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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西部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文章基于对全国最大的一个跨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查指出，当前的社区治理主要关注的是基层党建、搬迁人口就业、社区秩序维护、公共服务提供和民族文化传承，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将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建设成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忽视了以居住空间相互嵌入为基础促进各民族搬迁人口交往、交流、交融，培育各民族搬迁人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章基于对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概念理解，从个体相互嵌入和群体相互嵌入两个层面讨论了西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原子化;居住空间;社会空间;相互嵌入
【作 者】李文钢，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114-00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十三五”结束，全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从“搬得出”向“稳得住”和“能致富”转变。在此时代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融入及社区后续扶持工作成为了易地扶贫搬迁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当前，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是从搬迁人口的生计转型[1]、文化适应[2]、在搬迁社区构建长效减贫机制[3]、重建社区共同体[4]、搬迁社区的社会空间整合[5]等方面展开。但是，笔者在属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新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大量的汉族、回族、彝族和苗族村民从不同地方迁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多民族混杂居住社区。4个民族的搬迁人口不仅面临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融入和空间重构问题，还面临着在民族关系、民族交往互动层面融入新的社区之中。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指出，到2020年完成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安置工作，其中西部地区12省（区、市）建档立卡搬迁人口约664万人，计划同步搬迁约423万人。也就是说，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西部地区生活着的众多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分散居住到城市集中居住，客观上形成了大量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的搬迁社区。如何帮助多民族搬遷人口实现社区融入、社区发展，以及如何促进多民族搬迁人口在社区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14年的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工作时，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强调要推进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虽然西部地区在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了大量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但这种社区只是在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与党和国家在相关民族政策中表述的“民族互嵌型社区”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基于此，本文将从“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的视角来讨论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的社区建设问题。
二、易地扶贫搬迁与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形成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的靖安新区。昭通市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腹地，全境96.3%的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在全市600多万人口中，2014年底尚有贫困人口185万，11个县（市、区）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6]2018年昭通市委政府结合昭阳区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易地扶贫搬迁需要，决定在离昭阳区28公里远的靖安乡规划建设可承载5万人居住生活的靖安新区。新区建成后将从昭通市的昭阳区和大关、彝良、永善、镇雄、盐津5个县搬迁4万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到新区居住，靖安新区也因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跨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靖安新区在2019年12月18日迎来了首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入住，2020年5月五县一区的大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开始入住。
在入住靖安新区的40549人中，汉族人口36217人，回族人口997人，彝族人口1073人，苗族人口2186人，其他的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有76人。靖安新区在规划和建造搬迁人口住房时，只是按照预先统计的搬迁家庭的人口数量来设计每间房屋的建筑面积和户型。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在给五县一区的搬迁人口分配住房时，也只考虑每一户搬迁家庭的人口规模，并不考虑这些搬迁人口来自哪一个村庄和具有什么样的民族身份，搬迁人口是以“原子化”的方式被安置在新区中。[4]在新区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看来，五县一区的搬迁人口数量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在搬迁后还是按照过去搬迁人口的居住地域和民族分布状况来分配住房，整个住房分配过程将会变得非常复杂和费时费力，不如简单化地根据每个搬迁家庭的人口规模来分配住房。
靖安新区的建设规模十分庞大，为了方便建设和管理，昭通市政府进一步将新区划分为滨江、惠民、合顺、思源、康庄和福兴6个社区，社区与社区之间建设了宽阔的通勤道路，6个社区就是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每一栋楼的楼层在14～18层之间，每一层楼可以入住4～6户家庭，共享2部电梯，还配套建设了地下停车场。在不考虑搬迁人口原来居住的地域和民族身份，只考虑搬迁人口的家庭规模时，在搬迁前居住在同一个村庄的同一民族村民在搬迁后很可能会被打散分布在6个不同的社区之中，客观上导致了靖安新区在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上呈现了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的特点。例如，WGC是来自于大关县高桥乡的苗族村民，他家有5口人，被分配到了思源社区的14栋居住。他弟弟家有4口人，被分配到了合顺社区的18栋居住。而在苗族村民WGC所居住的思源社区的那栋楼里，就有苗族、彝族和汉族3个民族的搬迁人口居住。
大量搬迁人口在迁入新区后被打散居住，过去的邻里关系也随之消失，需要在迁入地重建新的邻里关系，但一些年轻的搬迁人口对此并没有心存忧虑。他们认为，安置区已经属于城市社区，居住方式和农村肯定不一样，大家回家后把门一关就各干各的，邻里关系已经不可能再像农村一样。最多是住在一栋楼的时间久了，大家彼此认识之后，一些小的事情可以请邻居帮忙，重要的事情还是只能依靠过去的亲戚和朋友。尽管在老家时的亲戚、朋友和邻居在搬迁后分布在不同的社区之中，但靖安新区的6个社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并不遥远，如果家里有事情需要帮忙，电话通知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搬迁后各民族人口在居住空间上已经表现为相互嵌入，但搬迁人口之间缺乏邻里互动，可以说靖安新区只是一个多民族混杂居住社区，还不是一个“民族互嵌型社区”。 三、社区治理过程缺乏“民族”视角
靖安新区与其他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一样，在“搬得出”工作完成以后，面临的是搬迁人口“稳得住”和“能致富”，最终的政策目标是帮助搬迁人口顺利融入城市生活，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市民。昭通市政府也认识到，“稳得住”和“能就业”决定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成败，要建设和發展好一个有4万多人口居住生活的搬迁社区，压力十分巨大。于是，专门成立了在行政级别上属于正处级的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对6个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指导，也对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公共资源。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具体是从基层党建、公共服务保障、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五个方面构建后续扶持政策体系。
