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开发处，今年以来，在李会生处长带领下，按照领导的意图，各位同志围绕征集利用、编研、开发，特别是围绕1928—1949年河北档案的征集开发，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要清醒地看到，做好开发利用和档案征集工作绝非易事。我们虽不缺钱，国家每年都有专项资金下拨；不缺人，近两年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不缺领导支持，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抓这项工作；不缺大的环境，国家局去年成立编研指导委员会，咱们局也成立了委员会，但我们可能缺少对档案深度开发、多重利用的实际经验，也就是说，可能短时间内，我们还摸不着多出“资政惠民”优秀成果的路子，有劲儿不知往哪儿处使。征集也是一样，不下决心，突破不了。如何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克短，很值得研究。研究解决得好，才会出好的成果。(李会生、赵亚光：按领导要求，我们征集1928—1949年河北档案，摸清了馆藏在各个省馆的档案底数，北京市档案馆存有5万卷，天津市档案馆存有6．9万卷，二史馆存有3万卷，内蒙古存有5千卷，四省累计总数15万卷。北京、天津控制案卷目录已经以光盘的形式复制出来。北京市档案馆的控制卷约2万卷，主要是民国高法的审判档案，与我馆保存的高法档案可以形成一个系统。二史馆我们在调查摸底的同时初步征集了100多件。去年征集了三千多期民国时期政府公报，共42卷缩微胶卷。包括察哈尔、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河北省政府公报、日伪时期河北公报，我们对其内容进行了查看，并结合已有的缩微胶片，其主要内容为法令、法规、政令。1928—1949年民国时期政府公报平均1．5天一期。这个密度还是相当大的。我馆现存民国河北档案共计132487卷，其中包括9万多高法档案，2万多长芦盐务档案，民国河北党部档案约6千多卷，政府机关、各厅局的档案还是比较少的。下一步重点征集天津市档案馆和南京二史馆所保存的档案。现在经过协调后，天津方面的阻力已经小了很多，征集工作应当能够顺利开展。)随着国家对重点档案抢救保护力度的加大，各省市都在档案的深度开发利用上作大文章。1928—1948年河北档案的征集搞好了，将为下步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结合当前工作的进展，我谈两点看法：
　　第一：希望同志们，进一步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征集好1928—1949年河北档案的责任感、紧迫感，为丰富馆藏，为建设文化强省，为后代提供更多的档案资源，做出我们的贡献。这项工作，本应在若干年前就搞，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列入日程，导致1928—1949年河北档案全宗开发利用的滞后。历史的接力棒已传到我们手上，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和重大任务。我们理应担起这份担子，把这项工作，千方百计的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做好征集1928—1949年河北档案的工作，意义重大。自2006年上半年来，我逢大会必讲，并且有的话，在社会上也有了影响，省领导也知道了一些，盼望着将工作抓实抓好。认识其意义重大，无论从哪方面说，都需要我们再深思、再升华。比如，单纯地说存史吧，“河北”，从1928年由直隶脱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二十一年。对于河北来说，这段历史，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是不能割断的。如果缺少了，等于连“家谱”也无法写了。家有家谱，县有县志，一个人，还要写写总结，立个档案。河北这段特殊的历史，需要完整地记录下来。河北脱胎于直隶，但“河北”绝不是“直隶”的翻版。由“直隶”改称“河北”，我认为，不仅是河北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国民的重大事件，可否这样说，“直隶”的消亡，标志着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尾巴”剪掉了。为什么要改？改了以后的二十一年，是什么样？一言以蔽之，真是错综复杂、变幻如云哪。之前说过，这二十一年，可分几个阶段：军阀混战的河北；日寇铁蹄下的河北；多种政权并存的河北等。短短二十一年，发生过多少扑朔迷离又震惊中外的事件？征集好这个时期的档案，绝不单单对河北有重要意义，有的档案，可能对全国乃至世界，都是有研究、利用价值的。再如，从为后人提供资源上说，很简单地看，现在有多少人知道“河北”是哪一年开始叫的？首任行政长官是谁？