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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的第13天,马辛·盖拉终于抵达了已知世界的边缘,并时刻准备着刷新历史。他已经在地下纵深行走超过三英里,越过了钟乳石和富孤石区,攀爬过地下瀑布,也曾在狭窄得每次呼吸都会卡住的石缝里穿行。
在地下一英里深的地方。他来过这里,但旧地重游,他依然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找到回去的路。现在,是他最后一个听到妻子和女儿声音的机会。
马辛·盖拉给地面打了个电话。
“呼叫大本营,呼叫大本营,”他说,“这是第四营。”他的声音沿着他带下来的电话线传上了地面。地面上有他的妻子和7岁的女儿祖齐娅,他们陪他一起来到了这里,墨西哥瓦哈卡州的一个森林里。他跟女儿稍稍聊了会天,然后就要继续前进,往更深的地方进发。他所探索的地方是“切维体系”的一部分,一个深达8500英尺(约合2600米)的洞穴——人们猜测,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深的洞穴。
“我们就指望你们了,”这次探险的领队比尔·斯通从祖齐娅手里接过话筒叮嘱盖拉说:“这是重要的一天。尽你最大的努力,但别太冒险。你要勇敢,但可别勇敢过了头。”
盖拉并不是什么新手。他年轻的时候在捷克斯洛伐克爬塔特拉山时就迷上了探索洞穴,17岁的时候,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上至下征服Réseau Jean Bernard洞穴(位于法国阿尔卑斯山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深的洞穴)的人。现在,38岁的他足迹遍布欧洲、乌克兰、夏威夷、中美洲和新几内亚。在不忙着冒险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油井技术人员,在英国的北海油田工作。
通常来说,盖拉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但斯通的叮嘱并非多余,因为切维洞穴并不是“通常”。
洞穴探险是一种古老的娱乐活动。这是一种在黑暗和未知的场地里进行的一种游戏;在19世纪末,随着攀岩装备的进化,人们不再将攀爬洪渠视为探险,而是开始挑战越来越深的天然洞穴。你可以说,尽管时代在进步,但洞穴探险的危险性并不比以前更低。
切维体系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洞穴。1990年,斯通就曾经来到过这里,当时他的队友往下扔了一些荧光染料,8天以后,这些染料的踪迹出现在了圣多明各城——7英里以外,而且海拔比这里低8500英尺。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洞穴的已知深度比这更深,尽管地理学家猜测,在中国、新几内亚和土耳其的某些洞穴会有更深的深度。洞穴的世界就是这样:珠穆朗玛峰在测量之前就是世界上第一高峰;但洞穴必须得有人从上到下攀爬过一遍才能称其为洞穴,否则就只是地上的一个洞而已。
从洞口开始,切维就显得不同凡响。它在悬崖壁上张开了一个口,周围长满了金黄的草,还有松树和溪流。在探穴人眼中,这就是典型的“好莱坞式洞口”。一旦你进入洞中,温度就会骤降,而且你会立刻闻到一股潮湿的味道从洞的深处传出。
在最开始的那段,切维是个非常垂直的洞穴,你只需要走半英里,就能深入到地下3000英尺的地方。但随后就变得更为复杂了:要想再深入一英里,你必须得走10英里的路才行,其中至少有半英里是在水下。尽管这些水最终都会汇流到一处,但这时候你遇见的都还是些支流,他们在岩石之间蜿蜒交错。这些水道都是自然天成,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就像这个洞穴一样,人类很难认清它们的道理。
在主洞口的附近,有一个30英尺长的地方,被称为“猫步道”。探穴者可以大胆地将背包扔到上面,然后爬上去匍匐前进,这是切维体系中唯一可以这样做的东西。“要是在洞穴的其他地方,这么做就可能会害死你。”盖拉说。
在过去10年里,比尔·斯通主导过7次对切维的探险,其中6次都有盖拉的参与。2003年,他的团队潜过了一个地下河,突破了长达10余年的探险屏障,然后,他们还往下纵深了差不多5000英尺,让切维成为了西半球最深的洞穴。但之后的道路变得更加不明朗:一堵富孤石墙堵住了主路,唯一绕过它的办法,是从切维体系其他的通道下去。