在日常的治理实践中，6个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高标准地建设了党建活动室，除了用于召开党员大会和开展党员民主生活会之外，还常常用于宣讲党和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让搬迁人口能够从心理上认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公共服务保障主要是解决大量搬迁人口面临的医疗、就学和社会保障问题。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的是搬迁人口在自主创业、扶贫车间管理、劳务输出和公益性岗位安置方面面临的问题。文化服务主要是开展公益公告宣传、对群众开展感恩诚信自强教育，也会支持搬迁人口过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在社区治理方面，则是依托每个社区的便民服务大厅、在各个社区的每栋楼设立的服务联络站。每栋楼也设置了一个楼长，主要负责本栋楼居民的信息发布和收集工作。
靖安新区的搬迁人口来自五县一区的不同村庄，是一种典型的“陌生人社会”，搬迁人口的归属感和融入感较低，社区秩序呈现为一种无序状态。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依托社会工作的力量，帮助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融入新的社区生活。昭通市民政局也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引进了两家社会工作机构入驻新区，为新区大量搬迁人口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服务。分布在6个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人员经常会在儿童之家指导搬迁人口的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解决搬迁人口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也帮助搬迁人口办理相关的证明手续等。然而，新区中的社会工作人员是将大量时间用于策划举办各种公共活动，希望以此培育搬迁人口的社区参与意识和公共意识。
靖安新区已经作为一个城市民族社区存在，但在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过程中却缺乏“民族”视角。主要表现在：虽然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搬迁人口的一些特殊需求;会提供一些经费支持苗族、彝族和回族村民过民族传统节日，但是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对多民族混杂社区的认识和治理实践只是停留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这样的浅显层面，并没有意识到搬迁人口“原子化”的安置方式将会对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互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没有将新区未来建设方向定位为“民族互嵌型社区”。
新区有苗族搬迁人口2186人，其中来自大关县的苗族搬迁人口1520人，来自彝良县的苗族搬迁人口483人，占到了总的苗族搬迁人口的91.62%。昭通市大关县和彝良县的苗族属于大花苗支系，有不少苗族村民信仰基督教。[7][8]33新区有回族搬迁人口997人，来自大关县的回族搬迁人口818人，来自昭阳区的回族搬迁人口160人，占到了总的回族搬迁人口的98.09%。根据回族的宗教信仰与习惯，回族在居住空间上呈现“围寺而居”的状态。在新区的建设规划中，只规划建设学校、医院、公交车站、公园广场、就业培训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并没有建设教堂和清真寺的计划。新区所在的靖安乡有回族村民居住，建设有4座清真寺，新区中的回族村民还可以就近去靖安乡的清真寺过宗教生活。但是，新区附近没有较大规模的大花苗聚居，也就没有可以就近使用的教堂，苗族搬迁人口在过宗教生活方面会面临困难。
已有研究注意到，原本生活在不同区域，也具有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信仰的族群因易地扶贫搬迁被安置到一起居住生活，既有的族群边界被打破，传统的族群互动方式被打乱。[9]在历史上，滇东北地区的回族和苗族都是从其他区域迁移而来，因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在长期的族群互动过程中，两个民族的人口即使是在同一个村庄中居住，两个民族都倾向于聚族而居，且聚居地的空间距离会相隔比较远。例如，在笔者撰写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点昭通市昭阳区小龙洞回族彝族乡的宁边村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村民聚居在村子东北边，信仰基督教的大花苗村民则聚居在村子的西南边，两个民族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因缺乏交往的机会而呈现了“各过各的”民族关系状况。[10]靖安新区“原子化”的安置方式极有可能造成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回族和苗族搬迁人口聚居在同一栋楼，甚至是同一个楼层中生活。因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缺乏有效引导的情况下，不同民族搬迁人口之间互动频率增加可能产生的矛盾将会给新区的社区治理造成挑战。
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理论基础
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在给不同民族搬迁人口分配住房时，基于对社会的简单化管理，并不考虑搬迁人口原来居住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状况，仅以搬迁人口的家庭规模作为住房分配的依据，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多民族混杂居住社区。
2014年5月26日，中央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并将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相互嵌入形象化地描述为“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此之后，关于“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研究日益丰富。杨鹍飞将“民族互嵌型社区”界定为：“由两个以上（包括两个）民族共同居住并形成空间相错的同一区域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中的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成员之间形成自由交往交流并相互包容的关系。”[11]民族社区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属性是民族社区结构的本质特征，[12]也在根本上塑造了民族社区的社区结构。“民族互嵌型社区”属于民族社区的一种类型，强调的是在社区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这种相互嵌入不仅是指居住的物理空间层面，还指不同民族人口在交流、交往、交融基础上形成的精神空间相互嵌入，“交融型”的民族社区也成为了“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的最终目标。[11] 关于族群冲突的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基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当不同群体自然差异较大时，互相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落实，滇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状况一直比较和谐，很少发生民族冲突。即便如此，民族社区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存在明显差异时，不同民族成员彼此之间又因为缺乏互相了解而容易产生偏见和歧视，制约了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最终可能形成一种既不产生冲突也不互相来往的“各过各的”民族关系状况。
德国人类学家李峻石认为：“更富有成效的做法是，不要去考虑是将差异最大化或者最小化，而是考虑如何将互动最优化。人们如何才能在互动中尽可能多地获得益处，而不会造成太多的成本和风险。”[14]24国内学者的个案研究也强调，民族文化差异并不一定产生冲突，在一个多族群多元文化并存的村落中，族群之间建立在互惠行为、互惠逻辑和互惠机制之上的互动是可以将不同的族群整合到同一个村落共同体之中的。[15]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城市社区中，搬迁人口的互动机制毕竟不同于农村社区中经过长久的历史变迁演化形成的互动机制。靖安新区已经属于城市社区，搬迁人口又是以“原子化”的方式安置，农村社区内多族群之间建立在地方习俗、资源交换基础上的互动机制显然是难以应用到城市社区。
郝亚明借用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概念讨论了“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问题，认为民族团结也可以区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追求民族群体之间同质性基础上所形成的机械民族团结，一种是在承认民族群体之间异质性基础上寻求相互关联合作而形成的有机民族團结。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群体之间在文化模式、生活方式、社会认知、信仰体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区隔，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需求内在地契合了基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和尊重个体的多样化形成的有机团结模式。[16]需要强调的是，在应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对概念来分析“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构建问题时，还需要回答是以个体为单位，还是以群体为单位，又或是以个体和群体双重互相嵌入的方式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
