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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省巡视党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一是传达中共六大的精神，二是处理安徽党组织内部芜湖市委反对省临委的风潮。到安徽后，任弼时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但他在巡视芜湖市南陵县时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安庆饮马塘监狱，直至1928年底才被党组织营救出来。这次重要而惊险的巡视经历，是任弼时革命生涯的一个精彩片段。
1928年3月15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调任弼时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一个月后，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先后启程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等人坚守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闹市区，肩负起党所委托的主持国内工作的重任。
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党的工作方针和革命策略等问题，党内存在不同的看法。对此，任弼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现在是土地革命，在殖民地的条件下，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政权”；“现在的问题是党要很好的领导，把各地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党的土地政策至少应当联络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对有些省区出现的党内纠纷，甚至发展到“小组织倾向”，任弼时强调说：“我以为还是上层负责同志的问题，是有危险的”，“要严厉地取消小组织”。这些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认识，是任弼时在中共临时中央（留守）指导安徽等地党的各项工作的依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发动了安庆三二三、芜湖四一八等反革命事件，全省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尹宽受中共临时中央指派，于1927年10月、11月两次前往安徽指导党的工作，12月又以中共临时中央巡视员名义主持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并改组了中共芜湖县委。尹宽原名王竞博，1919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后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1924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中共四大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赴济南指导山东党的工作，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党团工作和群众运动；1926年4月任上海区委宣传部主任，参与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
尹宽主持安徽工作期间，做了一些积极工作，但他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不管客观条件是否具备，都要求各地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12月23日，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的情形更加紧迫万分”，“我们计划，由芜湖白沙圩、方村、万顷湖，经宣城油渣沟至南陵，都是农民暴动化的区域”，“能把整个皖南的农民暴动都震动起来”。但这些地方的农民起义，一一宣告失败。1928年4月8日，中共阜阳特委发动敌军教导团500人哗变，又因走漏消息，未能形成割据局面，哗变士兵被迫退至豫皖边境一带，中共阜阳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在工作中，尹宽还存在不重视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片面认为安徽原有的党员都是靠不住的、忽视保密工作等错误。这导致安徽党的工作不仅没有恢复开展起来，而且陷入越发被动的境地。
安徽省临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受到党内同志及中共临时中央的批评。1928年6月5日，任弼时为中共临时中央（留守）起草的给安徽省临委的信中，就皖北兵变指出：今后皖北工作主要是“恢复党的基础，注意部分的小的斗争之发动，加紧城市工作，继续士兵运动之发展”。大刀会及“土匪”，不能幻想“整个成为我们的武装”，应当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教育分化，争取其下层群众，脱离原组织加入农协。7月底，尹宽到上海向留守中央汇报工作时，任弼时再次告诫他，要将党的基础转到工农方面来，特别是发展农运、兵运，组织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以文化团体作掩护深入开展工作。
但是，任弼时的指导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安徽党的工作态势不仅没有扭转，而且出现党内不团结、矛盾日益严重的问题，濒临瘫痪。8月27日，尹宽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承认工作存在错误，并要求调离安徽，请中共临时中央另派人来领导安徽工作。
1928年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新中央开始工作，原留守的同志帮助工作。4天后，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专门介绍了安徽的情况，指出：安徽省临委机关内部矛盾突出，负责人尹宽请求辞职，秘书长请求离职养病，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乘机煽动市委内部和省临委中的一些人，以经费开支不清为借口，酿成反对省临委的风潮，一时全省党的工作处于塌台的形势，省临委要求中央派人巡视工作，并派人充实省临委。