第二年春天,斯通带领一帮来自波兰、西班牙、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探穴者来到森林里,寻找新的入口。他们找到了超过100个洞口,包括一个在悬崖壁上的开口。但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是一个被标记为J2的洞口(J的意思是jaskinia,波兰语里的“洞穴”)。它的顶端相当开阔,但很快就变得狭窄。澳大利亚人具有独特的幽默感,他们管它叫做“芭比”。
J2体系几乎跟切维的主体系平行,不过是在主体系的1000英尺之上。斯通对切维体系做过研究,他还建立了3D模型,他认为,这两个体系会最终合二为一。如果盖拉和他的搭档、英国人菲尔·肖特能够突破第四营旁边的地下河,那么他们就能到达切维体系,然后再往下2500英尺,就能到达圣多明各城了。“如果这是一个城市的下水道,那么我们就是从某个支道出发,试图回到主道上,”斯通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将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要深入地球。”
在斯通这次组织的探险队伍里,一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54个探穴者,包括43个男人和11个女人。其中有12个核心成员,也就是所谓的“老将”,是斯通从全世界的探穴者群体里挖掘出来的。他们之中有加州大学的粒子物理学教授、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华盛顿的航天工程师、墨西哥的农场主和瑞典的地理学家,还有科罗拉多来的守林人,斯诺文尼亚的数学家和波兰的舞台剧导演。还有个加拿大人,他是洞穴向导,每年有200多天都呆在地下。他们是一个奇怪的小群体:总是非常活跃,但偏爱狭窄的地方;十分有条不紊,又偏偏热爱冒险;他们看起来总是面色苍白,但合在一起,又像是某种极限运动的无私的团队。无论如何,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未知的热爱,以及对痛苦的忍耐。
马特·卡文顿今年33岁,来自阿肯色州。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探穴者。他拥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但现在却在阿肯色州大学教地理,据他自己介绍,这样能让他花更多时间深入地下。他的身材也很适合洞穴探险。尽管他有190多厘米高,但他只有67公斤重,他可以轻松挤进6英尺半的细缝里。“我的脑袋不会被卡住,”他说,“臀部才是关键。”
卡文顿是斯通探险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五年前,他在新墨西哥州攀爬Lechuguilla洞穴时曾经出过意外,安全锚意外松脱,他的身体失去平衡而跌落,但脚却被卡在了岩缝里,最终导致他的左手着地骨折。但他并没有原地等待救援,而是在接下来的13个小时里,依靠单手的力量将自己拽回了地面。“那真是痛苦的经历,”他回忆说,“爬了很久很久。”
那样的痛苦并没有阻止他停止洞穴探索,也许如卡文顿自己所言,“好的探穴者总是善于忘记其中的痛苦”。不止如此,卡文顿还不会在地下产生幽闭恐惧心理,相反地,他感觉像是回到了家里。狭窄的石壁拥抱着他;在他小的时候,他就常常不小心跌到床下,然后靠着墙壁睡到天亮。“那样感觉更好,”卡文顿说,“总好过孤单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好。”
所有探穴者似乎都对洞穴有着天然的喜好。盖拉甚至认为,洞穴才是人类天然的家园。“那些狭窄的石道刚好能容纳我的身体,”他说。他的妻子卡西亚是一名华沙的图片编辑,她也同样热爱地下探险。他们会轮流进入洞穴探险,在地面上的人就会留下来照顾他们的女儿祖齐娅。
祖齐娅今年才7岁,但她已经习惯了有人突然消失在洞里,过几个星期再突然冒出来。她在4岁的时候就曾经攀越过悬崖,现在在她的床头甚至有一幅地图,上面标记了所有她“征服”过的地方。
在盖拉跟肖特出发到地下之前,他给祖齐娅读了《霍比特人》的故事。切维不是故事里的孤山,但它也有着善良的洞穴和善于钻洞的人们。“当你穿过狭窄的石道抵达一块宽阔的地方,你就会感觉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盖拉说,“那像是矮人们的王国。”
盖拉跟随斯通的团队探险过切维很多次,按他的话说,闭着眼睛都知道该怎么走。他说,这大概是一种特殊却必需的技能,一旦你开始深入地下,你就会开始在脑中默绘出一张地图,标记好接下来是要攀登,抑或匍匐。在某些地方,石块的模样几乎像是微笑挥手的人,他会伸手过去拍拍它们,“老朋友!”