涂尔干提出的机械团结概念是描述传统社会中建立在个体具有同质性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模式，有机团结概念则是描述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化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增强，社会整合必须建立在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17]33～92本文将从有机团结概念演化而来的有机民族团结概念应用于讨论如何将靖安新区建设成为一个“民族互嵌型社区”时，既强调靖安新区内部个体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也强调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相关研究也已经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受个体和群体两方面的因素影响。[18]因此，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混杂居住的靖安新区向“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转变过程，也是个体与群体双重互相嵌入的过程。
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践路径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宏观上应该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在微观上应该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区环境，“民族互嵌型社区”正是在微观的社区环境层面讨论多民族人口的互嵌问题。相关研究将社区环境层面的相互嵌入进一步分解为居住空间互嵌、组织网络互嵌、文化接入互嵌和认同互嵌。[19]也有研究发现，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互嵌不足、精神互嵌缺失、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及其所带来的公共精神缺失。[20]王希恩曾批评，自“民族互嵌型社区”概念提出以后，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的民族工作中，许多人都把相互嵌入问题集中在讨论社区环境或居住空间问题，最后把相互嵌入简单化地理解成民族之间的居住问题，或直接理解为推动不同的民族人口实现“民族混居”。[21]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而言，将其建设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优势在于，“原子化”的安置方式使得社区在形成之初就已经彻底实现了各民族搬迁人口在居住空间上的互相嵌入，为其他方面的互相嵌入奠定了空间基础。但劣势也在于，“原子化”的安置方式形式的还只是一种“新主体陌生人社区”[4]，导致了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难以实现组织网络的互嵌，邻里之间也因为缺乏互动与信任难以培育社会资本，需要在个体与民族群体两个层面实现相互嵌入。
（一）个体层面的相互嵌入
从个体层面的相互嵌入来看，“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的实践路径在于从共同体的视域出发。地方共同体的重建，与经济要素密切相关，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因素。一些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个案研究，就将培育个体之间的经济合作看成是社区营造的核心措施。[3]靖安新区搬迁人口规模庞大，又是新建设的城市社区，缺乏发展工业企业和集体经济的资源条件。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在6个社区内部设立公益性岗位实现少量年龄较大搬迁人口就业，新区中的扶贫工厂只能解决不到200人的就业问题。新区服务管理中心主要是以劳务输出的形式鼓励年轻人到东南沿海的工厂就业，新区的主要常住人口仍然是由老人、儿童和留守妇女构成。不过，保罗·霍普的研究指出，除了经济要素之外，居民对社区的态度与行为，社区公共精神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影响到社区共同体重建。[22]7
在缺乏经济合作的情况下，如何使“原子化”的搬迁人口变得“熟人化”，培育社区认同感，促进邻里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成为了个体层面相互嵌入的关键所在。在城市社区中，只有足够频繁的社会交往才能促进社区认同和邻里信任互助的产生。[23]靖安新区具有城市社区的特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十分丰富，儿童之家、老年人活动中心、文化广场、大型超市、各个楼栋下面的绿化带等为搬迁人口的沟通交流营造了社交环境。虽然城市社区存在大量公共基础设施而不缺乏沟通交流的机会，但缺乏的是高质量的、人格化的社会交往。
那么，如何才能促进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之间产生人格化的社会交往呢？有研究注意到，城市社区中老人和儿童是促进人们发生人格化交往的突破口。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在社区之中从事交往活动，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年轻的父母就需要带着孩子在社区的公共空间玩耍，儿童之间搭讪交友形成一个儿童的熟人社会，父母在孩子的带动下也会变得熟悉起来;晚上的社区广场是属于大妈的，以广场舞为媒介构建社交网络，形成人格化的社会交往。[23]也就是说，社区共同体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利益纽带和心理认同形成，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社区共同体也是一个分享传说、故事、流言、隐私的空间。在社交取向的生活逻辑之下，“聊天”不仅是一种闲暇消遣方式，人们往往通过聊天获取信息，了解社区中他人的生活境遇，反窥自身，或者通过对知识、经验、技术的探讨，反思自己的行动是否需要改变。[24] 靖安新区因为缺乏在地化发展经济的社区能力，是一个生活型社区，而不是一个生产型社区，难以通过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将分散的搬迁人口组织起来。新区内大量年轻的搬迁人口在外打工，仍然像搬迁前的农村一样“三留守”问题十分突出。年轻人对社区生活参与度较低是城市社区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极为普遍的困境，在社区治理中试图将承担“养家糊口”重任的年轻人吸纳进入社区生活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央强调在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时，在社区环境建设方面要“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在此情况下，靖安新区在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过程中，可以以老人、儿童和留守妇女为中心，营造各民族搬迁人口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是实现个体层面相互嵌入的突破口。
长期以来，老年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25]鼓励老年人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社区建设，可以促进老年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互动，还可以借助老年群体的自组织力量解决部分社区治理难题。而老年人由于生活范围窄化，更容易产生“远亲不如近邻”的依赖感。靖安新区尽管建设了儿童之家用于儿童的日间照料，但6个社区内部还缺乏儿童娱乐设施，儿童之间互动频率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照顾儿童的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加。靖安新区中的留守妇女多是为了在家照顾孩子或是年迈的老人才没有外出打工。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可以考虑建设手工艺品生产车间，留守妇女经过培训之后就地在车间工作，将手工艺品生产车间培育成为一个居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和互动平台。同时，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可以举办适合搬迁人口的公共活动，促进楼栋、社区之间不同搬迁人口的交往互动。
（二）群體层面的相互嵌入
在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安置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时，个体层面的相互嵌入依赖于邻里之间交往互动频率的增加。但是，当存在明显民族文化差异的个体之间交往互动频率增加时，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可能是导致个体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因此，王希恩认为推动社区环境的相互嵌入需要十分谨慎。[21]如果说靖安新区在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时，个体层面的相互嵌入是要培育搬迁人口的社区共同体意识，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则是要消解因存在明显民族文化差异的个体之间互动频率的增加可能导致的冲突升级为民族群体冲突。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是要提醒不同民族搬迁人口在个体相互嵌入的过程中，注意到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差异，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互动要尊重彼此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差异，以此将个体相互嵌入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
