动荡，但决策者也多认为熬过动荡期，继续降低借贷产出比，会迎来中国货币市场的春天。
（三）防范风险、保障就业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为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设定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才能使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发挥最大作用。
（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激活货币信贷存量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目的在于优化我国现有金融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优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目标放在首位，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激活货币信贷存量，要求央行要着眼于加大存量贷款的投向调整。央行通过购汇，释放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投放是被动货币投放，为减少被动货币投放，一是要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二是要高度警惕各地方政府以新型城镇化的名义再度启动大规模投资。
二、当前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安排的缺陷
2015年以来，再贷款、PSL和定向降准等所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相继浮出水面，但仍未从较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两者共同引发了市场关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利弊的思考。
由于难以绕开信贷传导渠道，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存在如下三点缺陷：
（一）最终目标尚待明确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往往倾向于从操作目标到最终目标的直接传导。如果硬把结构调整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实践中往往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衡量和观测的指标。央行在2016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可以提到，定向降准等新的货币政策存在数据真实性问题，这也反映出了最终目标的不明晰问题。
（二）银行惜贷不易调和
各商业银行将信贷资金投放到指定的产业上，是央行实行“定向调控”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关键。经济下行直接导致了多数企业的效益降低，信用风险暴露等问题。因而若银行仍按照央行“定向调控”的要求开展业务，将会可能进一步恶化商业银行坏账情况。
（三）调控时机难以把握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状况日趋复杂，加之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我国加入SDR等事件都会导致市场主体对投资行为的调整，这些调整会间接造成央行对货币政策时滞的错误判断，从而过早或过晚的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错过最佳的调控时机，因而如何判断准确，把握调控的时机和力度就成为了我国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直接阻碍。
三、對央行调整货币政策提出的新建议
（一）科学定位结构性货币政策职能
明确结构性货币政策并非解决我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万能药，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经济调控从“总需求”到“总需求、总供给并行”的转型时期，过度高估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是不切实际的。在此情况下，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才能最大化的发挥央行货币政策的作用。
（二）重新明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鉴于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现状，以及2016年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所披露的评价数据缺乏真实性等问题，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现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不明晰，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期限错配的问题。对此，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是制定明确适度的最终目标，将稳增长、促就业、稳物价、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进一步细化，才能从源头纠正货币政策发挥实际作用的方向
（三）把握调控时机，掌握调控力度
在人民币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等国际大背景下，央行有必要将上述诸多环境因素考虑到对货币政策时滞的判断上，因为只有对时滞有更明确的认识才能在恰当的时刻下达执行货币调控的指令，把握最佳的调控时机，从而令市场主体对调控中的市场加以适应。与此同时，掌握调控力度决定了央行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区间的准确判断，设定宏观调控的动态合理区间，让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服务于此，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
（四）构建更适合国情的通胀指标
很多年前设定的CPI指数已不能满足我国对通胀水平评判要求，可考虑采用扣除全社会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零售品+典型服务业价格后，以其余市场商品价格作为采样对象，编制通胀指数。这一举措的意义不仅是能够更准确的判断通胀水平，而且还在于对宏观经济总体情况进行更准确地衡量，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更具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光远.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居业.2014：22-29.
[2]唐述权.张玉珂.习近平首次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区域经济评论.2014：17-21.
[3]刘树成.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入中高速.经济学动态.2013.（10）：18-20.
[4]李民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视野.2012：26-28.
[5]周民良.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领导之友.2014，（04）：11-14.
[6]吴超.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2：2-3.
[7]谢平，俞乔.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总量控制.金融研究.1996：3-4.
[8]巴克莱.解析“李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统计与管理.2013：12-1.
[9]王宇.为什么是“定向降准”.西部金融.2014.（10）：17-19.
[10]钟正生.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得与失.华尔街见闻.2014：3-6.