鉴于安徽省形势的严峻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巡视安徽工作，并改组省委，以解决安徽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对于处理这类问题，任弼时也有一定的经验。1928年1月24日，他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就处理中共顺直省委和中共临时中央巡视员之间的纠纷指出，河北玉田起义失败后，北方的党组织对党内民主化原则运用不好，领导成员中意气用事，指出“有斗争，知识分子可以同化于无产阶级；无斗争，无产阶级要同化于知识分子”。他据此建议中共临时中央在组织通告中阐明民主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原则。1月30日，中共临时中央第32号通告指出，实行党内民主主义，决不要“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要相互攻击争夺领导权，决不要不问路线是非“攻击现在负责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中共顺直省委“犯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毛病”，“须立即纠正”。这对于指导顺直党组织解决内部问题，进而做好党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9月18日，任弼时启程前往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所在地芜湖。和他同行的龚德元，是出席中共六大的安徽省代表。龚德元从莫斯科回来经过上海时，任弼时去旅社探访，相约同行。巧合的是，任弼时所要落脚的地点——芜湖河南西街王源兴茶馆，也就是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交通处，正是龚德元的住所。任弼时得知后，高兴地说：“好，这樣我就不烦神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到达芜湖后，龚德元安排任弼时住在四明公所附近的芜湖饭店。
9月20日，任弼时找到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及各位委员，了解安徽党内问题的具体情况。9月22日，任弼时在芜湖东门外的“出世庵”召集省临委的同志开会，先由龚德元和任弼时分别介绍中共六大的基本情况，传达六大精神。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后，任弼时听取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9月23日参加中共芜湖市委会议后，他又找有关同志个别谈话，深入了解安徽省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所在。查明情况后，任弼时认为省临委政治上太弱，工作缺乏实际指导，经费开支无计划，下级组织不满时，又以惩办方式处罚。中共芜湖市委书记及多数委员乘机扩大事态，煽动反对省临委，使省、市委工作一度均处于“停顿状况”。他批评了省临委的工作，调整了人选，对带头煽动反对省临委风潮的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维持省临委原有的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参与闹事的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职务。在此基础上，任弼时召开芜湖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批评省临委的缺点，并以巡视员名义提出正式警告。他还遵照中共六大决议精神，宣布芜湖市的工作由省临委直接领导，取消中共芜湖市委，改组省临委；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前，调安庆书记吴芳同志加入省委工作”。
9月28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芜湖市委反省委风潮的处理报告》，并提出：“我到芜后，写油印同志及秘书长前后被捕，CY机关亦有破坏”，“省委全部文件损失，我巡视时间不能不延长”，请求批准。10月5日，中共中央复信：对安徽问题的处理，“中央均同意，并望早日将巡视工作做好回中央”。
1928年10月13日，任弼时由共青团安徽省特委书记林植夫陪同，去芜湖市南陵县巡视。行前，任弼时化名胡少甫，林植夫化名徐厚昌，两人扮作商人模样，走水路到南陵。10月14日，他们到达南陵县城，并会见南陵县党团书记王德芳，商定第二天出席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
10月15日下午，会议按计划在南陵县城西北的古刹香油寺召开。香油寺北倚城墙，南临一条小河，河上有金、银两桥通向寺庙。3时左右，王德芳陪同任弼时、林植夫来到会场，但他们的行动被国民党南陵县党部组织干事、叛徒胡学礼发现。正准备开会的时候，10多名国民党南陵县自卫队员持枪包围香油寺，逮捕了任弼时、林植夫等人。
10月16日，国民党南陵县县长王粹民会同国民党南陵县党部常委刘祖禹、牧文农等人第一次审问任弼时，任弼时坚称自己是来南陵经商的，顺路游览香油寺附近的小乔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乔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的夫人，周瑜曾经做过南陵县一带的春谷长，所以小乔死后葬在南陵，便就有了依据。审问者见无隙可乘，即令法警动刑，“踩杠子”，施“夹棍”，任弼时咬定口供，不露身份。
第二天，敌人再次审问任弼时，仍无结果，只好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将他押送到安庆的安徽省法院，羁押于饮马塘特种刑事法庭的“知”字号牢房。任弼时在狱中不仅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还领导被捕的同志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积极发展立场坚定、政治可靠的共青团员加入狱中的党组织。当时同他关押在一个牢房的戴映东后来回忆说：“在弼时同志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在柳湜等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两个学习组：一是工农分子学文化学习组，一是有文化的同志学理论学习组。这使难友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任弼时被关进饮马塘监狱后，党组织和他的家人很快开始了营救行动。原来，在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邂逅当年长郡中学的工友彭佑亭，趁机请他通知在长沙任湖南第一纱厂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在上海的任弼时妻子陈琮英接到任理卿的电报后，立刻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当即派人陪同陈琮英赴长沙，商请何维道共同筹划营救行动。何维道是任氏家族的姻亲，位列长沙四大律师之一。他赶到安庆后，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首先把案子从特种刑事法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紧紧抓住任弼时的身份做文章，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要求法庭查核胡少甫的身份，无罪开释。当国民党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调查胡少甫的身份时，陈琮英早已作好了准备工作，给胡少甫安排的身份是其堂兄陈岳云名下伟伦纸庄的学徒，由伟伦纸庄向法院出具保证。
非常时刻需有非常之举。在何维道多方奔走的同时，党中央设法在国民党上层开展营救活动，甚至买通有关方面的官吏。最终，任弼时在1928年底出狱，从安庆回到上海休养。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向应报告说：为营救任弼时出狱，国际济难会已拨给特费8000元。