从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来看，“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的实践路径在于建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与居住空间相对，人们在社会空间中发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基于各自的民族文化，以及对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尊重和欣赏。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现实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某个民族的节日常常会突破群体边界，成为各民族共享的大型节日，客观上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6]在滇东北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关系格局早已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很多民族节日从某个民族的节日转变为多民族共享的地域文化。例如，在昭通市昭阳区小龙洞回族彝族乡的宁边村中，彝族村民的火把节、苗族村民的花山节都已经不同程度地从民族节日转变为地域文化。因具有极强的娱乐性，节日期间其他民族村民也乐于参与其中。
鉴于新区是一个生活型社区，缺乏经济利益纽带将不同民族搬迁人口整合在一起，新区管理者可以将回族、彝族和苗族的民族节日打造为一个社会空间，在支持某个民族举办民族节日时，也鼓励举办民族节日的搬迁人口邀请其他民族的搬迁人口加入。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让不同民族的搬迁人口互相熟悉彼此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对彼此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尊重，并将对差异的尊重内化于个体相互嵌入的过程之中。各民族搬迁人口在居住空间已经实现相互嵌入的情况下，在社会空间中相互参与彼此的民族节日实现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区氛围，培育各民族搬迁人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外，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常常是以基层党建为基础进行社区治理，可以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嵌入和引领作用，从而构建起个体、组织、社区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27]通过基层党组织引导多种其他类型的社区组织开展合作，构建不同民族搬迁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机制，培育不同民族搬迁人口的合作精神、公共精神、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围绕生计、民族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建立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等类型的社区组织。因为，在政治学家帕特南看来，“公共性”与社区组织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社区组织培育了社区的“公共性”，“公共性”又能促进社区组织的发展。[28]455以社区基层党组织为中心，促进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有序合作将社区建设资源合理规划使用，在社区有序治理中促进不同民族搬迁人口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此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结语
政治学者熊易寒的一项新近研究表明，大城市中的重组型社区更容易实现社区营造，因为这种类型的社区居民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脱嵌，急于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攀亲结对”和社区营造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内在需求。[29]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一种典型的重组型社区，聚集了大量处于社会结构边缘位置的人口，社区居民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而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同样有着重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内在需求和渴望心理。只不过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而言，社区建设不仅要处理个体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
2014年中央提出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就是要促进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功能定位为培育各民族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易地扶贫搬迁后“原子化”的安置方式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在居住空间上已经实现了相互嵌入，但居住空间的相互嵌入只是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构建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本文的研究个案中，靖安新区既是一个大型的城市社区，又是一个民族社区，在社区建设方面需要处理个体与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个体相互嵌入和群体相互嵌入两个层面，讨论了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如何向“民族互嵌型社区”转变，期望本研究个案能够丰富“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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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NTER-
EMBEDDED COMMUNITIES"IN RELOCATION COMMUNITIES IN WESTERN CHINA：Taking Jing'an New District As An Example
Li Wengang
Abstract：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ocation polic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a large number of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with multi-ethnic population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cross-county relocation communit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curr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relocation population employment， community order maintenanc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nd ethnic cultural inheritance. It is not fully awa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ethnic population mixed residential community formed after the relocation into an “ethnic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It has neglected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based on the mutual embedding of the living space and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Durkheim's concept of organic solidar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constructing "ethnic inter-embedded communities" in western relocation commun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from the two levels of individual mutual embedding and group mutual embedding.