再深一点讲，这二十一年，中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河北是如何具体反映的，等等，我认为，时间越推移，后人对这段是越感兴趣的。到现在，编不出直隶改称河北以来的大事记，与我们这时期这方面的档案太少有直接关系。修新志，可以“解放”修起，但“河北”的缘起是永远应记住的。河北简称“冀”，通俗叫“燕赵”，历史久远，文明灿烂。如单从省名上看，“河北”可是很年轻啊，如只从1949年说起，显得就更年轻了。“直隶”的档案资料，可能都在中央馆或台湾，我们很难弄到河北来了，但1928—1949年“河北”的档案资料，已知分散在这么多省、市，下决心把“河北”的东西征集到河北来，使后人能尽量看到一个河北的全貌，知道“河北”的源头在哪里，这多好!其历史意义之大，怎么说也不过分。没有这段时期的档案，以后时间越久远，写“河北”，只能有什么编什么，凌凌乱乱，脉络不清。再从“资政”、从“惠民”上说，现实意义更大了。通过系统征集1928—1949年这段历史的档案，从源头上把我们河北发展的脉络梳理清晰，从过去走过来的路子当中，从河北做为“京畿大省”的特殊地位上，方可知河北在中国版图上的重要，加以挖掘、提炼出很多供现代决策参考的精神食粮。我想，如果把这段“家谱”续上，不仅对各级领导，而且对社会各方面，都是很需要的。称河北的这段历史并不长，1928—2008年，才80年，八十年哪，难道就忘了源头了吗？作为局长，说句惭愧的话，就档案工作对社会的贡献而言，要看什么呢？好比居家过日子，过一年有一年的发展，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家庭财产越来越多，这标志着日子过好了，谁家不想这么过啊!咱们作为档案人，做这种事业，如天天看着上一辈已积累的那些东西，没个新的发展变化，不想做老辈子想做没有做过的事，这叫无作为，没出息呀!我们应为丰富全省档案资源，改善档案结构，提供利用成果，而去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反复从这些方面，去理解征集河北“家谱”档案问题，我想，大家的认识会进一步提高。征集档案，绝不仅仅是几位同志的事，而是你们整个处的重中之重，应当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要加强领导，集中精力，按照我们的计划、方案，一步一步的去抓，一卷一卷的去找，一件一件去拿到手上，日积月累，用不了很长时间，我们的工作肯定取得重大突破，继而，编研出有影响、受欢迎的成果，给全省人民抱回几个金娃娃。但是，加大征集力度，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有条不紊地搞。要抓住重点，按轻重缓急的原则，把责任落实到任务上，落实到人头上。希望你们在会生处长的领导下，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细化方案、主动出击、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地去征集。其他同志，都要在会生同志的统筹下，只要需要，就冲上去抓。摸底已经差不多了，没摸到的，要一边抓征集，一边抓再摸底，双管齐下，力求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效果好。任务量特别大，我也可以带着有关同志出去。哪一天去天津、哪一天去北京、哪一天去内蒙，要有个时间表。当务之急，抓什么？请会生同志统一部署、协调，亚光同志具体负责，应尽快向省政府写出专题报告。报告分几个方面，分几个层次，讲其重要性、必要性，提出我们的意见和设想，以争取省政府拨付一笔专项资金。你们讲，散存于京津等省市的档案，至少15万卷，我觉得，如果摸底再深入一点，恐怕下不来20万卷。至少辽宁、台湾这两个省，保存的数量，我们还不知道，台湾如果有，可不是少量的。(赵亚光：民国河北省党部、秘书处都是空白)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去一趟台湾。过几天去辽宁开会，可以再了解了解，光沈阳市档案馆也大着呢。(宋洪亮：大连市档案馆也保存着相当数量的民国时期档案。)
　　第二，结合征集1928—1949年的档案，研究如何编辑出版《1928—1949年河北省大事记》和其它丛书。档案利用，是全部档案工作的最高原则和根本目的。从这个高度来看，征集是基础，编研是延续；征集决定编研，编研又反作用于征集；它们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总之，是要结合的来看，边征集，边编研。只有通过编研，才能看出征集当中的漏洞和不足，从而进一步完善征集。这样，经过数年的努力，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达到档案结构的完善，内容的齐全、完整、系统。只有连续地、快速地抓，才能尽快达到目的。所以，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征集是重中之重，为第一位任务。同时，应抓紧安排编研《1928—1949年河北省大事记》。破了题没有？谁编着呢？(赵亚光：辛茹编1928年3个月，周江占编1个月，高涛编1个月)先突破1928年的，然后再编1929、1930年的，一年一年往下排，慢慢地就熟悉了。