作者简介：杨莹（1992-），女，回族，北京，硕士在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投资学专业。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货币政策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出现后我国经济状态出现较大变化，总结为：（1）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3）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4）政府大力简政放权，管理结构更趋合理。
改革开放直到如今，我们所经历的现阶段经济变革才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经济转型。由此引发诸多问题，例如货币政策如何调试才能适应经济转型？本着三去一降一補的核心思想，增强调控的灵活性、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才能为经济结构调整及其之后的相关制度调整营造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经济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提出新要求
（一）对货币总量和结构加以调整
货币当局通过控制央行金融负债来间接影响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或是银行系统进行对存贷款数量加以调整，从而间接影响全社会的金融负债，最终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而当央行的额度管理已经失去作用时，可以通过货币总量管理，消除被管理对象竞争性和银行资产与负债分离机制，也能够间接地促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升级。
（二）去杠杆、降低借贷比
过去的三个月里，中国决策者顶住压力整顿放贷行为，特别是p2p、影子银行，防止出现资产泡沫。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之2016年，中国新增信贷总量约12万亿，信贷增速超过20%，去杠杆任务迫在眉睫。虽然这一强硬立场引发了中国股票和信贷市场的动荡，但决策者也多认为熬过动荡期，继续降低借贷产出比，会迎来中国货币市场的春天。
（三）防范风险、保障就业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为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设定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才能使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发挥最大作用。
（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激活货币信贷存量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目的在于优化我国现有金融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优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目标放在首位，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激活货币信贷存量，要求央行要着眼于加大存量贷款的投向调整。央行通过购汇，释放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投放是被动货币投放，为减少被动货币投放，一是要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二是要高度警惕各地方政府以新型城镇化的名义再度启动大规模投资。
二、当前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安排的缺陷
2015年以来，再贷款、PSL和定向降准等所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相继浮出水面，但仍未从较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两者共同引发了市场关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利弊的思考。
由于难以绕开信贷传导渠道，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存在如下三点缺陷：
（一）最终目标尚待明确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往往倾向于从操作目标到最终目标的直接传导。如果硬把结构调整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实践中往往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衡量和观测的指标。央行在2016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可以提到，定向降准等新的货币政策存在数据真实性问题，这也反映出了最终目标的不明晰问题。
（二）银行惜贷不易调和
各商业银行将信贷资金投放到指定的产业上，是央行实行“定向调控”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关键。经济下行直接导致了多数企业的效益降低，信用风险暴露等问题。因而若银行仍按照央行“定向调控”的要求开展业务，将会可能进一步恶化商业银行坏账情况。
（三）调控时机难以把握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状况日趋复杂，加之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我国加入SDR等事件都会导致市场主体对投资行为的调整，这些调整会间接造成央行对货币政策时滞的错误判断，从而过早或过晚的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错过最佳的调控时机，因而如何判断准确，把握调控的时机和力度就成为了我国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直接阻碍。
三、對央行调整货币政策提出的新建议
（一）科学定位结构性货币政策职能
明确结构性货币政策并非解决我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万能药，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经济调控从“总需求”到“总需求、总供给并行”的转型时期，过度高估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是不切实际的。在此情况下，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才能最大化的发挥央行货币政策的作用。
（二）重新明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鉴于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现状，以及2016年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所披露的评价数据缺乏真实性等问题，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现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不明晰，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期限错配的问题。对此，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是制定明确适度的最终目标，将稳增长、促就业、稳物价、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进一步细化，才能从源头纠正货币政策发挥实际作用的方向
（三）把握调控时机，掌握调控力度
在人民币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等国际大背景下，央行有必要将上述诸多环境因素考虑到对货币政策时滞的判断上，因为只有对时滞有更明确的认识才能在恰当的时刻下达执行货币调控的指令，把握最佳的调控时机，从而令市场主体对调控中的市场加以适应。与此同时，掌握调控力度决定了央行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区间的准确判断，设定宏观调控的动态合理区间，让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服务于此，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
（四）构建更适合国情的通胀指标
很多年前设定的CPI指数已不能满足我国对通胀水平评判要求，可考虑采用扣除全社会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零售品+典型服务业价格后，以其余市场商品价格作为采样对象，编制通胀指数。这一举措的意义不仅是能够更准确的判断通胀水平，而且还在于对宏观经济总体情况进行更准确地衡量，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更具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光远.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居业.2014：22-29.
[2]唐述权.张玉珂.习近平首次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区域经济评论.2014：17-21.
[3]刘树成.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入中高速.经济学动态.2013.（10）：18-20.
[4]李民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视野.2012：26-28.
[5]周民良.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领导之友.2014，（04）：11-14.
[6]吴超.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2：2-3.
[7]谢平，俞乔.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总量控制.金融研究.1996：3-4.
[8]巴克莱.解析“李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统计与管理.2013：12-1.
[9]王宇.为什么是“定向降准”.西部金融.2014.（10）：17-19.
[10]钟正生.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得与失.华尔街见闻.2014：3-6.
作者简介：杨莹（1992-），女，回族，北京，硕士在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投资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