Keywords：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tomization; Living Space; Social space; Mutual embedding
〔责任编辑：罗柳宁〕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原子化;居住空间;社会空间;相互嵌入
【作 者】李文钢，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114-00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十三五”结束，全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从“搬得出”向“稳得住”和“能致富”转变。在此时代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融入及社区后续扶持工作成为了易地扶贫搬迁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当前，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是从搬迁人口的生计转型[1]、文化适应[2]、在搬迁社区构建长效减贫机制[3]、重建社区共同体[4]、搬迁社区的社会空间整合[5]等方面展开。但是，笔者在属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新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大量的汉族、回族、彝族和苗族村民从不同地方迁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多民族混杂居住社区。4个民族的搬迁人口不仅面临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融入和空间重构问题，还面临着在民族关系、民族交往互动层面融入新的社区之中。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指出，到2020年完成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安置工作，其中西部地区12省（区、市）建档立卡搬迁人口约664万人，计划同步搬迁约423万人。也就是说，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西部地区生活着的众多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分散居住到城市集中居住，客观上形成了大量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的搬迁社区。如何帮助多民族搬遷人口实现社区融入、社区发展，以及如何促进多民族搬迁人口在社区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14年的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工作时，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强调要推进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虽然西部地区在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了大量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但这种社区只是在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与党和国家在相关民族政策中表述的“民族互嵌型社区”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基于此，本文将从“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的视角来讨论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的社区建设问题。
二、易地扶贫搬迁与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形成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的靖安新区。昭通市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腹地，全境96.3%的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在全市600多万人口中，2014年底尚有贫困人口185万，11个县（市、区）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6]2018年昭通市委政府结合昭阳区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易地扶贫搬迁需要，决定在离昭阳区28公里远的靖安乡规划建设可承载5万人居住生活的靖安新区。新区建成后将从昭通市的昭阳区和大关、彝良、永善、镇雄、盐津5个县搬迁4万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到新区居住，靖安新区也因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跨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靖安新区在2019年12月18日迎来了首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入住，2020年5月五县一区的大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开始入住。
在入住靖安新区的40549人中，汉族人口36217人，回族人口997人，彝族人口1073人，苗族人口2186人，其他的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有76人。靖安新区在规划和建造搬迁人口住房时，只是按照预先统计的搬迁家庭的人口数量来设计每间房屋的建筑面积和户型。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在给五县一区的搬迁人口分配住房时，也只考虑每一户搬迁家庭的人口规模，并不考虑这些搬迁人口来自哪一个村庄和具有什么样的民族身份，搬迁人口是以“原子化”的方式被安置在新区中。[4]在新区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看来，五县一区的搬迁人口数量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在搬迁后还是按照过去搬迁人口的居住地域和民族分布状况来分配住房，整个住房分配过程将会变得非常复杂和费时费力，不如简单化地根据每个搬迁家庭的人口规模来分配住房。
靖安新区的建设规模十分庞大，为了方便建设和管理，昭通市政府进一步将新区划分为滨江、惠民、合顺、思源、康庄和福兴6个社区，社区与社区之间建设了宽阔的通勤道路，6个社区就是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每一栋楼的楼层在14～18层之间，每一层楼可以入住4～6户家庭，共享2部电梯，还配套建设了地下停车场。在不考虑搬迁人口原来居住的地域和民族身份，只考虑搬迁人口的家庭规模时，在搬迁前居住在同一个村庄的同一民族村民在搬迁后很可能会被打散分布在6个不同的社区之中，客观上导致了靖安新区在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上呈现了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的特点。例如，WGC是来自于大关县高桥乡的苗族村民，他家有5口人，被分配到了思源社区的14栋居住。他弟弟家有4口人，被分配到了合顺社区的18栋居住。而在苗族村民WGC所居住的思源社区的那栋楼里，就有苗族、彝族和汉族3个民族的搬迁人口居住。
大量搬迁人口在迁入新区后被打散居住，过去的邻里关系也随之消失，需要在迁入地重建新的邻里关系，但一些年轻的搬迁人口对此并没有心存忧虑。他们认为，安置区已经属于城市社区，居住方式和农村肯定不一样，大家回家后把门一关就各干各的，邻里关系已经不可能再像农村一样。最多是住在一栋楼的时间久了，大家彼此认识之后，一些小的事情可以请邻居帮忙，重要的事情还是只能依靠过去的亲戚和朋友。尽管在老家时的亲戚、朋友和邻居在搬迁后分布在不同的社区之中，但靖安新区的6个社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并不遥远，如果家里有事情需要帮忙，电话通知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搬迁后各民族人口在居住空间上已经表现为相互嵌入，但搬迁人口之间缺乏邻里互动，可以说靖安新区只是一个多民族混杂居住社区，还不是一个“民族互嵌型社区”。 三、社区治理过程缺乏“民族”视角
靖安新区与其他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一样，在“搬得出”工作完成以后，面临的是搬迁人口“稳得住”和“能致富”，最终的政策目标是帮助搬迁人口顺利融入城市生活，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市民。昭通市政府也认识到，“稳得住”和“能就业”决定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成败，要建设和發展好一个有4万多人口居住生活的搬迁社区，压力十分巨大。于是，专门成立了在行政级别上属于正处级的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对6个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指导，也对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公共资源。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具体是从基层党建、公共服务保障、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五个方面构建后续扶持政策体系。