然而,在跟祖齐娅通过电话之后,他和肖特到达了他从来没来过的地方。周围的一切全是未知,但凡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大错。“你走得越深,心里的怀疑就越多,”他说,“我会开始想,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们到达了一个地下河。按照计划,他们应该要用2个小时试图游过这个地下河,然后找到新的可以扎营休息的地方。这个地下河跟他们以前所见的那些略有不同:它很漂亮。水很清澈,在白沙上幽幽流过,带有神秘的美感。这应该是一个很新的地下河,从它的水质来看就能看出来。
盖拉开始依靠记忆和陀螺仪来定位,以寻找新的出路;与此同时,肖特潜入水中,努力观察水流的方向和石壁的形状。他们游过了一个又一个石室,最终,肖特示意盖拉停下来:他们经过了15分钟前经过的地方,这个水道居然是个环形。他们开始寻找岔路,但岔路实在太多了,“感觉上要花一整年的时间才能找到头”。
于是他们只是选择了一条路,希望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那条路带他们到达了一个非常短的石道,然后是一个小的石室,那上方的空间稍微大一些,于是他们努力游了上去,摘掉头盔和泳镜,打算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当时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了,”盖拉说。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听到了瀑布的声音。
瀑布的声音只说明一件事:他们已经到达了地下河的尽头,而且主流就在附近。该怎么到达那里呢?盖拉潜下水四处观察了一下,发现在水面的高度上有一个狭窄的缝隙,刚好能够让一个人穿过去。盖拉把自己的面罩和头盔等呼吸装备都交给肖特,“他两只手都满了,不得不用牙齿咬住我的面罩,”盖拉回忆说。然后,他屏住呼吸,潜了过去。
当他在另一边浮出水面时,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条净水激流之中。他再游了一会儿,河道变得更为宽阔,最终汇流到了一个大湖。“就是这里了,”盖拉想着,“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突破。”只要再有一点点运气,他们就能到达切维的主干道。
盖拉和肖特回到了地面,但在休息了几天之后,他们又重新出发。他们再次经过那些“老朋友”,再次游过环形的水道,再一次穿过狭窄的石缝,抵达了另外一边。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一片更宽广的泥泞的土地,刚好能够让他们扎营——从各种方面来说,这都是理想的结局。
他们用指南针和深度计来测绘出通道的方向和走向,等回到地面上的时候,这些数据能让斯通完善他的3D模型。通常来说,这样一个过程都要花几个小时,然而这一次并非如此:他们再走了三四百米,道路突然断了。这条路并没有按照预想中那样与主干道汇合,而是突然就撞上了一堵墙。此路不通。
盖拉和肖特原路返回,感到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还有瀑布呢,”盖拉说,“也许还有另外一条路。”
他和肖特确实找到了另外一条路,他们发现了一个较浅的水池,游下去之后,会发现它通往底下一个更深更大的小湖。这时候盖拉和肖特把干衣服留在了岸上,穿着内裤裸身游了过去,“水温很低,”肖特说,“但探险的狂热支持着我们。”
当他们终于抵达对岸时,他们发现,他们头顶上是一块富孤石岩,这意味着,他们头顶上就有一条道路。“我觉得我们差不多找到了,”盖拉说,“只要我们爬上那块富孤石,我们就能找到一条道路,回到切维的主干道上。”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盖拉和肖特终于爬上去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石室,而且,没有出口。
他们站在那里,呆滞了一会儿,最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此次探险的终点。他们知道洞穴还会继续向下延伸,也知道切维的水道就在他们下面,但他们找不到可以通往更深处的道路。就像是某种通关游戏那样,他们没有找到那扇隐秘的门。盖拉看着肖特,后者此时正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想着,幸好能有这样一个同伴在身边。“这是战斗中的友情,”盖拉后来说,“这样的经历能让你们的灵魂都绑在一起。”他握住肖特的肩膀,让他镇定下来,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包行装返回地面。
