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原有的三大红利已经耗尽，经济结构必然经历紧缩周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高速增长期，幸运的是，当一个红利消失后，必然伴随着另一重红利的诞生。农村包产到户、生产效率的红利逐渐消失后，农民进城成为庞大而低廉的劳动力大军，低端制造业由此起步。中国国内的低端内需逐渐饱和后，随着国际市场的打开，中国融入全球贸易链，成为世界车间。失衡的结构不可能不动，当世界经济因次贷危机陷入崩溃，出口、劳动力、货币红利同时消失。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谁也无法阻止经济结构转型。中国无法靠一己之力维持原有的经济模式，第一大出口地欧盟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的制造业开始逐渐回流，机械取代人工成为一时趋势。建立在出口与投资基础上的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倾斜，本已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在短时间内，全部从冰山之下浮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伴生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却未形成明显的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出口赚取的外汇形成庞大的资产泡沫，资产红利的攫取者由权贵、特殊的垄断行业人员等组成，大部分投资者进入泡沫场，又在泡沫场中失去财富。最直观的表象是，作为中国经济冷热温度计的用电量、财政收入等数据大幅度下降。
　　第二季度GDP增速为7.6%，低于第一季度的8.1%的增速，3年来首次“破八”，成为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的缩影。这是危险的信号。中国经济增速应该从快车道恢复到正常车道，两位数的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与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步的GDP增速才健康。但允许经济增速下降有前提，即中国进行了积极的社会体制与经济结构改革，社会相对公平，经济效率提升，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满足就业需求，以及日渐增长的消费需求。
　　中国社会与经济是否安全，当然不应该仅仅由可能遭到扭曲的数据说了算，而应该由无法造假的因素以及民众的幸福感说了算。目前出现的转型期混乱，说明市场没有在GDP下行的过程中找到应对之方。经济增速下降之所以危险，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没有从根本上调整。从地方政府到大型企业，面对目前的情况一筹莫展，听天由命。预计三季度反弹，靠的是房地产市场。
　　中国是否会跨入中等收入陷阱，重蹈阿根廷经济发展模式的覆辙？存在可能。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将比日本当年的情况更糟糕。日本已经借助出口与实业，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过渡，而阿根廷与东南亚等国则未能完成过渡。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说明在此期间中国的资源与劳动力等没有得到有效配置，户籍、垄断等社会结构固化，顽固地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直到目前，地方政府对于垄断企业的青睐，以及严格的资金、劳动力与信息管制，仍在制约着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
　　目前，一些既得利益者在原有的体制上榨取最后一滴血液，如通过文化旅游项目等方式大举圈地，如通过银行与信托将债务链条拉到极致。他们获得项目后无意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是通过资本货币市场大规模套现，到海外当寓公。放任这样的现象泛滥，中国经济没有转型就会被掏空。
　　应对目前的经济困境有两种办法。一是竭力维持原有的增长体系，在投资与出口的温床上再多待一些时候。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推出进一步的刺激政策，还需要加紧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财政部与央行，共同实行财政刺激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在维持基本经济增速的过程中，进行痛苦的结构性调整，垄断行业的薪酬不再一枝独秀，资金掮客与资产造假者不再成为令人羡慕的既得利益阶层，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公民保障水平的均等化，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普遍提振内需，取代奢侈消费与低端消费的两极分化，中国的经济才能在公平市场的基础上，摆脱权贵魔咒，向现代文明社会迈出关键一步。越来越多的事实与数据在提醒我们，原有的矛盾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转型刻不容缓。
　　叶檀
　　著名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