在日常的治理实践中，6个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高标准地建设了党建活动室，除了用于召开党员大会和开展党员民主生活会之外，还常常用于宣讲党和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让搬迁人口能够从心理上认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公共服务保障主要是解决大量搬迁人口面临的医疗、就学和社会保障问题。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的是搬迁人口在自主创业、扶贫车间管理、劳务输出和公益性岗位安置方面面临的问题。文化服务主要是开展公益公告宣传、对群众开展感恩诚信自强教育，也会支持搬迁人口过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在社区治理方面，则是依托每个社区的便民服务大厅、在各个社区的每栋楼设立的服务联络站。每栋楼也设置了一个楼长，主要负责本栋楼居民的信息发布和收集工作。
靖安新区的搬迁人口来自五县一区的不同村庄，是一种典型的“陌生人社会”，搬迁人口的归属感和融入感较低，社区秩序呈现为一种无序状态。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依托社会工作的力量，帮助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融入新的社区生活。昭通市民政局也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引进了两家社会工作机构入驻新区，为新区大量搬迁人口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服务。分布在6个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人员经常会在儿童之家指导搬迁人口的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解决搬迁人口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也帮助搬迁人口办理相关的证明手续等。然而，新区中的社会工作人员是将大量时间用于策划举办各种公共活动，希望以此培育搬迁人口的社区参与意识和公共意识。
靖安新区已经作为一个城市民族社区存在，但在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过程中却缺乏“民族”视角。主要表现在：虽然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搬迁人口的一些特殊需求;会提供一些经费支持苗族、彝族和回族村民过民族传统节日，但是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对多民族混杂社区的认识和治理实践只是停留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这样的浅显层面，并没有意识到搬迁人口“原子化”的安置方式将会对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互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没有将新区未来建设方向定位为“民族互嵌型社区”。
新区有苗族搬迁人口2186人，其中来自大关县的苗族搬迁人口1520人，来自彝良县的苗族搬迁人口483人，占到了总的苗族搬迁人口的91.62%。昭通市大关县和彝良县的苗族属于大花苗支系，有不少苗族村民信仰基督教。[7][8]33新区有回族搬迁人口997人，来自大关县的回族搬迁人口818人，来自昭阳区的回族搬迁人口160人，占到了总的回族搬迁人口的98.09%。根据回族的宗教信仰与习惯，回族在居住空间上呈现“围寺而居”的状态。在新区的建设规划中，只规划建设学校、医院、公交车站、公园广场、就业培训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并没有建设教堂和清真寺的计划。新区所在的靖安乡有回族村民居住，建设有4座清真寺，新区中的回族村民还可以就近去靖安乡的清真寺过宗教生活。但是，新区附近没有较大规模的大花苗聚居，也就没有可以就近使用的教堂，苗族搬迁人口在过宗教生活方面会面临困难。
已有研究注意到，原本生活在不同区域，也具有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信仰的族群因易地扶贫搬迁被安置到一起居住生活，既有的族群边界被打破，传统的族群互动方式被打乱。[9]在历史上，滇东北地区的回族和苗族都是从其他区域迁移而来，因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在长期的族群互动过程中，两个民族的人口即使是在同一个村庄中居住，两个民族都倾向于聚族而居，且聚居地的空间距离会相隔比较远。例如，在笔者撰写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点昭通市昭阳区小龙洞回族彝族乡的宁边村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村民聚居在村子东北边，信仰基督教的大花苗村民则聚居在村子的西南边，两个民族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因缺乏交往的机会而呈现了“各过各的”民族关系状况。[10]靖安新区“原子化”的安置方式极有可能造成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回族和苗族搬迁人口聚居在同一栋楼，甚至是同一个楼层中生活。因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缺乏有效引导的情况下，不同民族搬迁人口之间互动频率增加可能产生的矛盾将会给新区的社区治理造成挑战。
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理论基础
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在给不同民族搬迁人口分配住房时，基于对社会的简单化管理，并不考虑搬迁人口原来居住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状况，仅以搬迁人口的家庭规模作为住房分配的依据，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多民族混杂居住社区。
2014年5月26日，中央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并将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相互嵌入形象化地描述为“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此之后，关于“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研究日益丰富。杨鹍飞将“民族互嵌型社区”界定为：“由两个以上（包括两个）民族共同居住并形成空间相错的同一区域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中的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成员之间形成自由交往交流并相互包容的关系。”[11]民族社区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属性是民族社区结构的本质特征，[12]也在根本上塑造了民族社区的社区结构。“民族互嵌型社区”属于民族社区的一种类型，强调的是在社区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这种相互嵌入不仅是指居住的物理空间层面，还指不同民族人口在交流、交往、交融基础上形成的精神空间相互嵌入，“交融型”的民族社区也成为了“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的最终目标。[11] 关于族群冲突的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基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当不同群体自然差异较大时，互相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落实，滇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状况一直比较和谐，很少发生民族冲突。即便如此，民族社区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存在明显差异时，不同民族成员彼此之间又因为缺乏互相了解而容易产生偏见和歧视，制约了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最终可能形成一种既不产生冲突也不互相来往的“各过各的”民族关系状况。
德国人类学家李峻石认为：“更富有成效的做法是，不要去考虑是将差异最大化或者最小化，而是考虑如何将互动最优化。人们如何才能在互动中尽可能多地获得益处，而不会造成太多的成本和风险。”[14]24国内学者的个案研究也强调，民族文化差异并不一定产生冲突，在一个多族群多元文化并存的村落中，族群之间建立在互惠行为、互惠逻辑和互惠机制之上的互动是可以将不同的族群整合到同一个村落共同体之中的。[15]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城市社区中，搬迁人口的互动机制毕竟不同于农村社区中经过长久的历史变迁演化形成的互动机制。靖安新区已经属于城市社区，搬迁人口又是以“原子化”的方式安置，农村社区内多族群之间建立在地方习俗、资源交换基础上的互动机制显然是难以应用到城市社区。
郝亚明借用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概念讨论了“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问题，认为民族团结也可以区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追求民族群体之间同质性基础上所形成的机械民族团结，一种是在承认民族群体之间异质性基础上寻求相互关联合作而形成的有机民族團结。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群体之间在文化模式、生活方式、社会认知、信仰体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区隔，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需求内在地契合了基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和尊重个体的多样化形成的有机团结模式。[16]需要强调的是，在应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对概念来分析“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构建问题时，还需要回答是以个体为单位，还是以群体为单位，又或是以个体和群体双重互相嵌入的方式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
