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除夕前回到家乡桂林平乐时,南风转了北风,尽管巷子口的桃花都盛开了,但空气冷冽得让人难以离开被窝。
　　我能追寻到的关于过年最为长远的印象是:大年三十早晨,母亲将幼小的我从被窝中抱出来,直接送入盛满热水的澡盆里,洗完澡后,用大条的毛巾裹住我,再送入被窝。在这座桂北小镇上,人们在大年三十的早上有洗澡的风俗,大家相信这次重要的洗浴能带来一年的好运气。
　　父亲对于过年最早的记忆是奶奶给他缝的新衣服。母亲对于过年往事的回忆更为精确,她清楚地记得童年时所穿的毛衣是皇后牌的。几年前的春节,那件皇后牌毛衣拆成的数团毛线被母亲在家中阁楼里找着了。在“文革”中,皇后牌毛衣曾经连同家人的衣物被认为是外公的“罪证”而被收缴,展示于街头。
　　今年大年初三,我和家人去了外公和外婆的墓地。外公的墓在那里已经都快40年了。外婆几年前去世,和外公葬在一起。
　　“文革”中一次除夕来临的时候,遭受迫害的外公已经被囚于牢中,外婆和子女们三十晚上还在山上“钩枞毛”(指的是收集枞树的枯叶),希望在过年期间能将枞毛卖了换些钱。母亲还记得,外婆在山上将《白毛女》中的歌词改唱成:有钱的人家吃鸡鸭,我家没钱不能买,三十晚上钩枞毛,一担换得几毛钱。外婆和母亲她们凭借什么能够捱过那艰难的十年?这来自于除夕之夜的歌声让我获得某些可能的根据。
　　
　　二
　　
　　如今,我还能从家乡的书柜里找到一些自己小学时写过的作文本,看着那些自己都觉得陌生的文字,挺好玩儿的,其中有一篇是描写小镇上的中山公园:“状元桥的左边是一座门球场,每天都有人在打门球。门球场的旁边有一棵参天的大榕树,榕树那茂密的叶子,为打门球的人遮住了阳光。榕树的前面有摇摇船、转椅。在木头围的栏杆里,有一列小火车,小朋友坐在车上可高兴了。”
　　过年的时候,好多次穿过中山公园。门球场、摇摇船、转椅、小火车已不在,当年的小朋友已经长大,大多离开了这座小镇,春节是身处各地的他们难得的相聚时间。今年同学相聚,在小镇的KTV里唱得最多的是小虎队的歌。上小学那会儿,电视台一到假期就会放《十六岁的花季》,看着电视剧里的那些人唱《青苹果乐园》,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到十六岁啊,觉得那个年龄好远。现在,离那个年龄又已经好远了。1993年,我读初一,第一拨用了新版初中英语教材,那位每天早上领着我们读李雷和韩梅梅的英语课代表,女儿都两岁半了。
　　春节期间,公园里每天都聚集着众多的人。有一个民间桂剧团在唱彩调。演出道具很粗陋,演员也都上了年纪,但能看到他们沉浸其中的投入表演。我曾看到有年老的观众为剧中的情节感动得抹泪,能细细体会这日渐衰落剧种的细腻之处的观众大都是老人,他们身后,还有人会继续为此掉下眼泪吗?
　　
　　三
　　
　　除夕前两天,我在老年大学的门廊外看到了我少年时代的书法老师黄益香。他已经83岁了,仍然在摆摊写着春联。我们家的春联就是他写的。
　　3年前的春节,我在黄老师家中跟他聊了很久,吃着火锅,喝着三花酒,听他说一些小镇上的新旧之事。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块匾额“博艺斋”。这块匾额原本是挂在茶江桥头一家书画店上的。书画店是早已没有了。黄老师的名字也逐渐被人淡忘。他是这个小镇上最懂书法之人。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需要通宵赶写,才能让求字的人们在除夕到来之前贴上春联。
　　现在,找他写春联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将春联的印刷品贴在墙上。有时候来了客户,像吆喝着菜农来两棵青菜一样来上一副春联,什么人写的什么字则全然不知。
　　我把老人的墨迹视作小镇春节传统最后的艰难书写。当这样的墨迹模糊、淡化、消逝,这座小镇将失掉最后一缕
　　古典的优雅。
　　
　　四
　　
　　小镇的春节越发的寂静。现在的街头难得一见舞狮,难得一见舞龙,难得一见一群群的小孩拿着香火将在鞭炮碎屑中拾到的未响“哑炮”一路燃放过去的情形。
　　当我一次次从春节的被窝里醒来时,幸好餐桌上还有油茶、水浸粑、糖糕、假粽,从这些苦香的液体和粘稠的固体中,我还能给自己怀乡的肠胃寻找到一些慰藉。
　　小镇的江边有一条长街。以往过年,这里人潮涌动,如今一眼望去,很难从这条街上看到10个以上的人。许多人搬离这里,留下老房子,如同丢荒的田地,杂草丛生,门框上是往年残留的褪色春联。
　　这条被遗忘的老街上还有着一座已经不放电影的电影院。那曾是小镇最热闹的场所。我上小学时,学校在这里包场看了一部叫《立体奇兵》的3D电影,那是我第一次看3D电影。当我第二次看3D电影时,是在北京看《阿凡达》了。《阿凡达》没能到达这里,许多小镇往事也如潘多拉星球那般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