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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尝试集》《白话文学史》和《胡适文存》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浅谈轶事
1.家庭教育对胡适的影响
胡适的父亲教胡适母亲习字，母亲学会了再教给胡适，胡适3岁就认识千字，胡适读的前两部书，是父亲编的《学为人诗》《原学》。胡适儿时，每天天刚亮，母亲便把他喊醒，叫他披衣坐起。母亲看他清醒了，便对他说昨天你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他认错，要他用功读书。到天大明时，她才把他的衣服穿好，催他去上早学。
2.到学堂最早的胡适
胡适小时候读书的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胡适到学堂门口看门没开，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他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他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背了书，他才回家吃早饭。
3.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胡适有一次携一方“鸡血石”前往京华刻印店治一枚私章。店老板见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即以贵宾礼迎入室内奉茶。店老板系湖南才子，中过举人，是反对白话文的干将。平常苦于没有机会发泄，今见胡适“自投罗网”，认为机会来了。“胡博士，请问刻什么字？”“刻‘胡适之印’即可！”胡适答道。“胡博士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起了‘之乎者也’来？”胡适笑而不答。三天后，店老板派伙计送去印章。胡适一看，只见上面刻的是“胡适的印”，哭笑不得。
4.胡适与小贩
回台湾定居后，胡适收到一封卖芝麻饼小贩写的信。这个叫袁瓞的小贩向他请教英美政治制度问题。胡适得信非常激动，当即回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卖芝麻饼，风雨无阻，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他邀请袁瓞到南港“中研院”的寓所做客，袁瓞如约而至，两人谈得很投机。当胡适得知袁瓞鼻孔里长了个瘤子，想治又没钱时，当即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大家谈
1.幽默的胡适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讲演时，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2.宽容的胡适
胡适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对自己的宿敌非常宽容。1936年11月，苏雪林写信给胡适，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宣布要“向鲁党挑战”，劝胡适出面领导这个工作。胡适与鲁迅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两人后来分道扬镳。胡适回信中严厉批评了苏雪林，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3.热心助人的胡适
1919年夏天，当时正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任教的林语堂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他在清华只申请到“半个奖学金”，即全额资助的一半——40美元。听说此事后，胡适主动对林语堂说：如果你回国后到北大教书，我们每月可以补助你40美金。不过，这只是胡适口头的承诺，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得到胡适的承诺，林语堂非常高兴，就乘轮船去了美国。在船上，林语堂的夫人患了急性盲肠炎。很快，胡适就寄来了500美金支票。读完哈佛的课程，林语堂夫妇又到法国教华工识字。林语堂在法国挣的钱也用完了，他再次拍电报给胡适，希望北京大学寄点钱来。不久，胡适又寄来了1000美金。1923年，林语堂回国，受聘为北大英文系教授。进北大，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胡适，但此时胡适已请假南下养病。于是他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林语堂真诚地感谢北大这些年对他的帮助，蒋梦麟大吃一惊，他告诉林语堂：北大根本就没有类似的资助计划。林语堂终于明白：胡适是用个人的钱资助自己的。
4.做人有底线的胡适
有一年，胡适的族叔胡近仁在上海开了一家“程裕新茶号”，销售徽州各地的名茶，生意一直不怎么景气。别人给他出主意说：你的侄儿胡适博士名气很大，你何不好好利用一下，只要胡博士肯为你做点广告，还愁茶叶销不出去？胡近仁一听，立即乐了，他决定将自己所卖的茶叶定名为“博士茶”，并拟好了一则广告寄给胡适过目，里面有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还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等语，希望胡适“友情出演”。出乎胡近仁意料的是：胡适断然拒绝了为其做广告的要求。原因只是胡近仁的要求超出了他做人的底线。
经典掠影
高梦旦先生小传
◎胡 适
民国十年的春末夏初，高梦旦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我。他说，他现在决定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继任者。他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高先生的付托。……但是我研究的结果，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我很诚恳地辞谢了高先生。他问我意中有谁可任这事。我推荐王云五先生，并且介绍他和馆中各位老辈相见。他们会见了两次之后，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后。高先生就请王云五先生每天到编译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给他看，和他从前指示给我看一样。一个月之后，高先生就辞去了编译所所长，请王先生继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长，尽心尽力地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业。
民国十九年，王云五先生做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理（经理）。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商务印书馆的闸北各厂都被日本军队烧毁了。兵祸稍定，王先生决定要做恢复的工作。高先生和张菊生先生本来都已退休了，当那危急的时期，他们每天都到馆中来襄助王先生办事。两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干，就做到了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奇迹。
我特记载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美谈。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荐他，这并不奇怪。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
…………
因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赏也最能了解这个新鲜的世界，因为他崇尚实事，所以他不梦想那光明可以立刻来临，他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的慢慢来的。最要紧的条件只是人人尽他的一点一滴的责任，贡献他一分一秒的光明。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他的侄儿、侄女们都说：“十一叔是圣人。”这个圣人不是圣庙里陪吃冷猪肉的圣人，是一个处处能体谅人，能了解人，能帮助人，能热烈的爱人的，新时代的圣人。
他的最可爱之处，是因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人都说他冲淡，其实他是浓挚热烈。在他那浓挚热烈的心里，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胜利，别人的成功胜利都使他欢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胜利一样。因为浓挚熱烈，所以冲淡的好像没有自己了。
（选自《胡适散文经典》，有删节）
这篇传记文章，详略得当，重点写高梦旦先生请“我”接替他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事的前后经过，表现了高先生“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他这种举贤任能，甘居下位的胸怀令作者既有知遇之情的感激，又有对长者的尊敬与深切怀念。他的崇实敬业精神实乃“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而结尾处一笔带过地表现高梦旦先生爱憎鲜明，淡泊忘我的文字更是令人钦佩不已。