千方百计，抓住主线，拾漏补缺，力求系统、准确、客观。以民国为主线、为脉络是可以的，但咱说的是，1928—1949年河北省大事记，而不是民国河北省政府大事记，这概念应当清楚。发生在此时此刻的河北的大事，不管它是哪个政权的，哪一方面的，都叫大事。这个说法，我比前次改变了些。上次，不是跟你们讨论过谁为主，谁为辅吗?今后就用这个表述：凡是发生在1928—1949年河北的大事，都叫大事。这样就排除了主与辅，执政与在野等障碍。大事记拿出来，咱还可以利用这批档案再编别的。这块蛋糕，我们要反复的做。比如弄专题，或者弄其它分量重的书。至于仿真复制，今年，我看调整调整期望值，别设太多的目标了。原来是30本，现在可以搞的有多少？(李会生：现在准备出一个样本)让它很漂亮。中央档案馆复制的郎成宁的《丰收图》，比当年还好看，咱复制好了，一个是让省市县各级档案馆存着，资源共享，一个是给省领导和有关方面送送。(李会生：现在做的是《河北省通志》，县里沿革)抓编研，促开发，开发本身又是利用，我看这事实践性很强。就说张新朋同志承担的撤县并县的课题吧，有些县，自己就不清楚了，省局很有必要编一本这方面的史鉴。涉及到花钱，别认为重点档案抢救费，就只是用于裱糊什么的，征集、开发也需要投资，你们想明白了，可以打报告给我，局长们研究，别因为没有钱影响工作的开展。征集本是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崔金亮：我拣重点说一说吧，编写《档案志》)。
　　关于编写《档案志》，你们做了大量工作，进展不慢。听了以后很高兴。这项工作很重、任务很大，要集中精力，千方百计地办好，同时协调好与方志办的关系。当前，我觉得要做这么两件事情：第一件，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把一切想法全列进去，给局长们报一下，研究通过以后就照办。想不全，再补，包括编委会名单、工作人员名单、主要工作，完成的时间等等。大体上什么时间能拿出来这个报告？(崔金亮：下星期吧)不要太仓促，尽量多讨论几次，想全想细。(李会生：全省里边要求是09年最后一稿拿出来)我们要跟上这个进度，工作分几个阶段，几月到几月完成什么？看到这个方案，就如同看到三年后的这本书。我说的工作，包括实施这个方案的必要的详细的预算，如出版花多少钱，雇人花多少钱等？另外，信息公开场所这件事，也可以向财政打报告要钱。什么事都要搞活了。你们只要想出名目来，要合理合法，这钱就可以花。咱还可以发文件，你们就照着文件办，我到时候就照着文件督导你们。
　　(尚宏雁：我做省会搬迁的课题，听了领导上次讲话，感觉自己有点闭门造车。我们这次稿件是在06年基础上，做了3次修改，大概有10万字。)这项工作已经取得重大进展，10万字的文字付出了多少心血呀!我也同意宏雁同志对整项工作困难程度的分析和判断，最困难的是找决策者、当事人。没当事人了，或是当事人老了，糊涂了，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了，就难办了。随着时间推移，找人越来越困难，只能抓住机会，找现在所能找到的人。北京、天津也好，包括军队也好，各个层次的，都可以列个名单。对10万字文稿，先打印出来，我看看，然后咱们再研究。只要是真实可靠，可读性强，有历史凝重感，将来这就是一本好书。
　　(宋洪亮：关于抗渡三年特大自然灾害，5月4日开会以来，我感到思路上路了，但之前走了一些弯路，受老编研方式的影响，习惯先占有材料，通过冯局长和我们座谈之后，我有这么几点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一是工作思路的转变，按图索骥，路子是对的，过去没有搞过著书立说，冯局长提出这四个字，让我也明白了好多事，按图索骥也是一种捷径，节省了很多时间。二是说按图索骥，现在我脑子里还没有这个图，所以我现在查阅很多当时的资料，先拉了四章目录，分别是：(1)民生凋敝，主要讲自然灾害的现象。(2)天灾人祸，说形成自然灾害的原因。(3)生死搏斗，说灾害后的重建和抗争。(4)警钟长鸣，自然灾害对现在的警示作用。现在只粗粗看了几卷，大概了解了河北省建国以后发生的灾害，基本上年年有灾。现在考虑这本书，需要涵盖当时社会各行各业，方方面面，体现一个全民抗灾。尽可能反映一个全貌，这是我最近看资料的一个初步想法。)洪亮同志讲得很好。这个思路不错，听了汇报，感到更有信心了。要说的是，由于是初次，还没有经过反复研究，深入思考，所以思路还有点窄。洪亮同志，我看你可以先不考虑题目，先从几个大的方面抓情况。大的方面，和你那个思路不矛盾。首先，弄清楚这这三年极其困难的灾害的真实情况。灾害是起始哪一年，又到哪一年止，在这三年或三年多时间里，在河北大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灾，发生的频率，涉及的面积，严重的程度，反复的次数，波及的范围，殃及的民生，影响的经济社会程度等等。第二，弄清河北人民是如何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去“战”这场灾害的情况。咱不说战胜，灾害没有战胜这一说，只能采取各种措施，把灾后的问题处理好。天灾是一种自然现象，怎么可能战胜了它。