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对传统历史文化日益缺乏温情与敬意。在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历史学家钱穆深入研究中国史，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在课程实践中，钱穆为传统历史课程注入了新的历史课程理念、课程目标和課程内容。
　　关键词：钱穆 历史课程 课程思想
　　近代中国在与东洋、西洋的交锋中屡战屡败，固有之学问、制度和技术都不足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对外战争的失败引发了民族文化的危机。历史学家钱穆观察到“近代国人，接触西方文化，惊其富，惊其强，自愧不如，尽舍吾旧而学之”。在这种文化危机中，钱穆思考着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围绕这个问题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史，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一直以来，钱穆给人一种“保守”的印象，但正如余英时认为“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旧，而是旧魂引生新魂”。钱穆一生任教于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阶段，任教经验丰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在当下的历史课程改革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课程理念：“为故国招魂”与“温情与敬意”
　　每一次课程改革的形成都蕴含着课程理念的发展和更新，包含着对一门学科的反思与批判。课程理念的重建对于历史课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钱穆把近代史学概括为传统派、革新派和科学派。传统派乃西方入侵前夜，传统史学所注重校勘考据、典章制度之学;革新派起源于清末有志于救国图存、急于革新之人所提倡的史学;科学派则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开展史学研究。钱穆认为传统派和科学派偏于史料，路数较近，缺乏系统，纯为一种书面文字之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较少。只有革新派致力于使史学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时时意识到对本民族国家以往文化积淀之反思与批判。但革新派的史学也有其弊端，一方面在于“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因此，革新派之史学在具体史实的把握上不如传统的考据学，近乎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在于革新派对于传统历史没有“温情与敬意”的态度。革新派认为，中国自秦以来都是专制黑暗的历史。
　　从对三种史学路数的态度来看，钱穆绝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他希望历史研究的理念有所革新，但并不认同革新派对史学研究的路径。钱穆倡导的“温情与敬意”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珍惜和爱护。当时，各种新的历史观念已经深入影响到一代学子，以至于“民国以来之中国人，一面既厌弃昧失其自本自根之旧历史，另一面虽面对新世界，而亦不能认识其真相。由此目眩神昏，故视而不见”。正是在这种危机下，钱穆基于其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怀而努力为历史课程注入新的课程理念。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开篇提醒读者在读本书时要先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并要有温情与敬意之心。正是在这种课程理念的影响之下，在艰难的抗战时期鼓舞了一大批青年。钱穆回忆道“在对日抗战中，滞留北平学人，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二、课程目标：“爱国精神”与“真正的中国人”
　　课程目标对历史课程的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之争中，中国文化正经历着文化转型之“阵痛”。这种痛感最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全盘西化”口号的提出。各种主义、思潮、理想占领着社会媒介，思想文化的转型期给国人特别是当时的青年带来精神上的“烦闷”。在钱穆看来，历史课程的目标无疑需要重新确立。
　　在传统文化的危机中，钱穆坚信中国的未来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中去寻找。他认为研究中国史的首要任务在于能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而广大青年要担负起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重任，必须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应该对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钱穆认为这是历史教育最大的任务。也就是说，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必须要热爱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以自身的传统民族文化来关怀当下现实。因此“历史教学，首先须培养一番对人事关切的心情。若对当前人事不懂关切，亦将无法深入了解以往一应的历史”。
　　近代历史课程的地位在学校教育中无疑是令人尴尬的。历史课程是形塑民族认同感和国民性的重要手段，但却不为社会所重。钱穆认为中国现在的教育只有留学教育而无国家教育，只有技术教育而无公民教育，全国各级学校的课程重心都要实业和科学教育，好像“教育的最高目的，即在授学生以一种职业上的技术”。当时，外国语和数理类的课程受到学校和社会的重视，而“本国历史则在中国现教育界绝无地位”，以至于“现在中国教育界对其本国史，正可谓无情感，甚至抱有一种相反的恶情感”。
　　要重新树立起历史课程的地位才能确立历史课程的新目标。钱穆认为一方面国内教育界要转变对历史教育的看法，重视历史课程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于国内史学界对本国史的态度与理论方法要有所创新。钱穆批评了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三大派，第一类是“文化的自谴主义者”，这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教人奋发向上;第二类是“琐碎的考订主义者”，此类一方面模仿西方史学界中“东方学”“考古学”的路数，另一方面取法乾嘉考据的经学家，只能做一种隔离时代的琐碎的考订，几乎没有历史教育意义;第三类是“唯物的社会主义者”，此类过于注重社会和经济的阶层而忽略了民族和国家的差异。钱穆认为上述三种派别作为一种史学思想，在历史研究中仍具有贡献，但很难兼顾到国民历史教育中。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历史教育，钱穆认为国史教育的意义是“首先使其国民认识本国以往历史之真价值，而启发其具有文化意味的爱国精神，同时培养其深厚的奋发复兴之想象与抱负”。只有在这种爱国基础上的中国人才能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也是钱穆一直期望建立历史课程的目标。
　　三、课程内容：“历史智识”与“民族精神”
　　历史课程内容是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的重要体现，钱穆的历史课程内容集中体现在《国史大纲》中。1933年，钱穆担任北京大学中国通史课的教授后，开始对新的中国通史的宗旨和体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认为面对繁重的中国历史，必须要有所取舍，但又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整体的观点来驾驭并成为史料选择的标准。钱穆认为中国历史有三大特点：悠久，无间断，详密。但是中国的现实确是一般国民最缺乏历史智识的国家。然中国历史智识和历史材料不同，历史材料越积越多但历史智识却要与时俱进，随时变迁，应对时代问题。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
　　在历史课程的教学上，钱穆认为应兼顾到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本质，另一个是初学历史者对历史之了解力。只有把握了这两个层面，才能收到历史教学的效果。钱穆认为，历史是时代的人事记录，因此讲授历史课程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逐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第一层是以事件为中心。这一阶段讲授历史和说历史小说一样，也最为学生所喜爱。但严谨的历史一旦和历史小说一样，那么学生怎么去了解真正的历史。第二层是以人物为中心。在这层教学中，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人物且必须是由他们所干的事来了解他们的人。第三个是以时代为中心。此阶段的教学最为关键，要让学生从历史事件、人物活动中获得综合影像，从而准确地把握整个时代并获得历史智识。
　　在历史教学中，钱穆反对笼统抽象的搬弄现代流行的一些新名词来解释旧历史，如“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等。他要求学生先要认真学习和了解历史上的传统社会形态和政治背景，然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此外，他也批评了一些人在讲授历史时喜欢空谈文化的毛病。他认为，各种专门抽象的理论，错综复杂的观念对初学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个负担，很难消化，没有真正的意义。总的来说，晓事、知人和论世是钱穆对历史课程教学论的重要目标。只有这样教历史，才能使学习者感到兴趣，进而让学习者更加能够感悟到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四、结语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里，面对激烈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钱穆毅然扛起对国人进行历史启蒙的重任，呼唤着人们记得保留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认为西方新科学自然要学，但不能破坏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能损害了我们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理想，仍然充满希望。这显示着钱穆宽广的心胸和对历史大格局的把握。在钱氏经典的历史论著中，《国史大纲》《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国历史教学》《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的几点流行误解》《历史教学与心智修养》等对历史课程的重要论述中，体现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教育的关怀和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独特见解。我们可以发现，在过渡时代，钱穆对历史课程的思考是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角度来深入回答变革时代的思想问题。直到现在，钱穆的历史课程思想对于当下历史课程改革和历史教学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