涂尔干提出的机械团结概念是描述传统社会中建立在个体具有同质性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模式，有机团结概念则是描述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化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增强，社会整合必须建立在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17]33～92本文将从有机团结概念演化而来的有机民族团结概念应用于讨论如何将靖安新区建设成为一个“民族互嵌型社区”时，既强调靖安新区内部个体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也强调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相关研究也已经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受个体和群体两方面的因素影响。[18]因此，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混杂居住的靖安新区向“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转变过程，也是个体与群体双重互相嵌入的过程。
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践路径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宏观上应该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在微观上应该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区环境，“民族互嵌型社区”正是在微观的社区环境层面讨论多民族人口的互嵌问题。相关研究将社区环境层面的相互嵌入进一步分解为居住空间互嵌、组织网络互嵌、文化接入互嵌和认同互嵌。[19]也有研究发现，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互嵌不足、精神互嵌缺失、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及其所带来的公共精神缺失。[20]王希恩曾批评，自“民族互嵌型社区”概念提出以后，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的民族工作中，许多人都把相互嵌入问题集中在讨论社区环境或居住空间问题，最后把相互嵌入简单化地理解成民族之间的居住问题，或直接理解为推动不同的民族人口实现“民族混居”。[21]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而言，将其建设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优势在于，“原子化”的安置方式使得社区在形成之初就已经彻底实现了各民族搬迁人口在居住空间上的互相嵌入，为其他方面的互相嵌入奠定了空间基础。但劣势也在于，“原子化”的安置方式形式的还只是一种“新主体陌生人社区”[4]，导致了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难以实现组织网络的互嵌，邻里之间也因为缺乏互动与信任难以培育社会资本，需要在个体与民族群体两个层面实现相互嵌入。
（一）个体层面的相互嵌入
从个体层面的相互嵌入来看，“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的实践路径在于从共同体的视域出发。地方共同体的重建，与经济要素密切相关，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因素。一些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个案研究，就将培育个体之间的经济合作看成是社区营造的核心措施。[3]靖安新区搬迁人口规模庞大，又是新建设的城市社区，缺乏发展工业企业和集体经济的资源条件。靖安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在6个社区内部设立公益性岗位实现少量年龄较大搬迁人口就业，新区中的扶贫工厂只能解决不到200人的就业问题。新区服务管理中心主要是以劳务输出的形式鼓励年轻人到东南沿海的工厂就业，新区的主要常住人口仍然是由老人、儿童和留守妇女构成。不过，保罗·霍普的研究指出，除了经济要素之外，居民对社区的态度与行为，社区公共精神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影响到社区共同体重建。[22]7
在缺乏经济合作的情况下，如何使“原子化”的搬迁人口变得“熟人化”，培育社区认同感，促进邻里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成为了个体层面相互嵌入的关键所在。在城市社区中，只有足够频繁的社会交往才能促进社区认同和邻里信任互助的产生。[23]靖安新区具有城市社区的特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十分丰富，儿童之家、老年人活动中心、文化广场、大型超市、各个楼栋下面的绿化带等为搬迁人口的沟通交流营造了社交环境。虽然城市社区存在大量公共基础设施而不缺乏沟通交流的机会，但缺乏的是高质量的、人格化的社会交往。
那么，如何才能促进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之间产生人格化的社会交往呢？有研究注意到，城市社区中老人和儿童是促进人们发生人格化交往的突破口。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在社区之中从事交往活动，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年轻的父母就需要带着孩子在社区的公共空间玩耍，儿童之间搭讪交友形成一个儿童的熟人社会，父母在孩子的带动下也会变得熟悉起来;晚上的社区广场是属于大妈的，以广场舞为媒介构建社交网络，形成人格化的社会交往。[23]也就是说，社区共同体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利益纽带和心理认同形成，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社区共同体也是一个分享传说、故事、流言、隐私的空间。在社交取向的生活逻辑之下，“聊天”不仅是一种闲暇消遣方式，人们往往通过聊天获取信息，了解社区中他人的生活境遇，反窥自身，或者通过对知识、经验、技术的探讨，反思自己的行动是否需要改变。[24] 靖安新区因为缺乏在地化发展经济的社区能力，是一个生活型社区，而不是一个生产型社区，难以通过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将分散的搬迁人口组织起来。新区内大量年轻的搬迁人口在外打工，仍然像搬迁前的农村一样“三留守”问题十分突出。年轻人对社区生活参与度较低是城市社区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极为普遍的困境，在社区治理中试图将承担“养家糊口”重任的年轻人吸纳进入社区生活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央强调在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时，在社区环境建设方面要“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在此情况下，靖安新区在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过程中，可以以老人、儿童和留守妇女为中心，营造各民族搬迁人口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是实现个体层面相互嵌入的突破口。
长期以来，老年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25]鼓励老年人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社区建设，可以促进老年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互动，还可以借助老年群体的自组织力量解决部分社区治理难题。而老年人由于生活范围窄化，更容易产生“远亲不如近邻”的依赖感。靖安新区尽管建设了儿童之家用于儿童的日间照料，但6个社区内部还缺乏儿童娱乐设施，儿童之间互动频率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照顾儿童的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加。靖安新区中的留守妇女多是为了在家照顾孩子或是年迈的老人才没有外出打工。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可以考虑建设手工艺品生产车间，留守妇女经过培训之后就地在车间工作，将手工艺品生产车间培育成为一个居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和互动平台。同时，新区服务管理中心可以举办适合搬迁人口的公共活动，促进楼栋、社区之间不同搬迁人口的交往互动。
（二）群體层面的相互嵌入
在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安置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时，个体层面的相互嵌入依赖于邻里之间交往互动频率的增加。但是，当存在明显民族文化差异的个体之间交往互动频率增加时，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可能是导致个体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因此，王希恩认为推动社区环境的相互嵌入需要十分谨慎。[21]如果说靖安新区在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时，个体层面的相互嵌入是要培育搬迁人口的社区共同体意识，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则是要消解因存在明显民族文化差异的个体之间互动频率的增加可能导致的冲突升级为民族群体冲突。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是要提醒不同民族搬迁人口在个体相互嵌入的过程中，注意到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差异，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互动要尊重彼此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差异，以此将个体相互嵌入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