遗憾的是，安徽党内问题经任弼时处理后，省临委的工作状况仍未得到改变。根据省临委和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1929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及主要区域的负责人，举行安徽工作会议，最终决定暂时取消省委，由中共中央直接指导各重要区域的工作，以更好地贯彻中共六大的精神。
受命巡视安徽
1928年3月15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调任弼时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一个月后，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先后启程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等人坚守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闹市区，肩负起党所委托的主持国内工作的重任。
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党的工作方针和革命策略等问题，党内存在不同的看法。对此，任弼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现在是土地革命，在殖民地的条件下，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政权”；“现在的问题是党要很好的领导，把各地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党的土地政策至少应当联络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对有些省区出现的党内纠纷，甚至发展到“小组织倾向”，任弼时强调说：“我以为还是上层负责同志的问题，是有危险的”，“要严厉地取消小组织”。这些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认识，是任弼时在中共临时中央（留守）指导安徽等地党的各项工作的依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发动了安庆三二三、芜湖四一八等反革命事件，全省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尹宽受中共临时中央指派，于1927年10月、11月两次前往安徽指导党的工作，12月又以中共临时中央巡视员名义主持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并改组了中共芜湖县委。尹宽原名王竞博，1919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后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1924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中共四大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赴济南指导山东党的工作，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党团工作和群众运动；1926年4月任上海区委宣传部主任，参与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
尹宽主持安徽工作期间，做了一些积极工作，但他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不管客观条件是否具备，都要求各地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12月23日，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的情形更加紧迫万分”，“我们计划，由芜湖白沙圩、方村、万顷湖，经宣城油渣沟至南陵，都是农民暴动化的区域”，“能把整个皖南的农民暴动都震动起来”。但这些地方的农民起义，一一宣告失败。1928年4月8日，中共阜阳特委发动敌军教导团500人哗变，又因走漏消息，未能形成割据局面，哗变士兵被迫退至豫皖边境一带，中共阜阳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在工作中，尹宽还存在不重视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片面认为安徽原有的党员都是靠不住的、忽视保密工作等错误。这导致安徽党的工作不仅没有恢复开展起来，而且陷入越发被动的境地。
安徽省临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受到党内同志及中共临时中央的批评。1928年6月5日，任弼时为中共临时中央（留守）起草的给安徽省临委的信中，就皖北兵变指出：今后皖北工作主要是“恢复党的基础，注意部分的小的斗争之发动，加紧城市工作，继续士兵运动之发展”。大刀会及“土匪”，不能幻想“整个成为我们的武装”，应当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教育分化，争取其下层群众，脱离原组织加入农协。7月底，尹宽到上海向留守中央汇报工作时，任弼时再次告诫他，要将党的基础转到工农方面来，特别是发展农运、兵运，组织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以文化团体作掩护深入开展工作。
但是，任弼时的指导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安徽党的工作态势不仅没有扭转，而且出现党内不团结、矛盾日益严重的问题，濒临瘫痪。8月27日，尹宽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承认工作存在错误，并要求调离安徽，请中共临时中央另派人来领导安徽工作。
1928年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新中央开始工作，原留守的同志帮助工作。4天后，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专门介绍了安徽的情况，指出：安徽省临委机关内部矛盾突出，负责人尹宽请求辞职，秘书长请求离职养病，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乘机煽动市委内部和省临委中的一些人，以经费开支不清为借口，酿成反对省临委的风潮，一时全省党的工作处于塌台的形势，省临委要求中央派人巡视工作，并派人充实省临委。
鉴于安徽省形势的严峻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巡视安徽工作，并改组省委，以解决安徽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对于处理这类问题，任弼时也有一定的经验。1928年1月24日，他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就处理中共顺直省委和中共临时中央巡视员之间的纠纷指出，河北玉田起义失败后，北方的党组织对党内民主化原则运用不好，领导成员中意气用事，指出“有斗争，知识分子可以同化于无产阶级；无斗争，无产阶级要同化于知识分子”。他据此建议中共临时中央在组织通告中阐明民主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原则。1月30日，中共临时中央第32号通告指出，实行党内民主主义，决不要“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要相互攻击争夺领导权，决不要不问路线是非“攻击现在负责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中共顺直省委“犯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毛病”，“须立即纠正”。这对于指导顺直党组织解决内部问题，进而做好党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刀阔斧开展工作