洞穴探险没有终点。每一个深度纪录都在等待突破,每一个屏障都是某个时期的幻觉,每一个洞穴体系都像是黑暗中的迷宫,等待着勇士去解除魔咒。然而,登山者至少还能假装自己“征服”了世界,但探穴人清楚地明白:当他们到达终点的时候,没有风声为他们喝彩,没有云彩作为见证,只有下一个洞穴在等待着他们。
“人们总会幻想洞穴里面会不会藏着宝藏,”肖特说,“但是,你找到的只会是洞穴。那里什么都没有。”
来源:纽约客
在地下一英里深的地方。他来过这里,但旧地重游,他依然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找到回去的路。现在,是他最后一个听到妻子和女儿声音的机会。
马辛·盖拉给地面打了个电话。
“呼叫大本营,呼叫大本营,”他说,“这是第四营。”他的声音沿着他带下来的电话线传上了地面。地面上有他的妻子和7岁的女儿祖齐娅,他们陪他一起来到了这里,墨西哥瓦哈卡州的一个森林里。他跟女儿稍稍聊了会天,然后就要继续前进,往更深的地方进发。他所探索的地方是“切维体系”的一部分,一个深达8500英尺(约合2600米)的洞穴——人们猜测,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深的洞穴。
“我们就指望你们了,”这次探险的领队比尔·斯通从祖齐娅手里接过话筒叮嘱盖拉说:“这是重要的一天。尽你最大的努力,但别太冒险。你要勇敢,但可别勇敢过了头。”
盖拉并不是什么新手。他年轻的时候在捷克斯洛伐克爬塔特拉山时就迷上了探索洞穴,17岁的时候,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上至下征服Réseau Jean Bernard洞穴(位于法国阿尔卑斯山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深的洞穴)的人。现在,38岁的他足迹遍布欧洲、乌克兰、夏威夷、中美洲和新几内亚。在不忙着冒险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油井技术人员,在英国的北海油田工作。
通常来说,盖拉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但斯通的叮嘱并非多余,因为切维洞穴并不是“通常”。
探索切维之梦
洞穴探险是一种古老的娱乐活动。这是一种在黑暗和未知的场地里进行的一种游戏;在19世纪末,随着攀岩装备的进化,人们不再将攀爬洪渠视为探险,而是开始挑战越来越深的天然洞穴。你可以说,尽管时代在进步,但洞穴探险的危险性并不比以前更低。
切维体系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洞穴。1990年,斯通就曾经来到过这里,当时他的队友往下扔了一些荧光染料,8天以后,这些染料的踪迹出现在了圣多明各城——7英里以外,而且海拔比这里低8500英尺。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洞穴的已知深度比这更深,尽管地理学家猜测,在中国、新几内亚和土耳其的某些洞穴会有更深的深度。洞穴的世界就是这样:珠穆朗玛峰在测量之前就是世界上第一高峰;但洞穴必须得有人从上到下攀爬过一遍才能称其为洞穴,否则就只是地上的一个洞而已。
从洞口开始,切维就显得不同凡响。它在悬崖壁上张开了一个口,周围长满了金黄的草,还有松树和溪流。在探穴人眼中,这就是典型的“好莱坞式洞口”。一旦你进入洞中,温度就会骤降,而且你会立刻闻到一股潮湿的味道从洞的深处传出。
在最开始的那段,切维是个非常垂直的洞穴,你只需要走半英里,就能深入到地下3000英尺的地方。但随后就变得更为复杂了:要想再深入一英里,你必须得走10英里的路才行,其中至少有半英里是在水下。尽管这些水最终都会汇流到一处,但这时候你遇见的都还是些支流,他们在岩石之间蜿蜒交错。这些水道都是自然天成,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就像这个洞穴一样,人类很难认清它们的道理。
在主洞口的附近,有一个30英尺长的地方,被称为“猫步道”。探穴者可以大胆地将背包扔到上面,然后爬上去匍匐前进,这是切维体系中唯一可以这样做的东西。“要是在洞穴的其他地方,这么做就可能会害死你。”盖拉说。
在过去10年里,比尔·斯通主导过7次对切维的探险,其中6次都有盖拉的参与。2003年,他的团队潜过了一个地下河,突破了长达10余年的探险屏障,然后,他们还往下纵深了差不多5000英尺,让切维成为了西半球最深的洞穴。但之后的道路变得更加不明朗:一堵富孤石墙堵住了主路,唯一绕过它的办法,是从切维体系其他的通道下去。