从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来看，“民族互嵌型社区”构建的实践路径在于建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与居住空间相对，人们在社会空间中发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基于各自的民族文化，以及对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尊重和欣赏。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现实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某个民族的节日常常会突破群体边界，成为各民族共享的大型节日，客观上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6]在滇东北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关系格局早已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很多民族节日从某个民族的节日转变为多民族共享的地域文化。例如，在昭通市昭阳区小龙洞回族彝族乡的宁边村中，彝族村民的火把节、苗族村民的花山节都已经不同程度地从民族节日转变为地域文化。因具有极强的娱乐性，节日期间其他民族村民也乐于参与其中。
鉴于新区是一个生活型社区，缺乏经济利益纽带将不同民族搬迁人口整合在一起，新区管理者可以将回族、彝族和苗族的民族节日打造为一个社会空间，在支持某个民族举办民族节日时，也鼓励举办民族节日的搬迁人口邀请其他民族的搬迁人口加入。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让不同民族的搬迁人口互相熟悉彼此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对彼此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尊重，并将对差异的尊重内化于个体相互嵌入的过程之中。各民族搬迁人口在居住空间已经实现相互嵌入的情况下，在社会空间中相互参与彼此的民族节日实现群体层面的相互嵌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区氛围，培育各民族搬迁人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外，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常常是以基层党建为基础进行社区治理，可以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嵌入和引领作用，从而构建起个体、组织、社区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27]通过基层党组织引导多种其他类型的社区组织开展合作，构建不同民族搬迁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机制，培育不同民族搬迁人口的合作精神、公共精神、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围绕生计、民族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建立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等类型的社区组织。因为，在政治学家帕特南看来，“公共性”与社区组织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社区组织培育了社区的“公共性”，“公共性”又能促进社区组织的发展。[28]455以社区基层党组织为中心，促进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有序合作将社区建设资源合理规划使用，在社区有序治理中促进不同民族搬迁人口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此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结语
政治学者熊易寒的一项新近研究表明，大城市中的重组型社区更容易实现社区营造，因为这种类型的社区居民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脱嵌，急于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攀亲结对”和社区营造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内在需求。[29]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一种典型的重组型社区，聚集了大量处于社会结构边缘位置的人口，社区居民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而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同样有着重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内在需求和渴望心理。只不过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而言，社区建设不仅要处理个体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
2014年中央提出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就是要促进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功能定位为培育各民族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易地扶贫搬迁后“原子化”的安置方式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在居住空间上已经实现了相互嵌入，但居住空间的相互嵌入只是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构建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本文的研究个案中，靖安新区既是一个大型的城市社区，又是一个民族社区，在社区建设方面需要处理个体与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个体相互嵌入和群体相互嵌入两个层面，讨论了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如何向“民族互嵌型社区”转变，期望本研究个案能够丰富“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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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NTER-
EMBEDDED COMMUNITIES"IN RELOCATION COMMUNITIES IN WESTERN CHINA：Taking Jing'an New District As An Example
Li Wengang
Abstract：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ocation polic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a large number of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with multi-ethnic population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cross-county relocation communit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curr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relocation population employment， community order maintenanc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nd ethnic cultural inheritance. It is not fully awa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ethnic population mixed residential community formed after the relocation into an “ethnic inter-embedded community”. It has neglected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based on the mutual embedding of the living space and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Durkheim's concept of organic solidar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constructing "ethnic inter-embedded communities" in western relocation commun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from the two levels of individual mutual embedding and group mutual embedding.
Keywords：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tomization; Living Space; Social space; Mutual embedding
〔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