浅谈轶事
1.家庭教育对胡适的影响
胡适的父亲教胡适母亲习字，母亲学会了再教给胡适，胡适3岁就认识千字，胡适读的前两部书，是父亲编的《学为人诗》《原学》。胡适儿时，每天天刚亮，母亲便把他喊醒，叫他披衣坐起。母亲看他清醒了，便对他说昨天你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他认错，要他用功读书。到天大明时，她才把他的衣服穿好，催他去上早学。
2.到学堂最早的胡适
胡适小时候读书的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胡适到学堂门口看门没开，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他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他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背了书，他才回家吃早饭。
3.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胡适有一次携一方“鸡血石”前往京华刻印店治一枚私章。店老板见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即以贵宾礼迎入室内奉茶。店老板系湖南才子，中过举人，是反对白话文的干将。平常苦于没有机会发泄，今见胡适“自投罗网”，认为机会来了。“胡博士，请问刻什么字？”“刻‘胡适之印’即可！”胡适答道。“胡博士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起了‘之乎者也’来？”胡适笑而不答。三天后，店老板派伙计送去印章。胡适一看，只见上面刻的是“胡适的印”，哭笑不得。
4.胡适与小贩
回台湾定居后，胡适收到一封卖芝麻饼小贩写的信。这个叫袁瓞的小贩向他请教英美政治制度问题。胡适得信非常激动，当即回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卖芝麻饼，风雨无阻，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他邀请袁瓞到南港“中研院”的寓所做客，袁瓞如约而至，两人谈得很投机。当胡适得知袁瓞鼻孔里长了个瘤子，想治又没钱时，当即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大家谈
1.幽默的胡适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讲演时，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2.宽容的胡适
胡适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对自己的宿敌非常宽容。1936年11月，苏雪林写信给胡适，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宣布要“向鲁党挑战”，劝胡适出面领导这个工作。胡适与鲁迅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两人后来分道扬镳。胡适回信中严厉批评了苏雪林，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3.热心助人的胡适
1919年夏天，当时正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任教的林语堂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他在清华只申请到“半个奖学金”，即全额资助的一半——40美元。听说此事后，胡适主动对林语堂说：如果你回国后到北大教书，我们每月可以补助你40美金。不过，这只是胡适口头的承诺，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得到胡适的承诺，林语堂非常高兴，就乘轮船去了美国。在船上，林语堂的夫人患了急性盲肠炎。很快，胡适就寄来了500美金支票。读完哈佛的课程，林语堂夫妇又到法国教华工识字。林语堂在法国挣的钱也用完了，他再次拍电报给胡适，希望北京大学寄点钱来。不久，胡适又寄来了1000美金。1923年，林语堂回国，受聘为北大英文系教授。进北大，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胡适，但此时胡适已请假南下养病。于是他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林语堂真诚地感谢北大这些年对他的帮助，蒋梦麟大吃一惊，他告诉林语堂：北大根本就没有类似的资助计划。林语堂终于明白：胡适是用个人的钱资助自己的。
4.做人有底线的胡适
有一年，胡适的族叔胡近仁在上海开了一家“程裕新茶号”，销售徽州各地的名茶，生意一直不怎么景气。别人给他出主意说：你的侄儿胡适博士名气很大，你何不好好利用一下，只要胡博士肯为你做点广告，还愁茶叶销不出去？胡近仁一听，立即乐了，他决定将自己所卖的茶叶定名为“博士茶”，并拟好了一则广告寄给胡适过目，里面有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还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等语，希望胡适“友情出演”。出乎胡近仁意料的是：胡适断然拒绝了为其做广告的要求。原因只是胡近仁的要求超出了他做人的底线。
经典掠影
高梦旦先生小传
◎胡 适
民国十年的春末夏初，高梦旦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我。他说，他现在决定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继任者。他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高先生的付托。……但是我研究的结果，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我很诚恳地辞谢了高先生。他问我意中有谁可任这事。我推荐王云五先生，并且介绍他和馆中各位老辈相见。他们会见了两次之后，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后。高先生就请王云五先生每天到编译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给他看，和他从前指示给我看一样。一个月之后，高先生就辞去了编译所所长，请王先生继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长，尽心尽力地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业。
民国十九年，王云五先生做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理（经理）。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商务印书馆的闸北各厂都被日本军队烧毁了。兵祸稍定，王先生决定要做恢复的工作。高先生和张菊生先生本来都已退休了，当那危急的时期，他们每天都到馆中来襄助王先生办事。两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干，就做到了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奇迹。
我特记载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美谈。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荐他，这并不奇怪。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
…………
因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赏也最能了解这个新鲜的世界，因为他崇尚实事，所以他不梦想那光明可以立刻来临，他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的慢慢来的。最要紧的条件只是人人尽他的一点一滴的责任，贡献他一分一秒的光明。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他的侄儿、侄女们都说：“十一叔是圣人。”这个圣人不是圣庙里陪吃冷猪肉的圣人，是一个处处能体谅人，能了解人，能帮助人，能热烈的爱人的，新时代的圣人。
他的最可爱之处，是因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人都说他冲淡，其实他是浓挚热烈。在他那浓挚热烈的心里，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胜利，别人的成功胜利都使他欢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胜利一样。因为浓挚熱烈，所以冲淡的好像没有自己了。
（选自《胡适散文经典》，有删节）
这篇传记文章，详略得当，重点写高梦旦先生请“我”接替他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事的前后经过，表现了高先生“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他这种举贤任能，甘居下位的胸怀令作者既有知遇之情的感激，又有对长者的尊敬与深切怀念。他的崇实敬业精神实乃“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而结尾处一笔带过地表现高梦旦先生爱憎鲜明，淡泊忘我的文字更是令人钦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