抗渡这场大灾难所采取的措施，肯定很多很多，中央、省的安排布署，政策方略，具体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如何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村自为战、人自为战，千方百计、力量无穷。说到底，抗渡特大自然灾害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第三，弄清天灾与人祸关系情况。记得当时刘少奇对全国情况有一种说法，“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祸不单行，祸与灾加在一起，这灾难可真是更大了。天灾不可抗，人祸可避免。这么去想想，历史的警示就出来了。从这三大块入手，按图素骥、放宽视野，放的越宽越好。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这些，任何材料的使用都是首次，写出来，一般说，可读性是强的。这三个层次是递进的，你们三名同志，先把灾害的基本情况，分方方面面，如省、市、县、乡、村，综合的、典型的；风、雹、虫、旱、涝全面的、重点的；死伤的人、畜、倒塌的房屋、冲毁的公路、铁路都要有。有些数字本身是情况，可情况不光是数字。从上往下看，从点到面的去找，(宋洪亮：我发现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材料，就是1960年河北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建国后，只有这一年出现了，再有就是人口外迁，城市人下放农村精简人口等情况。)这场灾害真可叫惨绝人寰啊。警示，会给社会人带来无穷的感想。总之，不能只要数，更要有情况，要从面到点伸展，如光是一张张的统计表，人们也就没兴趣了。在座的各位，也就是我、洪亮、亚光，经历了那场灾害，其他的同志，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了，这可以看出，整理这段历史，对社会的警示是肯定的。弄清楚当时那样一个环境，那样一个年代，弄清楚了人在生死存亡之际的状态，这就破题了。说一千，道一万，搜集整理这些情况，都是为“警示”作铺垫。更大的功夫，应该下在如何思考警示上。(张新朋：1958—1962年撤并县，按冯局指示，我也是从弯路上被拉回来。根据冯局长指示，我把有关撤并县的资料，档案中较少，主要是资料，包括民政厅、社科院出版的资料，撤并县的资料都有，资料比较全面。大致情况是，1958年的时候，除了顺义、延庆、平谷、通县等九个县划归北京外，其余的143个县合并为58个县；1959年仍为58个，1960年为64个县，有的恢复了；1961年为105县，恢复的比较多；1962年为141个县，大部分恢复了。)这就是说，边撤边合边恢复，这是当时执政过程中，一个很不够严肃的事情，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你们的工作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先把开头理清，如理不清，说明情况没有摸透。综合的必须得有。但同时，必须一个县一个县地交待清楚才好。如三个县合并了，是哪一年合的？合并后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合并，根据哪个文合并的，合并后，县政权驻地在哪儿、规模多大、人口多少、经济总量多少，这些都要说到。把这些一一交代清楚，书就成功了一半。使用资料必须要权威，不权威，一是没人信，二是有误导。包括那些划给北京的，划给天津的，也要写到。将来出了书，给全社会一个完整的交代。我老家吴桥县，那时候跟故城、景县合并，当时这三个县都隶属于沧州地区。三县合成吴桥县，最起码，哪一年合的，有准确时间吧？哪一年恢复的，有准确时间吧？县政权的驻地在哪儿？合起来后，有多大规模，多少人口，有准确数据吧？当初为什么匆匆的合了，又匆匆撤了？合了是“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撤了，说明了什么，这不就是史鉴吗？这个过程，有的县是三年，有的是一年两年，有的时间更短。这期间，经济有什么变化，社会有什么发展？从这种急匆匆的变动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确实对后人有巨大的借鉴之意义啊。
　　最后说一句，这个处，大伙儿担子很重，近几年，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这是咱们事业发展的需要和事业发达的标志。新来的同志们，都要塌下心来，认真研究业务，熟悉档案方方面面的知识。眼光不要只局限于这一个处，不要只局限于我和处长布置的工作任务。既要学习本省的，更要面向全国，吸取方方面面的先进成果。越年轻的同志，我对你们的期望越大，因为你们早晚要挑大梁，历史的接力棒会传到你们手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脑子一定要勤奋，作风一定要扎实，视野一定要宽阔，学习一定要如饥似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咱们既然走到这一行，就要争取在这一行当个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