1928年9月18日，任弼时启程前往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所在地芜湖。和他同行的龚德元，是出席中共六大的安徽省代表。龚德元从莫斯科回来经过上海时，任弼时去旅社探访，相约同行。巧合的是，任弼时所要落脚的地点——芜湖河南西街王源兴茶馆，也就是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交通处，正是龚德元的住所。任弼时得知后，高兴地说：“好，这樣我就不烦神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到达芜湖后，龚德元安排任弼时住在四明公所附近的芜湖饭店。
9月20日，任弼时找到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及各位委员，了解安徽党内问题的具体情况。9月22日，任弼时在芜湖东门外的“出世庵”召集省临委的同志开会，先由龚德元和任弼时分别介绍中共六大的基本情况，传达六大精神。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后，任弼时听取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9月23日参加中共芜湖市委会议后，他又找有关同志个别谈话，深入了解安徽省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所在。查明情况后，任弼时认为省临委政治上太弱，工作缺乏实际指导，经费开支无计划，下级组织不满时，又以惩办方式处罚。中共芜湖市委书记及多数委员乘机扩大事态，煽动反对省临委，使省、市委工作一度均处于“停顿状况”。他批评了省临委的工作，调整了人选，对带头煽动反对省临委风潮的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维持省临委原有的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参与闹事的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职务。在此基础上，任弼时召开芜湖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批评省临委的缺点，并以巡视员名义提出正式警告。他还遵照中共六大决议精神，宣布芜湖市的工作由省临委直接领导，取消中共芜湖市委，改组省临委；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前，调安庆书记吴芳同志加入省委工作”。
9月28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芜湖市委反省委风潮的处理报告》，并提出：“我到芜后，写油印同志及秘书长前后被捕，CY机关亦有破坏”，“省委全部文件损失，我巡视时间不能不延长”，请求批准。10月5日，中共中央复信：对安徽问题的处理，“中央均同意，并望早日将巡视工作做好回中央”。
巡视途中被捕
1928年10月13日，任弼时由共青团安徽省特委书记林植夫陪同，去芜湖市南陵县巡视。行前，任弼时化名胡少甫，林植夫化名徐厚昌，两人扮作商人模样，走水路到南陵。10月14日，他们到达南陵县城，并会见南陵县党团书记王德芳，商定第二天出席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
10月15日下午，会议按计划在南陵县城西北的古刹香油寺召开。香油寺北倚城墙，南临一条小河，河上有金、银两桥通向寺庙。3时左右，王德芳陪同任弼时、林植夫来到会场，但他们的行动被国民党南陵县党部组织干事、叛徒胡学礼发现。正准备开会的时候，10多名国民党南陵县自卫队员持枪包围香油寺，逮捕了任弼时、林植夫等人。
10月16日，国民党南陵县县长王粹民会同国民党南陵县党部常委刘祖禹、牧文农等人第一次审问任弼时，任弼时坚称自己是来南陵经商的，顺路游览香油寺附近的小乔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乔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的夫人，周瑜曾经做过南陵县一带的春谷长，所以小乔死后葬在南陵，便就有了依据。审问者见无隙可乘，即令法警动刑，“踩杠子”，施“夹棍”，任弼时咬定口供，不露身份。
第二天，敌人再次审问任弼时，仍无结果，只好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将他押送到安庆的安徽省法院，羁押于饮马塘特种刑事法庭的“知”字号牢房。任弼时在狱中不仅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还领导被捕的同志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积极发展立场坚定、政治可靠的共青团员加入狱中的党组织。当时同他关押在一个牢房的戴映东后来回忆说：“在弼时同志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在柳湜等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两个学习组：一是工农分子学文化学习组，一是有文化的同志学理论学习组。这使难友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任弼时被关进饮马塘监狱后，党组织和他的家人很快开始了营救行动。原来，在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邂逅当年长郡中学的工友彭佑亭，趁机请他通知在长沙任湖南第一纱厂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在上海的任弼时妻子陈琮英接到任理卿的电报后，立刻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当即派人陪同陈琮英赴长沙，商请何维道共同筹划营救行动。何维道是任氏家族的姻亲，位列长沙四大律师之一。他赶到安庆后，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首先把案子从特种刑事法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紧紧抓住任弼时的身份做文章，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要求法庭查核胡少甫的身份，无罪开释。当国民党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调查胡少甫的身份时，陈琮英早已作好了准备工作，给胡少甫安排的身份是其堂兄陈岳云名下伟伦纸庄的学徒，由伟伦纸庄向法院出具保证。
非常时刻需有非常之举。在何维道多方奔走的同时，党中央设法在国民党上层开展营救活动，甚至买通有关方面的官吏。最终，任弼时在1928年底出狱，从安庆回到上海休养。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向应报告说：为营救任弼时出狱，国际济难会已拨给特费8000元。
遗憾的是，安徽党内问题经任弼时处理后，省临委的工作状况仍未得到改变。根据省临委和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1929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及主要区域的负责人，举行安徽工作会议，最终决定暂时取消省委，由中共中央直接指导各重要区域的工作，以更好地贯彻中共六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