第二年春天,斯通带领一帮来自波兰、西班牙、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探穴者来到森林里,寻找新的入口。他们找到了超过100个洞口,包括一个在悬崖壁上的开口。但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是一个被标记为J2的洞口(J的意思是jaskinia,波兰语里的“洞穴”)。它的顶端相当开阔,但很快就变得狭窄。澳大利亚人具有独特的幽默感,他们管它叫做“芭比”。
J2探穴者
J2体系几乎跟切维的主体系平行,不过是在主体系的1000英尺之上。斯通对切维体系做过研究,他还建立了3D模型,他认为,这两个体系会最终合二为一。如果盖拉和他的搭档、英国人菲尔·肖特能够突破第四营旁边的地下河,那么他们就能到达切维体系,然后再往下2500英尺,就能到达圣多明各城了。“如果这是一个城市的下水道,那么我们就是从某个支道出发,试图回到主道上,”斯通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将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要深入地球。”
在斯通这次组织的探险队伍里,一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54个探穴者,包括43个男人和11个女人。其中有12个核心成员,也就是所谓的“老将”,是斯通从全世界的探穴者群体里挖掘出来的。他们之中有加州大学的粒子物理学教授、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华盛顿的航天工程师、墨西哥的农场主和瑞典的地理学家,还有科罗拉多来的守林人,斯诺文尼亚的数学家和波兰的舞台剧导演。还有个加拿大人,他是洞穴向导,每年有200多天都呆在地下。他们是一个奇怪的小群体:总是非常活跃,但偏爱狭窄的地方;十分有条不紊,又偏偏热爱冒险;他们看起来总是面色苍白,但合在一起,又像是某种极限运动的无私的团队。无论如何,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未知的热爱,以及对痛苦的忍耐。
马特·卡文顿今年33岁,来自阿肯色州。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探穴者。他拥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但现在却在阿肯色州大学教地理,据他自己介绍,这样能让他花更多时间深入地下。他的身材也很适合洞穴探险。尽管他有190多厘米高,但他只有67公斤重,他可以轻松挤进6英尺半的细缝里。“我的脑袋不会被卡住,”他说,“臀部才是关键。”
卡文顿是斯通探险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五年前,他在新墨西哥州攀爬Lechuguilla洞穴时曾经出过意外,安全锚意外松脱,他的身体失去平衡而跌落,但脚却被卡在了岩缝里,最终导致他的左手着地骨折。但他并没有原地等待救援,而是在接下来的13个小时里,依靠单手的力量将自己拽回了地面。“那真是痛苦的经历,”他回忆说,“爬了很久很久。”
那样的痛苦并没有阻止他停止洞穴探索,也许如卡文顿自己所言,“好的探穴者总是善于忘记其中的痛苦”。不止如此,卡文顿还不会在地下产生幽闭恐惧心理,相反地,他感觉像是回到了家里。狭窄的石壁拥抱着他;在他小的时候,他就常常不小心跌到床下,然后靠着墙壁睡到天亮。“那样感觉更好,”卡文顿说,“总好过孤单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好。”
所有探穴者似乎都对洞穴有着天然的喜好。盖拉甚至认为,洞穴才是人类天然的家园。“那些狭窄的石道刚好能容纳我的身体,”他说。他的妻子卡西亚是一名华沙的图片编辑,她也同样热爱地下探险。他们会轮流进入洞穴探险,在地面上的人就会留下来照顾他们的女儿祖齐娅。
祖齐娅今年才7岁,但她已经习惯了有人突然消失在洞里,过几个星期再突然冒出来。她在4岁的时候就曾经攀越过悬崖,现在在她的床头甚至有一幅地图,上面标记了所有她“征服”过的地方。
在盖拉跟肖特出发到地下之前,他给祖齐娅读了《霍比特人》的故事。切维不是故事里的孤山,但它也有着善良的洞穴和善于钻洞的人们。“当你穿过狭窄的石道抵达一块宽阔的地方,你就会感觉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盖拉说,“那像是矮人们的王国。”
新道路
盖拉跟随斯通的团队探险过切维很多次,按他的话说,闭着眼睛都知道该怎么走。他说,这大概是一种特殊却必需的技能,一旦你开始深入地下,你就会开始在脑中默绘出一张地图,标记好接下来是要攀登,抑或匍匐。在某些地方,石块的模样几乎像是微笑挥手的人,他会伸手过去拍拍它们,“老朋友!”
然而,在跟祖齐娅通过电话之后,他和肖特到达了他从来没来过的地方。周围的一切全是未知,但凡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大错。“你走得越深,心里的怀疑就越多,”他说,“我会开始想,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们到达了一个地下河。按照计划,他们应该要用2个小时试图游过这个地下河,然后找到新的可以扎营休息的地方。这个地下河跟他们以前所见的那些略有不同:它很漂亮。水很清澈,在白沙上幽幽流过,带有神秘的美感。这应该是一个很新的地下河,从它的水质来看就能看出来。
盖拉开始依靠记忆和陀螺仪来定位,以寻找新的出路;与此同时,肖特潜入水中,努力观察水流的方向和石壁的形状。他们游过了一个又一个石室,最终,肖特示意盖拉停下来:他们经过了15分钟前经过的地方,这个水道居然是个环形。他们开始寻找岔路,但岔路实在太多了,“感觉上要花一整年的时间才能找到头”。
于是他们只是选择了一条路,希望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那条路带他们到达了一个非常短的石道,然后是一个小的石室,那上方的空间稍微大一些,于是他们努力游了上去,摘掉头盔和泳镜,打算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当时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了,”盖拉说。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听到了瀑布的声音。
瀑布的声音只说明一件事:他们已经到达了地下河的尽头,而且主流就在附近。该怎么到达那里呢?盖拉潜下水四处观察了一下,发现在水面的高度上有一个狭窄的缝隙,刚好能够让一个人穿过去。盖拉把自己的面罩和头盔等呼吸装备都交给肖特,“他两只手都满了,不得不用牙齿咬住我的面罩,”盖拉回忆说。然后,他屏住呼吸,潜了过去。
当他在另一边浮出水面时,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条净水激流之中。他再游了一会儿,河道变得更为宽阔,最终汇流到了一个大湖。“就是这里了,”盖拉想着,“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突破。”只要再有一点点运气,他们就能到达切维的主干道。
再出发
盖拉和肖特回到了地面,但在休息了几天之后,他们又重新出发。他们再次经过那些“老朋友”,再次游过环形的水道,再一次穿过狭窄的石缝,抵达了另外一边。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一片更宽广的泥泞的土地,刚好能够让他们扎营——从各种方面来说,这都是理想的结局。
他们用指南针和深度计来测绘出通道的方向和走向,等回到地面上的时候,这些数据能让斯通完善他的3D模型。通常来说,这样一个过程都要花几个小时,然而这一次并非如此:他们再走了三四百米,道路突然断了。这条路并没有按照预想中那样与主干道汇合,而是突然就撞上了一堵墙。此路不通。
盖拉和肖特原路返回,感到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还有瀑布呢,”盖拉说,“也许还有另外一条路。”
他和肖特确实找到了另外一条路,他们发现了一个较浅的水池,游下去之后,会发现它通往底下一个更深更大的小湖。这时候盖拉和肖特把干衣服留在了岸上,穿着内裤裸身游了过去,“水温很低,”肖特说,“但探险的狂热支持着我们。”
当他们终于抵达对岸时,他们发现,他们头顶上是一块富孤石岩,这意味着,他们头顶上就有一条道路。“我觉得我们差不多找到了,”盖拉说,“只要我们爬上那块富孤石,我们就能找到一条道路,回到切维的主干道上。”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盖拉和肖特终于爬上去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石室,而且,没有出口。
他们站在那里,呆滞了一会儿,最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此次探险的终点。他们知道洞穴还会继续向下延伸,也知道切维的水道就在他们下面,但他们找不到可以通往更深处的道路。就像是某种通关游戏那样,他们没有找到那扇隐秘的门。盖拉看着肖特,后者此时正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想着,幸好能有这样一个同伴在身边。“这是战斗中的友情,”盖拉后来说,“这样的经历能让你们的灵魂都绑在一起。”他握住肖特的肩膀,让他镇定下来,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包行装返回地面。
洞穴探险没有终点。每一个深度纪录都在等待突破,每一个屏障都是某个时期的幻觉,每一个洞穴体系都像是黑暗中的迷宫,等待着勇士去解除魔咒。然而,登山者至少还能假装自己“征服”了世界,但探穴人清楚地明白:当他们到达终点的时候,没有风声为他们喝彩,没有云彩作为见证,只有下一个洞穴在等待着他们。
“人们总会幻想洞穴里面会不会藏着宝藏,”肖特说,“但是,你找到的只会是洞穴。那里什么都没有。”
来源: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